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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的核武器研制计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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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国军曾计画以经国号战机作为战术核武器的投送平台 | |
| 存在时期 | 大陆时期︰1945年－1946年 新竹计画︰1964年－1968年 桃园计画︰1970年－1988年 |
| 国家或地区 |  中华民国 |
| 部门 | 中华民国国防部 |
| 驻军／总部 |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
| 指挥官 | |
| 著名指挥官 | |
中华民国曾在历史上三度研制核武器，期间深受国共内战情势与中美关系影响而波折不断，最终在1988年1月，当该计画接近实用化阶段时，受到了美国施压而被迫终止，相关设备与物资遭到拆毁与收缴。
1945年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国民政府就有研制核武器之计画。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批准以俞大维、吴大猷等人组成国防部下辖的“原子能委员会”，与“国防科学委员会”配合、由郑华炽领导核武器研发工作，并编列50万美金作为研究经费，但随著内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台，此计画便胎死腹中。1950年韩战爆发后，美国转变政策，开始协防台湾。1957年后，美军在台布署装载核武的“斗牛士”飞弹，以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试爆核武器，引起蒋中正外交与军事上的担忧，便于同年重启核武器研发计画，是为“新竹计画”。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国民政府内部存在路线分歧与反对意见，如台湾腹地太小、缺乏原料，以及经济负担沉重等问题，迫使“新竹计画”于1968年被搁置。
1960年代末，美国为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苏联，逐渐减少对中华民国的军事防卫承诺，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取代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次，使蒋中正决定重启核武研发计画。“新竹计画”被以“研究”或“民生用途”的名义开展“桃园计画”。中华民国透过以色列核技术专家恩斯特·大卫·伯格曼的人脉，于1969年自加拿大进口一座4000万瓦的重水反应炉。同时还在桃园杨梅地区兴建“钸燃料化学试验室”，并自西德、南非等国家进口相关核材料和设施。然而1972年台湾电力公司在与西德购买核燃料的“再处理工厂”时，使美方察觉中华民国正在研发核武器，并就此决心封锁其获得所需设施与原料的一切管道。其后，尽管中华民国当时声称这些研发工作只是用于研究和能源用途，但美国通过情报系统多次检查设施，确信这些核研究并非仅限于民生用途。1988年1月，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窃取核武计画机密档案，在美国中情局帮助下逃往美国，并于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中华民国研制核武的内幕。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随即施压台北方面，要求全面终止核武研发计画。同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数天后美方核子代表团来台，将核原料收缴、拆毁重水反应炉，中华民国也此后再无发展核武之计画。
2000年代陈水扁总统任期期间，曾有传言称中华民国可能重新启动核武研制计画，但官方一直坚称不会研发核武器，也无直接证据证明这些传闻的真实性。随著中美交恶，美国与中华民国民间出现提倡核武装后者之声，将其视为安全保障选项，而其科研技术亦使中华民国被一些学者与机构视作能迅速研发核武的“核潜伏国家”。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中华民国在现今的民主和开放政治环境下，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秘密发展核武器。除了需要应对来自美国和民间反核运动的强大阻力外，中华民国在地理、政治和经济各方面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处于绝对劣势，即使开始了核武开发计画，也难以保障其安全，甚至可能在研发初期、尚未进入生产阶段即遭到后者毁灭性打击而失败。
历史[编辑]
大陆时期的初期计画[编辑]
1945年8月6日与9日，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被视为促成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其后不久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中正参谋长的阿尔伯特·魏德迈中将向中华民国兵工署长、同时也是透过“中美联合参谋本部”相处共事结成的好友——俞大维中将，提供关于原子弹研制细节等机密资讯的报告（即后来编撰出版的《史迈斯报告》[1]），甚至直接问过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1]”俞大维也因此成为国民政府中最早接触到原子弹机密的人，其后他将报告转交蒋中正，后者交待军政部长陈诚和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负责统筹办理，此即国民政府研制核武器之始[1]。1945年秋，曾昭伦、华罗庚、吴大猷三人被召往重庆谘询筹划原子弹的发展计画[2][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试验成功后重启[编辑]
1950年代中，中华民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总署。1955年7月，驻美大使顾维钧又与美方签署《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开展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民用核能科技发展，此一时期中华民国得到美方在技术与原料的支持，不仅官方原子能委员会协助设计与制造研究型核反应炉，还租借浓缩铀235作为燃料。1961年12月，在美方技术与资金协助下，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因而建造了亚洲第一座核子（轻水）反应炉。
伯格曼来台[编辑]
1963年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总署会议上，中华民国代表李熙谋[3]（一说唐君铂[4]）邀请以色列代表团团长恩斯特·大卫·伯格曼教授访问台湾，尽管该人此前与台湾素无渊源，但其视蒋中正为二战英雄而钦佩，因此同年年底伯格曼首次秘密访台[3][4]。
秘密研制[编辑]
“张宪义事件”：拆除终止[编辑]
投射平台[编辑]
中华民国曾发展的核武发射平台为机载与陆基飞弹两种，前者起自1980年代初，在美国雷根政府因妨碍中美关系而拒绝出售先进战机后，中华民国开展自制攻击机计划，即F-CK-1经国号战斗机（代号IDF）[5]。根据张宪义所言，为提高打击核成效，其射程应至少1000公里，然而由于预计将核武挂载于“经国号”战机的副油箱，航程预计将不足1000公里，其重量亦会增加，只能降低空战需要的引擎部份性能（如加速能力），确保航程能满足要求[6]。张宪义另外还指出核打击战机并无携带返程燃料，因此极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自杀式攻击[6]，还称执行者是被拟遴选没有结婚、没有家人的志愿飞行员。不过此说受到如《尖端科技军事杂志》总编辑毕云皓的质疑，指出经国号战机于1989年5月28日首飞，1992年才服役，而张1988年便逃亡出走，以其当时位阶能接触到当时列为机密的IDF案颇令人质疑[7]。
影响[编辑]
当代评估[编辑]
现今中华民国因拥有发展核武的技术能力，被认为是与日本与韩国一样的“核潜伏国家”，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克·菲兹派翠克（Mark FitzPatrick）指出：“台湾的战后威权统治以及深刻的生存安全焦虑使其两度走上核武研制之路，然而至今威权主义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安全焦虑依旧，台湾面对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生存威胁，若美国的防务承诺减少或两岸关系出现剧烈的重大变化，不排除其重启核武研制的可能性”，但该人亦同时指出这两种情况都不太可能发生[8]。 以当前中华民国的国内外条件，若要发展核武器被认为需解决以下问题：[9]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曾明确表明发展核武为其武力攻台的条件之一。
- 美国的反对：其原料与设备均来自该国，并为反核扩散立场，甚至可能不惜切断核能发电原料阻止核武研制工作。
- 军方的反对：尽管中华民国国军走向“国家化”，但对于是否发展核武来巩固独立，其接受度颇成疑问。
- 政治环境复杂：立法院生态复杂，如何取得朝野共识和预算并非易事。
- 媒体活跃：媒体活动力强，无论政府要秘密发展核武还是从黑市购买均极度困难。
- 国际孤立：发展核武可能会使中华民国疏远本就极少的友邦国家（如日本）
- 国内反核政策与舆论；中华民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一的民主进步党主张“非核家园”等反核主义政策促使国内人才不愿投入前途堪虞的核工业产业，导致人才断层。
菲兹派翠克亦指出台湾与日本和韩国两国相比，是当今获得核武器可能性最低的国家[10]。
相关条目[编辑]
注解[编辑]
注脚[编辑]
- ^ 1.0 1.1 1.2 1.3 王士平，李艳平 & 戴念祖（2006年），第198页
- ^ 吴大猷（1984年），第40页
- ^ 3.0 3.1 苏育平（2022年），第8页
- ^ 4.0 4.1 王丰（2015年），第419页
- ^ Albright & Stricker（2018年），第171-172页
- ^ 6.0 6.1 Albright & Stricker（2018年），第172页
- ^ 吕烱昌. 中科院擬以IDF搭載核武攻擊大陸 專家：不可能. news.cnyes.com. 钜亨网新闻中心. [2024-03-10] （中文）.
- ^ Fitzpatrick（2017年），Chapter Three Taiwan
- ^ 曾复生（2006年），第203页
- ^ Fitzpatrick（2017年），Assessment
参考文献[编辑]
图书[编辑]
- 苏育平. 台以關係百年史──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 元照出版公司. 2022. ISBN 9789869286787 （中文）.
- 曾复生. 中美臺戰略趨勢備忘錄. 秀威出版. 2006: 台北. ISBN 9789866909030 （中文）.
期刊[编辑]
- 王士平; 李艳平; 戴念祖. 20世纪 40年代蒋介石和国民 政府的原子弹之梦.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6, (3). ISSN 1673-1441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