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間，在台灣一連串發生的官民衝突以及軍隊搜捕虐殺台籍士紳、鄉紳等名流菁英的鎮壓事件。
事件始於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糾紛，由於公賣局查緝員查緝私菸的事件處理失當，引發當年的2月28日台北市民之請願示威、罷工、罷市。當日又發生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事件乃由請願懲兇一變而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衝突。此一抗爭與衝突，迅即蔓延全島，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台灣當地人和大陸人之間的族群衝突。二二八事件於台灣光復後不到一年半之間發生，其背景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的。事件本身與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關聯，但對後來台獨運動的興起，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背景
- 政治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無條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國移交戰爭中的佔領區。1945年8月15日，在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在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接受日本投降並接管台灣。陳儀被指派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全台事務。
- 軍事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立刻陷入國共內戰。在後勤上，此時美國逐漸停止對國軍的援助，但是蘇聯卻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支持共產主義革命，包括支持共軍。1947年之後，由於國民政府軍隊大裁減、財經政策失當、貪污問題日益加劇、東北戰略失算，在戰場上國軍逐漸陷入被動，因此蔣中正開始將台灣作為反共復國基地加以建設和整肅。
- 經濟背景
在接管各日本佔領區之後，經濟上由於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以及光復初期國民黨官員腐敗滋生和政府相關管制政策不當，以致於民生物資不足，通貨膨脹十分嚴重。在大陸地區，中央銀行先後發行的法幣，金圓券幾近崩潰。台灣地區雖然情況較全國狀況為好，但是比較日治時期經濟民生下降很多，台灣人民亦多有怨言。
- 文化背景
因為經濟崩潰及台灣省行政官署內部嚴重貪污問題，還有中國人對台灣當地人民的歧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相當嚴重，當時位居知識領導者的文化界和學生蓬勃掀起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陳儀為首的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另一方面則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
事件原因
- 二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重創台灣產業，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33％。
- 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受到戰火嚴重破壞，重建工作困難，直接影響經濟。
- 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物價秩序混亂。
- 由於身為日治漢族人，因此二戰期間台灣人參戰和協助的行為應視為義務，此實情國民政府抗日勝利後無法體會，導致大陸人抵台後，認為所有的台灣人都是漢奸，而展開大規模的緝捕行動。導致全台人民憤慨非常。
- 根據當時的法令，日本政府直到1945年5月才實施義務兵役，而在這之前從1942年１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卻出現踴躍投軍的現象，1943年自願提出申請人數更高達60萬以上，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人，為往後族群衝突種下隱憂。
- 對於日本財產，直接收為私有，並拆裝賣往大陸。
- 台灣人參與政治的差別待遇，只許擔任低級官員。
- 延續日本殖民政策—官方壟斷台灣經濟﹐如煙﹑酒﹑糖﹑樟腦等的專賣。台灣人向來視「煙酒專賣局」﹑「台灣製糖會社」(後改為台糖公司﹐由省府直營)等為日本殖民制度之表徵﹐遂有「以前受日本人欺負﹐現在受中國人欺負」的感覺。此與事件導火線發生在查緝私煙上不無關係。
- 台灣人與闽南人之外的大陸人語言與日常習慣的隔閡。
- 中華民國政府官員之官僚作風與嚴重貪污問題。
- 中華民國貪污風氣與軍紀敗壞。
- 大量印製鈔票並將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台灣嚴重通貨膨脹(導致後來舊台幣四萬元僅能兌換新台幣一元)。
- 公營事業利用關係排擠民營公司。
事件經過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約位於今延平北路附近)前發現寡婦林江邁（40歲，育有一子一女）販賣私煙，查緝員沒收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林婦以家計困難，跪地求饒。狠心的查緝員堅持不讓步，而民眾越聚越多的情況下，林婦被暴力的查緝員以槍托公然擊傷頭部。
民眾目睹此景後極為憤怒，乃將查緝員包圍，傅等人堅持不認錯並開槍警告，不幸殺了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晚就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警局長官包庇下屬，人民得不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天，台北市部分地區罷工、罷市，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並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群眾抗議中，發生零星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後，抗議群眾聚眾集結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即現在行政院）請願示威，過程裡面，因公署衛兵對人民開槍造成傷亡，讓民眾情緒更為激昂。之後，抗議民眾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後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至此，長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情緒，加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不當，因而從3月1日起，終於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楊碧川 1997，55-6)。
如果不把民眾暴動事件1考慮進來的話，這些反抗事件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李筱峰 1995，99)。一方面，台北及各地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若林正丈 1998，58)。
另一方面，在台中、嘉義、斗六、高雄、花蓮等地，則出現以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組織民兵，試圖以武力進行抗爭的嚐試，這其中當以台灣共產黨前領袖謝雪紅所號召的台中地區「二七部隊」最為有名(李筱峰 1995，99﹔楊碧川 1997，56)。
陳儀表面上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以換取時間，但事實上陳儀以『台灣民眾缺乏國家意識，易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陳儀致蔣中正函)為理由，暗中要求國民黨中央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3月8日，未查明實情即莽撞行事的蔣介石自大陸派來的援軍(21師整編師)抵達，陳儀就對這未及成熟就爆發的叛亂回以徹底的鎮壓。連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脈入口南投縣埔里鄉並自行解散。17日，中央政府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虐殺行為表面上暫告結束，但實際上的結合地痞的「清鄉工作」(無證據的誣告、舉發；牽連)，在之後仍繼續持續了九個月之久(若林正丈 1998，59)，凡被捕之人皆冠有一罪名曰叛國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阮美姝 1992)。
二二八事件中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不少台灣原住民參加台灣人的反抗，而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也是一個例子。
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徵召前往南洋打仗的「精兵」），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有了這些裝備，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
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人部隊撤回山上。
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衝突與族群互助
二二八事件中曾發生的民眾暴動1是當年政府和社會資源分配嚴重失衡、官方與民眾語言隔閡，乃至於肢體產生激烈衝突的結果。但是當中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魚、趁火打劫，甚而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的可能性，也應該納入考究。事件發生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換好人當政」，由於大陸人大多居於主管或「能夠貪污」的職位2，因而「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變成「打倒外省人」，造成無辜的中、下階級大陸人在一定人數上受傷或死亡。（李中邦，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中肯作證、詮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陳明忠》，2005年）
根據徐宗懋所提供的史料，二二八事件中有更多族群互助的現象，遠比族群衝突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林獻堂保護嚴家淦的例子。由於受林獻堂的救命之恩，嚴家淦在林獻堂的骨灰運返台灣后，寫悼詞紀念：「猶憶患難相扶，照人肝膽」。
事件的平反
在台灣開始民主化以後，李登輝總統首先於1995年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在隔年1996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布訂定「228紀念假日」，並把228事件主要發生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爲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行政院也在同年通過訂定228為國定假日。除政府外，中國國民黨前後任主席連戰與馬英九也都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馬英九並於2006年將此事件定調為「官逼民反」。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根據李筱峰(1995，99-102)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大中國為認同的對象，並未提昇到「台灣獨立」的要求。但是，在這次事件以後，面對國民黨政府針對台灣人殘酷的屠殺，台灣本省人和大陸人之間的隔閡益為加深，部份台灣人想要追求自己之獨立國家的想法，從此漸漸產生。可以說，二二八事件是之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e.g., 張德水 1992，154﹔王育德 1979，162﹔周明峰 1994，139)。(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Meisner(1964, 155)就這樣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在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台灣作家李喬也這樣表示︰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二二八」已成為台灣人共同的夢魘、族群的共同潛意識﹔台灣人的意識、精神、情操、人間形象、人生理想，藝術創造，價值觀念等等，都隱含了「二二八」的因子。(李喬 1993，219)
因為這件事件多少牽涉到『省籍問題』，不少臺灣人將這次悲劇簡單歸納於『外省人的報復』，故對大陸人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大陸人在國府刻意扭曲事件(等同共產叛亂、台獨、叛國)真相下，長年來也對此事件抱持另一種看法。因此也造成大陸人在公家機關得以優先錄取和在商界得以先獲得有利消息的區別。本省人在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人的排斥(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雖然近年來台灣四大族群逐漸彌合，但潛意識中本省與大陸人的隔閡仍存在，可見此事件對台灣的過去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罹難人數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一直刻意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若引自若林正丈(1998，60)，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諸如當時官方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完全沒有書面資料遺留下來)，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比較保守的不到一千人(郝柏村，户口清查1947年2-3月间所有死亡人数不超过一千人；857人申领“二二八事件补偿基金会”600万台币赔偿)，一直至十幾萬人不等(虞義輝 2001，118)。舉例來說，Lai, Myers, and Wei(1991, 160)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1992，218)推估死亡人數最高為20,500人，最低為15,500人，其中數為18,000人。
受難者列表
- 以下所列人物，僅限於在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是舉幾個例子，不完全具備代表性；按照受難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澄波：美術家，「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 陳炘：企業家，「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二二八事件」死難者，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 李瑞峰：律師；「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1929年)；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 呂赫若：日治時期作家，本名呂石雄；「二二八事件」後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後來下落不明
- 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並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
-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 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唯一台籍高級官員（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 王添灯：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用汽油活活燒死
-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處死
-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導被害。
- 吳鴻麒：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被害，吳伯雄的伯父
-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慘遭槍斃
-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
- 朱點人：日治時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時遇害
備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但是，在接受日軍投降，接收日本佔領之土地、工廠等資源時，貪污腐敗非常嚴重，為巧取豪奪，同時期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地方也上演著許許多多官逼民反的事件。舊淪陷地區的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期待，往往被現實粉碎，國民黨因而被一些民众称之为「刮民黨」；而另外一些处于共產党和国民党交界的地區，則立刻又处於戰火之中，一些人被冠以「共匪」或「敌特」之名迫害。
其他
1990年，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
另根據一種較新的說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取締私煙造成，而是一個當時從中國大陸來台的軍人向林江邁的女兒買菸，因當時語言不通的關係造成群眾衝突，進而爆發此一事件。[1]
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史料與研究
在解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的四十年當中，始終是一個高度的政治禁忌，日常談話不能提到這件事，更不用說對這個事件進行學術研究了。然而，在解嚴以後，一切曾經被壓抑的，都開始恢復其原本的發言權。在此情況下，二二八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不僅有很多國內外的文章和專書開始回憶、討論這個事件，同時在台灣也開始有學者對「二二八事件」進行比較嚴肅的學術研究。
在目前的台灣，和二二八相關的研究書目已經多得不容許我們在這裡一一列舉了，在這裡我們僅做一個簡要的說明(僅限於專書，單篇文章或論文不計)。
事件親身參與者的口述歷史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聲。前衛出版社。
- 阮美姝，2003，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前衛出版社。
- 陳明忠，2005，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台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
- 沈秀華，1997，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台北：玉山社。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1，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2，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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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義、沈秀華，1992，噶瑪蘭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4，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報。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a，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b，諸羅山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c，嘉雲平野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車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報。
-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
- 張炎憲、胡慧玲、黎光中，1995，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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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重要史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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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1997，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 國史館，2002，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一至四冊)。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
- 林德龍編，1992，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陳芳明導讀。 台北：自立晚報。
- 王景弘編譯，2002，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相關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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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翠蓮，1995，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台北：時報文化。
- 陳芳明編，1988，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Irvine，Calif.：台灣出版社。
- 陳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運動初探。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戴國煇、葉芸芸，1992，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
- 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2，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Hung, Chien-di. 2000.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Ph.D. diss., Drew University.
- Kerr, George H. 1965.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1993，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
- Phillips, Steven E. 1998.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lite under Nationalist Chinese Rule, 1945-1950.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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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1998，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注釋
1. 「民眾暴動事件」，在性質上和社會運動文獻中所論及的突發性(spontaneous)「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r，見Turner and Killian 1987)比較接近。也就是說，參與這些暴動事件的人，並不是一個有組織性、計劃性的團體，而是在聚眾場合中，因為當時現場情境的渲染而在某種程度上陷入集體情緒的一群人。我們可以在相關文獻中找到類似的記載，「民眾不僅燬物，也對外省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 一般認為，這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動。於是，無助的小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成了代罪羔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小組 1994，55)。
2.國府接收台灣初期，1945-1946的台灣中央機關『台灣省行政公署』一級單位中的八十多位正副首長中，只有一位是台籍人士。(他就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後來也於二二八事件中遭處決。)
事實上，甚至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三一六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十七名台籍人士，其餘二九九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
參考出處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nd，台中縣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及碑文 [online]。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引用於 2004年10月18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李喬，1993，台灣(國家)的認同結構，見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1-22。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李筱峰，1995，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見李筱峰著，台灣，我的選擇！：國家認同的轉折，頁73-145。台北：玉山社。
-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若林正丈，1998，蔣經國與李登輝，賴香吟譯。台北：遠流。
- Turner, Ralph H., and Lewis M. Killian. 1987. Collective Behavior.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
-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
- 虞義輝，2001，台灣意識的多面向：百年兩岸的民族主義。台北：黎明。
- 張德水，1992，激動！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自國認識。台北：前衛。
- 周明峰，1994，台灣簡史。台北：前衛。
相關條目
外部連結
一般性網站
- 中華民國立法院：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 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二八專題
- 二二八和平週教學手冊
- 阮朝日二二八紀念館
- 228 Massacre 1947年美國媒體報導
- 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評論
- udn政治話題 - 政治事件簿 - 228事件59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