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特爾堡之戰
伊特爾堡之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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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會戰的一部分 | |||||||
伊特爾堡,攝於1979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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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戰方 | |||||||
美國 第12裝甲師 美國 第142步兵團 德意志國防軍 法國囚犯 奧地利抵抗組織 | 親衛隊第17裝甲擲彈兵師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上尉小約翰·李 中尉哈利·巴斯 少校喬瑟夫·甘格爾 † 親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 庫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1] | 親衛隊上級領袖 佐治·博赫曼 | ||||||
兵力 | |||||||
16名美軍 11名德意志國防軍 1名武裝親衛隊軍官 數名法國囚犯 1輛中型戰車 (M4雪曼戰車) 援軍: 來自104步兵師的1支小隊 (包含2名德軍與1名奧地利反抗軍) 3輛中型戰車 (M4雪曼戰車) |
150—200名武裝親衛隊 1門88毫米高射砲 2門2公分高射炮 | ||||||
傷亡與損失 | |||||||
1輛戰車被擊毀 1名國防軍軍官陣亡 4名盟軍負傷 |
傷亡不明 100名武裝親衛隊被俘[2] |
伊特爾堡之戰(英語:Battle for Castle Itt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於奧地利蒂羅爾州小鎮伊特爾爆發的一場戰鬥。1945年5月4日,被關押在伊特爾堡的法國囚犯為抵禦附近的武裝親衛隊,派人向美軍求助。第一時間趕來救援的不僅有積·李上尉(John C. "Jack" Lee, Jr.)率領的美國陸軍第21軍第12裝甲師第23裝甲營偵查隊、約瑟夫·甘格爾少校與其麾下的德國國防軍士兵,甚至還有親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庫爾特·齊格弗里德·施拉德(Kurt-Siegfried Schrader)。30人及4輛戰車的他們面對約150—200人及一門88毫米高射炮和2門2厘米高射炮的武裝親衛隊部隊,在伊特爾堡內頑強抵抗一日,直到5月5日下午美軍大部隊趕到,成功解除武裝親衛隊的包圍,戰鬥以盟軍的勝利告終。伊特爾堡之戰是二戰期間美軍和德軍唯一一次並肩戰鬥,同時法國囚犯下至網球明星,上至前總理全部拿起武器為自由而戰,因此許多報道稱之為「二戰最奇怪的戰鬥」。
背景
[編輯]現存的伊特爾堡始建於1878年,由女鋼琴家索菲·門特在1884年購得,作為個人住宅。她的老師李斯特·費倫茨、阿圖爾·魯賓斯坦和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等著名音樂家都曾在此生活過。1902年,門特將伊特爾堡出售給柏林一名外科醫生兼企業家尤金·邁爾,後者將其打造成一座現代化賓館,在前來奧地利旅遊的遊客中口碑甚佳。1925年,蒂羅爾州副州長法蘭斯·格魯納從邁爾手中買下這座城堡,成為他藝術收藏的展覽館,吸引許多社會名流拜訪。
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在奧地利境內大肆擴張蓋世太保和集中營設施。伊特爾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堅固的建築結構引起了納粹黨的注意。1940年初,德國政府從格魯納處租借了伊特爾堡的使用權,用作德國禁煙聯盟奧地利支部辦公地點。1942年11月,海因里希·希姆萊從中介入將伊特爾堡充公,並開始改造為一座關押高級囚犯的監獄。原本的客房變成了帶有柵欄和鐵鎖的囚室,豪華的主臥室則由集中營司令夫婦享有。1943年4月底,伊特堡改造完成,劃歸達豪集中營系統管轄,由一個營的親衛隊骷髏總隊看守,司令為前邁丹尼克集中營司令塞巴斯蒂安·魏默爾。5月2日起,囚犯陸續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等地押送至伊特爾堡。關押在這裏的都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要人士或社會名流,包括前總理愛德華·達拉第和保羅·雷諾、將軍毛利斯·甘莫林和馬克西姆·魏剛、外交官安德烈·法蘭索瓦-龐賽、工會領袖萊昂·儒奧、夏爾·戴高樂將軍的姐姐瑪麗·艾格尼絲·戴高樂、網球明星讓·博羅特拉等。希特拉將這些囚犯集中於德國境內的伊特爾堡,準備在盟軍進攻德國本土時作為人質。此外伊特爾堡還有一些東歐囚犯,用作維修保養的工人。
戰鬥經過
[編輯]1945年5月3日,被囚在城堡中當雜役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員,來自克羅地亞的祖文尼米爾·庫科維奇(Zvonimir Čučković)[4]:23–24,以為戰俘營指揮官塞巴斯蒂安·魏默爾執行任務為藉口混出了城堡。庫科維奇帶着一封向盟軍求助的英文信,希望能遇到美國人並交到其手中。
由於距離8公里(5英里)的山下城鎮沃格爾仍在德軍手中,庫科維奇只得沿因河河谷上山,向着距離64公里(40英里)的因斯布魯克前進。當晚深夜,他抵達市郊並遇上美國陸軍第6軍第103步兵師轄下第409步兵團的先遣部隊,並告知對方城堡內有戰俘在囚。[4]:103–107雖然美軍部隊無法私自越權進行救援行動,但答應庫科維奇他們會在5月4日早晨前從總部得到答覆。
美軍於黎明時分派遣重裝甲部隊前往營救戰俘,卻在前往伊特爾大約一半路程、越過延巴赫後因為遭遇猛烈炮轟而停止行動,並因為越界進入了東面第36步兵師的防區而被上級召回。最後只有兩輛吉普車載着輔助人員繼續前進。
由於庫科維奇未能回到城堡,加上前達豪集中營司令官愛德華·魏特[4]:96因可疑原因在5月2日死於堡內,魏默爾害怕被殺而棄守城堡,不久骷髏總隊的守衛亦撤離,戰俘於是控制了城堡,並利用堡內餘下的武器進行武裝。[4]:107
戰俘營內一眾指揮無法得悉庫科維奇已聯繫美軍,於是聽從捷克廚師安德烈亞斯·克羅拔(Andreas Krobot)的建議,讓他於5月4日中午騎自行車前往沃格爾求援。沃格爾當時剛被德意志國防軍棄守,但旋即被在附近遊蕩的武裝親衛隊部隊佔據。克羅拔成功在當地接觸奧地利反抗軍,被帶往面見率領德國國防軍小隊殘兵違抗撤退命令、加入當地的抵抗力量並成為首腦的甘格爾少校。[4]:95–97
甘格爾希望帶領部下扼守城鎮,保護當地居民免受親衛隊報復。當時忠於納粹的部隊向任向懸掛白旗或奧地利國旗的房屋窗戶開火,並把男性當作逃兵就地處決。甘格爾原本寄望美軍能火速進軍至沃格爾,以便向美軍投降;[4]:109–112但現時卻必須帶着白旗接近他們來求助。
幾乎在同時,美國陸軍第21軍第12裝甲師第23戰車營的四輛雪曼戰車偵察部隊,在李上尉的指揮下到達奧地利北部13公里(8英里)的庫夫施泰因,並在市內廣場待命,等候第36步兵師的支援。在甘格爾求援下,李上尉毫不猶豫地答應對方,並立即取得指揮部同意展開救援行動。
李上尉與甘格爾少校一道坐上少校的82式水桶車在城堡內偵察,之後把手下兩輛戰車留下,同時得到第36步兵師第142步兵團五輛戰車及三個步兵班支援。由於路途上的橋樑崩塌,造成3輛戰車與部分步兵無法跟上。李上尉被迫遣回無法跟上的增援部隊。李決定留下其副官哈利·巴斯(Harry Basse)中尉的戰車「Boche Buster」守衛橋樑,但巴斯中尉堅持要與李上尉並肩作戰並將戰車與該車伴隨的步兵交由伊里亞德中士指揮,最後李上尉、巴斯中尉、甘格爾少校、14名美軍、一名司機及載着十名前德軍炮兵的卡車回到城堡。[4]:112–113,121–124在距離城堡6公里(4英里)處,部隊打敗了企圖設置路障的親衛隊。
與此同時,堡內的法籍戰俘要求在伊特爾養傷期間認識的武裝親衛隊軍官庫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負責指揮防禦。在李上尉到達城堡後,戰俘熱烈地歡迎營救部隊,但對部隊規模之小感到失望。[4]:124–128李上尉把自己轄下的兵員配置在城堡周圍的防禦位置,並把自己的雪曼戰車「Besotten Jenny」(迷醉的珍納號)部署在城堡入口處。
李上尉本來下令法籍戰俘躲藏起來,但他們情願留在堡外與美、德守軍並肩作戰。[4]:146–152當天整晚,守軍都忙於應付一支前來評估戰力及探查弱點的偵察部隊。5月5日清晨,一支100至150人[4]:144的武裝親衛隊發動進攻。[3]甘格爾在正式攻擊開始前,成功透過電話聯繫身處沃格爾的奧地利反抗軍領袖阿洛伊斯·邁爾(Alois Mayr)要求增援;邁爾把麾下僅餘的兩名德國士兵和一名十多歲的抵抗軍成員漢斯·沃爾特(Hans Waltl)盡數派出,三人迅速駕車前往城堡。[4]:145守在城門的雪曼戰車在被德軍的88毫米高射砲摧毀前一直提供機槍火力支援,在戰車被毀時車內只有一名企圖搶修車上無線電裝置的通訊員,最終他及時逃離並無受傷。[5]
到了午後,求援訊息終於在守軍陷入絕境的同時傳達第142步兵團,步兵團馬上派遣部隊馳援。[5]李上尉明白無法在通訊中斷前,把敵方的完整資訊及兵力部署全數告知第142步兵團,於是聽從網球明星伯勒特拉的提議,讓後者越過城堡圍牆,突破武裝親衛隊的據點及伏擊前往報信。[6]伯勒特拉成功完成任務,向美軍要來一套軍服穿上後加入支援部隊,部隊亦在城堡守軍彈藥用盡之前趕抵戰俘營。
支援部隊於大約下午四時趕到並迅速擊敗武裝親衛隊。[4]:157–161據報盟軍俘獲大約100名武裝親衛隊士兵;[7]而在囚的法籍戰俘則在當晚被送回法國,[8]並於5月10日抵達巴黎[9]。
戰鬥結果與歷史意義
[編輯]李上尉與巴斯中尉因為其防禦伊特爾堡的表現,分別獲頒傑出服役十字勳章[10]與銀星勳章。在戰鬥過程中,甘格爾少校為了保護法國總理保羅·雷諾,被狙擊手擊中而陣亡,雷諾也在其日後撰寫的回憶錄中對為了他而犧牲的甘格爾少校感念再三。甘格爾少校也因為其挺身而出組織反抗軍保護奧地利平民免受武裝親衛隊傷害與救援伊特爾堡被尊為奧地利國家英雄,在今日沃格爾有一條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大眾稱呼這場戰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奇怪戰役」[11][4]:2這場戰役發生在希特拉自殺後第五天[4]:2,僅僅兩天後德國無條件投降。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一次美軍與德軍並肩作戰。[11]
戰後軍官們的命運
[編輯]- 塞巴斯蒂安·魏默爾 親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
這位前戰俘營指揮官在戰爭結束後數周被盟軍逮捕,並且因為其在戰時作為武裝親衛隊犯下的多個戰爭罪被當作戰犯起訴。幸運的是幾個伊特爾堡的戰俘們因為魏默爾在作為戰俘營指揮官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並與他們建立友情,這些有力人士介入了魏默爾的審判,魏默爾在1949年時被釋放。魏默爾於1951年時搬回他的家鄉丁戈爾芬。與此同時他深受酗酒所苦,他的太太也不久後與他離婚。魏默爾最終在1952年12月10日自殺,享年50歲。
- 庫特·西格弗里德·施拉德 高級突擊隊領袖
這位受勳的親衛隊高級突擊隊領袖因為其在伊特爾堡之戰的表現於1947年被釋放。難得的是他在武裝親衛隊的生涯並無任何不道德的戰爭罪行為,他最終得以高興地與妻子和女兒們團聚。他們一起搬到了明斯特,在那裏他以泥水匠為業。1953年,他獲得在北萊茵-西發利亞內政部的職位,一直任職到1980年。施拉德在1990年代時過世。
- 哈利·巴斯 中尉[12]
巴斯中尉是李上尉的摯友也是他的副官,他在戰後回到了家鄉加州務農。他與妻子在南加州的安那翰附近種植柳橙,後來將部分土地出售,那些土地日後成為迪士尼樂園的一部分。晚年時他非常熱衷於打獵及釣魚,巴斯與李也一直從戰後保持着摯友關係。巴斯中尉於1991年10月4日過世,享壽81歲。
- 小約翰·李 上尉
李上尉於1946年2月2日轉為預備役,就在他回到美國的幾天後。李上尉離開行伍後試着成為職業美式足球球員,並在美國協會美式足球聯盟的紐澤西巨人隊打過幾季,美國協會於1950年解散。在無法得到職業隊伍的青睞後,李上尉成為當地美式足球教練與酒保。他的生活一直受到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苦,也因此酗酒。李上尉曾試着開旅館但失敗,他的妻子維吉尼亞也與其離婚並帶走他們的兒子。他結過三次婚,退役後的生活一直非常不順遂。李上尉最後在1973年1月15日時因為酒精中毒告別人世,享年54歲。
流行文化
[編輯]瑞典重金屬樂隊「Sabaton」的歌曲《the last battle》就是伊特爾堡之戰。
註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Nutter, Thomas. The Last Battle: When U.S. and German Soldiers Joined Forces in the Waning Hours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2013-04-23 [2013-0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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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 5.1 Lateiner, Donald. The Last Battle: When U.S. and German Soldiers Joined Forces in the Waning Hours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Michigan War Studies Review. March 21, 2014 [26 September 2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08).
- ^ Leon-Jouhaux, Prison pour hommes d'Etat, 157.
- ^ The Austrian castle where Nazis lost to German-US force. BBC News. [2019-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20).
- ^ Der Ort des Terrors (2005; edited by Wolfgang Benz, Barbara Distel, Angelika Königseder), volume 2 (ISBN 978-3406529627)
- ^ Volker Koop's In Hitlers Hand: die Sonder- und Ehrenhäftlinge der SS (2010)
- ^ John C. Lee. BBC News. [2021-10-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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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編輯]- Harding, Stephen. 最後的戰役: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最後一刻 The Last Battle (Harding). Da Capo Press. 2013. ISBN 978-0-306-82209-4 (英語).
- 史提芬‧霍丁. 最後的戰役: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最後一刻. 黎明文化. 2017-04-15. ISBN 978-9-571-60877-8 (中文).
- Roberts, Andrew. 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奇怪的戰役:當美軍與德軍並肩作戰. 野獸日報. 2013-05-12 [2020-0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5-31).
- Daniel Ramos. Castle Itter: The Strangest Battle of World War II. 2015 [2020-0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1-26) (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