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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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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景教
类别东方基督教
宗派叙利亚基督教
典籍圣经（别西大译本）
神学东叙利亚神学基督二性论
（历来被误认为聂斯托留派）
教体主教制
区域唐朝益州、元朝四川
语言蜀语、叙利亚语
礼仪东叙利亚礼（英语：East Syriac Rite）
起源公元7世纪
成为分支东方教会

叙利亚基督教的派系之一东方教会，入唐后被称为景教，是最早传入今四川省的基督教派系。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东方教会传教士阿罗本于公元635年到达长安。唐太宗下令在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也就是景教寺院。此后，景教在唐朝顺利发展了150年，一度有“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1]。当时景教已流传至今成都市一带[2]，在峨嵋山也发现两处景教修道院遗址[3]。美北浸礼会差会传教士兼考古学家葛维汉在《西南民间信仰》一书中提到13世纪时，马可·波罗发现在元朝四川和云南还建有景教寺院[4]。

蜀地景教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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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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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珍珠楼

南宋随笔集《能改斋漫录（德语：Nenggai zhai manlu）》记载，古蜀国开明王朝君主曾造七宝楼，以珍珠结成帘。汉武帝时七宝楼毁于蜀郡大火，至唐朝便有胡人传教士在楼基遗址上修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如同当年的蜀国君主，胡人教士也以珍珠翠碧贯之为帘[5]。因此后人也称该寺作“珍珠楼”[6]。另明代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卷二载：“真珠楼基在石笋街，一说有大秦胡于其地起寺，门楼十间，皆饰以真珠，翠碧贯之如帘，寺即大秦寺也[7]。”该处提及的石笋街得名于古时成都西门外的两块巨型立石，据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巨石是古蜀帝王的墓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8]

杜甫有诗《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从摘录的最后两句可知，他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座大秦寺的遗址。《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七引蔡梦弼记述这座大秦寺“后摧毁坠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等。按瑟瑟，乃碧珠也”[9]。又赵清献《蜀郡故事》：“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9]。”杜甫留蜀是在唐肃宗、代宗时期，他作《石笋行》时珍珠楼已“摧毁坠地”，据此推测成都大秦寺的兴建至迟不晚于玄宗时期（712－756）[10]。

汉州景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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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公石旧照
汉州衙门内的房琯纪念碑旧照

英国圣公会差会传教士董宜笃于1930年代初对汉州（今广汉市）地区的景教遗存进行了调查，探知在当地南门外望乡台处曾有一块景教碑，但在当年修汉赵马路的时候，被所谓利用废物，雇石匠折成数块，把字也铲平，用作修桥铺路，所以他并未见到实物[11]。这块碑与盛唐时期汉州刺史房琯有关，据当地目击者称，他的名字便刻在碑上[12]。因琯系景教徒，并为当地留下了独特的景教传统。望乡台更早的名字就叫景福院[13]。按当地的传统说法，房琯信仰虔诚。他在衙门内设祭坛，坛上置石，每日都会跪在此石上敬礼钦崇独一之神[14]。这块石头后来被称为“房公石”[15]。在他的治理下，汉州成为蜀地典范，直至董宜笃的时代，汉州人依然对房琯敬爱有加[16]。他在衙门内所设祭坛，在他过世后数百年间成为当地人敬奉的对象，具朝圣地意味[16]。

成都景教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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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文学家李德裕（别号李卫公）在《全唐文》中提到有一名在成都地区行医的治眼师[17][18]，一说视光师[19]，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僧侣。《李卫公文集》卷十二记载，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国（今云南省）权臣王嵯顚“率兵攻蜀，大掠而还”。次年，成都尹李德裕“差官于蛮，经历州县，一一勘寻，皆得来名，俱在案牍”，统计结果是，“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馀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20]。南诏将所俘工匠中“医眼大秦僧一人”特别列出，并说明其非“寻常百姓”，其所独擅之“工巧”是治眼医术。可见精于医道并擅治眼疾，应是景教徒团体的专长之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推测这名景教医师“在蜀地不应是孤立的存在，应是一个景教团体的成员”，且“成都地区原来存在的景教，在会昌法难之后很可能流向南诏。”[21]段玉明亦引徐嘉瑞所言“此为大秦教徒由四川入云南也”[9]。

重庆磁器口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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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九世纪的叙利亚十字架，戴尔·艾伯特·约翰逊发现于重庆磁器口古镇。

2011年，来自美国的叙利亚东方正统教会神父戴尔·艾伯特·约翰逊（Dale Albert Johnson）在重庆磁器口古镇发现多个古叙利亚式样的十字架石刻，包括一个朝圣者十字架，年代鉴定为公元9世纪。朝圣者十字架镌刻在石头上，发现于磁器口古镇的一条街道，形制单调，符合朝圣者随手所刻的简易十字架造型[22]。出自同条街道的另一枚十字架，形制与来自叙利亚阿勒坡（6世纪）、土耳其图尔阿布丁（英语：Tur Abdin）（8–9世纪）、伊朗（？世纪）以及新疆（14世纪）的十字架完全吻合[23]。该十架被包围在圆环内，四臂自中心向外逐渐变宽，臂端各有两点与圆环内拱相接触，类似八尖十字形式[24]。其馀十字架刻在一块圆形花岗岩底座上，周围饰有波斯式心形菩提叶，发现于磁器口小街古董店前。约翰逊认为心形菩提叶十字架源自印度圣多马基督徒的波斯十字架（英语：Saint Thomas Christian cross）[25]。

梓州李氏波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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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蜀时代有李姓波斯家族居于梓州（今三台县境内）。李氏三兄妹李珣、李玹、李舜弦工诗词，在药材医学方面也很有造诣。李舜弦是前蜀皇帝王衍的昭仪。这个家族的宗教信仰有三种说法：景教、祆教或者道教。李舜弦的一阕词中有描述一种祆神维施帕卡（英语：Weshparkar）使用的武器。黎国韬认为李氏兄妹信奉祆教，并因此影响王衍奉教。罗香林则认为李氏家族信奉景教，因为大多数景教教士在药材医学方面造诣很高，他们通常一边传教一边行医。不过李珣也留有两阕《女冠子》描绘女道士的节操，并在《海药本草》中记述了很多和道教炼丹术（类似西方炼金术）有关的药材。陈明在学术论文中称他更倾向于罗香林的观点，认为李氏兄妹很可能是受了道教影响的景教徒[26]。张绪山也认为李珣应是精通医术的景教医生[21]。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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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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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吴 2015，第268页.
  2. ^ Li & Winkler 2016，第261页.
  3. ^ Baumer 2016，第183页.
  4. ^ Graham 1961，第63页.
  5. ^ 吴 1843.
  6. ^ 黄 2006，第216页.
  7. ^ 曹 1778.
  8. ^ 榎 1947，第250页.
  9. ^ 9.0 9.1 9.2 段 1993，第59页.
  10. ^ 段 1993，第60页.
  11. ^ 橄榄 1934.
  12. ^ Donnithorne 1933–1934，第212页.
  13. ^ Donnithorne 1933–1934，第215–216页.
  14. ^ Drake 1937.
  15. ^ Donnithorne 1933–1934，第211页.
  16. ^ 16.0 16.1 Donnithorne 1933–1934，第210页.
  17. ^ Chen 2007，第251页.
  18. ^ Li 2023.
  19. ^ Kotyk, Jeffrey. DDB: Nestorian Christianity in China. academia.edu. [2024-10-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25） （英语）. 
  20. ^ 段 1993，第58页.
  21. ^ 21.0 21.1 张 2024.
  22. ^ Johnson, Dale A. Did the Syriac Orthodox Build Churches in China?. soc-wus.org. 2012 [2024-10-05] （英语）. 
  23. ^ Li & Winkler 2016，第44页.
  24. ^ Li & Winkler 2016，第43页.
  25. ^ Li & Winkler 2016，第48页.
  26. ^ Chen 2007，第250–251页.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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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四川景教&oldid=8477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