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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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之發展，可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古代史學史，包括先秦、秦漢、唐朝、清朝乾嘉時期，中唐以後設置史館，纂修實錄，並形成修史制度。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傳統史學引入西學史學方法。
歷代史學發展
[編輯]三皇五帝
[編輯]- 據傳說，黃帝時期，中國就設有史官。漢字的發明者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1]，他為了記錄史事而創造了不少漢字[2]。劉知幾於《史通‧史官建制》曰：「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
商
[編輯]- 商代的史官，負責主持祭祀。
東周
[編輯]周代時已經具有人文主義精神，周公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人雖然還保留殷人的許多自然神並加以祭祀，但這個神是屬於「人格神」，上天對人間政權具有充分得自主決定權。換言之，天命是受繫於人事，政權移轉，歷史的推動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單獨專決的。
- 《春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原是魯國的國史。
春秋戰國
[編輯]春秋之際，時代劇變，先秦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與歷史觀，陰陽家序四時之順，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墨家彊本節用，名家器名實，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各家爭鳴，皆期能於亂世之中發跡，進而成為顯學，以道救世。
《尚書》，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彙編[3]，內容以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為主[4][5]。《尚書》為中國文學散文創作之祖，文風質樸。
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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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兩漢時，在經學的瀰漫下，中國的已經完成「前三史」。
魏晉南北朝
[編輯]魏晉時期，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權威，個人意識覺醒，士人在分崩離析中發現自我，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故此期的史學特色是將志異、雜傳入史。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末至晉朝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逯耀東統計漢晉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6]。
東漢末年以後，史學有簡化的趨勢，傅玄「譏後漢之尤煩」，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於略」。《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蒙文通亦表示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7]
唐朝
[編輯]唐太宗時，設立史館修前史、著當朝實錄，立起居郎專掌記注，史家從私人修史變成國營企業化，以後的國史皆是如此
宋朝
[編輯]宋朝史學發達，史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宋代《神宗實錄》重修五次之多，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種版本[8]。鄒志峰在《宋代考據史學三題》中說：「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史學傳統，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以明示去取之意，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這種傳統早在官修《宋太祖實錄》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
宋朝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西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是一部編年體通史。至南宋時，鄭樵著有《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薛居正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還有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
元朝
[編輯]明朝
[編輯]明朝私人修史的風氣盛行。
清朝
[編輯]- 乾隆時修成正史《明史》。
- 清朝歷代皇帝除宣統帝外都有實錄，現在一般將清朝十一位皇帝的實錄和《宣統政紀》合併成《清實錄》出版。
- 章學誠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家，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史學最後一位的史學家。六經皆史乃章學誠著名的論點，並著有《文史通義》。
民國
[編輯]錢穆著有《國史大綱》上下兩冊，序中自稱「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再者「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國史大綱》很大的一個「特色」是不列註解，不引任何書目。
共和國
[編輯]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1962年）一書說：「史官記註、官署檔案、州郡計書、文士別錄、金石之志、地下之藏無一不為史料。如何葺錄、保存、考訂、編次，以至傳世行遠，吾國先哲，實優為之。」
中國史學特別之處
[編輯]- 論贊：中國的史書，自《左傳》以降，無論正史，甚至記事本末，在文章之後還有一個歷史家抒發自己意見的天地，稱為「論贊」（或稱史贊），是中國傳統史學特別為撰史者留下的空間。論贊的頭銜雖是五花八門，不過意思都是一樣的，即是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可以主觀地在論贊中發表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和歷史人物的評價。
- 體例：中國史書除了正史，尚有別史、史評、記事本末體等體例，每種體例，各有其千秋。
- 內容：內容方面，太史公已降，正史除卻〈本紀〉、〈世家〉、〈列傳〉等記人體例之外，尚有〈書〉、〈表〉等系統，〈書〉分類記述各種典章制度，除包含政經、法令、職官、軍事外，亦記述天文、地理、曆法、圖書，〈表〉則提供查閱史事的方便。
- 敘事：中國的歷史總有不失真且膾炙人口的敘事，例如太史公將鴻門宴的場景與人物個性描述的栩栩如生，讀者若有親臨其境之感。
- 職務：司馬遷《史記‧報任少卿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可見中國史官與西方史家不同之處在於早期的史官除著史以外，還得兼任天文曆法，後來則回歸記錄，如班固《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註釋
[編輯]- ^ 《世本·作篇》：「沮誦、蒼頡作書。」宋衷註：「沮誦、蒼頡，黃帝史官。黃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誦、蒼頡居其職矣。」
- ^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像，採乎眾美，合而為字。」
- ^ 《荀子·勸學篇》：「故『書』者，政事之紀也」
- ^ 朱自清. 經典常談.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佈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數，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應該分別的看。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
- ^ 《漢書·藝文志》：「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
《史通·六家篇》:「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 ^ 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着《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
- ^ 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史體之發達」
- ^ 范沖紹興五年二月上《論修神宗實錄及別撰考異疏》：「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系新修，黃字系刪去，墨字系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帖，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
參考資料
[編輯]-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全三冊)，(臺北，三民書局，1993、1998、2004)。
- 沈剛伯，《沈剛伯先生文集》，(臺北：中央日報，1982)。
- 汪榮祖，《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
- 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大出版，1998)。
-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
外部連結
[編輯]-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黃俊傑、古偉瀛：〈中國傳統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以「事實」與「價值」的關係為中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所謂「儒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黃兆強：〈返本開新－中國史學上的褒貶傳統（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王朝禪代（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王晴佳、Georg G. Iggers：〈中西史學思想比較－－以西方歷史哲學與儒家思想為中心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王晴佳：〈中國史學的元敘述：以「文化中國」說考察正統論之意涵（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羅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史學的片斷反思（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汪榮祖：〈後現代思潮下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