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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

座標31°13′25″N 121°28′16″E / 31.2235°N 121.4712°E / 31.2235; 121.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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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25″N 121°28′16″E / 31.2235°N 121.4712°E / 31.2235; 121.4712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宿舍舊址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地址上海市黃浦區
分類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時代1921年
編號8-0000-5-007
併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認定時間2019年10月7日

博文女校,位於上海市白爾路(後稱蒲柏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是中華民國時期存在的一家私立女子學校。1921年中共一大曾將該校作為會場和代表住地。

女校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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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的創辦者和校長是黃侃(季剛)的夫人黃紹蘭(1892年-1947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黃紹蘭定居上海,當時黃侃的妻子王氏逝世,黃紹蘭便與黃侃結婚,並成為章太炎唯一的入室女弟子。1916年,黃紹蘭與黃興夫人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黎等人租下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一條弄堂里的民房創辦博文女校,當時湯國黎已經擔任神州女校(位於今虬江路四川北路附近)校長,黃紹蘭乃任博文女校校長。[1]該校是中小學合一,起初在貝勒路,後遷蒲石路(今長樂路)。[2]後來,因徐宗漢隨黃興前往美國,章太炎家經濟遇到困難,博文女校僅靠學費難以維持,乃在1920年停辦。1921年,黃紹蘭獲得張謇的哥哥張詧資助,又租下白爾路389號(即今太倉路127號)住宅,將博文女校復校。[1]

1933年,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設備簡陋」為名取消博文女校。此後,黃紹蘭先後在多所大學任教,1947年在上海逝世。[1]

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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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決定,利用7月暑假期間在上海代表李漢俊公館(即今中共一大會址)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希望找一幢獨立而又靠近李漢俊公館之處作為代表宿舍。博文女校位於上海法租界,距離李漢俊公館僅200多米,因此被選中。[1][3]

關於博文女校被選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的過程,學界至少有三種說法。

  1. 李漢俊聯繫說:李漢俊公館靠近博文女校,李漢俊的新嫂子薛文淑李書城之妻)當時就在博文女校學習,李漢俊又和校長黃紹蘭是同鄉,所以李漢俊出面聯繫。[3]
  2. 李達夫人王會悟聯繫說:李達夫人王會悟曾任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徐宗漢是博文女校董事長。所以王會悟與黃紹蘭相熟,出面聯繫。[3]
  3. 董必武聯繫說:董必武與黃侃是同學和朋友。當時黃侃任教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董必武通過黃侃致函黃紹蘭,聲稱北京大學師生暑假到上海旅遊,希望借博文女校小住。隨後,李達(一說王會悟)出面與黃紹蘭晤談商定了租借博文女校一事。[1][3]

1921年7月下半月起,放暑假不久的博文女校先後迎來自稱是「北京大學師生暑期旅行團」成員的10位住客。他們是各地早期共產黨組織派來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受陳獨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其他代表沒有入住博文女校,其中上海代表李俊漢、李達住在上海各自住處,廣東代表陳公博攜新婚妻子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3]會議期間,鄧中夏路過上海,也在博文女校住過幾天。[2]

住在博文女校的10人中,張國燾來上海籌辦中共一大,所以抵達上海最早,除了博文女校之外還另有住處。董必武起初住在湖北善後公會,臨到開會才入住博文女校。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直接投奔住在漁陽里2號的李達,但被張國燾要求搬到博文女校。[3]

博文女校臨街的二樓,毛澤東、何叔衡住在西部前半間(原是博文女校職工宿舍),王盡美、鄧恩銘住在西部沿著馬路的後小間,董必武、陳潭秋住在東部前半間,包惠僧、張國燾、周佛海、劉仁靜住在沿著馬路的東部後半間及中間。此時,博文女校僅留廚役一人,負責做飯兼充門衛。[3]因為天氣酷熱,代表們都睡在草蓆鋪的樓板上。[2]

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抵達上海的次日即1921年7月22日,部分代表在博文女校樓上召開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陳潭秋則說,會上「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3]據陳潭秋、包惠僧、周佛海、馬林回憶,7月22日下午,在博文女校樓上東側北半間舉行預備會議,推舉張國燾為會議主席,毛澤東、周佛海為記錄,商討並通過大會議程及開會地點。[2]當天,李達將王會悟帶來,王會悟坐在外間的涼台上,未參加討論,似擔任警戒。[3]

1921年7月23日晚,13位中共一大代表以及來自蘇俄共產國際馬林尼克爾斯基在李漢俊公館正式召開中共一大。此後還開過5次會議(其間休會兩天),7月30日夜舉行第6次會議時,因偵探闖入、上海法租界巡捕隨後而至,第6次會議流產。除陳公博陪李漢俊留在李公館應對上海法租界巡捕之外,與會代表紛紛到漁陽里2號李達住處商討對策。周佛海當晚因為腹泄而留在博文女校休息,沒有參加第6次會議,毛澤東冒險前往博文女校告知周佛海險情,隨後二人也到李達家,大家商定到嘉興南湖繼續開會。[3]

舊址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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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女校停辦後,校址改為居民住房,樓下曾開商店。[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了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30周年,上海市市長陳毅提議尋訪中共一大會址等革命舊址。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為此成立了專門委員會,上海博物館館長沈之瑜任負責人,尋找中共一大會址及代表居住地等處。1951年4月,查找到三個地方:中共一大會址(黃陂南路興業路路口的房屋),博文女校,陳獨秀寓所。[4]

尋找博文女校,首先是根據1936年陳潭秋在回憶中共一大時所寫:「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突然來了九個客人,他們都下榻於這學校的樓上。」後來,又找到陳公博、周佛海的回憶文章,也肯定代表們是住在博文女校。當時負責具體查找工作的沈之瑜、楊重光等人,在數十年前的《申報》上找到一則博文女校招生啟事,地址為上海法租界的白爾路。經過走訪上海市政工程局等單位,從1920年上海法租界工董局繪製的租界地圖等資料分析,蒲柏路最早名為白爾路,後更名為蒲柏路,1946年更名為太倉路。經多次實地勘查,查明太倉路127號(原白爾路、後蒲柏路389號)的一幢兩層樓即博文女校舊址。[5]

195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決定成立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當時的方案是建成連為一體的三個紀念館:中共一大會址是第一館,陳獨秀寓所是第二館,博文女校是第三館。[4][2]

博文女校的地址確定後,1951年居民遷出,按原貌修復。[2]起初僅在樓上東廂房放置床鋪,因為當時認為毛澤東住在這間,其他房間沒有布置床鋪。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之女黃允中看後曾對此提出異議。直到1956年董必武來博文女校舊址訪問,博文女校的布置才復原到位:董必武、陳潭秋住在東廂房前半間,毛澤東、何叔衡住在西廂房前半間,其他代表分別住在西邊沿街的三小間。[5]

修繕工作完成後,1952年7月,《解放日報》公布了中共一大會址調查經過。1952年9月,中共一大會址(第一館)、陳獨秀寓所(第二館)、博文女校(第三館)開放,除面向外國使節,只對中國共產黨黨員內部開放,參觀者要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登記獲批准開介紹信才能參觀。1954年,中央領導視察後提出意見,認為第二館、第三館的意義不夠重要,可以閉館,僅用作內部黨史研究。[4]

1955年,博文女校舊址停止開放。1958年以前,博文女校舊址已借給上海京劇院當作宿舍。1959年5月26日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群眾認為博文女校舊址是革命聖地,不可以當作宿舍,所以上海京劇院人員一律搬走。1977年12月7日,博文女校舊址經過修繕後,重新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宿舍舊址」之名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但不對外開放。[5]2019年10月7日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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