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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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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
菲律宾战役的一部分
死亡行军中的美军战俘
位置菲律宾（英语：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Philippines）巴加克（英语：Bagac）、马里韦莱斯（英语：Mariveles）至卡帕斯沿线
日期1942年4月 (1942-04)
类型死亡行军、虐待俘虏（英语：Prisoner abuse）、屠杀
死亡确切数字未知
约3,000至11,000名战俘死亡
主谋

巴丹死亡行军（英语：Bataan Death March；日语：バターン死の行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对巴丹半岛投降的76,000至78,000名美国与菲律宾战俘实施强迫行军、虐待（英语：Prisoner abuse）、屠杀的暴行，后被判为战争罪行。

1942年初，日军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希望尽快占领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据点——科雷吉多岛，因此下令将所有战俘从巴丹转移至后续行动的据点。高达76,000至78,000名美国与菲律宾战俘在已连续数个月的战斗后疲惫不堪、营养不良和满身伤病的情况下，被日军强迫徒步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圣费尔南多，再从当地以铁路运送至卡帕斯，最后进到“欧唐纳”营地（英语：Camp O'Donnell）关押。战俘在热带高温的天气下行军，一路上被给予的粮食和水极少，大多数伤员和病患皆未获得妥善照护，许多战俘还受到日军士兵的虐待，而无法行军的战俘则遭其以射杀或被刺刀刺死。在“死亡行军”估计约500至1,000名美军和高达10,000名菲军死亡，另有数千人在抵达战俘营后不久死亡。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于太平洋战争犯下最著名的暴行之一。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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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菲律宾战役 (1941年－1942年)和巴丹半岛战役 (1942年)
巴丹守军指挥官爱德华·波斯特尔·金（英语：Edward P. King）将军与日军进行投降谈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自治领菲律宾成了日本首批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1941年12月8日下午——珍珠港空袭后9小时，日本飞机轰炸美军在菲律宾群岛的主要空军基地——格洛克机场[1]。12月22日，日军于吕宋岛西部的林加延湾登陆[2]。两天后，日军又于该岛东南部的拉蒙湾（英语：Lamon Bay）发起第二波登陆[3]。战前美军原制定《橘色三号战争计划》，日军一旦入侵吕宋岛，美菲联军将集中到多山的巴丹半岛实施持久战，并以此切断具战略意义、通往首府马尼拉的交通线。然而1941年7月，美菲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改变了原订计划，决定在滩头阻止日军登陆[4][5]。日军远较美菲联军更占优势，麦克阿瑟试图保卫整座岛屿的战略注定失败，战局急转直下，日军迅速深入吕宋岛，麦克阿瑟被迫恢复原计划，将大部分部队撤到巴丹半岛[6]，而他自己的指挥所则转移到马尼拉湾入口的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岛[7]。

1942年1月2日，日本人占领了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马尼拉[8]。五天后，日军开始向巴丹半岛推进[9]，而面积不到1,400平方公里的半岛挤上大约8万名的美菲联军[10][11]，同时涌入的还有高达6,000名菲军文职人员和20,000名战争难民[11]。由于麦克阿瑟先前的决定，半岛上没有储存足够的粮食[12][13]，军民很快便陷入挨饿、营养不良也助长了疫病的传播，尤其是痢疾和疟疾[14][15]。日军对巴丹发动的首次进攻仅占领少许土地，付出的代价却颇为巨大[16]。2月8日，日军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被迫停止进攻。在等待援军到来前，本间改以对半岛实施包围[17]。在日军有着强大海空优势的条件下，美菲巴丹守军的命运基本已确定。1942年3月11日。麦克阿瑟根据罗斯福总统撤退到澳大利亚，而乔纳森·温莱特将军接替其菲律宾盟军总司令职务[18]，爱德华·波斯特尔·金（英语：Edward P. King）将军则负责指挥巴丹半岛上的守军[19]。

日军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

至3月底，日军加强了空袭与炮击[20]，还朝半岛上大量空投本间署名的劝降传单，敦促守军在3月22日前投降，也承诺将严格按照《战争法》对待战俘，但若美方拒绝，本间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21]。4月3日，在集结足够的火炮后、得到加强与休整完毕的日军对巴丹守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美菲联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22]。4月8日，金认为继续战斗已无意义，决定投降[注 1]，他命令属下销毁武器与军事装备以防落入日军之手，只有汽车、卡车和公车留下，金希望能用这些车辆运输伤员到日军战俘营[24]。4月9日上午9点，金带着两名副官艾里齐·提斯达尔（Achille Tisdell）少校与韦德·卡斯兰（Wade Cothran）少校前去参加投降谈判[25][26]，由第14军高级参谋中山源夫（日语：中山源夫）大佐接见。日方要求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但金表示自己仅被授权巴丹守军的投降事宜[27]。中山见此便对进一步的谈判失去兴趣，表示日军仅接受无条件投降[27]。金向日方提问可否与幕僚安排以美军的车辆运送伤员至战俘营，但后者不愿讨论此议题[28][29]，而当金再问战俘是否能得到妥善待遇时，中山仅表示日本人“不是野蛮人”[30]。巴丹共有约76,000至78,000名士兵投降[31][32]，详细数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各异，估计约有9,000至15,000名美军和60,000至70,000名菲律本茨兵[10][33]，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34]。

时至1942年春季，本间因已超过大本营预定攻下菲律宾的50天期限而深受压力，他也是进攻东南亚的“南方军”中唯一没能在第一阶段作战完成目标的司令官[35][36]。本间也意识到，菲律宾战事并不会随着巴丹守军的投降而结束，美军仍重兵据守于科雷吉多岛[37]。本间预定将巴丹充作进攻科雷吉多岛的跳板，而出于减轻当地日军的后勤负担、保密以及不愿使战俘和日军警备人员受到美军火炮攻击等理由[38]，本间在3月命令手下参谋尽快净空半岛上的大量美菲战俘[36][37]。

疏散计划由运输官河根良贤少将负责，该人将作业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由高津利光大佐执行，负责将所有战俘集中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朗牙，即使从半岛最南的马里韦莱斯（英语：Mariveles）算起也仅需走31千米（19哩）[39]，按日军标准，一名全副武装的步兵每日能行军40千米（25哩）[36]，因此一天内应就能完成集结[40]，既不需要运输工具，战俘也能食用自己的口粮，便无需准备当天发放食物[39]。河根本人将亲自监督从巴朗牙到战俘营的第二阶段，由于巴丹半岛上没有铁路、机动车辆不足[注 2]，因此决定让俘虏分成数组、沿着半岛的主要公路“旧国道”（Old National Road）徒步向北行进106千米（66哩），抵达邦板牙省的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再以铁路运送至40千米（25哩）远的卡帕斯[40][41]。下车后，再徒步走11至14千米（8.7哩）到原为美军基地[42][43][40]、现已被日军改造为战俘营的“欧唐纳”营地（英语：Camp O'Donnell）。河根估计整个作业时间仅需几天[36]，战俘将会吃和日军一样的口粮，巴朗牙和圣费尔南多会设置野战医院、沿路每隔几哩就会设有医疗单位、急救站和休息站[39]，由于预计很快便将完成作业，日军还决定在抵达巴朗牙前不设立补给点[44]。情况允许的话也将以车辆转移病患与无法自行者[37]。本间随后批准了河根的整个运输计划[39]。

然而日军的疏散作业因情报误判而崩溃，巴丹守军投降之快出乎日军预料，导致日军迟至4月20日才匆匆完成计划的日程表；守军人数也不是原本预估的25,000至50,000人[40][37]，仅战俘总数就几乎与整支第14军总兵力相当，这使得日军能拨给战俘的食物、药品、绷带等物资极为紧绷[40]，而原订设置的各野战医院收容量也仅1000名病员[40]。最后，日军未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战俘至今已在长时间的战斗后罹患各种疾病、营养不良和疲惫不堪等恶劣的生理状况[36][40]。然而本间将心力都放在对科雷吉多岛登陆的准备工作上，对疏散作业未多做过问，高津与河根两人也未协调过行动[45]。

“死亡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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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被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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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半岛投降后不久所拍摄的美菲战俘照

时至4月9日下午，大多美菲战俘已集结至半岛南端距“旧国道”不到21千米（13哩）处[46]，在半岛西部作战的第1军一直到4月10日与11日才投降。这些士兵首先被聚集在马里韦莱斯，之后将出发前往巴朗牙[45]。十天后，又一批美菲部队自丛林深处与山上的防御阵地投降。日军将巴朗牙至马里韦莱斯之间的战俘编列为数支队伍、押送至北方[47]。

美菲士兵仅在被俘一小时后便受到各种残酷的对待，日本士兵以任何借口、有时甚至是没来由地殴打、踢踹、掌掴或推撞他们[48]，并洗劫了后者的财物，拿走了金钱和宝贵的个人物品，甚至还有美国人被日军砍断手指以夺取其婚戒或西点军校毕业纪念戒指[49][50]。日军也因为自身物资缺乏，掠夺战俘仅有的口粮、水壶，甚至是防晒的鞋帽。被俘的盟军医护人员的药品、绷带和医疗设备也被日军抢夺，此举影响了许多俘虏往后的命运[33]。

不久也陆续出现数起杀俘事件：一名空军上尉战俘因为被日军发现身上有日圆就遭后者斩首[50][51]；另一位不肯交出钱财的警官被日军开枪打死；还有一位上尉仅是摔倒就被枪毙，另外一名试图上前帮助的中尉也遭日军以刺刀刺伤[50]；还有一名二等兵因脸部被日军殴打而叫喊，被后者以枪托打死[48]。

原巴丹守军指挥官金获日军许可得以乘车前往战俘营，然而另一名乘坐车辆的将军则两度被日军拖下车殴打、最后只能步行走完剩下的路程，其他高级军官则从头到尾徒步前往“欧唐纳”营地[50]。

前往圣费尔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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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行军”路线图，战俘全员集中于巴丹半岛南端的马里韦莱斯，一路北上穿过整个半岛，再往东北方向前往圣费尔南多，再搭乘火车至塔拉克省的卡帕斯

4月10日，日军开始驱赶战俘前往圣费尔南多，后者被分作100至300人（有时候更多）的纵队行军，当天将近一半的俘虏自马里韦莱斯出发[47]，伤病者也被迫行军[52]。目击者回忆当时所见：重伤的菲军士兵仅能靠拐杖或倚着路旁的树木勉强前行[53]。只有寥寥数千名的战俘能在行军过程中乘坐卡车[45]。以从巴丹半岛最南端出发的战俘来说，行军路线将先朝东走14公里抵达卡布卡本，随后改走“旧国道”北上，沿着靠半岛东侧沿海，一路经过拉毛（英语：Lamao, Limay）、利梅（英语：Limay）、奥里昂（英语：Orani）、皮拉尔（英语：Pilar, Bataan）、巴朗牙、阿布凯（英语：Abucay）、萨马尔（英语：Samal, Davao del Norte）、奥拉尼（英语：Orani）和赫莫萨（英语：Hermosa, Bataan）等城镇。到了赫莫萨后，将随“旧国道”西移至拉亚克的交会处，再朝东北方向行进18公里、穿越一片炙热的沙地平原，到达卢巴奥（英语：Lubao），然后继续沿着同样方向便抵达圣费尔南多；总计自马里韦莱斯至圣费尔南多路程为106公里[47]。

巴丹半岛上的“旧国道”超过一半以上是农村的土路，仅用石头、碎珊瑚和为轻型交通工具使用的细沙铺成，而这4个月以来的接连战事中，军队的重型车辆早已将其摧残殆尽、留下满面窟窿，战俘走在路上容易被绊倒、军靴还会被碎石片划破损坏[47]。第一天的行军前几公里走在平地上，但不久道路变成一系列陡峭、地势高耸、连结至悬崖一侧的弯道，其总长度不到1.6公里，但道路曲折难行，战俘们将这段路程称作“Z字路”[54]。行军至第四或第五天时，日军放弃原先的计划，变成即时应变、漫无目的似地带队，许多押送的日军感到困惑，俘虏队伍一下被带去南方，随后又转调至北方，还有人多次将队伍打散重编[55]。日军对行军的安排杂乱无章，部分战俘每天都能配给粮食和水，其他则要脱离巴朗牙后才有如此待遇。日军原计划在巴朗牙建立的野战医院到头来也没有落成，队伍只能仰赖同为俘虏的军医处理伤员，但他们手上几乎没有任何药物和医疗器材[45]。

四月是菲律宾最热也最干燥的月份，美菲战俘历经了99天的激烈战斗，严重营养不良、疲惫不堪，而在日军驱赶下被迫于超过30度的高温下行军[56]。战俘能得到的水和粮食极少，有些人三天才收到一次[57]，使他们身体状况更加恶化，人员开始陆续出现中暑和脱水症状[58]。然而日军押送队收到的命令要求队伍每天都要走指定路线，只有高级军官下令或必须让路给南下的日军部队时才能停止行军[59]。尽管沿路有不少水井，但日军严禁俘虏脱离队伍去打水，违令者将被处死[60][61][62]，也有战俘只是衣服上有水痕或停下小便即遭杀害[53]。日军能给予最好的待遇也不过是允许俘虏在路边水沟或小水潭取水，而这些地方通常充斥人或动物的尸体[56][63]。

“死亡行军”期间队伍中途休息

日军押送队对待俘虏极为粗暴[62]，甚至连年长的军官也不能幸免[50]。俘虏经常沿路被痛殴、踢踹、羞辱，也有战俘的家人照片被日军抢走，然后在前者眼前嘲讽、丢到地上用鞋钉踩烂[64]。即使不是押送队、而是驻扎于“旧国道”沿线或南下的日军部队对俘虏同样残忍，他们投掷石头、碎石片或对俘虏们泼泥巴，还用棍棒、竹签、枪托，甚至是缴获的高尔夫球杆殴打[56][65]。亦有证人指出，那些身材较为魁梧或衣着整齐的俘虏往往被日军盯上。日军还专门搜寻“菲律宾侦查军”的士兵，这是美菲联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在吕宋岛的战斗中曾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日军为寻仇频繁检查俘虏的食指有没有因为经常扣动扳机而生的茧，一经发现便加以痛殴，而这些受害者手上的茧通常只是因为从事体力活而产生[66]。日军也有些军官和士兵能以适当的态度对待俘虏，但他们的行为完全被同僚的暴行所掩盖[33][67]。

行军过没多久，俘虏因饥饿、口渴和炎热等因素而体力衰竭、还有人因患病而倒下，陆续有人脱队，而从第三天起此一现象逐渐蔓延开来[68]。日军在队伍后方配有戒护队，一旦有人无法继续前进即用枪或刺刀处死[53][69]。死者和受害者被埋进万人坑中，押送队还会强逼战俘活埋仍有生命迹象的战友，甚至要他们用铁锹将其打死[53]，日军还刻意用坦克或卡车辗过倒下或死亡的俘虏[70]。有时队伍也不得不停下给南下的日军让路，这时通常要在顶着烈日、没有水或防晒设施的露天环境待上好几个小时[56]，俘虏们只得自嘲此为“日光浴”[56][71]。另一方面，俘虏在巴朗牙与奥拉尼停留期间被日军赶进仓库、谷仓、工厂、学校操场或用铁丝网围起的小片空间，环境拥挤不堪、又闷又热，有时俘虏还会被挤到连坐下或躺着的空间都没有。更糟糕的是有不少俘虏患有痢疾，关押场所却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72]，现场还经常有前几支队伍留下的俘虏尸体，且因为高温环境而迅速腐烂[73]。行军的惨况使俘虏的纪律迅速瓦解，原有的向心力逐渐消逝[74]，军官也选择隐蔽自己的身份，集体摘除衣服上的识别章，以免被日军殴打[53]。

行军一事很快便传遍了巴丹，许多菲律宾平民沿着“旧国道”排成长列、寻找他们的亲属，并试着送食物与水给俘虏。有时菲律宾的孩童还会混入队伍，把饭团、水果或饼干塞进俘虏手中。日军押送队的反应相当激进，平民被他们以棍棒殴打或被枪托驱赶[75]，甚至有因此遭到杀害的情况，如日军因为“向俘虏提供食物”而在巴朗牙砍死三名菲律宾人、于利梅将一对农民夫妻活活烧死[53]。

潘廷岸河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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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潘廷岸河大屠杀（英语：Pantingan River massacre）
潘廷岸河大屠杀受害者的埋葬地示意图

4月11日，菲律宾第91步兵师残部于半岛西部的巴加克地区投降，日军命令约1,500名战俘沿着8号森林公路前往巴朗牙。第二天早上，这些战俘于潘廷岸河被日军歩兵第65旅团拦截，后者是巴丹战役中遭受最重损失的日军部队之一。日军强迫战俘劳动，重建被破坏的桥梁，之后将他们赶到萨马特山距河岸约2.5公里、8号公路与另一条森林公路交界的一座树林下[76]。时至中午，一位日军将领出现，将属下军官召集谈话，随后战俘被日军分为两组，其中一支约1,100人的队伍被带往巴朗牙，军官与士官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排成一列纵队，最终他们来到一座峡谷边[76]，现场的一名担当翻译的日本平民向俘虏转述日军的“决定”：[77][78]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感到抱歉。若早点投降，我们也不会杀了你们，然而我们损失惨重，所以还请谅解。若死前有什么遗愿，还请告诉我们。

日军随后进行约两小时的屠杀行动，受害者被排成一列，队伍首尾两侧，一端是军官与士官使用军刀斩首，另一端则由士兵用刺刀刺杀，总计约有300至400战俘被日军杀害[77]，而整场屠杀中仅佩德罗·L·菲利克斯（Pedro L. Felix）与其他三名战俘幸存[79]。菲利克斯之后活到了战后，并在战后审判本间的军事法庭上以证人身份出席[80]。

当时在廷岸河下令屠杀的将军为歩兵第65旅团团长奈良晃（日语：奈良晃）少将[77][76]，但其命令的主要煽动者为辻政信中佐，此人同样也在新加坡杀害华人的“肃清大屠杀”中负有主要责任。此人于4月时抵达第14军司令部，主张这是一场“种族战争”，所有在菲律宾捕获的战俘都应被处死，美国人是“白种殖民主义者”、菲律宾人则是“亚洲民族的背叛者”[81]，并还指此为总参谋长杉山元将军的指令，而本间不同意杀害战俘，许多前线军官也抵制辻的主张[81]。尽管如此，在本间不知情的情况下，辻还说服了好几位参谋部的军官，也设法让约400名战俘死于廷岸河[33][82]。根据历史学家吉姆·纳尔逊（Jim Nelson）的推测，“潘廷岸河大屠杀”的主要行凶者为第65步兵旅团第122步兵团的官兵[33]，而尚-路易斯·马戈林（Jean-Luis Margolin）则认为是来自台湾的“高砂义勇队”[82]。

铁路运送至卡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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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第一批战俘到达圣费尔南多，之后两星期陆续有其他队伍跟进[83]。在当地，战俘第一次得以享用热食，菲律宾红十字会（英语：Philippine Red Cross）也获准照顾少数患病和疲惫不堪的战俘[84]，许多俘虏认为最惨的时期已经过去[85]。然而实际上当地的日军后勤单位同样没有为接受大批战俘做好准备，因此再度发生了巴朗牙和奥拉尼的惨况[83]，大量俘虏被赶进斗鸡用的赛场、街道上以铁丝网围起的空地、家禽屠宰场、舞厅等建筑[86]，俘虏也食物配给一片混乱，部分队伍每天都能吃到几顿餐，有的则没有任何食物[83]。还有日军不分发水和粮食，而直接放到收容战俘的建筑物门口前，结果仅最强壮和最靠近门口的战俘能将其占为己有。到了晚上，日军还组织起“娱乐活动”，如使用刺刀攻击伤病的俘虏，而后者若试图自卫则将当场被杀害[87]。

铁路运输方面，日军的措施同样混乱，战俘队伍有的抵达圣费尔南多当天即运送至卡帕斯，有的则要等待班车两天以上[83]。日军的运送战俘的火车是木制、车身低矮、窄轨规格的小型火车车厢，高大的美军战俘几乎无法站着上车，每辆车厢约装载50人，而稍大的车厢则容纳了多达100名，而正常容量则为40人或8匹马[87]。在高温环境下，车厢室内温度随即上升，甚至到碰了墙壁可能被烫伤的程度[87]，许多战俘还患有痢疾，车厢地板因此很快便被污染。整趟运输过程中，俘虏先要在车站等上一个小时以上[85]，接着又在车上忍受三到五小时的恶劣环境才抵达40公里外的卡帕斯[85][87][88]。

由于车上极度拥挤，大部分的俘虏都被迫旅程都站着，若有俘虏死去也被挤成直立的姿势。由于车内极度闷燥、俘虏们抢着靠近车厢的窗口呼吸新鲜空气[85][87]，而有些日军会在停车时同意打开车门让空气流通[89]，也允许战俘向菲律宾民众购买水和食物[87]。有时菲律宾籍的火车司机也会刻意放慢车速，好让聚集在铁路沿线的民众给车厢内的战俘投送水或食物[89]，原先鄙视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感激他们的勇气和人道精神[90]。然而有时日军会在整趟运输过程中紧闭车门[89]，或使用警棍殴打靠近车窗口的俘虏[91]。整趟旅程中有数百名俘虏因为疲劳和缺氧而晕倒，还有许多人就此死去[85][92]，而即使到达目的地，俘虏还要走上数哩才能抵达最终收容地“欧唐纳”营，不过这段路的地形较之前好走得多，且日军也比先前更愿意让菲律宾民众为俘虏提供水和食物[87]。

日军原计划整场巴丹半岛运送俘虏行动最多就几天，但实际上花了近三周时间，最后一批战俘直至5月底才抵达“欧唐纳”营[93]。

受害人数与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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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行军”罹难者尸体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于太平洋战争犯下最著名的暴行之一[33][38]，尤其在美国大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仍为极为敏感的话题[94]。

“巴丹死亡行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人数难以估计。大约有8万名（12,000名美军和68,000名菲军[10]）士兵于1942年1月在巴丹半岛被切断通讯[10][11]，而在将近4个月的围城战、尤其是战斗最后阶段里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则难以确认[93][95]。一般认为截至4月初日军发动最后的进攻时，巴丹方仍有78,000名守军[33][96]，有些资料则将此数据列为俘虏的总人数[31]。麦可·诺曼（Michael Norman）与伊丽莎白·诺曼（Elizabeth Normans）指出在投降前不久有约2000人，包括300名美国人和一批医护人员撤退到科雷吉多岛，因此至4月9日投降时应仅剩76,000人[96]。日方的资料记录共63,000名战俘到达“欧唐纳”营[87]，美方的资料来源则为54,000至56,000名[97][98]，包括9,270名美军和45,000至47,000名菲军[96]。然而投降至战俘收监减少的人数并不意指所有人都死在路上，有相当数量的菲军士兵（可能多达数千人）设法脱下了制服、混进平民中[95][96]。此外还有几百名菲军和几十名美军士兵躲到山里，而后变成抗日游击队（英语：Philippin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95]。

关于遇害人员的统计，麦可·诺曼与伊丽莎白·诺曼认为有500名美军和2,500名菲军死亡[43][96]；尚-路易斯·马戈林估计受害者至少有6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军[94]；加万·道斯估计约500至1,000名美军与高达10,000名菲军[95]；汤姆·兰斯福德估计有650名美军和5,000至10,000名菲军[93]；爱德华·拉塞尔估计有8,000名美军和菲军[92]，而关于行军期间遭到杀害的平民则人数不详[95]。

造成“死亡行军”大量人员损失的原因很多，包括：日军误判了巴丹守军的投降时间、人数和其恶劣的生理状况、日军缺乏药品和粮食、后勤单位无法负担如此大量俘虏、巴丹半岛道路状况恶劣等[40][57][99]。然而上述皆无法解释日军虐待、屠杀俘虏的原因，特别是阻止后者在路边取水或接受菲律宾民众的帮助等方面[57]。日本皇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因此很难将这些行为视为个别士兵的“恣意妄为”[100]，事实上在日本军队里，对敌国俘虏实施残酷行为是司空见惯且普遍能被接受的行为[100]。在第一批战俘被关入战俘营后，日军透过马尼拉的《论坛报》对外发表有关“死亡行军”的报导，并宣称日军已给予战俘“人道待遇”以及将俘虏死去的原因推诿给美军长时间抵抗：[101]

四月九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他们一路从那走到圣费尔南多、邦板牙，从之前所遭受到的对待到永久性集中营，要写下我所观察到的这一路的悲惨景况是相当难以下笔的；因此，我们避免对于整个经过作过多细节描述。因此大众才不会对那些谜样的言论产生误解。不过，我们要为皇军说些公道话，他们的志业就是明确进行战争，直到最终胜利为止；而且对于这五万名曾经的死敌，还特地以超乎最为明理的人所能预期的程度去喂饱与救助他们。
尽管日本人正给予这些战俘人道待遇，假使后者因为过于虚弱而走到生命的终点——因为在他们之中有许多官兵早就因为缺乏粮食和疾病侵袭而脆弱不堪——我们只能责怪这是美军最高指挥部不肯投降的过失。

本间在战争期间曾抵制辻屠杀俘虏的主张[82]，而在战后前者也坚定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在运送俘虏时的犯罪行为报告，也未亲眼看见“不正常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存疑，因为巴丹守军投降时，本间的司令部就在巴朗牙，加上后来转移过去的拉毛，这两处驻地皆位于“死亡行军”的路线上[95]，且本间担任驻菲日军总司令期间没有任何官兵因虐待俘虏而受到惩罚[102][99]。道斯还另外指出，日军早在被巴丹守军包围时投下的劝降书时就曾宣传过缺乏粮食的惨况，因此本间理应能预料战俘的生理状态应极度恶劣[99]。本间的支持者则主张该人曾于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俘虏的关心，如本间的一名前部属作证将军曾命令他们“以友好的精神对待、而不要虐待俘虏们”[103]，因此顶多只能指责其未能有效控制部属，而日军对俘虏犯下的罪行应由狂热的下级军官、尤其是辻负责[33]。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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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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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走入“欧唐纳”营，许多人没有鞋子和毯子、制服早已烂成破布。“欧唐纳”营原规划容纳20,000名士兵，而如今接收了至少54,000名俘虏，他们普遍挨饿、营内只有一口自流井能取水、许多俘虏陆续患上疟疾、痢疾、骨痛热症、白喉、白血病、坏血病、肺炎、弱视和夜盲症等疾病，而营内的医生与护理人员因缺乏医疗物资和设备，救助病患的能力极为有限[104]。时至5月中旬，每天都有超过30名美军俘虏死去，5月19日单日还死去43人[105]。六周后，每六名“死亡行军”的美军幸存者便有一人死去[106]。菲军战俘状况更为恶劣，每天有100至300人死去[107]，据估计“欧唐纳”营运作期间约有1500名美军和多达26,000名菲军俘虏死于战俘营[43]。

1942年5月，运送战俘的“死亡行军”尚未全部结束，日军即开始将数百名战俘带离战俘营，后者被派到吕宋岛上各地修建道路、机场和桥梁，大约有3000名美军俘虏以这种方式短时间内离开了战俘营[108]。时至6月，“欧唐纳”营内已无美军俘虏，他们大多被转移到卡巴那图的战俘营，半年后约有2,500人死于该地[109]。菲律宾俘虏则一直关押在“欧唐纳”营，一直到1942年10月才被释放[43]。总计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的22,000名美军士兵中仅15,000人幸存[43]，死亡率超过30%，而相比之下，被盟军俘获的纳粹德国和其他轴心国战俘的死亡率则仅有3%[43]。

揭露“死亡行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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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巴丹死亡行军”的美国战时宣传海报，标题写道：“尽好你的职责，直到每个日本畜牲杀人犯都死光为止”

1943年4月，有三名美国军官从棉兰老岛达沃的一所战俘营逃脱，其中一人是“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空军上尉威廉·E·戴斯（英语：William E. Dyess）。他们设法逃到澳大利亚，随后返回美国。在麦克阿瑟悉尼的司令部和陆军部的听政会上就俘虏生活提供大量证词，揭露日军的暴行。然而华盛顿方面担忧若对外公布“死亡行军”将使日军实施更严酷的俘虏措施报复，因此隐瞒有关讯息好几个月。然而戴斯决心向外揭露同僚的遭遇，授权《芝加哥论坛报》在军方审查机制解除出版禁令后随即对外公布其证言[89]。最后，美国政府在报社的压力下，以及得知红十字会已向日本战俘营运送第一批药物和食品后[110]，决定解除禁令，对外公布“巴丹死亡行军”一事，同时还制定了发行战争债券的计划[43]。

1944年1月27日，美国陆军部根据逃出的俘虏证词发布了一份长篇新闻稿，三天后《芝加哥论坛报》和近百家新闻媒体刊登了戴斯的遭遇[注 3][112]。“巴丹死亡行军”的消息震惊了美国公众[113]，并进一步激化自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便已极强的反日情绪[114]。在消息对外公布不久后，美国国务院透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指责其违反《日内瓦公约》 [115]。1944年2月1日，罗斯福总统于记者会上宣布必将找出对战俘犯下罪行的人，并使其受罚[113]。

审判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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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马尼拉军事法庭（日语：マニラ軍事裁判）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本间雅晴被指控犯下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在内的战争罪行，美军将其逮捕送至马尼拉军事法庭（日语：マニラ軍事裁判）审判。审判流程颇受非议，麦克阿瑟也从中介入，命令审理流程迅速、取证也被认为不够严谨[116]。1946年2月11日，军事法庭判处本间死刑，本间妻子请求麦克阿瑟“吁请宽大”，后者拒绝，但同意将具侮辱性质的绞刑改为枪决[116]。1946年3月11日，本间于马尼拉行刑[117]。辻政信则躲过盟军的追捕。在盟军停止搜捕日本战犯后才公开现身，先是成为一名作家，后于1959年从政，成为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61年，辻前往寮国，就此失踪[118]。1948年，根据本间审理期间提供的证据，横滨军事法庭（日语：横浜軍事法廷）将河根与同为本间前部属的平野库太郎逮捕，处以绞刑[119]。

战后，当年在菲律宾作战的退伍军人组成“巴丹与科雷吉多美军保卫者”（American Defenders of Bataan and Corregidor）组织，要求日本官方赔偿，同时也要求美国政府为历经“巴丹死亡行军”的退伍老兵提供更多补偿，但直到1980年代，美国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授予老兵们铜星勋章以及得以领取100%残疾人资格养老金[43]。2009年5月30日，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在圣安东尼奥与“巴丹与科雷吉多美军保卫者”的美国退伍军人会面时代表日本政府，为盟军俘虏于菲律宾和其他地方所受到的痛苦和损失致歉[120]。2010年9月，美国六名原战俘（包括“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应日本政府之邀访问日本，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接见老兵们，为后者受到日军的非人道对待道歉[121]。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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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美国与菲律宾为“巴丹死亡行军”受害者设有大量纪念碑与纪念馆[122]。

美国新墨西哥州因许多巴丹战役老兵曾服役于该州的国民兵，尤其重视“死亡行军”受害者的纪念活动。1970年代，新墨西哥州政府于圣达菲建造“巴丹纪念博物馆”（Bataan Memorial Museum，今新墨西哥州军事博物馆）[123]，而1989年起每年举办一次长跑活动“巴丹纪念死亡行军（英语：Bataan Memorial Death March）”，以纪念受害者当年的苦难，路线将穿过该州的沙漠，最长的一段超过42公里[124]。2002年4月13日，新墨西哥州拉斯克鲁塞斯的退伍军人纪念公园（英语：Las Cruces Veterans Memorial Park）设立了由凯利·S·赫斯提尔（Kelley S. Hestir）制作的“巴丹英雄”雕像。2012年3月，巴丹纪念馆增添了三面立牌，刻有来自新墨西哥州、之后参加巴丹战役的第200与第515海岸炮兵团1800名士兵名字。2012年后，新墨西哥州每年都会在4月9日（巴丹守军向日军投降的日期）举行有关纪念活动[122]。

菲律宾方面也将巴丹战役的守军和“死亡行军”的死难者供奉于菲律宾国家圣地“萨马特山国家圣地”，自1970年后对外开放[125]。1991年，菲律宾政府于原“欧唐纳”战俘营旧址上建立“卡帕斯国家圣地（英语：Capas National Shrine）”纪念在被日军俘虏后受苦和死亡的美菲士兵[126]。4月9日如今也为菲律宾的国定假日，正式名称为“勇士日”，又称“巴丹日”[125]。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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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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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金投降的决定未经由上司菲律宾盟军总司令温莱特以及已逃至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的同意，主因是金不愿让温莱特承担任何责任[23]。
  2. ^ 日军当时最多仅能调配200辆卡车执行战俘的运送作业，但此数是基于战俘仅25,000人至50,000人的前提上[40][37]，而实际上战俘超过75,000人[39]。
  3. ^ 戴斯没能活着亲眼看到“死亡行军”对外公布，他很快便返回现役，并在1943年12月的一次空难中丧生。死后其遗孀玛拉珍（Marajen）则继续致力于揭露关于“死亡行军”事件的真相[111]。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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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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