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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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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showing how Scopes 1, 2 and 3 can be thought of in terms of carbon accounting principles.
于碳核算，采用世界资源研究所（英语：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的温室气体协议分类法把温室气体排放分为范围 1、2及3三种。进入WRI的网页可看到范围 3排放源的进一步分类。[1] [2]
系列之一
气候变化与
社会
影响（英语：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 风险（英语：Climate risk）
经济分析 · 融资
社会议题 · 伦理学（英语：Climate change ethics）
传播
政治

碳核算（英语：Carbon accounting，或称温室气体核算 英语：Greenhouse gas accounting）是衡量和追踪一个组织排放温室气体 (GHG) 数量所采用的方法。[3]此法还可用于追踪减少排放的项目或是行动，如林业或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过程及结果。公司、城市和其他不同团体使用这类技术来协助进行气候变化缓解措施。采用此法的组织通常会先行设定排放基线、制定减排目标，并追踪工作进度。这种核算（会计）法能让其以更有一致性和透明的方式达成目的。

碳核算通常是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或符合法律规定而进行，还包括动机如与其他公司排名比较、财务尽责查证与可能的成本节约目的。碳核算方法可帮投资者更了解其所投资公司的气候风险（英语：Climate risk）。准确的核算法也有助于企业和社区达成净零排放目标。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政府要求各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报告，且有一些证据显示要求实施碳核算具有降低排放的效果。[4]购买和销售碳信用（英语：Carbon setoffs and credits）的市场也取决于对排放量和减排量能准确测量。此类技术还可透过将特定产品和服务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予以量化，以协助了解其影响，而促进更具环保概念的购买决策。

这些技术可在不同规模之下使用，如公司和城市，或是整个国家的温室气体盘查。其中通常涉及测量、计算、估计和报告的组合。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指南，例如《温室气体协议（Greenhouse Gas Protocol）》和ISO提出的ISO 14064（英语：ISO 14064）。这些标准和指南通常将排放分​​为三类。范围 1（Scope 1）涵盖来自组织拥有设施的直接排放。范围 2（Scope 2）涵盖组织购买的电力所间接导致的排放。范围 3（Scope 3）涵盖其他间接排放（包括来自一般供应商的排放）。[5]

要准确计算GHG数量存在许多挑战，特别是范围 3的排放量很难估计。在对项目核算的过程中，涉及的额外性（英语：additionality）和重复计算问题将会影响再生能源和森林保护工作的可信度。这些过程的局限性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过程的看法。目前有新的方法在开发中，以进行更为准确的核算。像独立机构气候追踪（英语：Climate TRACE）这类的组织现在可透过使用卫星图像和人工智能技术以推断实际排放量，再对各种排放报告进行审查。[6]

创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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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创建温室气体核算（即碳核算）方法主要是在国家层级中进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于1995年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报告六种工业的GHG排放。两年后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将此类GHG - 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六氟化硫、三氟化氮、氢氟碳化物和碳氟化合物予以定义，它们是当今核算法中的焦点，并因此提高人们对GHG排放进行准确估算重要性的认识。[7][8]

世界资源研究所（英语：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和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 (WBCSD) 于1988年开始致力于制定一项协议来支持此目标。两机构在2001年9月发布《温室气体协议（Greenhouse Gas Protocol）》第一版。[9]这项协议建立一个"广泛、全球性与标准化的框架，用于衡量和管理私营和公共部门营运、价值链、产品、城市和政策的排放"。[10]协议将组织的排放分为三类，范围 1 、范围 2与范围 3，如前所述。[5]

此后追加的倡议有助于促进企业和社区参与温室气体核算。英国于2002年启动碳揭露专案 (CDP) ，现有数千家国际公司透过此法揭露其GHG排放量。[11]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英语：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SBTi) 于2015年成立，是CDP、WRI、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和联合国全球协定（英语：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GC) 之间的合作计划，目标是将基于科学的环境目标，建立为标准的企业施行准则。[12]

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人们越来越关注GHG排放所造成财务风险的估算标准。随后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 (TCFD)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二十大工业国（G20）成立，就公司应向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承保风险者披露的资讯类型提出建议框架。[13]而在最近欧盟和美国等政府制定有涵盖财务揭露要求，以及使用核算协议来符合这些要求的法规。[14][15]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的参与度随着时间演进有显著增加。 于2020年，名列S&P 500（标准普尔500强）中有81%的公司提出范围 1和范围 2排放报告。[16] 全球于2022年有超过22,000家公司对碳揭露专案（CDP）提供数据资料。[17]

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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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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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各种商业激励措施推动企业碳核算，目的包括有与其他公司间在[16]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投资尽责查证、股东和利害相关者外展、员工敬业度以及能源成本节约方面的比较。碳核算通常被视为企业的标准做法。[18][19]

政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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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立法是另一种驱动因素。通常是透过制定有关报告的特别法或更广泛的环境计划。碳排放交易市场也依赖核算和报告协议。[20]迄2015年已有超过40个国家制定有某种类型的报告要求。[21]

欧盟推出的企业永续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CSRD）包含于欧洲绿色协议（英语：Euprean green deal）内。其目的是促使欧盟国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指令要求许多大公司和在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公司披露广泛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信息，也括GHG排放量。[15]英国环境报告指南（Environmental Reporting Guidelines）将早期法律中要求公司报告GHG排放资讯的部分更新，并加以澄清。[22][23]美国的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 Gas Reporting Program，GHGRP) 要求以设施（而非企业）为基础将大型工业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提出报告。此计划共涵盖41个工业分类。[24]

最近的法规则由传统上以财务为重点的机构提出。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于2022年提出一项规则，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无论规模大小，将其涉及范围 1和范围 2的排放提出报告。对于大型公司，当范围 3排放对其很重要，或是公司设定有范围 3的排放目标时，才需揭露。[25] 日本金融厅 (FSA) 也于2022年发布规则，要求揭露与气候相关的财务资讯，此规则将涵盖约4,000家公司，包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26]

政府采购时也开始要求纳入温室气体报告的要求。 美国和英国政府于2022年都发布如此的行政命令。[27][28]

各国的碳排放交易计划也在促进碳结算方面发挥作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是一排放权交易体系，针对某个区域内特定污染物排放数量设下限额，企业可在该区域内进行排放权交易。[29]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仅次于中国国家碳交易计划（英语：Chinese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scheme）的第二大交易体系，涵盖欧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以上。[30]欧盟指导文件中引用有《温室气体排放协议》。[31][3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放权交易计划遵循类似的原则。[33]国际抵销计划还包含要求将特定项目减排量予以量化。 清洁发展机制（CDM，根据京都议定书制定，由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有利于减排或者吸收大气GHG的项目）有一套详细的监测、报告和验证程序，[34] 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英语：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简称REDD+）计划也是如此。[35]截至2022年，根据巴黎协定第六条下的合作机制（英语：Cooperative Mechanisms under Article 6 of the Paris Agreement）有关减排的类似程序尚未制定。[36]

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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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根据科学减量目标倡议（英语：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碳揭露专案和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英语：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许多非政府组织制定既能促进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又能帮助定义其特征的计划。可使用一系列不同协议向碳揭露专案（CDP）提出报告。[37]大多数公司使用温室气体协议或基于该协议制作的协议向CDP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38]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引用《温室气体协议》指南作为其标准和建议的一部分。[39]同样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TCFD）在其建议的指标和目标中也引用温室气体协议。[40]

框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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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许多碳核算标准都纳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制定的2006年温室气体盘查指南中的原则。[41]采用中最一致的部分包括有透明度、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 IPCC较少采用例如在组织之间的可比性原则，[42]但温室气体协议的企业标准中有提到支持达成此一目标的技术。[43]

这些标准通常涵盖《京都议定书》最初要监管的GHG。[8]它们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运作。归因核算（Attributional accounting ）将排放量分配给特定组织或产品，并随着时间的演进进行测量和追踪。后果核算方法（Consequential accounting）用于衡量特定变化（例如施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后产生的差异。[44]

企业/地方政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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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独立设施使用几种方法来追踪和报告GHG排放。其中包括来自温室气体协议、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可持续性会计准则委员会（英语：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全球报告倡议（英语：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气候揭露标准委员会（英语：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美加气候注册处（英语：The Climate Registry）以及几个行业特定组织的机构所制定者。[45]CDP在其指南中列出一套更广泛的可接受报告方法。[37]符合城市和社区报告的标准包括《社区规模温室气体盘点全球协议》和《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ICLEI）》，其涵盖的是美加的城市和社区。

温室气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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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协议是温室气体核算中最常见的一组标准。[46]这类标准反映出许多核算原则，包括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度和准确性。[47]

这类标准将排放分为三个范围。范围 1涵盖公司范围内（由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所有直接温室气体排放，[5]包括燃料使用、公司车辆和泄漏排放（英语：Fugitive emission）。[48]范围 2涵盖因耗用购买的电力、热力、制冷或蒸汽而间接造成的GHG排放。[49]截至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来自范围 2的排放。[50]

范围 3的排放源包括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也称为"价值链"）的排放。货物运输和其他间接排放也属于此范围。[51]范围 3排放通常是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例如使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销售的石油。[52]据估计，由此而来的排放量占向碳揭露专案报告所有排放量的75%，但占比在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差异很大。[53]于2022年，约30%的美国公司提交有范围 3排放报告。[54]然而国际可持续性发展标准委员会（英语：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正制定一项建议，将范围 3排放纳入所有温室气体报告中。[55]范围 3包含有15个类别，包含如组织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员工通勤以及已售出产品的使用，并非每个类别都与所有的组织相关。[56]

WRI目前正在为其准备的企业报告指南制定土地利用与移除标准（Land Sector and Removals Standard），[57]包括土地管理和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移除、生物物质产品以及移除技术。

ISO 1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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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ISO 14064（英语：ISO 14064）

ISO于2006年发布温室气体核算和审查的ISO 14064标准。[58]ISO、WRI 和WBCSD（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共同确定ISO和温室气体协议标准能够相容。[59]ISO 14064系根据温室气体协议建立。[60]]

ISO 14064第1部分 (ISO 14064-1:2006) 规定估算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的原则和要求。.[61]第3部分 (ISO 14064-3:2006) 提供进行和管理温室气体报告验证指南。[62]

PAS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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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标准协会发布的PAS 2060（英语：BSI PAS 2060）是一描述组织如何证明净零排放的标准，于2010年发布。根据PAS 2060，温室气体估算应包括100%的范围 1和范围 2排放量，以及所有占总足迹超过1%的范围 3排放量。组织还必须制定碳管理计划，其中包含对净零排放的公开承诺以及减排策略。策略应包括实现的时段、具体减排目标、实现这些减排的步骤，以及如何抵消残余排放。[63]

EPA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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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EPA) 的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GHGRP) 要求针对许多类别排放源提供依照设施和供应商分列的报告。计划包括进行估算和报告排放量的指南。设施层面必须报告 (1) 燃烧化石燃料或生物质（例如木材或垃圾掩埋场沼气（英语：Landfill gas））产生的排放、 (2) 其他工业制程的排放，例如炼铁与炼钢、水泥或石油化工产品的化学反应。必须包含的供应商类别包括煤炭和天然气、石油产品以及二氧化碳和其他工业温室气体产业的。监测方法比温室气体协议或ISO 14064更为具体，并要求使用不间断监测系统、质量平衡计算或预设排放因子（将人类活动的程度与把这类活动排放予以量化的系数）。[64]EPA使用设施层级和供应商资料来协助准备美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和碳汇盘查列表，然后提交给联合国。[65]

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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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英语：Task Force on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此小组 (TCFD) 于2015年成立，为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为缓解气候变化风险所进行工作的资讯。 TCFD的揭露标准涵盖四个主题领域 - 治理、策略、风险管理以及关键绩效指标与目标。[40]TCFD在其指南中也强调几项原则 - 揭露应包含有代表性的资讯、具体与完整性，以及清晰、平衡和易于理解。此外绩效指标还需随时间演进维持一致性、与某一产业或投资组合内的公司之间具有可比性、可靠、可验证与客观且具及时性。[40]标准的绩效指标和目标需要根据温室气体协议的测量和揭露方法制作。[40]TCFD的标准规定公司应揭露所有范围 1和范围 2排放，不论其对公司产生何种重大影响。TCFD建议范围 3排放于"重大（material）"之时，则应将其包含在报告内。[40]

城市/社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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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规模温室气体盘点全球协议》(GPC) 是WRI（经其协助开发的温室气体协议）、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英语：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C40) 和ICLEI合作开发的成果。[66]GPC要求社区首先确定盘点所涵盖的范围（例如城市或县的行政疆界）。[67]协议重点关注六个主要领域 - 包括定着点的使用能量、运输、浪费、工业流程，以及产品使用、农业及林业与其他土地利用。由于辖区内活动而在地理边界之外发生的排放也包括在内。[67]为区分城市边界内和之外发生的排放，协议使用温室气体协议中的范围 1、2和3定义。[67]社区使用两种选项：按气体、范围、部门和子部门报告其排放量。第一种选项是反映较传统的范围 1、范围 2和范围 3评估的架构。另一选项更关注该社区内发生的活动，但不包括于社区外产生的废弃物等类别。[68]

ICLEI制定的美国社区协议也强调使用地理领域而非公司领域。此协议建议采用一种专注于特定排放源和活动的方法，而不是更常用的范围 1、2和3框架来计算排放量。[69]其报告指南建议社区发表他们所希望传达社区排放的故事，以及有助于描述这些故事的方法。[70]指南涵盖五项基本排放活动 - 社区用电、住宅和商业定着点设备的燃料使用、公路客运和货运机动车辆运作、在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和分配使用的能源，以及社区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参见城市固体废物）。[70]

报告指南涵盖多种制作方式，组织可采用其中一种或是多种。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GHG活动和来源、社区感到兴趣的造成GHG排放活动、家庭消费盘点，以及包含土地利用而产生GHG排放（和移除）的盘点。[70]各城市的温室气体报告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排放量往往会低于由独立分析所提出的报告。[71]

根据消费而做的核算，例如PAS 2070，为研究社区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另一种视角。由此而得的资料可澄清社区边界内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居民使用的商品和服务（但在社区外生产）排放之间的差异。[72]这些根据消费而做的估计通常比社区内产生的数字大很多。[73]

产品碳核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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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生命周期评估

产品核算法是更广泛的生命周期评估法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产品碳足迹。这类碳足迹的重点在关注气候变化单一议题。产品核算可用于估算产品或服务。与之有关的标准包括ISO 14067、PAS 2050和温室气体协议产品标准。[74]

温室气体产品协议根据ISO 14040和PAS 2050标准的要求框架建立。与温室气体协议范围 3类似，但重点关注特定产品的生命周期/价值链影响。[75]其与温室气体协议的企业标准一样，包含五项核算原则：[76]设定业务目标、定义分析范围、计算结果、分析不确定性，以及提出报告。 [77]最终产品的范围需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生命周期。[78]

ISO 14067标准主要是从其他现有的ISO LCA （ISO生命周期研究）标准的基础上建立。[74]执行步骤包括目标和范围定义、盘查列表分析、影响评估、解读和报告。[77]对于ISO 14067，LCA中需要研究的生命周期阶段由各种系统给予定义 - "从摇篮到坟墓"包括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之中产生的排放和移除。"从摇篮到大门（Cradle-to-gate）"包括直至产品离开组织之前产生的排放和移除。"门到门（Gate-to-gate）"包括供应链之中产生的排放和移除。[79]

产品足迹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整个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放。平均而言，价值链总排放量的中有45%于供应链上游产生，23%于公司直接营运期间产生，32%于下游产生。[80]

项目核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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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碳抵消与碳信用（英语：Carbon offsets and credits）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英语：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专案（项目）核算标准和协议通常用于确保目的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产生碳抵消专案的"环境完整性"。这类标准支持合规型计划（compliance type programs）以及自愿式市场（voluntary markets）。[81]核算规则涵盖监控、报告和核查等领域，目的在确保专案减排量估算具有准确性。温室气体协议和ISO制定具体协议来达成此一目标。认证机构也设定有要求，可涵盖项目适合性、认证等方面。[82]目前名列前茅的认证组织有Verified Carbon Standard（英语：Verified Carbon Standard）、Gold Standard（英语：Gold Standard (carbon offset standard)）、Climate Action Reserve[83]和American Carbon Registration[84]等。[85]另外的主要参与者有专案开发人员、经纪人、审核员和买家。[86]

有几项原则可协助确保依赖此类标准执行的碳抵消专案，维持其环境完整性。其中之一关键原则是额外性。而这取决于在无透过出售碳抵消信用筹集资金的情况下专案是否真会执行。例如当某个专案由于能源或其他成本节省而在财务上已具可行性，则不会被视为具额外性。如通常这样做是为满足环境法律或法规的要求，也同样不视为具额外性。透过不同分析可帮助评估专案于此的表现，但通常结果仍会包含有主观因素。[87]

对于专案，也会根据其在不同时段内的减排持久性做判断，此做法对于林地复育专案等领域非常重要。设计时还应避免当不止一个组织声称达到减少，而发生重复计算的情况。另一需考虑的因素是避免高估减排量。一些协议和标准会确保专案除在减排之外，还能产生社会和环境共同效益（英语：Co-benefit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88][89]

ISO 14064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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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准为温室气体减排活动或增强移除提供量化、监测和报告方面的指导。包括规划温室气体专案，以及识别和选择温室气体源头和补集库时该做的事。也涵盖衡量温室气体专案绩效的各个面向。[90]

针对专案和政策的温室气体协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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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专案核算协议（GHG Protocol for Project Accounting）》的原则包括有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度、准确性和保守性。[91]协议的重点与ISO标准一样，是专注会计原则，并将影响予以量化，而非在处理碳信用的程序和交易面。协议提供应用额外性和不确定性原则的一般指导，但没提出具体要求。[92]WRI和WBCSD也另外为土地利用、林业和电网领域的计划制定指导文件。[93]温室气体协议政策和行动标准（GHG Protocol Policy and Action Standard）具有类似的会计原则，但这些原则适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般计划和政策。[94]

经验证碳抵销标准（V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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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经验证碳抵销标准（英语：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ERRA于2005年制定，是一项广泛使用的自愿性碳标准。它是根据ISO 14064第2部分的核算原则，与上述温室气体协议原则相同。[95]VERRA适用的项目包括能源、运输、废弃物和林业。 也有专用于REDD+的方法。[96]VERRA另提供有标准以避免重复计算，以及对额外性的要求。VERRA不允许对当地社区永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对专案监测是根据清洁发展机制（CDM）标准。[97]

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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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黄金标准（碳抵消标准）（英语：Gold Standard (carbon offset standard))）

黄金标准由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透过一独立标准咨询委员会协助后于2003年制定。开放给所有非政府社区组织使用。此标准适用的项目类别包括可再生能源供应、能源效率、植树造林/林地复育和农业（后者可能很困难 - 例如土壤碳（英语：Soil carbon）测量具有深度敏感性的问题[98]）。此标准的重点包括促进永续发展目标。专案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外，还须至少实现其中三个目标。专案也必须对当地居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产生净贡献，并透过计划监控以协助确定这一点。.[99]此标准根据专案面临的财务可行性或制度障碍的评估来证明额外性。在某些情况下会根据项目类型而设定额外性。还有用于筛除重复计算的设计。[100]

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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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核算涵盖范围两示例：生物能源（篮框）及生物经济（红框）。

温室气体核算除用于上述外，也用于其他场合，包括监管性（如碳交易计划、碳税及企业报告要求等）和自愿性（如碳抵销、自愿碳市场及企业可持续报告等）方面。

可再生能源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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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证书 (REC) 或原产地保证（英语：Guarantee of Origin） (GO) 用于记录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供应给电网的记录。[101]REC现在于世界各地使用，且越来越普遍。英国自2002年以来一直使用可再生能源义务证书，以确保符合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U.K. Renewables Obligation）的规定。欧盟使用原产地保证以描述此种做法。澳大利亚自2001年起即开始使用REC。印度于最近建立REC市场。[102]

REC在温室气体核算的背景下通常用于调整范围 2的估计排放量。在典型情况下，公司将使用其电力消耗和供给电网电力的排放系数来计算其范围 2排放量。公司可透过购买REC来降低核算中的平均排放因子，让它们能在实际用电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报告的排放量抵销。[103]

国家排放盘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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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单点设施核算，取得的数据可对盘查列表估算提供品质管理检验，并透过改进排放因子来提高国家盘查列表的整体品质和准确性。但取决于取得的数据在部门排放量中的占比。[104]在某些情况下，汇总的设施级资料也可用于更新或修改某些部门的盘查结果。[105]

净零目标和温室气体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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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排放的概念源自《巴黎协定》，[106] 并已成为国家法律和众多企业目标中的特点。[107]"竞向零排放（ Race to Zero）"于2019年制定，目的在鼓励私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承诺最迟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108]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SBTi）于2021年创建净零计划，以协助组织实现这一转变。计划包括限制使用二氧化碳移除技术来实现净零目标。[109]准确和全面的温室气体核算（包括使用温室气体企业标准（GHG Corporate Standard）等协议）被认为是净零转型计划的关键要素。[110][111]

碳揭露专案（CDP）是一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协助公司和城市揭露其造成的环境问题。[112]目的为让企业核算和报告成为一种商业规范，并推动GHG揭露、洞察和行动。 迄2021年，有超过14,000个组织透过CDP揭露其环境资讯。[113]CDP于2022年提出的过渡计划问卷包括让受访者描述范围 1、2和3排放的具体要求。[114]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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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温室气体报告数量已经增加，目前有足够资讯来安排公司和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名次。[115][116]新闻媒体利用这些排名来引起人们对报告公司的关注。[117]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媒体对CDP于2017年的报告而撰写的"碳排放大户"报导，[118][119][120]这种对揭露资料的特定用途被证明具有误导性。[121]

欲了解温室气体报告措施对减少组织排放量的整体影响有其难度。[122]许多研究着眼于温室气体报告措施实施后发生所的排放量变化。[123]由执行相关专案后的证据显示自我报告可将排放量降低。 EPA的有毒物质排放盘查列表（Toxic Release inventory）就是一例。事实证明，一旦设施被要求披露排放信息，就会对化学品排放减少产生重大影响。[124]

最近针对温室气体报告导致的排放变化的研究，显示出混合的结果。自愿性碳报告本身常被证明在减排方面无效。[125][126]但于针对要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在额外影响方面的研究，显示出影响不只一种。最近对英国报告要求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它们确实可减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4]对EPA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分析发现，当企业被要求披露其设施排放水平时，也会导致其运作的温室气体强度降低，但显示绝对排放量减少的证据尚不太清晰。[123][127]对特定温室气体报告要求所产生影响，看法是它们会抑制公司选择美化其排放量的描述，而被迫实际做出改变以降低排放。[123]

这项研究涉及一些混杂因素。其中包括研究是否在有排放权交易的地方（例如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进行。另一个变数是要求是否集中于排放量更多的大公司。此外，被要求对独立设施提供排放报告的公司，似乎会专注于控制相关设施的排放，但随后会将排放转移到未被要求报告的设施。[123][127]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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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核算面临许多挑战和批判评估。其中一项涉及如何最佳界定组织的影响范围，并确定与排放最相关的输入和输出。描述排放估算的不确定性以及确定哪些资讯对公司营运产生重大影响，而需要报告。[128]使用替代标准评估，如缺乏第三方提供验证时，可能会影响组织之间的可比性。[129]

将范围 3排放量提出准确报告是项特殊的挑战。这些排放量可能达到范围 1和2排放量的数倍。在某些情况下，报告的内容会不一致，取决于向谁报告。缺乏高品质资料也会在对范围 3有影响力的上游和下游来源的特定估算中发生作用，而影响到估算的准确性。[130]公司在向CDP等组织报告时可能会忽略将关键的范围 3类别计入。[131]截至2020年，明晟（MSCI）全球证券指数中只有18%的成分股公司提出范围 3排放报告。[130]也有证据显示许多高排放者或是少报告数量，或是根本不报告。[131]即使是那些提出报告的，经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分析和总结后，也发现数据往往有高度不一致的情况。[132]当公司与其价值链中合作伙伴合作时，人们也担心范围 3排放量会被重复计算。虽然这些数字存在不确定性，但许多公司认为范围 3的估计对于制定决策很重要。这类数据也被认为是可让投资者更了解其投资组合中相关气候风险的重要工具。[133]

许多公司也可能不准确估计其产品的气候效益。此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未包含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使用不适当的比较、将市场规模与产品使用混为一谈，以及刻意挑选影响较小的产品组合作比较。[134]

重复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效益将会损害资讯价值。不正确的数据收集方法造成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公司、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投资者、参与碳信用/抵消的人员以及监管机构。也可能会扭曲人们对减排效用的看法。[135]在企业核算数据中，重复计算可能达到机构投资组合排放量的约30-40%。[136]但有些核算法仍可为组织提供有关如何减少实际排放量的信息。[37]

重复计算在交易权计划和监管/库存计划中会带来其他问题。[137]重复计算在可再生能源证书方面可能会夸大有关使用此种资源的声明。[138]重复计算减量也会抑制使用清洁发展机制等国际碳交易计划。如果认为碳信用已被其他实体使用，参与交易者就会不愿意购买。重复计算减量可能会增加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139]还可能降低缓解承诺的可比性。反过来，这可能会影响国际气候控制工作的可信度，而导致就如何去影响气候变化驱动因素方面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140]估计重复计算的程度很困难。取决于参与各层级为防止重复计算而采取的行动力度。[139]

除重复计算之外，碳抵消还面临影响抵消品质上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额外性、高估和抵消的长久性。[88]2021年和2022年的新闻报导对基于自然的碳补偿、REDD+计划和认证组织均提出批评。[141][142][143]REDD+计划尤其受到更多的批评，因为历来核算其结果，记录并不佳。[144]但这些计划的正面效果也受到强调。[145]

当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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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协调和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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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框架和标准"一节中所提到的，组织可使用不同核算法和途径来估计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有些标准，例如温室气体协议已存在二十多年。[9]然而人们仍持续努力将这些标准调整，以在其间创造更多的互通性。例如国际可持续性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于2021-2022成立，以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基线，希望有助于符合此方面的揭露需求。 ISSB于2022年成立一工作小组，以增强各种企业揭露要求之间的兼容性，包括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146]和SEC的2022年揭露规则。[147]

尽管这些都根据TCFD框架和温室气体协议的较广泛要素制定，但它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当SEC提案使用"重要的（material）"的字样时，它仅描述排放报告对公司财务产生直接影响的程度。 CSRD提案采用"双重重大性（double materiality）"标准，是将其对公司和广大公众的影响列入考虑。如何将此类型的问题作协调还有待观察。[148]

另一趋势是自愿标准和监管要求之间日益趋同。趋势始于将自愿排放抵销标准纳入美国加州排放交易系统。国际民航碳抵销及减少计划（英语：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CORSIA）最近将自愿碳交易市场标准指导纳入。CORSIA已经批准七项标准，供航空公司采用。[149]

支援净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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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让温室气体会计标准与净零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 SBTi于2021年推出净零企业标准。承诺遵守该标准的公司需要制定短期目标和2050年目标。[150]ISO也在开发一个新标准 - ISO 14068以支援净零目标。[151]预计ISO 14068将以原始净零排放标准PAS 2060为基础而建立。[152]

管理范围 3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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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公司来说，范围 3排放估算值会明显高于直接排放水准。[153]SBTi等非政府组织正努力解决此一问题。如果一家公司的范围 3排放量超过其估计总量的40%时，则需要制定范围 3目标来符合SBTi标准。[154]但目前仅有约三分之一（34%）的供应商向CDP报告具体的气候目标及基线年份的排放量。[155]

有某些案例是公司正与其供应商合作设定测量和减少排放的目标。[156]其他努力包括为特定业务部门制定供应商行为准则。[157][158]公司也可在自己的范围 3供应链内设定特定的抵销项目。[157][158]政府机构已制定有关如何与供应商合作的指南，包括有关范围 1、2和3排放的基本问卷。[159]

自愿性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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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自愿市场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成长。迄今为止，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的54家全球财富500强公司的范围 1-3排放量约为2.5吉吨（Gt，十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57]相较之下，截至2021年于自愿碳市场上交易的碳信用约为3亿吨。[160]到2030年，全球对碳信用的需求可能会增加15倍，到2050年将增加100倍。[161]预计林业、碳捕集与封存等二氧化碳移除专案在市场中的占比会比可再生能源专案更大。[162]

替代验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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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观测卫星中的SeaStar satellite及Sentinel-5 Precursor（英语：Sentinel-5 Precursor）可用于侦测地表甲烷泄漏。研究机构可免费由哥白尼计划（又称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取得此类资讯，以确认不同组织提供碳核算报告的正确性。[163]

目前也有使用其他排放资料集来验证温室气体核算的研究。 其中一例是由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NOAA）与NASA/美国能源部执行的火神计划（英语：Project Vulcan），从美国大量公开资料来源，例如污染报告、能源统计、电厂烟囱监控和交通计数来收集数据。[164]使用这些数据后，会发现美国城市经常低估其排放量。[165]将排放数据与大气测量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改善城市排放盘查列表的数据。[166]

独立组织气候追踪（Climate TRACE） ，透过近乎即时发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来改善监测、报告和验证)。[167]Climate Trace的资料显示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报告排放量遭到低估。[168]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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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引用书本、报告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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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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