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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講述中國上海市文化大革命運動史。

背景

1965年4月9日，被稱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去世。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曹荻秋任市長。

前期

紅八月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

6月10日後，上海市委向29所大學派出6個工作隊，向489所中學派出168個工作隊，未派工作隊的單位派聯絡員。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8月5日，上海市委召開全市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萬人代表大會，宣佈撤走工作隊。8月，上海各校捲起了「斗鬼風」，大批教師被批鬥。據統計，上海1966年6月1日至9月30日，各單位「被打和較嚴重體罰的人數為6665人」。

8月11日，上海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復旦大學外語系「紅衛兵戰鬥小組」成立。幾天內所有大中學校都成立了紅衛兵。最初的上海紅衛兵組織只允許紅五類加入，核心人物大多是幹部子女。9月12日，「上紅總部」（「上海紅衛兵總部」）在人民廣場召開正式成立大會。9月26日，「上紅大專總部」（「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成立。「上紅總部」和「上紅大專總部」合辦機關報《紅衛兵》報。

8月23日，北京學生「破四舊」的消息傳到上海，8月23日，《新民晚報》宣佈改名《上海晚報》。改名潮席捲上海，大量歷史文化遺產被破壞，發生大量打人事件，8月24日，市委口頭通知各級黨委《十條》來約束學生。據統計，9月1日至9月25日，上海市區被打者一萬餘人，打死11人。8月29日，上海開始大規模抄家，抄家風迅速殃及許多社會知名人士。著名翻譯家傅雷及其夫人被抄家，不堪凌辱而自殺。據記載，9月份不完全統計，發生自殺事件704起，死亡354人。曹荻秋9月4日講話說「上海的紅衛兵抄了五千家」，9月18日說上海搜出黃金48萬兩，「是北京的10倍」。據當時的統計，到10月10日，全市有9260餘人被遣送回鄉。

李遜指出，上海最初的紅衛兵「被視為保守派組織。紅八月的諸多暴行，應該算在此時的紅衛兵頭上。」

組織起來

8月31日，三十多個北京學生衝擊省市委辦公處，是為「八·三一」事件。此後，南下的北京學生與支持上海市委的人展開辯論。市委保衛者寫出了許多大字報，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們老工人要說話》和署名楊富珍的《給毛主席的急電》。這兩張大字報是市委一些幹部直接出面組織的。

9月11日，「首都一司」南下上海，名稱是「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南下兵團」，共二千名大學生、一百名中學生。這批學生仍熱衷於批鬥「黑六類」、「破四舊」、「血統論」，而且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9月下旬，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上海市委，要求南下學生返回北京。9月28日，南下學生返京。

10月，「首都三司」的大批造反派紅衛兵來到上海。

10月5日，「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簡稱復旦「紅革會」）成立。10月12日，在上海體育館召開「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市紅革會」）成立大會。10月18日，「東方紅公社」宣佈成立，隨後串聯組建全市性組織，11月3日，在華東紡織工學院第二食堂召開「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簡稱「炮司」）成立大會。10月21日，「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佈成立，負責人安文江，不久加入11月22日在文化廣場成立的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三司」），12月底，紅三司分裂出「紅上司」。10月底，保守派開始成批倒戈，造反派學生逐漸成為多數派。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下發《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10月19日，市委發出《市委關於大、中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問題的通知》，宣佈停止各校黨委（總支、支部）對文革的領導。

11月4日開始，紅衛兵開始強行進入各校檔案室槍黑材料。市紅革會主辦，紅三司、紅上司、紅西南等參加，近萬紅衛兵在文化廣場舉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誓師大會」。

安亭事件

主條目：安亭事件

自從安亭事件後，我已經別無選擇！

「

」

張春橋

工總司（全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1966年11月9日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會前他們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認其組織、曹荻秋到會接受批判、提供宣傳工具，得到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文件規定做出的「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三不」答覆。

11月10日，為達到造反組織合法化的政治目的，他們率隊赴京告狀。潘國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車，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駛往鄭州的69次特快列車（運行中被改為602次慢車）。先後受阻於南京和安亭。當日中午12點他們將14次特快列車攔阻於安亭站，造成京滬線中斷20小時（一說30小時）。企圖以擴大事態，迫使中央解決問題。事件當即引起北京震動、外電的報道。

11月11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到安亭勸說前，14次特快列車被放行。同時陳伯達發來電報：「你們的這次行動，不單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張春橋11日深夜乘專機抵滬，與「工總司」負責人接觸，允諾回上海解決他們提出的各項要求，11月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隊員回滬。

11月13日上午張春橋與工總司會談前，參加的上海市委常委會再次重申「三不」決定。下午，張春橋在「工總司」「承認組織合法、承認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告狀後果由上海市委負責、曹荻秋公開檢查、對工總司提供各方麵條件」的五項條件上簽字。這被印成傳單在全上海市散發。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獲悉消息後迅速同意了這一處理意見。11月16日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不能組織跨行業的地區性工人群眾組織的禁令由此廢除，學生紅衛兵與工人造反派合流。

《解放日報》事件

主條目：《解放日報》事件

《解放日報》事件，是指1966年11月底至12月初，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強行封閉《解放日報》社的事件。

1966年11月25日，聶元梓在江青授意下，在上海召開「紅革會」和外地束滬的紅衛兵聯合會議，「紅革會」與「紅衛兵上海總司令部」合辦的《紅衛戰報》第9期刊登了一篇題為《〈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11月27日，「紅革會」要求把這一期《紅衛戰報》和《解放日報》夾在一道、同時發行。理由是《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紅衛戰報》來「消毒」。此事當即遭到上海市委和《解放日報》社負責人的拒絕。

11月29日晚10時左右，市「紅革會」一個常委帶領二三百人來到市報刊發行處，再次要求將《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夾在一起發行，又一次遭到拒絕。於是他們衝進解放日報社，向報社負責人提了三項要求：

1. 《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
2. 《解放日報》必須全文轉載《紅衛戰報》的《〈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
3. 要把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和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他們。

這些要求遭到報社負責人的拒絕。於是「紅革會」總部召開常委會議，決定進駐報社，逼迫報社同意他們的要求。11月30日凌晨1時左右，「紅革會」從各個學校調集大批人員，衝進漢口路274號解放日報社大樓，佔領了樓下的發報間、會議室、禮堂和一些辦公室。並成立了「火線指揮部」。「紅革會」強行扣住《解放日報》，不讓發行。上午，紅衛兵進駐報社，迫使《解放日報》停刊。30日下午。「紅革會」一些人進一步提出「現在的主要矛盾變了。不僅是發行《紅衛戰報》的問題了。我們現在是要佔領解放日報社，批判《解放日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解放日報社內的「造反聯合司令部」和文匯報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鐵骨紅心戰鬥兵團」也發表聲明，支持「紅革會」的行動。

「赤革會」（赤衛軍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聚集了數千人前往解放日報社門前遊行示威，表示對「紅革會」的聲援。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100餘人，參加進駐解放日報社。以王洪文為首的「上體司」頭頭也帶了「尖刀班」，以「先遣隊」的名義進入解放日報社，參加了「火線指揮部」，使「紅革會」為首的紅衛兵造反隊伍擴大。在幾天中，造反隊伍佔據了報社編輯部的辦公室，使記者採訪中斷，編輯無法正常工作，稿件文件和圖書大量流散。

解放日報社被佔領，《解放日報》被停止發行的消息不脛而走。「上海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發表聲明。反對「紅革會」的無理行動，提出四點意見：

1. 《解放日報》是華東局、上海市委的黨報，「紅革會」因為《紅衛戰報》不能夾在《解放日報》內發行，而封閉解放日報社的做法是錯誤的；
2. 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報》的要求，「紅革會」應儘快撤出解放日報社；
3. 撤出後，《紅衛戰報》的遞送，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與「紅革會」、「工總司」、「赤衛隊總部」會同一起協商解決；
4. 「紅革會」如無視我們的聲明。我們將採取必要的行動。

隨後，先後約有50萬群眾來到報社。12月3日早晨，「工總司」和「紅革會」一些人，綁架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文煥和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他們挾持李干成一起去揪市委書記曹荻秋，結果沒有找到曹荻秋。他們到華東醫院把正在就醫的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揪到解放日報社，並挾持韓哲一、李干成去驅散報社外面的群眾。裏邊造反派用辦公桌、玻璃、木條等堵住報社大門，外邊群眾猛力往裏沖，把一張乒乓球桌撞了個洞，造反派就把蔣文煥推到洞口堵，直到蔣文煥被折磨得面色蒼白，休克過去，報社職工將其急送仁濟醫院搶救。蔣文煥後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韓哲一、王一平、宋季文等十餘名領導幹部和報社工作人員遭受人身迫害。

12月3日下午，「赤衛隊」總部散發《正告上海市委：必須堅持原則》的傳單。主要內容是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不允許《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一起發行；「紅革會」、「工總司」立即撤出報社。與此同時，解放日報社多數職工組織的「解放日報紅色造反兵團」和報社印刷工人組織的「解放日報工人赤衛隊」也印發了《解放日報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眾書》，其中提到：「儘管五天來報社情況嚴重……但我們一直堅守崗位，堅持編輯，印報，報紙的出版一天沒有停止。所有印好的報紙，都完好的保存在倉庫里。」

12月5日晚，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處理解放日報事件的意見》的文件，大意是：「總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報》附帶發行《紅衛戰報》，無非是揭露市委的錯誤，應該歡迎。」「地方報刊停那麼幾天，沒有什麼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壓力下，市委書記王一平和常委、副市長宋季文到解放日報社與「紅革會」代表談判，被迫在「紅革會」提出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提出的「四項要求」簽字。12月9日，造反派全部撤離報社。

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是1966年年底上海工總司（全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和赤衛隊（全名「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在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發生的大規模武鬥，常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1966年12月23日下午，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奪取新的勝利大會」，三十萬人參加。赤衛隊提出承認赤衛隊是群眾性的革命組織等八條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長曹荻秋最後簽字。24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持召開上海市委書記處會議，認為曹荻秋簽字是政治立場錯誤。25日下午，工總司等八個造反派組織在文化廣場召開「為奪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新勝利誓師大會」，會上，曹荻秋聲明簽字作廢。25日晚，赤衛隊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人赴北京。26日晚，赤衛隊總部開會，決定去康平路請願。27日上午，調集來的赤衛隊隊員開始湧入康平路市委大院。至28日下午，近2萬人湧進大院，要求曹荻秋接見。

28日晚（或29日凌晨），張春橋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文靜，文靜隨即打電話給徐景賢。徐景賢向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負責人傳達張春橋指示說：「赤衛隊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為什麼看着不動？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這件事的後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桃子就被赤衛隊摘去了。想辦法告訴工人造反派，趕緊動員人去康平路，對赤衛隊搞政治攻勢」。29日清晨，徐景賢召集會議傳達張春橋指示（王洪文未參加會議）。29日，在北京的耿金章接到張春橋秘書電話後返回上海，設立臨時指揮部，調人去康平路。

29日晚，曹荻秋與赤衛隊代表談判，達成了部分協議。30日凌晨2時，造反派發起行動，將赤衛隊驅趕出大院。到6時，300多赤衛隊骨幹被抓，重傷當場送華東醫院、華山醫院、中山醫院等醫院有91人。

30日早晨，王洪文主持會議，佈置「摧毀赤衛隊的區聯絡站」。31日，工總司印發《特急通令》，下令「把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及各區、分部的頭子統統抓起來，押送公安局。」從而強行解散了赤衛隊。

30日下午，約1萬赤衛隊員步行北上赴北京告狀， 31日下午，抵達江蘇崑山。造反派派去阻攔的人也到達崑山，雙方衝突殃及滬寧鐵路部分列車行駛中斷。1967年1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等趕到崑山勸他們回上海，最後仍有六千至七千赤衛隊員去北京。是為崑山事件。

一月風暴

一月風暴後成立的上海市川沙縣革命委員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開展總進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到上海策劃奪權。

一月風暴，又稱一月革命，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造反派針對上海市黨政機關的奪權事件。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23日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月風暴引發了中國大陸各省市造反派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大規模奪權運動。

1967年1月4日，《文匯報》被造反派宣佈接管；5日，《解放日報》被宣佈奪權。由幾位工人和紅衛兵起草了傳單《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急告全市人民書》，有12個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同意簽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立即簽字同意，責成《文匯報》印29萬份在全市散發、張貼。5日，在《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

1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工總司等32個全市造反組織，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了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被揪到會場陪斗。大會發出三項通令：宣佈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市長；勒令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交代所謂「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會後，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這次大會被學界認為是一月風暴的起點和標誌。

1月7日，上海電台與電視台被宣佈接管。 8日，在張春橋、姚文元指揮下，成立全市生產的實際領導機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隨後又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取代公安司法機構。 同日，上海造反派決定起草《緊急通告》，經32個群眾組織同意，於9日在《文匯報》上發佈。陳丕顯等同意發表《緊急通告》。

8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活動表示支持，他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組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並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造反派」的經驗。 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此前《文匯報》發表的《急告全市人民書》，更名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11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各上海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發出，賀電說：「《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該賀電於12日發表於《人民日報》上。

16日，《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說「上海工人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澤東號召奪權。此後「奪權」代替了「接管」。

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1月19日晚，張春橋接見「火線指揮部」和各系統造反派，指出奪權必須聯合。經討論，造反派將聯合機構定名「新上海公社」，準備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萬歲——新上海公社宣言》。

在這一時期，其它組織曾經先後發動過四次全市性奪權，但都被張春橋等人分化、鎮壓。

2月2日，毛澤東建議上海臨時權力機構名稱叫「上海公社」，張春橋接到王力電話後，即向造反派議將「新上海公社」改建稱「上海人民公社」，獲得同意。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後來由於毛澤東不贊成用公社之名，於2月23日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為副主任。

1967年4月，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奪權誓師大會。

一月風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影響，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山西（1月14日起）、陝西（1月16日起）黑龍江（1月31日起）、貴州（1月25日起）、山東（2月3日起）等省紛紛奪權。中國大陸各省市都開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在全國迅速崛起。從此，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的新階段。

在一月風暴中，部份造反派組織由「紅革會」領頭，發起了「炮打張春橋」的行動，而不同工人造反組織之間發生了武鬥。有學者認為，上海的造反派組織不但沒有完成奪權行動，相反卻開始攻擊「中央文革」成員、並掀起內鬥。

砸上柴聯司

主條目：砸上柴聯司

上海柴油機廠（簡稱「上柴廠」）位於上海東北角工業區軍工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柴油機生產工廠，直屬上海市第一機電工業局，職工六千多名。上柴廠兩派的形成，源於如何評價原上柴廠廠長朱文斌。

1966年9月15日，「反朱派」成立「紅色革命指揮部」，10月31日，與廠內觀點相同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東方紅革命造反總部」（以下簡稱「東方紅」），成員約有一千人。12月2日，「東方紅」加入工總司，正式宣佈成立工總司上柴大隊。

另一派於1966年10月4日成立「文化大革命群眾串聯總站」，1967年1月10日又與廠內觀點相同的其他組織聯合成立「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以下簡稱「聯司」），成員約有三千人。1966年12月底後，也加入了工總司，掛在工總司楊浦區分部下。1967年3月，「工總司」清理各區既有「聯絡站」又有「區分部」狀況，工總司楊浦區分部勢力消退，聯司與工總司楊浦區分部不再聯繫，由此斷了與工總司總部的關係。

市革會和工總司總部最初想促進東方紅和聯司的聯合，但未成功。

6月前後，陳卜昌（上海汽車配件廠工人、老造反派）、全向東（上海交通大學助教湯福坤）的加入，開始將上柴廠內兩派的矛盾擴展到全上海。陳卜昌提出聯合全市反對派。聯司的支持者成立了許多聯絡站，簡稱「支聯站」，7月，全市支聯站達627個。社會上不滿一月風暴、工總司等的各種勢力聚集在支聯站的旗幟下，結成新的反對派陣營。是時，全向東提出「上海必須第二次大亂！」

7月18日，發生武鬥，「東方紅」一方的解福喜被打死。7月21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聲討聯司追悼解福喜大會。是時，支聯站準備建立全市性組織支聯總站，7月30日下午，得到消息的王洪文召集工總司總部負責人會議，決定趁機將他們一網打盡，7月31日晚，上體司成員抓獲參與討論支聯總站成立事宜的會議的26人。

8月2日，市革會發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柴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要求聯司群眾「抓出殺害解福喜同志的兇手及其幕後策劃者」。8月3日下午5時，市革會代表、三軍代表、記者乘宣傳車前往上柴廠，聯司成員攔了車輛、砸了車上的高音喇叭、搶了攝影機、扣了吉普車、燒了公開信，毆打和扣留市革會代表、三軍代表、記者共二十多人。市革會得知後決定，立即於當夜召開聲討聯司大會。8月4日凌晨1時左右，「控訴聯司罪行大會」在人民廣場召開，數萬人參加。大會結束後，一輛卡車撞倒了工總司冶金系統聯絡站所屬的三個造反派，其中一人重傷。在場的冶金系統聯絡站造反派都認為卡車是聯司或支聯站的。工總司冶金局造反隊負責人曹可祥當即決定並帶領冶金系統的造反派包圍了上柴廠。

8時左右，造反派領導（王承龍、王洪文、張寶林、王腓利、戴立清、潘國平、耿金章等）開會討論如何解決事態。參會人員不久後實際組成了砸聯司的指揮部。眾人決定先採取宣傳攻勢，調集宣傳車和手提喇叭。對宣傳車、接近上柴廠大門的人，聯司成員以鐵螺帽回應。不少人受傷，包括王腓利、戴立清、耿金章。

僵持到中午，一些造反派已開始採取行動強攻。此時王洪文也決定由工總司出面行動。到下午2時左右，已攻下上柴廠的三分之二。下午5時，聯司被徹底擊垮。6時3刻，武鬥全部結束。當日，上柴廠工人任紅寶死亡，第二天被發現。此外沒有死人。傍晚，王腓利佈置了一些船隻在黃浦江上巡邏，防止聯司從水路逃走。李遜稱，武鬥中一千多人受傷，武鬥後八百多人被關押。據《楊浦區志》記載，武鬥中，聯司成員被打傷120多人，其中傷重送楊浦區中心醫院搶救的有30人。當天，被送到楊浦公安分局關押的聯司成員有570多人，連夜組織力量審訊。第二天350多人分別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區公安局。

8月7日和8日，工總司連續發出《關於處理支聯站的通告》、《關於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決制止武鬥的通告》，要求所屬組織「不得借解散支聯站為名，沖砸不同意見的群眾組織」。但是仍有許多武鬥發生，理由大多是「砸支聯站」。

砸聯司時，毛澤東就在上海。毛澤東對砸聯司表示讚賞。9月8日，張春橋稱讚了砸聯司行動。砸聯司兩個月後，上海武鬥基本平息，局面穩定。

中期

據當時市革會辦公室和市革會政法指揮部等編寫的材料記載，僅1967年4月下半個月，全市有95個單位發生156起武鬥。

到1972年一打三反運動基本結束。188904人受審，被立案的反革命集團122個，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罪名的有29242人，逼死1651人。

1984年4月複查統計，全市共有文革案件34.87多萬起，涉及面百萬餘人，全市非正常死亡11510人。

原始文獻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告上海全市人民書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緊急通告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

擴展閱讀

資料

• 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
• 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
•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社會主義建設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ISBN 7-208-03304-8。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上海歷史實錄（1949－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ISBN 9787532095117。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上海 1921-199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馮小敏主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纂，《中共上海黨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5年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一座城市的60年變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9月。

• 《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6月。ISBN 9787806188668
• 《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ISBN 9787806816455
• 《上海工運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工運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
• 《上海勞動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勞動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價格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價格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衛生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衛生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青年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青年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 《上海住宅建設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住宅建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
• 《上海日用品工業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日用品工業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
• 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工作委員會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中共上海市教育衛生體育系統黨史大事記》，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
• 中共上海市黃浦區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市黃浦區黨史大事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
• 中共虹口區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中共上海市虹口區歷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
• 當代上海研究所編，《當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
•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
• 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
•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記（1976.10-1979.10）》，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4月，ISBN 9787515331911。

研究

• 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興亡史》，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6年。
•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 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林超超，《動員與效率：計劃體制下的上海工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ISBN 9787208141612。
• 韓棟. 「第二武裝」：「文革」時期的上海民兵研究（1966-1976）[D].華東師範大學,2021.DOI:10.27149/d.cnki.ghdsu.2021.000111.

傳記和回憶錄

• 巴金，《隨想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
• 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生死在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
• 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崑崙製作公司，1991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市作協專業作家，被上海市委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拋出。）
• 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老三屆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ISBN 9787208017177；《苦難與風流：「老三屆」人的道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8月，ISBN 9787807454168。（主要記述「老三屆」人在文革中的經歷。）
• 金永華主編，《東方十日談：老三屆人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ISBN 9787208021204。（主要記述「老三屆」人在文革中的經歷。）
• 賈植芳，《獄裏獄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文革爆發時作者剛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刑十二年，文革中提前釋放後在復旦大學印刷廠、校區建築工地「監督勞動」。）
• 許傑口述，《坎坷道路上的足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陳原，《不是回憶錄的回憶錄》，文匯出版社，1997年。
• 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文匯出版社，1998年。
•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編輯，「摘帽右派」。）
• 錢伯城，《觀景樓雜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 馮英子，《風雨故人來》，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新民晚報》副總編輯。）
• 吳中傑，《人生大戲場》，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2007年。（本名吳中極，文革爆發時是復旦大學中文系老師，曾被捲入「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案。）
• 葉永烈，《張春橋傳》、《姚文元傳》、《王洪文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月。（作者為跟隨蘇振華進駐上海的中央工作組成員。）
• 劉回年，《重大事件親歷》，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作者為跟隨蘇振華進駐上海的中央工作組成員。）
• 賈植芳、任敏，《解凍時節》，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文革爆發時賈植芳是在復旦大學印刷廠監督勞動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成員」，任敏是賈植芳夫人）
• 史中興，《賀綠汀傳》，上海音樂出版社，2000
• 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王申酉，《王申酉文集》，（台北）高文出版社，2002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在華東師大「待分配」的「反動學生」，文革結束後被以「惡攻」罪殺害。）
• 周易口述，《麒麟童生死情緣：周信芳與裘麗琳》，南海出版公司，2000。
• 樹棻，《生死戀歌：周信芳與裘麗琳》，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
• 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台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許道明，《輓歌的節拍：復旦紀事（1964－1970）》，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
• 馬達，《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年。（作者曾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文革爆發時為《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
• 毛榮貴，《英語人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復旦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學生。）
• 蔡瑤銑、胡明明，《走進牡丹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文革爆發時蔡瑤銑是剛從戲校畢業調到上海京劇院的演員，曾參加《海港》劇組，飾演方海珍B角，文革後期曾奉命為毛澤東錄製古典詩詞和傳統戲曲片斷。）
• 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5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工人，因替其兄劉文輝散發反對文革的匿名信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黨支部書記，後任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委員。）
• 徐景賢，《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3年11月。
• 王軍勝，《文革沉思錄（全三冊）》（日記），自印書，2005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的中學生。）
•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 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葉永烈，《傅雷畫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吳中傑，《海上學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吳中傑，《復旦往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
• 周克口述、顧訓中整理，《風雨七十年：時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文匯出版社，2006年。（1959年被打為「右派分子」，文革爆發時是上海內燃機研究所副所長。）
• 巴金，《我的家》，作家出版社，2007年。
• 蔡丹宙，《崢嶸歲月話文革》，網絡發表，2007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躍進電機廠技術員，曾任廠造反兵團常委，被打成「支聯站壞頭頭」、「反革命」。）
• 陳冀德，《生逢其時——「文革」第一文藝刊物〈朝霞〉主編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8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文藝組組長。）
• 劉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8年。
• 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中學生，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之子。）
• 陸融，《一個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信》，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文革中是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
• 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ISBN 9789881914248
• 周夏主編，《海上影蹤：上海卷》（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叢書），民族出版社，2011年。
• 徐鑄成，《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 金光耀整理，《葉昌明工作筆記》，自印書，2012年。（葉昌明文革爆發時是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工人，曾任上海工總司常委。）
• 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1998年文匯出版社初版。）
• 徐鑄成，《徐鑄成日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5月。
• 紅鷗，《迷茫——十年浩劫（1966—1976）親歷》，香港：時代作家出版社，2013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中學生，曾任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負責人。）
• 沈福祥，《我的文革歲月》，網絡發表，2013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絨布廠臨時工，曾任上海臨時工、外包工組織「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組織部長。）
• 施燕平，《塵封歲月》，華東師大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發時作者是上海市作協黨支部委員、《上海文學》編輯部副主任，曾任《朝霞》編輯部主任、復刊《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
• 豐一吟，《爸爸豐子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
• 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傑整理，《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年。
• 陳思和，《星空遙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ISBN 978-7-218-12044-7。
• 黃金海，《十年非夢——黃金海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