莱茵兰再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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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再军事化（德语：Rheinlandbesetzung，发音：[ˈʁaɪ̯nlantˌbəˈzɛtsʊŋ]）开始于1936年3月7日，而当纳粹德国执行了这项行动之时，即意味着该国公然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及《洛迦诺条约》。法国和英国没有做好任何的战前准备，所以他们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行动。1939年以后的评论家表示：如果英法两国早在事件发生的当初即展开军事行动，便会立刻破坏了希特勒的扩张计划。然而，根据最近的史料纪载，当时英国与法国的民间舆论皆强烈反对他们对德进行任何的军事干预，他们的军队甚至没有任何动作。[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协约国占领了莱茵兰。而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不得在莱茵兰以西、以东50公里的范围驻军，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更是确定了莱茵兰的永久非军事化。1929年时，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与盟军谈判后表态愿意撤离。1930年6月，德国最后一批驻军撤离莱茵兰。
1933年，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德国致力于发展军事并将莱茵兰再军事化。1936年3月7日，德国元首兼总理希特勒，以《苏法互助条约》为由，命令德国国防军的3000士兵进驻莱茵兰。此举动使得德国各地皆庆祝起来。法国和英国政府因不愿冒着发动战争的风险而视而不见。
莱茵兰的再军事化改变了欧洲的权力平衡，势力优势从法国与其盟友，转移到了德国身上──这将允许德国快速的推行因莱茵兰非军事化而受阻的西欧扩张计划。
英国与法国没有干预的举动，令希特勒相信这两国都不会影响到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这使德国加快了重整旗鼓、统治欧洲的步伐。[2]1936年3月1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道：“无论是威胁还是警告，他们都不会阻止我走自己的路。我将本着一个梦游者自带的自信，跟随天意指明的道路。[2]”
背景
[编辑]《凡尔赛条约》与《洛迦诺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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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第42、43和44条规定：“禁止德国在莱茵河左岸以西或莱茵河以东50公里，维护或设置任何的防御设施；如果德国以任何方式违反第 42 条和第 43 条的规定，将被视为对本条约的签署国实施敌对行为⋯⋯并蓄意破坏世界和平。”[3]──这三条都是由战胜国同盟国强加给德国的条约。而在1925年的10月，德国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签订的《洛迦诺条约》规定：莱茵兰应拥有永久的非军事化地位。[4]不过与凡尔赛条约的强制性接受不同，洛迦诺条约被视为是德国自愿性的接受莱茵兰为非军事化地区。[4][5][6][7]洛迦诺条约的规定，使得英国和意大利模糊地确定了法德边界，及莱茵兰非军事化的合理性而非“公然侵犯”。[8]如法国遭到进攻，英国和意大利将依洛迦诺的规定下帮助法国，反之，如德国遭到攻击，英国和意大利则会依规援助德国。[6]美国历史学家格哈特·温伯格称：莱茵兰的非军事化是当时欧洲和平的“唯一保证”，因为这将避免德国会入侵其西部邻国，而且由于非军事区的存在，将使德国的西部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因而无法通过离开来攻击其东部邻国。如果德国人试图入侵任何有法国联盟系统作为保障的东欧国家，那么德国将会受到来自法国“警戒线”的毁灭性打击。[9]
此外，《凡尔赛条约》还规定盟军必须在1935年前撤出莱茵兰。然而，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宣布，德国将不会批准1928年的扬计划，并将停止支付赔款，除非盟军同意在1930年参加海牙会议。在该会议的德国赔偿问题上，英国代表团提议减少德国支付的赔款金额，以换取英法军队撤离莱茵兰。[来源请求]最后一批英国士兵于1929年底撤军，最后一批法国士兵则于1930年6月撤离。[来源请求]
只要法国继续占领着莱茵兰，他就有了一种“抵押品”的作用，在此种形式下，法国可以透过吞并莱茵兰，来回应德国企图公开重整任何军备的企图，但一旦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于1930年6月撤出莱茵兰，他就无法再发挥其“附加”作用，这也为让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再次埋下了未爆弹。1929年法国建立了马奇诺防线，代表法国默认的状况，即德国在3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只是时间问题，莱茵兰迟早要再军事化。[10][11]根据第二局的情报，在苏联的大力支援下，德国在整个20年代一直在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随着法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德国可能只会更明目张胆地违反凡尔赛条约[12]；反过来从法国的安全角度来看，马奇诺防线反而降低了莱茵兰非军事化地位之重要性。
外国的对德政策
[编辑]法西斯意大利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是“保持距离”之立场，并行使意大利选择与之结盟的“决定性权重”──这将决定性的改变欧洲的权力平衡。该结盟也会支持意大利在欧洲及非洲的扩张。[13]
苏联的外交政策之目标，是约瑟夫·斯大林在1925年1月19日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又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终将加入战场，将我们的批判权重放在天平上──这应该证明此为决定性的权重。[14]为了能够达成共产主义达成全球性的胜利的目标，苏联透过暗中协助德国来秘密地重整军备，以帮助德国来挑战盟国建立的凡尔赛体系，这一决策导致了苏联与法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除此之外，法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有另一个问题，那便是俄罗斯的债权问题。在1917年以前，法国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帝国最大的投资者及俄罗斯债务的最大买家。因此弗拉迪米尔·列宁于1918年决定免除所有债务，并没收俄罗斯人或外国人拥有的所有私有财产，严重地影响到了法国的商业和金融。直到1930年代初，俄罗斯的债务免除问题，和对受苏联国有化政策影响的法国企业的赔偿问题，都深深的恶化了法苏关系。
法国的外交政策则是东欧的“封锁线”，该线旨在将德国与苏联排除在外。法国曾在1921、1924、1926与1927年，分别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建立同盟关系[15]，该“封锁线”是为了替代俄罗斯帝国作为法国的首席东部盟友，并加深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影响。[15][16]
封锁线的各国一直认为德国的进攻会让法国针对德国西部发起进攻以做回应。
早在1933年以前，德国军事和外交精英们就将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地位视为是暂时的，并计划在第一个外交契机发生之时，使莱茵兰再军事化。[17]1918年12月，德国主要将领在德国陆军作为“国中国”的地方开会决定，鉴于德国在上次战争中未能成功地赢得地位，所以此次主要目标为重建德国的军事力量，发动新的战争以赢得“世界强权”之地位。[18]在整个1920-1930年年代初期之时，德国国防军一直在制定一套摧毁法国及其盟友波兰的战争计划，而该计划即假定莱茵兰已再军事化。[19]德国政府还采取措施，已为莱茵兰再军事化做好准备，例如使旧军营处于良好的维修状态、将军事物资藏在秘密仓库，以及沿着边境建造海关和消防瞭望塔──其中该措施可以很容易地快速转变为观察哨和机枪哨所。[20]
从1919年至1932年期间，英国的国防开支是依照十年法则执行──该原则以十年内不会再爆发战争为前提──因此，英国军队正被裁员。[21]在英国，派遣军队至欧洲与德国对战的“大陆承诺”(continental commitment)从未被明确地拒绝过，但也曾为获得支持。[22]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严重损失之回忆，使众人认为1914年的“大陆承诺”根本就是个天大的错误。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非常不愿意对东欧各国做出安全承诺，并认为东欧的局势相当不稳，任何一个危机便会把英国拖入不必要的战争之中。英国最多也只在西欧进行有限度的承诺，但也非所谓的“大陆承诺”。1925年，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在洛加诺会议公开表示：波兰走廊“不值一个英国掷弹兵的骨头”来保证。[23][24]因此，张伯伦以波兰走廊应该还给德国为由，宣布英国将不会保证德波边界的安全，英国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洛迦诺承诺，这可以从白厅禁止英国军事首长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就洛迦诺“公然违反”发生的行动而进行会谈中看出。[25]总之，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依照绥靖政策来实施，很快地，自凡尔赛条约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逐渐地被合理地修改为有利于德国的局面，以让德国接受这个国际秩序来确保和平。英国在洛迦诺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创造新的局面来让德国可以和平地在东欧推行领土修正主义。[26]英国人认为：如果法德关系好转，法国将会逐渐放弃“警戒线”。[26]
一旦法国放弃了在东欧的盟友以作为改善与德国关系的代价，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将被迫交出德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如苏台德地区、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今波兰格但斯克）来满足德国的要求并维持和平。[26]英国人倾向于夸大法国的权力，甚至外交部常任副部长罗伯特·范西塔特──这位亲法人士也表示，英国正面临着“步步进逼的”法国来统治欧洲，因此需要复兴德国的力量以制衡法国。[27]
面对德国的种种优势，白厅几乎没有意识到法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缺点，比如法国的人口比德国少，及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承受了严重的损失，德国则几乎没有。[来源请求]
欧洲局势（1933~1936）
[编辑]对德外交行动
[编辑]1933年3月，德国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制定了一项再军事化的计划。[28]在同年的秋天时分，他开始为莱茵兰的一些当地的准军事警察部队，提供秘密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武器，为再军事化做好万全准备。[29]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在1935年3月之关于德国需要确保东欧的居住空间（Lebensraum）的备忘录已被接受，一旦外交时机允许，便可将莱茵兰再军事化。[28]而德国军事、外交和政治精英则普遍认为，在1937年之前再军事化莱茵兰是不可能的。[30]
尽管1933年德国的政权更迭，在伦敦引起了不少恐慌，但希特勒的长期意图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凸显在于1939年以前英国对德的多数政策上。英国永远也不知道希特勒只是想单纯的推翻凡尔赛条约，还是他另有目标，比如统治整个欧洲。这段期间英国的对德政策，为寻求可“草草了结”的双轨政策，其中将会解决德国对凡尔赛条约的“合法”投诉，但同时地，英国也会再次动员起来，以自身实力来与德国谈判，以阻止希特勒选择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并确保为希特勒实际是想征服欧洲的最坏情况来做好准备。在1934年2月，国防需求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德国已经成为英国的“最终潜在敌人”。[31]尽管日后德国轰炸英国城市的可能性增加后，英吉利海峡另一边也将拥有盟军力量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但许多英国决策者对“大陆承诺”的想法都很冷淡，即便有对德国有些许的敌意。[32]当英国于1934年开始重新动员之时，得到的资金是所有资金里面最低的，而且还排在空军和海军之后──这部分是为了排除做出“大陆承诺”的选择。[33]而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也纷纷认同“有限责任”的想法──如果他们最后仍然决定要进行“大陆承诺”的话──即英国应该只向欧洲派遣少量的远征军，但主要力量仍将保留在空中和海上战争中。[34]由于英国拒绝做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规模的大陆承诺，导致与法国的关系逐渐紧张，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另一支大规模地面部队支援就不可能击败德国，并且他们非常不喜欢英国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保留战力的想法。
1934年，法国外交部长路易斯·巴尔图决定通过建立一个针对德国的包围网联盟，来终结任何来自德国的潜在威胁，为此，他向苏联和意大利示好。而苏联直到1933年，都一直支持德国威胁这个凡尔赛体系，但是随着由新政权纳粹党执政的德国所散发的强烈的反共主义及其对生存空间的要求，让苏联开始想要改变了以往对凡尔赛体系的立场。1933年9月，苏联结束自1921年以来对德重整军备的秘密支持。在“集体安全”的幌子下，苏联外交委员马克西姆·利维诺夫开始赞扬凡尔赛制度，苏联领导人则谴责它是资本主义“奴役”德国的阴谋。
1920年代，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开始资助奥地利右翼的祖国阵线(Heimwehr)，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夺取原政权后，奥地利逐落入了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内。[35]然随后，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发动了不少恐怖攻击，奥地利政府指责其式受德国所控制的，而德国之所以反对多尔夫斯政权的目的，便是推翻他，以实现德奥合并，这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35]墨索里尼曾多次警告希特勒，奥地利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一，而非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人必须停止任何试图推翻意大利的门生陶尔斐斯。1934年7月25日，维也纳的七月政变见证了陶尔斐斯被奥地利党卫军暗杀，奥地利纳粹党宣布德奥合并只差一步之遥。后来奥地利纳粹党开始试图控制整个奥地利，总部设在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党卫军军团则开始袭击德奥边境沿线的边境哨所──这意味着入侵已经开始了。而作为回应，墨索里尼动员了意大利军队，在布伦纳山口集中了几个师，并警告希特勒，如果德国仍执意试图通过入侵奥地利来跟进政变，意大利将会与之开战。[35]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虽然对于墨索里尼的直言不讳，表明他的出生地在德国以外的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内而深感被冒犯，但后来他意识到，德国除了“狼狈撤退”之外别无他法。令他厌恶的是，他不得不拒绝他下令的政变，这样一来，德国便无法透过入侵奥地利来跟进政变，而该政变很快便由奥地利政府镇压。[35]
在巴尔图于1934年10月9日被暗杀后，与苏联和意大利建立的反德联盟的工作由他的继任者皮耶·拉瓦尔继续进行。1935年1月7日，在罗马举行的一次首脑会议上，拉瓦尔告诉墨索里尼：只要意大利愿意“放开”他在非洲之角地殖民地，法国便不会反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35]1935年4月14日，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法国首相皮耶·拉瓦尔和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斯特雷萨会面，组成斯特雷萨阵线，以反对德国试图进一步破坏的凡尔赛体系──这因应了德国于1935年3月宣布不再遵守凡尔赛条约的第五及第六部分的动作。[35]在1935年春天，法国和意大利开始了联合参谋会谈，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反德军事联盟。[35]后来的1935年5月2日，拉瓦尔前往莫斯科，并与苏联签署了相同的同盟条约。[36]对此，德国政府立即开始了一场反对法苏条约的暴力新闻运动，并声称这是对洛迦诺条约的侵犯，对德国构成了巨大危险。[36]
1935年5月21日，希特勒在他的“和平演讲”中提到：“他们(德国)一定会维护并履行洛迦诺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前提是其他各方也都准备好遵守该条约”。[37]希特勒演讲中的那句话是由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所写的，他希望能让那些外国领导人感受到德国在1935年3月宣布不再履行凡尔赛条约的第五部分并不会构成任何威胁。[37]与此同时，诺伊拉特想为莱茵兰的最终再新军事化提供一个机会，因此他补充道，只有在其他国家也遵守的情况下，德国才会遵守洛迦诺的承诺。[37]希特勒一直认为，德国并没有受到凡尔赛法令的约束，但他会尊重它所自愿签署的任何条约，例如洛迦诺条约：德国便自愿承诺莱茵兰会永久非军事化，因此，希特勒在他的“和平演讲”中总是只承诺会遵守洛迦诺条约，而非凡尔赛条约。[38]
阿比西尼亚危机
[编辑]1935年6月7日，麦克唐纳因健康因素而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并由斯坦利·鲍德温接任，但领导层的变动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西方称为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危机开始。在英国舆论强烈地主张集体安全的强烈压力下，英国政府率先向国际联盟施压，要求对意大利实施制裁，[39]而鲍德温对集体安全采取强硬路线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国内的政治考量：因为鲍德温刚刚才赢得了1935年11月14日的选举，其中包括他曾宣称会维护集体安全，因此线下鲍德温政府强烈要求国联对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实施制裁。1935年11月18日，国际联盟大会投票中，英国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动议通过，即可生效。
英国必须维护集体安全的路线导致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法国人认为希特勒才是和平的真正威胁，而非墨索里尼，因此如果能确保斯特雷萨阵线的存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并不算什么。英国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Correlli Barnett) 写道：对于拉瓦尔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纳粹德国。而他的目光总是注视着莱茵兰的非军事区──这是他对于洛迦诺条约的担保之看法。与洛迦诺盟国之一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问题相比，赖伐尔的奥弗涅农民的头脑反而被忽视了。[40]’巴黎和伦敦当局在对意大利入侵的反应上一直争论不休，更不用说罗马和伦敦当局之间的赤裸裸的分歧，而在此时，德国看到了莱茵兰再军事化的绝佳机会。[39]
这场争端使法国人处于很难受的境地：一方面，英国一再拒绝做出“大陆承诺”的态度，增加了意大利作为法国在西欧唯一可以派出庞大军队来对抗德国的价值[41]；但另一方面，英国经济能力远比意大利还要强大，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英国都会是一个更好的盟友，毕竟英国的经济持久力比意大利还要高出许多，因此人们认为，这将是另一场可针对德国的长期战争。[41]美国历史学家扎克·肖尔写道：“法国领导人发现自己处于寻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盟友来军事合作的尴尬场面。因为意大利和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已经发生冲突，因此法国必须在不疏远对方的情况下，与其中一方达成军事同盟。”[41]
为了避免与英国彻底决裂，作为国联理事会成员之一的法国未使用其否决权，甚至投票支持制裁。然而，拉瓦尔却利用法国拥有的否决权来威胁英国削弱制裁，将石油和煤炭等可能使意大利陷入停顿的能源从中删除。[42]
然而，墨索里尼感觉到他被法国出卖了，因此他认为法国负有最大责任。不过尽管他对制裁感到愤怒，但基本上该制裁是等同于无效的，因为美国、德国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国联成员，它们亦选择不遵守制裁，因此美国和德国企业向意意大利提供了国联列入制裁名单的所有货物，因此对意大利人来说，与其说制裁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一种烦恼。[43]
意大利的密码学家在1930年代初期，破解了英国的海军、外交密码，因此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尽管英国可能会透过1935年9月加强地中海舰队等措施，威胁或将发动战争，他们也早已决定不再为埃塞俄比亚开战。[44]有了这些资讯之下，墨索里尼从 1935年末便开始自由地对英国发动各种直接的战争威胁宣言，并一度宣布他宁愿看到整个世界“在大火中燃烧”也不会停止他的入侵行动。[45]后来英国仍继续反对他在非洲的战争，墨索里尼则经常威胁要摧毁大英帝国来回应──这使1935年底至1936年初，英国和意大利时常处于战争边缘之迹象。
1935年末，诺伊拉特开始散布德国正在考虑重新武装莱茵兰以回应1935年5月的法苏条约之谣言，而诺伊拉特坚称因为该条约违反了洛迦诺条约并直接威胁到了德国。[37]与此同时，诺伊拉特命令德国外交官开始起草法律简报，以为他们违反洛迦诺条约为由，给莱茵兰再军事化的行动当挡箭牌。[37]诺伊拉特在没有希特勒命令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且由于英义关系的恶化，他认为再军事化的时机已经成熟。[37]为了解决阿比西尼亚危机，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国务卿罗伯特·范西塔特向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霍尔-赖伐尔协定”的提议，根据该条约，埃塞俄比亚将有一半交给意大利，余下的由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统治的部分则是独立的。范西塔是一个热情的亲法主义者，他认为为了维持斯特雷萨阵线对抗德国而牺牲埃塞俄比亚是正确的，因为德国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46][47]
范西塔特在汉基中有一个强大的盟友，他是现实政治的支持者，他认为国联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整个想法是相当愚蠢的。[48]被范西塔特的方法之优点说服后，霍尔前往巴黎会见了同样认可该计划的拉瓦尔。然而，奥赛堤岸总书记圣琼·佩斯是少数对法西斯意大利感到厌恶的法国官员之一，而其他人大多都是亲义人士。他决定透过泄露给法国媒体，来破坏这个计划。[49]众所周知，圣琼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角色，因为有时他会选择去削弱他不赞成的政策举措。[50]在这反差之下，范西塔支持法国的做法，即允许意大利继续征服埃塞俄比亚，换取斯特雷萨阵线的稳固，而圣琼则支持英国的做法，即便斯特雷萨阵线或将会瓦解，也要维护集体安全。当霍尔对于墨索里尼的计划无动于衷的消息传到英国时，便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尔因而不得不羞愧地辞职，他被安东尼·伊登取代，而新当选的鲍德温政府则几乎被下议员的反抗而推翻。
至于法国，公众舆论对该计划也跟英国一样都感到愤怒。原先拉瓦尔的内部贬值政策，迫使法国经济通货紧缩，以增加出口以对抗大萧条──这举措已经让他不受欢迎了，但霍尔-拉瓦尔条约的曝光，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誉。法国众议院于12月27日至28日对该计划进行了辩论。人民阵线对此予以谴责，莱昂·布鲁姆告诉拉瓦尔：“你试图去给予和去保留。你想拥有你的蛋糕并吃掉它。 你用你的行为取消了你的话，用你的话取消了你的行为。你用固执、阴谋和狡猾贬低了一切……你对重大道德问题的重要性不够敏感，因为你已经把一切的问题都降低到你的小方法的水平。”[51]
很快的，墨索里尼拒绝了霍尔-拉瓦尔条约，并称他要征服整个埃塞俄比亚，而非仅仅一半而已。在该计划失败后，英国政府恢复了以往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三心二意”的政策，给了巴黎，特别是罗马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压力。鉴于意大利的恶劣态度，英国希望开始与法国就可能对意大利发动战争的计划，与相关工作人员开始会谈。[52]1935年12月13日，纽拉特告诉英国大使艾瑞克·菲普斯爵士，柏林认为任何英法工作人员会谈都不会让德国满意。即使实质上只针对意大利，德国也会因为违反洛迦诺条约而迫使莱茵兰再军事化。[52]
尽管1935年的德义关系并不友好，但德国仍公开赞成意大利的行动，并表示将会维持中立。[53]并且在白人至上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驱使下，希特勒不顾国际联盟的制裁行动，坚决支持意大利入侵，并特意向意大利运送各种原材料和武器装备。[54]因此希特勒对该国征服的支持，为他赢得了罗马当局的好感。[54]
相比之下，拉瓦尔亲意大利的阴谋，以及他破坏英国领导的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努力，造成了英国和法国之间持续的互不信任。[55]
德国再军事化
[编辑]纽拉特与秘密情报
[编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预计在1940年左右，德国可能会重返国际联盟，接受军备限制，并放弃她在欧洲的所有领土要求，以换取莱茵兰的再军事化、前德国的所有非洲殖民地之回归和德国“多瑙河沿岸经济优先权”。[56]外交部的拉尔夫·威格拉姆(Ralph Wigram)因此建议，应该允许德国将莱茵兰再军事化，以换取一项禁止进行空中轰炸的协定，以及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再次改变边界。然而，威格拉姆并没有成功的“说服他的同事或内阁部长”。[57]伊登的目标被认为是“普遍解决”方案：即寻求“让世界秩序回到20年代的状态，并创造条件让希特勒可以像施特雷泽曼──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外交部长和民主人士──一样稳重行事”。[58]1936年1月16日，法国总理皮耶·拉瓦尔将苏法条约提交至众议院待批。[59]1936年1月，诺伊拉特前往伦敦参加乔治五世国王的葬礼时告诉伊登：“但是如果《洛迦诺条约》的其他签署方或保证方之达成，有悖于《洛迦诺条约》精神的双边协议，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60]对于该诺伊拉特含蓄的威胁之意思，即如果法国议会批准了苏法条约，德国将使莱茵兰再军事化的回应会使纽拉特相信，届时英国或将站在德国这一边来抗衡法国。[60]洛迦诺条约中有一项条款要求：如果签署国之一签署了其他国家认为与洛迦诺条约不相容的条约，则他有发动国际仲裁的权力。[61]诺伊拉特和他的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向所有与之交谈的外国外交官都坦言，苏法条约确实违反了洛迦诺条约，但同时地，两人都强烈建议希特勒，不要为了确定苏法条约是否真的违反洛迦诺条约而寻求国际仲裁。[61]寻求国际仲裁对德国来说会是惨败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法苏条约被判定违反了洛迦诺条约，那么法国就不得不放弃该条约，继而摧毁了德国得以再军事化的借口；另一方面，如果判定法苏条约没有违反洛迦诺条约，德国同样也没有再军事化的借口。[61]因此，尽管诺伊拉特在1936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多次表示：德国计划利用洛迦诺条约的使用仲裁条款，以让国外舆论相信苏法条约确实违反了洛迦诺，但德国政府从未使用该仲裁条款过。[61]
与此同时，诺伊拉特在1936年1月10日，收到了来自外交部的(Auswärtiges Amt)新闻负责人戈特弗里德·阿施曼的情报报告──该位曾于1936年1月上旬访问巴黎期间，与一位名叫让·蒙蒂尼的法国小政治家进行了交谈。他同时是拉瓦尔总理的密友，他曾坦言，法国的经济问题阻碍了法国的军事现代化，因此，如果德国对莱茵兰进行再军事化行动，法国将不会有任何动作。[62]纽拉特虽没有将阿施曼的报告转交给希特勒，但他也非常重视该情报。[63]同时，诺伊拉特也恰好正在寻求增加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他透过在莱茵兰危机期间，反复地向希特勒保证法国人不会在不告诉希特勒他所自信的来源之情况下，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因此在希特勒眼里，诺伊拉特是一位拥有不可思议直觉的外交官，这使他在希特勒的地位是颇高的。[64]以往德国的外交政策之实施都是由外交部负责的，但从1933年开始，诺伊拉特就面临着纳粹地“外交干预者”之威胁，因为各个隶属纳粹党的机构纷纷开始独立并经常反对外交部制定的外交政策。[65]最严重的“外交干预者”为里宾特洛甫办公室：一个有跟纳粹党联系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导的另一个外交部，而它每次都会积极地试图削弱外交部的工作。[66]而进一步加剧了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和外交部之间的竞争的事实是，诺伊拉特和里宾特洛甫是完全互相敌对的，而里宾特洛甫更是毫不掩饰的相信，他会成为比诺伊拉特更优秀的外交部长，而诺伊拉特则认为里宾特洛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无能业余外交官，而且还时常插手与他无关的事务。[67]
决定再军事化
[编辑]1936年1月，德国总理兼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让莱茵兰再军事化。希特勒原本计划在1937年将莱茵兰再军事化，但在1936年初时便决定将再军事化之决策提前一年，原因有几个：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1935年的苏法条约，这使他能够对国内外表明他的举措，来回应法苏的“包围网”防御措施；法国期望能在1937年拥有更好的武装；巴黎政府刚刚才政权更迭，并由看守政府代管；国内的经济问题需要有外交政策的成功，才能恢复众人对纳粹党政权的期望；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发生，使英国开始反抗意大利，并瓦解了斯特雷萨阵线，然更显然的，是因为希特勒根本就不想要再等一年。[68][69]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爵士在他的希特勒传记中表示：决定在1936年便再军事化而不是1937年的主要原因，是希特勒更喜欢戏剧性的单方面行动，以便可以透过只有区区的宁静谈话便可轻松实现目标的成就。因为希特勒需要透过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胜利，以转移公众对1935-36年席卷德国的重大经济危机的注意。[70]
1936年1月13日，在外交部国务秘书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在此并非著名的伯恩哈德·冯·比洛总理）和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会面期间，当比洛递给弗朗索瓦-庞赛另一张纸条以抗议苏法条约时，弗朗索瓦-庞赛当面指责比洛是在寻找任何借口──尽管对他而言，将军队送回莱茵兰是多么离奇、奇怪或难以置信的事情。[71]1936年1月15日，一份机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发送给约瑟夫·斯大林，标题为“关于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摘要”，上面记录了外交部各外交官的声明：德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对莱茵兰进行再军事化。[72]同一份摘要引述比洛的话，即如果英国和法国的任何军事合作不涉及德国的协议，道：“我们认为这是对洛迦诺条约的侵犯，而除非我们没有被拖入谈判，我们将不会认为自己受洛迦诺的，关于保护莱茵非军事区之义务的约束。[73]”不过，苏联并没有将关于德国重新军事化计划的警告传达给英国或法国政府。[73]
1936年1月17日，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将他对国际联盟对他的国家因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实施的制裁感到愤怒的感受告诉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希望看到一项奥德协议，“这实际上便形同让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来个与德国同步的外交政策。而如果奥地利能够作为一个正式独立的国家──尽管可能会成为德国的卫星国──他也不会反对”。[74][75]
因为意大利承认了奥地利隶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墨索里尼消除了义德关系中的主要障碍。[75]自1933年中期以来，尤其是自1934年奥地利七月政变以来，义德关系一直都很糟糕，因此，墨索里尼在1936年初对哈塞尔的言论，表明他希望与德国和解的这个部分，在柏林当局认为是是非常重要的。[74]在另一场会议上，墨索里尼告诉哈塞尔，他认为1935年的斯特雷萨阵线“已经宣告死亡”，如果德国决定违反洛迦诺条约，意大利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护之。[75]一开始德国官员并不相信墨索里尼的和解愿望，但在希特勒派汉斯·法郎克带着元首的信息秘密访问罗马后，德国便支持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行动，义德关系也随之出现显着的改善。[74]1月24日，极不受欢迎的诺伊拉特辞去了总理职务，而不是在国民议会的不信任案中被击败，这是因为激进社会主义者决定加入左翼人民阵线，从而导致反诺伊拉特的票数占多数。[76]至于法国方面，由阿尔贝·萨罗领导的看守政府在巴黎成立，他将代管至新的选举结束为止。萨罗内阁是由乔治·曼德尔等右翼、乔治·博内等中间派，及约瑟夫·保罗-邦库尔等左翼混合而成，这使得内阁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77]很快地，萨罗政府立即与英国发生冲突，因为伊登开始向国联施压，要求对意大利实施石油制裁，而法国对此表示完全反对，并威胁要否决之。[78]
1936年2月11日，法国新任总理阿尔贝·萨罗确定他的政府将致力于批准苏法条约。[59]1936年2月12日，希特勒会见了诺伊拉特和他的无任所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询问他们对外国可能对再军事化的反应之看法。[60]诺伊拉特支持再军事化，但他认为德国在这样做之前应该先进行更多谈判，而里宾特洛甫则主张立即进行单方面的再军事化。[79]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如果法国因德国的再军事化而发动战争，那么英国将与法国开战。诺伊拉特虽不同意此评估，但也鼓励希特勒继续进行再军事化。[79]
2月12日，希特勒将他的意图告知了他的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并询问了陆军元帅威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将几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运送到莱茵兰需要多长时间。弗里奇回答说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但他赞成事先谈判，因为他认为德国军队还没有与法国军队进行武装战斗的准备。[80]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则警告希特勒，德国军队将无法成功地保卫德国，免受法国可能的任何报复性袭击。[81]希特勒后向弗里奇保证，如果法国有任何的反击，他会立即令他的部队撤回。温伯格随后写道：
“此次德国的军事计划规定，德国的小部队进入莱茵兰后，会加入当地的军事化警察 (Landespolizei) ，并且，如果西方出现军事反击时便会立刻撤退。如果法国对他们采取行动，德国人会下令撤军的说法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而已，因为他基本上存在着一误导性：撤退是一种战术防御措施，而非回到先前的位置。法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也许被希特勒所接受了，但显然地，他认为这种偶然的可能性并不大。”[82]
该行动代号为冬季演习。
然，希特勒不知道的是，伊登于2月14日写信至奥赛堤岸，并称英国和法国应该“及时进入谈判......然后在我们该地区的权利条件下适时投降，而这种投降仍有讨价还价的权力”。[83]伊登还写信给英国内阁，莱茵兰非军事区的终结“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军事价值，而且可能导致深远的政治影响，并进一步地，削弱法国在中欧、东欧的影响力”。[84]1936年2月，第二办公室提交了一报告，内容暗示德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向莱茵兰派遣军队。[85]不过，由于弗朗索瓦-庞赛在对柏林的报告中表明，德国的经济形势相当地不稳定，因此巴黎认为任何对德国的制裁都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可能会让导致纳粹政权垮台。[86]
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和诺伊拉特一起，与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赫尔曼·戈林、陆军总司令威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和乌尔里希·冯·哈塞尔详细讨论了重新军事化计划。[87]其中，里宾特洛甫和勃洛姆堡表示赞成；贝克和弗里奇表示反对，诺伊拉特和哈塞尔则虽表示支持，但认为没有必要立刻采取行动，因为一场沉默的外交手段即可快速地确保再军事化。[88]整个2月和3月初，希特勒一直与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保持密切和定期的接触，这表明希特勒对意大利的重视。[88]因为墨索里尼在斯特雷萨战线的三位领导人中，无疑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如果墨索里尼决定反对希特勒再军事化，那么英法就会紧随其后，因此希特勒将意大利视为能否让莱茵兰再军事化的关键。[59]尽管墨索里尼在一月份便发表了他的意见，希特勒仍然不相信意大利式真的支持，并命令哈塞尔深入了解墨索里尼的态度。[89]2月22日，哈塞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待批准的苏法条约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很明显地，他(希特勒)真的希望该条约能被批准，藉以以此用作他出动的机会”。[90]同一天，哈塞尔与墨索里尼会面时，伊尔·杜斯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对意大利实施石油禁运，他将“让洛迦诺条约自行消失”，而无论如何，如果德军进军莱茵兰，意大利不会采取行动。[91]
与此同时，纽拉特开始准备详细的文件来证明，再军事化就是德国对苏法条约的回应，并建议希特勒尽量减少派往莱茵兰的军队数量，以便让德国人可声称他们并没有“公然违反”洛迦诺条约(因为英国和意大利都只承诺，对任何“公然违反”的行为作出军事回应)。[92]在纽拉特为应对外国媒体做准备的重新军事化的声明中，德国的举动被其描述为因为法国批准了苏法条约，而使不情愿的德国被迫采取的行动，并强烈暗示：如果其他国家接受莱茵兰的再军事化，德国将会返回国际联盟。[92]在2月18日与希特勒会面后，他表达了“对希特勒来说，国内的第一动机是关键”的观点。[93]
在弗兰克访问罗马的同时，戈林被派往华沙，会见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并要求如果法国决定对莱茵兰再军事化而发动战争，波兰应保持中立。[94]贝克上校认为，如果德国对莱茵兰进行再军事化，法国将不会作出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他可以向波兰政府中希望波兰与其传统盟友法国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保证，如果法国这样做，波兰就会采取行动。同时，他也告诉戈林，他希望德波关系能够更密切，因此届时波兰将按兵不动。[94]
1936年2月13日，在与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俾斯麦王子会面时，英国外交部中央司司长拉尔夫·威格拉姆表示，英国政府希望就一项禁止空中轰炸的协定达成“真正的运作协议”。并且，英国将考虑或将修改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条约，以有利于德国达成相关的航空协定。[60]1936年2月22日，墨索里尼仍然对国际联盟与反对他的国家因侵略埃塞俄比亚而实施的制裁感到愤怒，他告诉哈塞尔，如果德国将莱茵兰再军事化，意大利也将不再遵照洛迦诺条约。[95]即使墨索里尼想遵从洛迦诺条约，由于当时意大利的大部分军队都在埃塞俄比亚，而且在义德边界没有接壤之下，一些实际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历史学家就希特勒于1936年将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的决定，与其广泛的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展开辩论。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和已故的安德烈斯·希尔格鲁勃等赞成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故意主义”解释的历史学家，将莱茵兰再军事化视为希特勒征服世界的分段计划的一个“阶段”。那些用“功能主义”来解释的历史学家认为，莱茵兰的再军事化更像是希特勒对1936年经济危机的临时的即兴反应，是一种能够恢复该政权的受欢迎程度的廉价而简单的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姆西·梅森(Timothy Mason) 曾有句著名的观点，即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与经济衰退相关的国内需求所驱使的。因此，1936年以后的纳粹外交政策，最终便沦为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变种”，并使之在1939年走上战争之路。[96][97]
正如希尔德布兰德本人所指出的，这些解释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希尔德布兰德表示，虽然希特勒确实有一个统治世界的“计划”，但希特勒执行他的“计划”的方式是相当高度地即兴作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舞台和国内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不受希特勒所控制。[98]2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批准了苏法条约。2月27日，希特勒与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共进午餐，并讨论计划中的再军事化行动，戈培尔事后在日记中写道：“这计划中就还是有点太早了”。[99]2月29日，希特勒将2月21日对法国法西斯分子兼记者贝特朗德·约弗内尔的采访，发表在《Paris-Midi》报纸上。[100]在接受约弗内尔的采访时，希特勒自称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迫切希望与法国建立友谊，并将法德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法国，因为尽管有明显的事实证明，即元首并不想威胁法国，但是他们现在正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试图利用苏法条约将德国“团团包围”。[100]希特勒公开对约弗内尔的采访，是为了影响法国的公众舆论，让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政府让德国被迫做出了再军事化的行动。直到3月1日，希特勒才终于下定决心继续进行该计划。[101]希特勒做此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国联制裁委员会定于3月2日，开始讨论对意大利实施石油制裁的相关问题，这将会导致欧洲外交官牺牲了其他的一切事务，并完全的专注在阿比西尼亚危机身上。[102]
国防军的进驻
[编辑]1936年3月7日黎明后不久，19 个德国步兵营和几架飞机进入莱茵兰──德国这样做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第42条和第43条，以及《洛迦诺条约》的第1条和第2条。[103]他们在上午11:00到达莱茵河，其中三个营随后越过莱茵河西岸。与此同时，诺伊拉特男召见了意大利大使贝尔纳多·阿托利科男爵、英国大使艾瑞克·菲普斯爵士和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前往威廉大街，并递交纸条给他们，指责法国批准了苏法条约，并违反洛迦诺条约，并宣布德国已决定不再遵循洛迦诺条约并使莱茵兰再军事化。[104]当德国侦察队得知数千名法国士兵已经聚集在法德边境时，勃洛姆堡将军恳求希特勒撤离德国军队。在勃洛姆堡的影响下，希特勒差点便下令德军撤退，但随后被态度冷静的诺伊拉特说服，让冬季演习继续进行。[105]按照诺伊拉特的建议，希特勒询问法国军队是否真的越过边界，当他被告知他们没有越过边界时，他向勃洛姆堡保证当法国士兵入境时，德国士兵便会立刻撤退。[106]跟在冬季演习期间，心理上高度紧张的勃洛姆堡相比，诺伊拉特则保持着冷静，并极力的敦促希特勒要坚持下去。[107]
莱茵兰的行动被视为是可毫不费力地阻止希特勒的重要时刻：与当时规模更大的法国军队相比，参与此次行动的德国军队规模较小。美国记者威廉·劳伦斯·夏伊勒设想如果法国人进军莱茵兰并写道：
......1936年3月，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了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在没有爆发严重战争的风险下，阻止了这个高度军事化、急遽侵略性的极权主义德国的崛起，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索承认的那样——让这个纳粹独裁者和他的政权彻底垮台。然，他们让这个机会就这么平安的溜走了。[108]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分配到本德勒大街的一名德国军官在危机时刻告诉休伯特·伦弗洛·尼克博克：“我可以告诉你，这五天五夜我们没有一个人闭过眼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法国人发动了战争，我们就完了。我们没有任何防御工事，也没有与法国人匹敌的军队。如果法国人开始动员起来的话，我们应该就会被迫挂冠归里了。”这位军官还说，总参谋部认为这无疑是希特勒的自杀行为。[109]在二战之后，接受法国军官采访的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则声称：“如果你们法国人在1936年便出兵，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被击败，希特勒政权就会垮台了。”[110]
路德维希·贝克和维尔纳·冯·弗里奇成了反对希特勒的人士，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的说法，该阶段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面临严重的反对声浪，因此该行动并没有因而戛然停止。[111]梅写道，德国陆军军官团完全是为了使莱茵兰再军事化而替希特勒卖命，只是这一行动的时机问题使他们与希特勒产生了分歧。[112]梅进一步指出，要希特勒被迫下令撤出莱茵兰则必须有德国军队试图要推翻他，然并没有相关的证据表明之。墨索里尼在1934年的七月政变期间迫使德国撤退奥地利，让希特勒备感羞辱，但并没有导致德国国防军推翻希特勒的表现，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地怀疑，如果军队被迫从莱茵兰撤出，希特勒就会被推翻的论点。[112]
1936年初，美国历史学家J.T.爱默生表示：“事实上，在第三帝国存在的12年间，与1935年和1936年相比，希特勒与他的将军们的关系更加友好。在这些年里，没有什么比对政党政治进行有组织的军事抵抗更像的了”。[113]二战后期，尽管德国自 1942年起愈发危险，屡次战斗皆是惨败，但绝大多数国防军仍然忠于纳粹政权，并继续为该政权奋战，直到1945年灭亡为止(唯一的例外是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但其中只有少数国防军叛乱，而大多数人仍然是忠于希特勒的)。[114]尽管德国从1943年开始，德国的败北显然已成定局，但国防军们仍愿意继续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而战并为之而死，这反映了大多数国防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定承诺。[115]
此外，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大多都是相当腐败之人，他们从希特勒那里收受巨额的贿赂，以换取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116]不过鉴于国防军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及其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强烈忠诚，他们并未从希特勒那里获得足够的贿赂，因此，如果国防军在1936年被迫离开莱茵兰，那么国防军还是不太可能会背叛他们的元首。
反应
[编辑]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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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在国会大厦前宣布莱茵兰已再军事化，以降低任何未来战争的危险，此外，希特勒提出重返国际联盟，并签署一项空中协定，禁止将轰炸作为战争方式，前提是其他大国同意接受此再军事化行动，并与法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101]希特勒在向德国国会发表讲话时，首先便谴责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不公平，并声称他是一个不想要与任何人开战的和平人，而他只是透过“以和平推翻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来为德国寻求平等。[117]希特勒声称：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因素，德国的那一部分应该被非军事化，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可以命令其军队进入其境内的任何地方，这对德国是很不公平的，他想要的只是拿回属于德国的“平等”。[117]即便如此，希特勒声称如果没有1935年的苏法条约，他愿意接受莱茵兰的永远非军事化，正如施特雷泽曼在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所承诺的那样，而现在该条约的批准，已经对德国构成了威胁，使他别无选择，只能将莱茵兰再军事化。[117]希特勒着眼于国外的舆论特别强调：再军事化的行动不是为了威胁其他的任何人，而只是因为法国和苏联的威胁性行动使然，而使德国不得已地进行的一种防御措施。[117]至少国外的一些人接受了希特勒的这种说法，即他因为苏法条约而被迫采取这一措施。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下议院表示，希特勒在苏法条约之后所做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如果他不去试着保护自己的国家，他就会是德国的叛徒。[118]
当德国军队进军科隆时，一大群人群自发地向士兵们欢呼、致意，并向国防军投掷鲜花，天主教神父则表示会祝福士兵们。[119]科隆红衣主教卡尔·约瑟夫·舒尔特在科隆大教堂举行弥撒，庆祝和感谢希特勒“将我们的军队送回来”。[117]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消息在德国各地引起了热烈的庆祝；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爵士 (Sir Ian Kershaw) 在1936年3月写道：“人们对此欣喜若狂……他们几乎不可能不被这欢乐的情绪所感染、吸引”。[120]该政权直到1940年6月战胜法国后，类似的盛况才再次显现。1936年春天给Sopade的报告提到，工人阶级中，以前只有许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反对者赞成再军事化。而现在，许多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反对纳粹的人都纷纷开始支持他们。[120]
为了充分利用德国民众对再军事化的广泛认知，希特勒于1936年3月29日召开全民公投，而大多数德国选民均表示支持再军事化。[120]当希特勒在他的竞选活动要求大家投赞成票时，希特勒受到了大量人群的欢迎，因为他们对他对凡尔赛条约的鄙视表示赞同。[120]克肖写道，公投中99%的 ja（赞成）票确实高得不可思议，但很明显的，当他们被问及是否真的赞成再军事化时，绝大多数选民确实都选择了赞成。[121]以下为美国记者 William L. Shirer提到关于1936年的选举情况：
“尽管如此，这位观察员报导了从帝国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的“选举”，毫不怀疑的，大众对希特勒的赞成票是压倒性的。为什么不呢？从不再遵从凡尔赛条约到德国士兵再次进军莱茵兰，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相当乐见的。投否决票的为540，211。”[122]
在大家认同再军事化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那个曾经严重损害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之声望的经济危机。[123]在莱茵兰再军事化获得完胜后，希特勒的自信心飙升到了新的高度，熟悉他的人纷纷表示，自1936年3月之后，他的心理发生了其强烈变化，因为希特勒已经开始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相信他的无误性。[123]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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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没有参考法国档案（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被参阅）的情况下写作，例如威廉·劳伦斯·夏伊勒在他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1960 年）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69 年）中，声称法国虽然此时拥有比德国更优越的武装力量，尤其拥有动员100个步兵师的能力，但在心理上，法国并没有准备好对德国使用武力的状态。[124]夏伊勒引用了法国有100个师，而在莱茵兰的德国人只有19个营作为对比。[125]法国在莱茵兰危机期间的行动经常被认为是颓废心理的论点，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生活方式的颓废心理，导致法国人民在身心上已经堕落到法国人根本无法抵抗希特勒的地步。而当法国人在1940年被德国击败时，此心理便立刻到来了。[126]夏伊勒写道：如果法国人没有在1936年陷入“失败主义”，法国人本可以轻松地让莱茵兰的德国人撤退。[104]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舒克等历史学家后来研究了法国的相关主要资料来源，他们否定了夏伊勒的主张，并发现法国政策之所以瘫痪的主要因素是经济问题。[127]法国最高指挥官莫里斯·甘末林将军曾通知法国政府，将德军赶出莱茵兰的唯一方法是动员法国军队：但这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法国政府每天还要从国库抽出约3000万法郎。[128]甘末林假设出最坏的情况，即法国进入莱茵兰后将引发全面的法德战争，这种情况便需要全面动员。甘末林的分析得到了战争部长路易·莫兰将军的支持，他告诉内阁，法国可以在没有充分动员的情况下，解决德国的再军事化行动。[129]尤其是德西埃姆局在向法国内阁提交报告估计莱茵兰有295,000名德国军队时，严重夸大了莱茵兰的德军人数。尤其是第二情报局在向法国内阁提交报告，估计莱茵兰有295,000名德国军队时，这明显地是严重夸大了在莱茵兰的德军人数。[119]第二情报局把莱茵兰的所有党卫军、冲锋队和地方警察计算为正规军的一环，因此法国人认为只有彻底的动员，法国才有足够的军队，将那所谓的295,000名德国军队完全驱逐出莱茵兰[119]，然而实际上，实际人数仅有3,000名德国士兵而已。[105]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指责甘末林在向内阁提交的报告中，歪曲了第二情报局的情报，将党卫军、冲锋队和地方警察当成训练有素的部队，作为无所作为的理由。[130]至于纽拉特关于德国仅向莱茵兰派遣19个营的真实声明被甘末林驳回，并被认为这是一个诡计，让德国人可以声称他们没有“公然违反”洛迦诺条约，以避免遭到反对的借口，他还声称希特勒绝不会冒险，向莱茵兰派遣如此小规模的军队。
与此同时，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法国陷入金融危机，法国财政部通知政府，用足够的现金储备来维持目前法郎金本位制与美元和英镑挂钩的价值已然不复存在，而只有伦敦和纽约之货币市场上的巨额外国贷款，才能防止法郎的价值遭受灾难性的贬值。[131]由于法国即将于1936年春季举行选举，法郎的贬值被法国大部分的舆论认为是令人憎恶的，但被总理阿尔贝·萨罗的看守政府否认，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131]投资者对与德国开战的可能，将不利于筹集必要的贷款以稳定法郎和德国对莱茵兰的再军事化，从而引发对战争的担忧，导致大量现金流出法国，加剧法国的经济危机，担心的投资者会将储蓄转移到被认为更安全的外国市场去。[132]法国直至1932年仍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的这一事实，使让大多数投资者得出：如果法国卷入另一场与德国的战争，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1936年3月18日，资金流动部（相当于常任副部长）主任威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 (Wilfrid Baumgartner) 向政府报告说，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法国都已破产。[133]1936年3月，鲍姆加特纳只能透过说服法国的主要金融机构，才能设法获得足够的短期贷款，以防止法国拖欠债务并避免法郎贬值太多。[133]鉴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法国政府担心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动员费用，而动员造成的全面战争恐慌，只会让金融危机火上浇油。[133]美国历史学家扎克·肖尔 (Zach Shore) 写道：“1936 年，希特勒之所以行动成功的原因并非缺乏战斗意志，而是法国缺乏资金和军事力量，因此也缺乏对抗德国再军事化的行动计划”。[134]
此外，法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国空军的状况。[135]第二情报局报告表示：德国空军开发的飞机比法国先进得多，而且德国工业的卓越生产力和相当庞大的德国经济，使德国空军在战斗机方面拥有三比一的优势。[135]法国飞机工业的生产力问题将意味着法国空军在与德国空军作战时将难以弥补战损的损失。[135]因此法国的军事精英认为，如果战争来临时，德国空军将称霸天空，并攻击进军莱茵兰的法国军队，甚至于轰炸法国城市。法国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封锁线之各国的态度。[136]从1919年开始，法国就需要东欧的联盟体系来提供额外的人力（毕竟德国的人口数量是法国的一倍半）并开辟一条可以对抗德帝国的东部战线。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封锁线，法国就不大可能有击败德国的能力。然，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明确的表示，如果法国进军莱茵兰，它将与德国开战。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表示，只有德国士兵进入法国时他们才会开战。[136]法国的舆论和媒体虽对德国的政变相当敌视，但很少有人对此呼吁开战。[137]大多数的法国媒体呼吁对德帝国实施国联制裁，以造成其经济损失，迫使德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并呼吁法国建立新的联盟并加强现有联盟，以防止德国对国际现状的进一步挑战。[137]为数不多的支持德国的媒体之一是保皇派的法国行动党，它的横幅标题是：“共和国暗杀了和平！”并继续说德国的举动是因为苏法条约的因素所致。[138]在另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法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呼吁民族团结，反对“那些将我们进行大屠杀的人”，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拉瓦尔集团”，据称该集团正在推动与德国的战争──这场或将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呼吁。[139]
听到德国的举动后，法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暗示采取军事行动是可行的选择。[129]3月7日上午9点30分至中午的这段期间，法国内阁召开会议并商讨下一步行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 应该要去会见洛迦诺条约内的其他国家的大使，并观察他们的反应。[140]乔治·曼德尔是法国内阁中唯一要求法国不计代价，立即进军莱茵兰并驱逐德国军队的声音。[141]当天晚些时候，与代表奥赛堤岸的秘书长圣琼·佩斯和代表军队的莫里斯·加梅林召开了另一场内阁会议，后来双方决定发表声明表示：法国将保留反对重新军事化的一切选择。[140]弗兰丁在听说莱茵兰再军事化后，便立即前往伦敦咨询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出于国内的政治因素，弗兰丁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将不采取行动的责任转移到英国身上。[142]鲍德温问弗兰丁法国政府有什么想法，但弗兰丁说还没有决定。弗兰丁回到巴黎后，询问法国政府应该如何回应。他们同意：“法国将把她的所有力量，置于国际联盟的支配之下，以反对德国违反条约的行为”。[143]3月8日，阿尔贝·萨罗总理在法国电台上表示：“我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宣布，我们打算维持由洛迦诺条约构成法国和比利时安全之基本保证，由英国和意大利政府会签。我们不愿意让斯特拉斯堡受到德国枪炮的攻击。”[144]与此同时，法国内阁决定：“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物质和道义力量交给国际联盟使用……条件是我们必须有那些明确受莱茵兰条约约束的人，来陪伴我们为和平而战。”[145]换句话说，只有英国和意大利也支持这样做，法国才会对德国采取反击行动。[145]
由于经济因素，法国政府已经排除了用动员和战争，作为扭转希特勒的莱茵兰行动的解决方式了，他们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能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危机来获得英国的“大陆承诺”，即英国承诺派遣大型地面部队，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规模来保卫法国。[146]弗兰丁的战略向英国强烈暗示，法国愿意在莱茵兰问题上与德国开战，并期望英国人不想看到他们的洛迦诺条约导致他们与在许多英国人支持的德国之问题而发生战争。因此，弗兰丁预计伦敦会要求巴黎“克制”。[147]这样一来，法国对莱茵兰危机的“克制”及德国公开违反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条约的代价，将是英国的“大陆承诺”：届时英国会明确将其安全与法国的安全联系起来，英国也将承诺派遣另一支大型远征军来保卫法国免受德国的袭击。[148]
在访问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和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进行磋商期间，弗兰丁执行了加拿大历史学家罗伯特·J·杨所说的“一生的表现”，他对德国的举动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并公开表示法国将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开战，强烈批评东道主英国要求法国“克制”。然而，他未能提供任何事情来保证法国的sécurité（安全）。[149]由于不知道弗兰丁试图做什么，法国军方官员敦促政府告诉弗兰丁收敛收敛他的言论。[150]面对弗兰丁的言论，1936年3月19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态度模糊的声明，将英国安全与法国安全联系起来，这是自一战以来首次同意英法参谋会谈，但实际上效果非常有限。[147]尽管对英国的提议感到失望，因为法国认为这些提议仍然太少，但法国人认为能在1936年获得英国的支持承诺是一项值得的成就，特别是因为经济原因，动员在1936年不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48]奥赛堤岸的directeur politique（政治总监）雷勒·马西格利等等相信英法联盟是阻止德国扩张主义的最佳方式的法国官员，对于英国不打算为法国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的行为表示非常失望。[151]在给弗兰丁的一份报告中，马西格利警告如果法国接受了德国的再军事化行动，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将步入德国的轨道，而捷克斯洛伐克将尽最大努力忠于1924年与法国的联盟，但是在这时候，德国顺带地吞并奥地利只是时间问题。[152]加梅林告诉英国武官，作为努力实现自1919年以来法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即他们长期渴望的成为“大陆承诺”的一部分：
“法国可以自己来进行战斗，也可以立即向比利时派遣一些增援部队，但前提是他必须确定英国的远征军也正在前往。否则，这会意味着法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比利时的承诺，并让后者自生自灭……这样的行动将意味着承认德国可能潜在的空军基地，以及对英格兰进行空袭设施的可能性，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无动于衷。”[153]
法国陆军元帅莫里斯·甘末林告诉法国政府，如果法国反击德国军队，在长期战争中，法国并无法单独赢得战斗，因此需要英国的帮助。考虑到即将举行的大选，法国政府决定不进行法国军队的总动员。[154]莱茵兰再军事化消除了法国对德国的最后控制，从而结束了法国从凡尔赛条约中得来的安全。只要莱茵兰非军事化，法国人就可以轻松地重新占领该地区并威胁经济上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如果法国认为德国的局势成为威胁，该区就有立刻遭到入侵。[155]
英国
[编辑]英国的反应是喜忧参半，不过他们普遍不认为莱茵兰再军事化是有害的。洛锡安侯爵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德国人走进他们自己的后院”。萧伯纳同样声称这与英国重新占领朴茨茅斯没有什么不同。在3月23日的日记中，哈罗德·尼科尔森议员指出：“‘下议院’的感觉似乎非常亲德，这意味着他们害怕战争的到来”。[156]1936年莱茵兰危机期间，没有任何地方举行公开集会或集会抗议莱茵兰再军事化，而是举行了几次“和平”集会，要求英国政府不要用战争来解决危机。[157]自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于1919年出版了他的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以来──凯恩斯在其中将凡尔赛条约描述为由报复性盟国强加的难以忍受的迦太基式和平──越来越多的英国舆论已经相信，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158]到了1936年，德军进军莱茵兰后，大多数英国民众认为希特勒违背这个“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是正确的，而英国如果为了维护“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而开战，在道德上是不应该的。[158]英国战争大臣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于3月8日告诉德国大使利奥波德·冯·赫施：“由于英国人民准备在德国入侵法国领土时为法国而战，但由于先前法国对莱茵兰的占领，这是他们不会想要诉诸战争了。而人们对非军事化条款知之甚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他们不在乎德国人重新占领自己的领土“两步”。”[158]
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含着泪水声称：英国缺乏执行条约保证的资源，而且公众舆论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军事力量。[159]英国参谋长警告说：与德国的战争是不可行的，理由是十年原则强加的大幅军备削减，加上英国1934年才开始重新武装的事实意味着，如果发生战争，英国最多只能在三个星期内，向法国派遣两个装备落后的师过去支援。[160]此外，如果英国与德国开战，白厅也表达了担忧。其次是日本问题，自1931年日本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以来，日本一直声称自己是远东唯一的强国，并且可能会利用战争来夺取英国的亚洲殖民地。[161]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不鼓励法国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对德国实施任何金融或经济制裁，并立即会见法国大使查尔斯·科尔宾，敦促法国克制下来。[152]相反，伊登希望德国撤出除了象征性数量的军队外的所有部队，他们说他们会先重新部署人数，然后重新谈判。[162]影响英国政策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自治领的支持。伦敦的所有自治领高级专员，特别是南非和加拿大在这方面的直言不讳，都明确表示他们不会为恢复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地位而开战，因此如果英国仍然要坚持己见，她将独自一人来进行。美国历史学家格哈特·温伯格 (Gerhard Weinberg) 写道：“……到 3 月 13 日，如果战争来临，英国的自治领，尤其是南非联邦和加拿大自治领都不会与英国站在一起。尤其是南非政府正忙于支持德国在伦敦和其他自治领政府的立场。”[163]南非总理巴里·赫尔佐格将军和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都不得不面对国内选区，分别是阿非利卡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强烈反对参加另一场对德的“英国战争”，因此，赫尔佐格和麦肯齐·金都是绥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认为这是避免此类战争的最佳方式。赫尔佐格和麦肯齐·金都不希望在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与在战争来临时处理反英选民之间做出选择。自从1922年的查纳克危机以来，英国一直敏锐地意识到自治领的支持不能再被自动假定，英国很清楚：自治领在1918年的胜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因此他不能考虑在没有自治领支持的情况下再打一场大战。
英国外交部则对希特勒单方面采取伦敦提议谈判的行动表示非常沮丧。正如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抱怨的那样：“希特勒剥夺了我们向他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否则在我们考虑启动的与德国的一般谈判中，这可能是我们手中的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164]莱茵兰危机终结了伊登和范西塔特之间的隔阂，后者认为希特勒在3月7日的演讲中提出的建议，是与德国进行“全面解决”的理由，而范西塔特则认为希特勒是在恶意谈判。[165]先前伊登和范西塔特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已经发生冲突，伊登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而范西塔特则希望意大利成为对抗德国的盟友。范西塔特认为，与希特勒“全面解决”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与法国的关系以对抗德国。[166]恐德症的范西塔特一直憎恨德国人，尤其不喜欢纳粹党，他认为纳粹党是文明的威胁。由于英国的重新武装才刚刚开始，范西塔特支持伊登化解莱茵兰危机，但作为一个强烈的亲法主义者，范西塔特敦促政府利用危机作为开始与法国结成军事联盟对抗德国的机会。[166]到1936年春天，范西塔特已经确信与德国的“普遍解决”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想要的是征服世界。外交部官员欧文·欧玛利建议英国让德国东方“放手”（即接受德国对所有东欧的征服），以换取德国接受西欧现状的承诺。[167]范西塔特在回应中写道，希特勒正在寻求征服世界，而允许德国征服整个东欧将为帝国提供足够的原材料，使德国免受英国封锁的影响，从而使德国人可以占领西欧。[167]范西塔特评论道：允许德国征服东欧，就是“让欧洲的自由与民主消失”。[167]相比之下，伊登认为英国的利益仅限于西欧，并且不同意范西塔特关于希特勒最终意图可能是什么的信念。[167]伊登、内阁其他成员或大多数英国人民也没有同意范西塔特的信念，即英国不能对东欧漠不关心的重点。[167]
尽管英国同意与法国进行人员会谈作为法国“克制”的代价，但许多英国大臣对这些会谈并不满意。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写信给伊登和鲍德温，莱茵兰再军事化后与法国人举行的工作人员会谈将使法国人认为：
“他们把我们绑得很紧，以至于他们可以放心地等待与德国的谈判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将一如既往地自私和顽固，与德国达成协议的前景将越来越暗淡。”[168]
为了呼应西蒙的反对，英国人在开始五天后就结束了与法国人的工作人员会谈。她们直到1939年2月，在1939年1月的荷兰战争恐慌之后，英法参谋才再次举行会谈。除了内阁内部的反对外，英法参谋的会谈还引起了大卫·劳合乔治以及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媒体的激烈批评。正如《每日邮报》在领导者中所说的那样，“军事安排将使我们在其他人的使唤下进行战争”。[169]此外，希特勒的特别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警告鲍德温和伊登，德国会将英法参谋谈判视为致命威胁，如果谈判继续下去，任何与德国“全面解决”的任何可能都将永不存在。[170]然而，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观察到，英国将英国安全与法国安全联系起来的措辞相当模糊的声明并没有因为担心这会不可挽回地损害英法关系而被否决。这意味着如果法国卷入与德国的战争，至少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道德理由让英国介入，因为1936年3月19日的声明中，法国要求英国站在她这一边。[171]
在内维尔·张伯伦于1939年3月31日发表声明提供对波兰的“保证”之前，英国在东欧没有超出国际联盟盟约的安全承诺。但是，由于法国在东欧的联盟体系，即所谓的“警戒线”，德国对法国东欧盟友的任何攻击都会引发法德战争，由于1936年3月19日的声明，法德战争将对英国站在法国一边的介入，产生强大压力。现实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与洛迦诺条约不同，在洛迦诺条约中，英国承诺只有在德国进攻法国本土的情况下才会为法国提供力量，英国在3月19日的声明是尽可能含糊其辞的一部分，因为他只是表明英国认为法国的安全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需求，并且没有区分德国袭击法国与法国在德国袭击警戒线的成员的情况下与德国开战。因此透过这种方式，英国1936年3月的声明不仅提供了英国直接承诺会保卫法国（尽管措辞极其含糊不清），而且还间接承诺了对警戒线的东欧国家的承诺。就这样，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卷入了1938年的中欧危机，因为1924年的法捷联盟将意味着任何的德捷战争都会自动变成法德战争。正是由于这种间接的安全承诺，英国才卷入了1938年的中欧危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与英国没有直接关系。[172]
在3月12日的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上，保守党后座议员温斯顿·丘吉尔主张在国际联盟的协调下进行英法协调，以帮助法国应对莱茵兰再军事化[173]，但他从未被显现过。丘吉尔在4月6日谈到莱茵兰再军事化时说：“在法国边境对面建立一条堡垒线，将使德国军队在这条线上得到节省，并使主力部队可以在比利时和荷兰之间迂回”，准确地预测了法国战役。[109]
比利时
[编辑]比利时虽然在1920年与法国结盟，但在莱茵兰再军事化之后，比利时再次选择中立。1936年10月14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在一次演讲中说：
“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不再遵循洛迦诺条约的举动，几乎让我们回到了战前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完全遵循比利时政策。而该政策必须彻底让让我们远离邻居间的争吵。”[174]
由于德国领导人很清楚英国和法国都不会打破比利时的中立，比利时宣布中立实际上意味着，如果德国发动另一场战争，盟军在西方发动进攻的危险将不再存在，因为德国人现在正忙于在与法国接壤的边境修建齐格菲防线。[175]相比之下，就像1914年之前一样，德国领导人都非常愿意打破比利时的中立。[175]比利时的中立意味着比利时军队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之间不能进行人员会谈，这意味着当德国军队在1940年入侵比利时时，他们没有任何计划来协调比利时军队与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行动，这使德国在进攻中处于优势地位。[175]
波兰
[编辑]波兰宣布将遵守1921年签署的法波军事同盟，尽管该条约规定波兰只有在法国本土被入侵时才会援助法国。[176]与此同时，贝克上校向法国大使莱昂·诺埃尔保证他对法波联盟的承诺以及波兰愿意与法国站在一起，他还告诉德国大使汉斯-阿道夫·冯·莫尔特克伯爵，由于德国不打算入侵法国，所以如果法国采取行动，法波同盟不会生效，波兰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176]贝克向莫尔特克强调波兰不被允许与洛迦诺签约，也不会为洛迦诺条约开战，并且作为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缔造者之一，他是德帝国的朋友。[177]贝克在3月9日告诉莫尔特克，他与法国开战的承诺“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他只有在德国军队进入法国本土时才会生效。[178]温伯格写道，贝克在莱茵兰危机期间“口是心非”，他告诉德国和法国大使关于波兰将要做什么的不同事情，“……对贝克的个人声誉没有任何影响，并涉及波兰的巨大风险……”。[179]如果法国首先动员，波兰确实可同意动员其军队，但是他们在国际联盟的理事会中投下了反对票。
美国
[编辑]在莱茵兰危机期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并对此无所作为。[180]在危机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前往佛罗里达进行了一次“外交上的方便”之延长钓鱼之旅，以避免回答记者关于他的政府如何应对欧洲危机的问题之计划。[180]美国政府内部的普遍情绪由驻柏林的美国武官杜鲁门·史密斯 (Truman Smith) 表达，他写道：希特勒只是寻求结束法国在欧洲的统治，而不是寻求摧毁法国这个大国。[180]史密斯的报告总结道：“凡尔赛条约已经死了。也旭日后还会有新的德国之灾和新的凡尔赛条约，但不会是自1920年以来，像乌云一样悬在欧洲上空的凡尔赛条约”。[180]
苏联
[编辑]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强硬地谴责德国行动是对和平的威胁。[181]与此同时，苏联外委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集体安全，呼吁世界反对希特勒的行动，然，驻柏林的苏联外交官告诉他们在奥斯威辛的外交官他们希望建立更好的商业关系，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更好的政治关系。[182]就在再军事化之后，苏联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接受了瑞士报纸时代报的采访，并暗示苏联希望与德国建立更好的关系。[181]1936年4月，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一项商业条约，规定扩大德苏贸易。[181]苏联与德国开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共同的德苏边界，这需要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授予红军过境权。[183]尽管他们声称愿意与德国国防军接触，苏联外交部更倾向于与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发生战争时就过境权进行谈判，以暗示他们希望谈判失败──这表明苏联对德国的强硬路线纯粹乃装腔作势。[184]罗马尼亚以及波兰都表示非常担心，如果允许苏联红军在与德国作战的途中获得过境权进入他们的国家，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不会离开──苏联外交部对此未能在这一点上提供令人信服的保证。
国际联盟
[编辑]当国际联盟理事会在伦敦开会时，唯一赞成对德国实施制裁的代表是苏联代表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尽管德国不再是联盟的成员，但里宾特洛甫被允许在3月19日的联盟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试图证明德国的行为是法苏条约强加给帝国的，并警告说，那些投票决定对德国实施制裁的国家或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185]到1936年，许多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在大萧条中受到沉重打击，变得非常依赖与德国的贸易来维持经济发展，而这仅出于经济原因，因为这些国家都不想冒犯德国。[186]厄瓜多尔总统费德里哥·帕埃斯 (Federico Páez) 发表讲话，宣布对德帝国实施制裁的想法是很“荒谬的”行为。[187]当时，英国外交部估计，全世界愿意对德国实施制裁的国家只有英国、法国、罗马尼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188]瑞典、丹麦、挪威、波兰、荷兰、希腊、瑞士、土耳其、智利、爱沙尼亚、葡萄牙、西班牙和芬兰的驻联盟大使都公开表示，他们认为对德国的制裁是他们国家的“经济自杀”。[189]墨索里尼仍然对联盟对意大利实施的制裁感到愤怒，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他绝对不会因为莱茵兰的再军事化而加入对德国的任何制裁。[190]1935年秋天，英国能够让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有限制裁，但到1936年冬末，对德国实施全面制裁的想法出现了──其经济规模是意大利的四倍，使德国成为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章鱼”──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是不可想像的。[191]此外，要使制裁奏效，美国必须加入。1935年，美国政府宣布，由于美国不是盟国成员，因此不会遵守盟约对意大利的制裁，这对于美国加入对德国实施制裁的想法几乎不是一个有希望的先例。阿根廷宣布，只有在美国承诺加入的情况下，它才会投票支持对德国的制裁。安理会宣布，尽管并非一致，但莱茵兰的再军事化确实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条约。希特勒受邀为欧洲安全制定一项新计划，他的回应是声称他“没有任何对欧洲的领土要求”，并希望与英国和法国达成一项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当英国政府进一步询问这个提议的协议时，他们没有得到答复。[192]
后续
[编辑]莱茵兰再军事化决定性地改变了对德国的力量对比。[193]法国在反对德国扩张或侵略方面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法国的军事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丝毫没有入侵德国的意图，而是计划保卫马其诺防线。法国甚至未能向莱茵兰派遣一支部队，这向欧洲其他国家表明了这一战略。
东欧的潜在盟友都无法再信任并与法国结盟，因为他们不相信法国会以入侵威胁威慑德国，而如果没有这种威慑，盟友将在军事上束手无策。
比利时放弃了与法国的防御联盟，并在战争期间重新宣布中立。法国忽视扩大马其诺防线以覆盖比利时边境的不足，这让德国在1940年时准确地入侵了那里。
墨索里尼曾反对德国的扩张，但因为他现在意识到与法国的合作已经没有希望，因此他开始向德国靠拢。法国的所有盟友都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教皇庇护十一世告诉法国大使：“如果你下令立即将20万人推进到德国人占领的地区，你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好处”。[194]
随着莱茵兰地区的再军事化，德国开始修建齐格菲防线，这意味着如果德国攻击警戒线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法国威胁入侵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195]这就是莱茵兰再军事化对力量平衡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甚至认真考虑要放弃与法国的联盟并寻求与德国的和解。他直到在和解的代价是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实际损失变得清楚之后才放弃了这个想法。[195]
同样，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得出结论，罗马尼亚可能不得不放弃与法国的联盟，并接受他的国家从法国转移进德国的势力范围。[195]
1936年5月，新任命的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Christian Bullitt, Jr.) 访问德国并在那里会见了巴伦·冯·诺伊拉特 (Baron von Neurath)。1936年5月18日，布列特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报告：
“冯·诺伊拉特说，在“莱茵兰被消化”之前，德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参与外交事务。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在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修建防御工事之前，德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而不是鼓励纳粹政变在奥地利爆发，并将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保持冷静。一旦我们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国家意识到法国不能随意进入德国领土，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开始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产生非常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群集就会发展起来。”以上。[196]
1936年6月15日至20日，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参谋长会面，讨论变化的国际局势。他们决定维持目前与匈牙利开战的计划，但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莱茵兰现在再军事化，法国在与德国开战时采取有效行动的希望渺茫。[197]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东欧只有两个大国（德国和苏联），而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另一场战争，因为无论赢家是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些小国将会失去独立性。[193]温伯格写道：整个德国精英和大部分德国人民的态度是，任何新的战争都只会使德国受益，结束莱茵兰的非军事化状态只是打开开始新战争的大门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种态度极其短视、自毁和愚蠢，即使从狭隘的德国观点来看也是如此。[9]温伯格指出，德国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独立，当年强加的奥得河－尼斯河线下的领土，比当年凡尔赛条约下的领土多得多。连同数百万人的死亡和城市的毁灭，他认为，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办法是接受凡尔赛条约，而不是开始一场新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便以德国被彻底粉碎、分割和占领而告终。[193]
备注
[编辑]- ^ Norrin M. Ripsman, and Jack S. Levy, "The preventive war that never happene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rise of Germany in the 1930s." Security Studies 16.1 (2007): 32-67.
- ^ 2.0 2.1 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1933 – 1939: How the Nazis Won Ove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 Nation. Penguin Books Limited. 26 July 2012: 637. ISBN 978-0-7181-9681-3.
- ^ Martin Gilbert and Richard Gott, The Appeasers (Phoenix Press, 2000), p. 41.
- ^ 4.0 4.1 Kallis, pp. 112–113.
- ^ Emmerson, pp. 22–23
- ^ 6.0 6.1 Shore, p. 7.
- ^ Duroselle, pp. 116–117
- ^ Emmerson, pp. 23 & 97.
- ^ 9.0 9.1 Weinberg (1970), p. 239.
- ^ Emmerson, p. 25.
- ^ Young (1996), pp. 19–21.
- ^ Young (1996), p. 21.
- ^ Kallis, pp. 129 & 141.
- ^ Ueberschär, Gerd & Müller, Rolf-Dieter Hitler's War in the East, 1941–1945: A Critical Assessment,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2 page 14
- ^ 15.0 15.1 Young, (1996), pp. 17–18.
- ^ Duroselle, pp. 172–182.
- ^ Kallis, pp. 78–79 & 82–83.
- ^ Müller, Klaus Jürgen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8.
- ^ Kallis, p. 79.
- ^ Emmerson, p. 28.
- ^ Bond, pp. 197–198.
- ^ Bond, p. 198.
- ^ （英语） Andrew Rothstein. The Soldiers' Strikes of 1919.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35 [2022-07-18]. ISBN 0-333-276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9）.
- ^ 亚瑟·哈里斯曾在1945年用同样的口吻，以奥托·冯·俾斯麦的一句名言讽道：“整个巴尔干半岛都不值得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骨头来保证。” 此话后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纪录于1945年2月13日。
- ^ Emmerson, p. 24.
- ^ 26.0 26.1 26.2 Schuker (1999), pp. 48–49.
- ^ Bennett, Edward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ge 109
- ^ 28.0 28.1 Kallis, p. 82.
- ^ Emmerson, pp. 28–29.
- ^ Kallis, p. 83.
- ^ Keith Neilson; Greg Kennedy; David French.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856–1956 : Essays in Honour of David French. Ashgate. 2010: 120 [2021-11-27]. ISBN 978075466593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9）.
- ^ Bond, pp. 198–199.
- ^ Bond, p. 199.
- ^ Bond, pp. 200–201.
- ^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Sullivan, Barry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Ethiopian Wa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ages 178–203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 A.J.P. Taylor and the Historia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age 179
- ^ 36.0 36.1 Emmerson, p. 33.
- ^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Heinemann, p. 112.
- ^ Weinberg (2013), p. 188.
- ^ 39.0 39.1 Weinberg (2013), p. 171.
- ^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Methuen, 1972, page 353.
- ^ 41.0 41.1 41.2 Shore, p. 8.
- ^ Duroselle, p. 109.
- ^ Duroselle, p. 114.
- ^ Smith, p. 261.
- ^ Smith, p. 262.
- ^ Doerr, Paul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ge 137
- ^ Neville, Peter Hitler and Appeasement: The British Attempt to Prevent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C Black, 2006 page 138
- ^ Pratt, Larry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ages 26–27
- ^ Duroselle, p. 111.
- ^ Cairns, John "Reflections on France, Britain and the Winter War Problem, 1939–1940" pages 269–285, from The French Defeat of 1940 Reassessments edited by Joel Blatt, Berghahn Books: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1998 page 285
- ^ Geoffrey Warner, 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p. 126.
- ^ 52.0 52.1 Emmerson, p. 35.
- ^ Emmerson, p. 37
- ^ 54.0 54.1 Kallis, p. 144-145.
- ^ Pratt, Larry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age 26
- ^ Crozier, Andrew Appeasement and Germany's Last Bid for Colonies Macmillan Press: London, United Kingdom, 1988 p. 33.
- ^ Emmerson, pp. 62–3.
- ^ Crozier, Andrew Appeasement and Germany's Last Bid for Colonies, Press: London, United Kingdom, 1988 p. 32.
- ^ 59.0 59.1 59.2 Weinberg (1970), p. 247.
- ^ 60.0 60.1 60.2 60.3 Heinemann, p. 113.
- ^ 61.0 61.1 61.2 61.3 Weinberg (1970), p. 241.
- ^ Shore, pp. 5–6.
- ^ Shore, p. 6.
- ^ Shore, p. 12–13.
- ^ Shore, p. 13–14.
- ^ Shore, pp. 14–15.
- ^ Shore, pp. 14–16.
- ^ Emmerson, pp. 72–74.
- ^ Weinberg (1970), p. 246.
- ^ Kershaw (1998), pp. 582–586.
- ^ Emmerson, p. 39
- ^ Shore, p. 10.
- ^ 73.0 73.1 Shore, p. 11.
- ^ 74.0 74.1 74.2 Strang, G. Bruce "War and Peace: Mussonlini's Road to Munich" pages 160–190 from The Munich Crisis, 1938 edited by Igor Lukes & Erik Goldstein, Frank Cass: London, 1999 page 173.
- ^ 75.0 75.1 75.2 Cassels, Alan "Mussolini and the Myth of Rome" pages 57–74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econsidered A.J.P. Taylor and the Historian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age 63.
- ^ Duroselle, pp. 112–113.
- ^ Duroselle, p. 113.
- ^ Duroselle, p. 115.
- ^ 79.0 79.1 Heinemann, p. 114.
- ^ Rupert Matthews, Hitler: Military Commander (Arcturus, 2003), p. 115.
- ^ Rupert Matthews, Hitler: Military Commander (Arcturus, 2003), p. 113.
- ^ Weinberg (1970), p. 252.
- ^ Emmerson, p. 66.
- ^ Kagan, p. 212.
- ^ Duroselle, pp. 122–123.
- ^ Duroselle, p. 123.
- ^ Kershaw (1998), p. 584.
- ^ 88.0 88.1 Kershaw (1998), pp. 584–585.
- ^ Weinberg (1970), p. 247-248.
- ^ Weinberg (1970), p. 250.
- ^ Weinberg (1970), p. 249.
- ^ 92.0 92.1 Heinemann, p. 114–115.
- ^ Kershaw (1998), p. 581.
- ^ 94.0 94.1 Weinberg (2013), p. 194.
- ^ Neville, Peter Mussolini,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135.
- ^ Kallis, p. 165.
- ^ Kershaw (2000), pp. 7, 88 & 165–166.
- ^ Kershaw (2000), p. 143.
- ^ Kershaw (1998), p. 585.
- ^ 100.0 100.1 Duroselle, p. 122.
- ^ 101.0 101.1 Kershaw (1998), p. 586.
- ^ Weinberg (2013), p. 196.
- ^ Parker (1956), p. 355.
- ^ 104.0 104.1 Shirer, p. 291.
- ^ 105.0 105.1 Kallis, p. 113.
- ^ Rupert Matthews, Hitler: Military Commander (Arcturus, 2003), page 116.
- ^ Heinemann, p. 115.
- ^ Shirer, pp. 293 & 295
- ^ 109.0 109.1 Knickerbocker, H.R. Is Tomorrow Hitler's? 200 Questions On the Battle of Mankind. Reynal & Hitchcock. 1941: 26,148 [2021-11-27]. ISBN 978141799277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19）.
- ^ J. R. Tournoux, Petain et de Gaulle (Paris: Plon, 1964), p. 159.
- ^ May, Ernest R.: Strange Victory, New York: Hill & Wang, 2000 page 37.
- ^ 112.0 112.1 May, Ernest R.: Strange Victory, New York: Hill & Wang, 2000 pages 35–36.
- ^ Emmerson, p. 36
- ^ Bartov, Omer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pages 133–150 from The Third Reich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Christian Leitz, London: Blackwell, 1999 pages 137–139 & 144–146
- ^ Bartov, Omer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pages 133–150 from The Third Reich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ited by Christian Leitz, London: Blackwell, 1999 pages 138–139.
- ^ Goda, Norman "Black Marks: Hitler's Bribery of his Senior Officers During World War II" from pages 96–137 from Corrupt Histories, Toronto: Hushion House edited by Emmanuel Kreike, & William Chester Jordan, 2005 page 102
- ^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Kershaw (1998), p. 587.
- ^ House of Commons, July 27, 1936: https://www.theyworkforyou.com/debate/?id=1936-07-27a.1207.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119.0 119.1 119.2 Kershaw (1998), p. 588.
- ^ 120.0 120.1 120.2 120.3 Kershaw (1998), p. 590.
- ^ Kershaw (1998), p. 590–591.
- ^ Shirer, p. 294.
- ^ 123.0 123.1 Kershaw (1998), p. 591.
- ^ Shirer, p. 291–293.
- ^ Shirer, p. 293.
- ^ Young, (1996), p. 146.
- ^ Schuker (1997), pp. 223 & 236–37.
- ^ Schuker, (1997), p. 235.
- ^ 129.0 129.1 Young (1978), p. 121.
- ^ Duroselle, p. 125-126.
- ^ 131.0 131.1 Schuker, (1997), p. 237.
- ^ Schuker, (1997) pp. 237–238.
- ^ 133.0 133.1 133.2 Schuker, (1997), p. 238.
- ^ Shore, pp. 7–8.
- ^ 135.0 135.1 135.2 Emmerson, pp. 108–109.
- ^ 136.0 136.1 Emmerson, p. 119.
- ^ 137.0 137.1 Emmerson, p. 116.
- ^ Duroselle, p. 129.
- ^ Duroselle, p. 128.
- ^ 140.0 140.1 Parker (1956), p. 356.
- ^ Emmerson, p. 104
- ^ Schuker, (1997), pp. 238–239.
- ^ A.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enguin, 1991), p. 130.
- ^ Parker (1956), p. 357.
- ^ 145.0 145.1 Parker (1956), p. 358.
- ^ Schuker, (1997), p. 239.
- ^ 147.0 147.1 Young (1978), p. 124.
- ^ 148.0 148.1 Young, (1978), pp. 124–25.
- ^ Young (1978), p. 123.
- ^ Young (1978), pp. 123–124.
- ^ Ulrich, Raphäelle "René Massigli and Germany, 1919–1938" pp. 132–48 from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1918–194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 Great Power edited by Robert Boyce, Lon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1998 p. 144.
- ^ 152.0 152.1 Weinberg (1970), p. 254.
- ^ Young (1978), p. 125
- ^ Taylor, A.J.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enguin: London, 1991 page 131.
- ^ Cor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Pan, 2002), p. 336.
- ^ Harold Nicolson, The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1919–1964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4), p. 139.
- ^ Emmerson, p. 144.
- ^ 158.0 158.1 158.2 Weinberg (1970), p. 259.
- ^ Taylor, A.J.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1961, 1976 p. 132.
- ^ Kagan, p. 213.
- ^ Emmerson, p. 139.
- ^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1936. Snapshots. Learning Curve (The National Archives).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5-06）.
- ^ Weinberg (1970), p. 258.
- ^ Medlicott, W.N. Britain and Germany Athlone Press: London, United Kingdom, 1969 page 24.
- ^ Roi, pp. 128–129.
- ^ 166.0 166.1 Roi, pp. 128–130.
- ^ 167.0 167.1 167.2 167.3 167.4 Roi, p. 130.
- ^ Parker (1997), p. 214.
- ^ Emmerson, p. 217.
- ^ Emmerson, pp. 215–216.
- ^ Taylor, A.J.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1961, 1976 p. 148.
- ^ Overy, Richard & Wheatcroft, Andrew The Road To War, London: Macmillan, 1989 p. 86.
- ^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A Life (Pimlico, 2000), p. 552.
- ^ Charles Cheney Hyde, 'Belgium and Neutra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 No. 1. (January 1937), p. 82.
- ^ 175.0 175.1 175.2 Weinberg (1970), pp. 283–284.
- ^ 176.0 176.1 Weinberg (1970), p. 255.
- ^ Emmerson, p. 158.
- ^ Emmerson, p. 159.
- ^ Weinberg (1970), p. 256.
- ^ 180.0 180.1 180.2 180.3 Offner, p. 415.
- ^ 181.0 181.1 181.2 Jiri Hochm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ailur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1934–1938 (1984) p. 104.
- ^ Hochman, p. 122.
- ^ Hochman, p. 57.
- ^ Hochman, p. 76.
- ^ Emmerson, pp. 170–171.
- ^ Emmerson, pp. 171–172.
- ^ Emmerson, p. 166.
- ^ Emmerson, p. 171.
- ^ Emmerson, p. 172.
- ^ Kallis, p. 144.
- ^ Emmerson, pp. 171–171.
- ^ Taylor, p. 133.
- ^ 193.0 193.1 193.2 Weinberg (1970), p. 262.
- ^ Jeffrey Record. The Specter of Munich: Reconsidering the Lessons of Appeasing Hitler. Potomac Books. 2007: 27–29 [2021-11-27]. ISBN 978159797039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13）.
- ^ 195.0 195.1 195.2 Weinberg (1970), p. 261.
- ^ Shirer, p. 295.
- ^ Weinberg (1970), pp. 26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