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魯·本·阿斯
| 阿姆魯·本·阿斯·塞赫米 عمرو بن العاص | |
|---|---|
 位於埃及福斯塔特的阿姆魯·本·阿斯清真寺 | |
| 埃及總督 | |
| 任期 640—646 | |
| 君主 | 奧斯曼 歐麥爾 |
| 前任 | 首位 |
| 繼任 | 阿卜杜拉·本·薩爾赫 |
| 任期 658年8月或9月—664 | |
| 君主 | 穆阿維葉 |
| 前任 | 穆罕默德·本·阿布·伯克爾 |
| 繼任 | 烏塔巴·本·阿比·蘇富揚[註 1] |
| 巴勒斯坦總督 | |
| 任期 634—639 | |
| 君主 | 歐麥爾 阿布·伯克爾 |
| 前任 | 首位 |
| 繼任 | 耶齊德·本·阿比·蘇富揚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約573年 麥加 |
| 逝世 | 約664年9月 埃及 |
| 配偶 | 賴塔（或希德）·賓特·穆納比赫·本·哈傑 一位來自巴希部落的女性 烏姆·庫勒蘇姆·賓特·烏克巴 |
| 兒女 | 阿卜杜拉·本·阿姆魯·本·阿斯 穆罕默德 |
| 父母 | 阿斯·本·瓦利 納比加·賓特·哈麥拉 |
阿姆魯·本·阿斯·塞赫米（阿拉伯語：عمرو بن العاص，羅馬化：ʿAmr ibn al-ʿĀṣ al-Sahmī; 約573年—664年) ，簡稱阿姆魯·本·阿斯，又譯作阿慕爾·本·阿綏，是一位穆斯林，曾率阿拉伯軍隊征服埃及，並在640-646年與658-664年兩度擔任埃及總督。阿姆魯出身古來氏部落，約於629年皈依伊斯蘭教，隨後穆罕默德指派他在穆斯林社群中擔任重要職務。哈里發阿布·伯克爾任命阿姆魯為征服敘利亞的指揮官之一，他帶兵攻占巴勒斯坦大部，並被任命為當地的長官，隨後他又參與了634年的阿季奈迪恩戰役和636年的雅爾穆克戰役，在這兩次戰役中，阿拉伯軍取得了對拜占庭帝國的決定性勝利。
639年底，阿姆魯主動請纓攻打埃及，取得了對拜占庭人的數場勝利，641或642年，埃及首府亞歷山大投降，征服勝利結束，從此以後直到今天，埃及都由穆斯林統治。隨後阿姆魯發動了向西的遠征，兵鋒抵達利比亞的的黎波里。在與拜占庭埃及總督居魯士簽訂的條約中，阿姆魯保證了埃及人民的安全，並向非穆斯林成年男子徵收人頭稅。他保留了以本地科普特人為主的官僚體系，與科普特牧首本雅明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建立福斯塔特作為穆斯林埃及的首府，在新城中心建立了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阿姆魯相對獨立地統治埃及，積攢了大量財富，並以此維護阿拉伯人征服者的利益，但哈里發奧斯曼在646年將阿姆魯解職。
被解職後，阿姆魯煽動埃及人反對哈里發，來自埃及的叛亂分子最終刺殺了奧斯曼，但這時他卻與這些人保持距離。隨後第一次穆斯林內戰爆發，阿姆魯與敘利亞總督穆阿維葉聯合，共同反對哈里發阿里。阿姆魯作為穆阿維葉的代表參加了與阿里的和平談判，成功削弱了阿里的勢力。之後，他從阿里的支持者手中奪回了埃及的統治權，再次擔任總督。661年，穆阿維葉建立倭馬亞王朝後，繼續讓阿姆魯統治埃及，直到他於664年去世。
早期生涯[編輯]
阿姆魯·本·阿斯出生於約573年[2]，他的父親阿斯·本·瓦利出身麥加古來氏部落中的沙姆氏族，是一位富有的地主[3]。他的母親名叫納比加·賓特·哈麥拉，出身阿納扎部落賈萊氏族（Banu Jallan）[4][5]。她實際是一個俘虜，古來氏中幾名成員都曾買下她，其中包括阿姆魯的父親[6]。因此，阿姆魯有幾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阿迪氏族的阿姆魯·本·阿塔薩（Amr ibn Atatha）、菲赫爾氏族的烏克巴·本·納菲，以及阿布·沙姆氏族的一位女性[5][6]。在傳統描述中，阿姆魯手臂很長，肩膀低而寬，有一個大腦袋，額頭和嘴都很寬，鬍子很長[5]。
約622年，他的父親去世，留給他一座位於塔伊夫附近的莊園兼葡萄園，利潤十分豐厚[7]。
關於阿姆魯皈依伊斯蘭教的時間，不同的記載有不同的說法，最可信的說法稱，他在629或630年，即穆罕默德征服麥加（630年）前不久[2][8]，與哈立德·本·瓦利德和烏斯曼·本·塔爾赫一起皈依[8]。另外，阿姆魯的四世孫阿姆魯·本·舒阿布（Amr ibn Shu'ayb）稱，阿姆魯是在國王阿爾瑪赫的見證下在阿克蘇姆皈依的，並於628年在麥地那與剛結束海巴爾戰役的穆罕默德會面[9]。1176年，歷史學家伊本·阿薩基爾引用一份文件指出，阿姆魯皈依的主要理由是贖罪，但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也是他的一大目的[10]。
629年10月，穆罕默德命令阿姆魯帶兵突襲代特·斯萊綏爾（Dhatas Salasil），此地位於漢志北部[11]。這次進攻的目的仍不清楚，據歷史學家弗雷德·唐納的推測，可能是打擊受拜占庭帝國支持的幾個敵對部落[12]，但9世紀歷史學家伊本·希夏姆認為阿姆魯的目標是團結這些部落，共同對拜占庭發動戰爭[12]。此地生活的部族包括庫杜阿部落和巴希部落[13]，阿姆魯可能受命在庫杜阿部落中的巴爾蓋氏族及巴希部落中招募戰士[13]。阿姆魯的祖母來自巴希部落[14]，這可能是穆罕默德任命他為指揮官的原因。突襲之後，巴希部落的一部分人皈依伊斯蘭教[13]，同時為了鞏固關係，阿姆魯從巴希部落中娶了一個女子，後與她生下兒子穆罕默德[15]。
之後阿姆魯被任命為阿曼總督，直到632年先知去世[16]。幾個部落隨即背叛麥地那的穆斯林政權，其中包括庫杜阿部落和巴希部落的一個分支[17]。哈里發阿布·伯克爾派遣阿姆魯去平定這兩個部落，在將軍舒拉比·本·哈薩納的支援下，阿姆魯完成了任務，安定了哈里發國的北部邊疆[18]。
征服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編輯]
633年，四位穆斯林將領奉命進攻敘利亞，阿姆魯就是其中之一[19]，他進攻的重點是巴勒斯坦，因此哈里發阿布·伯克爾提前任命他為巴勒斯坦長官[14]。作為一個商人，阿姆魯可能相當熟悉從麥加到加沙的商路[20]。他沿著希賈茲（漢志）海岸線行軍，到達已於630年被穆斯林占領的艾拉（今亞喀巴）[21][22]，然後進入內蓋夫沙漠，也可能是穿過西奈半島[21]。穿過沙漠後，他在加沙附近的兩個村子達辛（Dathin）和巴丹（Badan）與拜占庭帝國的加沙指揮官會談[21]，談判很快破裂，634年2月4日，阿姆魯擊敗了敵軍，史稱達辛戰役，勝利後，他在阿拉伯谷地中部的蓋穆爾·阿拉巴特（今措法爾）建立營地[21][23]。9世紀歷史學家瓦基迪認為，阿姆魯的軍隊大約有3千人，以遷士和輔士為主，另一位歷史學家伊本·阿薩姆則認為阿穆魯軍隊由3300名古來氏騎兵與其他盟軍組成，其中1700人來自蘇萊姆氏族，200人來自葉門的馬茲阿希傑部落[24]。現代歷史學家菲利普·邁爾森（Philip Mayerson）認為這兩個數字都有誇大，但這仍是有史以來在南巴勒斯坦集結的最大規模的阿拉伯軍隊[25]。
634年2-3月，阿姆魯征服了加沙周圍地區，7月開始包圍巴勒斯坦首府凱撒利亞[26]。這時拜占庭帝國增援部隊到達[26]，阿姆魯放棄圍城，與在敘利亞的其他部隊會合，「真主之劍」哈立德也奉命前來支援敘利亞戰事；會合後的穆斯林軍隊超過2萬，由阿姆魯或哈立德統帥，在7-8月的阿季奈迪恩戰役中打敗拜占庭軍，這也是穆斯林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第一場重要戰役[26][27]。戰後，阿姆魯開始攻打巴勒斯坦各城鎮，拜特·吉布林、伊布納、阿穆瓦斯、塞巴斯蒂亞、盧德、納布盧斯和雅法等地都被他攻占[28]。因為這些地區大多沒做什麼抵抗，歷史上沒有太多關於這些戰鬥的信息[29]。哈里發歐麥爾隨後正式任命阿姆魯為腓力斯丁軍事區（即巴勒斯坦）長官[30]。
穆斯林向北追趕拜占庭軍，在佩拉包圍他們四個月[31]，這時穆斯林軍隊的指揮權可能在哈立德或阿布·烏拜達手裡[31]，無論如何，在634年12月或635年1月的法爾戰役中，拜占庭軍再次被擊敗[31]。之後，阿姆魯和另一位將領舒拉比·本·哈薩可能被派去攻打貝特謝安，此城只做了輕微的抵抗就宣布投降[32]。在法爾戰役和阿季奈迪恩戰役中倖存的拜占庭軍逃到大馬士革，穆斯林軍很快包圍了這座城市，每位指揮官都被派去進攻一座城門，阿姆魯負責的是多馬之門[33]。635年8或9月，守軍投降[34]，阿姆魯在城內購置了數處住宅[35]。
一連串的失敗後，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組織了一支大軍來對抗穆斯林軍，636年8月，兩軍在雅爾穆克河谷決戰，戰鬥中，阿姆魯擔任穆斯林軍右翼指揮，頑強地抵擋住了拜占庭軍的進攻，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最終穆斯林軍取得了完全勝利，剩餘的敘利亞土地成為阿拉伯人的囊中之物[36]。戰後，阿姆魯參加了阿布·烏拜達指揮的耶路撒冷圍城戰，阿姆魯已在那裡預先布下一支部隊[37][38]，但守軍直到哈里發歐麥爾親自前來談判後才投降[37][38]。阿姆魯見證了投降合約《歐麥爾條約》的簽訂[39]，之後返回巴勒斯坦，攻占了加沙城[40]。
征服埃及與擔任總督[編輯]
征服埃及[編輯]
阿姆魯以巴勒斯坦為基地，開始了對埃及的征服，他在皈依伊斯蘭教前就已關注埃及，意識到了其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性[41][42]。傳統的伊斯蘭記載認為哈里發歐麥爾勉強批准了他的進攻計劃，也有一些說法認為阿姆魯沒有獲得許可就擅自發動了進攻[2][41]。639年12月12日，阿姆魯率領一支僅有4千名騎兵，且沒有攻城武器的部隊到達埃及邊境要塞阿里什[41]，花費一個月時間攻占了戰略要地培琉喜阿姆，然後又同樣用一個月攻占了比勒拜斯[41]。
阿姆魯軍隨後在尼羅河三角洲南端被拜占庭的巴比倫要塞阻擋，他向歐麥爾請求支援[41]。歐麥爾派遣穆罕默德的同伴祖拜爾·本·阿瓦姆率4千軍隊前往，援軍於640年6月與阿姆魯會合[41]，兩支軍隊都由阿姆魯指揮[43]。在赫利奧波利斯戰役中，他領軍大勝拜占庭人[41]，乘勢攻占了孟菲斯並包圍了巴比倫要塞[41]。包圍過程中，亞歷山大牧首，實際上的埃及總督居魯士試圖和談，但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反對和談並召回了居魯士[44]。儘管要塞守軍英勇抵抗，但641年2月，希拉克略的死訊傳來，守軍軍心動搖[41]。談判後，阿姆魯允許守軍於4月9日離開要塞退回埃及首府亞歷山大[45]。幾個部將被阿姆魯派去占領埃及其他地區[46]， 其中哈里傑·本·胡扎法攻占了中埃及的法尤姆綠洲、俄克喜林庫斯、赫爾墨波利斯和艾赫米姆等地以及上埃及的一些村莊[44][46]。
641年底，阿姆魯包圍了亞歷山大，之前被免職的居魯士在新帝即位後回到埃及，他與阿姆魯在巴比倫堡壘進行談判，阿姆魯承諾保證市民的安全，但要向他們徵收吉茲亞[47]，亞歷山大最終在642年11月投降[48]。攻占亞歷山大後，阿姆魯以一封著名的信向歐麥爾報告自己的勝利：
我已奪取一座城市，我不過多描繪了，我這樣說就夠了：城裡有四千座別墅，四千家浴場，四萬個納人丁稅的猶太人，四百個皇家的娛樂場所[49]。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一些拜占庭、科普特和阿拉伯記載證明這座城市並沒有被阿拉伯人牢牢控制[50]。645年，趁歐麥爾死後穆斯林內部不穩，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派將領曼努埃爾率海軍攻打亞歷山大，拜占庭軍在戰鬥中取得勝利，殲滅了亞歷山大的阿拉伯駐軍[51]。拜占庭軍繼續向尼羅河三角洲進攻，但在尼基烏戰役中被阿姆魯擊敗，646年夏天，他再次攻占亞歷山大，拜占庭遠征軍幾乎全軍覆沒，曼努埃爾被殺，穆斯林軍勝利後又屠殺了許多市民[52]。此戰之後，穆斯林軍在埃及的統治趨於穩定[53]。
與拜占庭軍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阿姆魯軍隊的的令行禁止，為了保持協調，阿姆魯還經常與哈里發歐麥爾商議軍事[54]。在圍攻巴比倫要塞的過程中，缺乏攻城武器的阿姆魯充分揚長避短，用自己的游牧騎兵發動突襲，快速穿越沙漠和綠洲，切斷敵軍補給線進行消耗戰[55]，同時使用定居者步兵保持包圍[55]。歷史學家瓦西列斯·克里斯蒂德斯（Vassilios Christides）認為阿姆魯「通過巧妙的戰略戰術，彌補了自己在人數和裝備上的劣勢」，儘管缺乏「明確長期的計劃……但他們保持行動靈活」[55]。
進攻昔蘭尼加與的黎波里塔尼亞[編輯]
642年亞歷山大淪陷後，阿姆魯向西遠征，繞過三個拜占庭帝國的堅固沿海要塞：帕萊托尼烏姆（今馬特魯港）、阿波羅尼亞和托勒密，直接攻占了巴爾卡，到達昔蘭尼加的托爾卡（Torca）城[56]。年底，阿姆魯的騎兵向的黎波里塔尼亞發起進攻，的黎波里城防守嚴密，港口中還停泊著一支拜占庭艦隊[56]，穆斯林軍缺乏攻城武器，只能像在埃及那樣發起漫長的圍攻[56]。一個月之後，穆斯林軍發現了城牆上的一個弱點，從而攻陷並洗劫了城市[56]。隨後在642或643-644年，這一地區的拜占庭守軍和大部分居民坐船撤走。阿姆魯攻占的黎波里後數年，此城又被拜占庭軍奪回，但除了於690年被拜占庭軍短暫奪回外，昔蘭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亞以南的宰維拉等地仍由穆斯林控制。阿拉伯人對北非的征服直到哈里發馬利克的時代（8世紀初）才最終完成[56]。
主政埃及[編輯]
歷史學家韋辛克指出，阿姆魯全面掌握著埃及的行政、司法和財政[2]。圍攻巴比倫要塞期間，阿姆魯在要塞附近建立了一個營地[57]，攻占亞歷山大後，他本想在那裡建立統治，但哈里發歐麥爾拒絕了這一提議，他的理由是，亞歷山大在尼羅河西岸，而哈里發的軍隊與哈里發本人不應該被水隔開[58][59][60][註 2]。所以，完成埃及的征服後[62]，阿姆魯將巴比倫要塞附近的營地建設成了一座「駐軍城鎮」，命名為福斯塔特，它也成為阿拉伯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一座城鎮[63][64][65]。這座城鎮位於尼羅河東岸，三角洲的南端，東臨沙漠，具有控制上下埃及的戰略意義[57]。在巴比倫要塞，阿姆魯也設置了駐軍，以僱傭並監督在巴比倫的由科普特人（本地基督徒）組成的官僚團體，這些人在新政府日常事務的管理上發揮了重要作用[66][59]。
阿姆魯開始用泥磚和烤磚修建福斯塔特城[63]，在赫爾墨波利斯發現的7世紀40年代的文件記錄了政府的命令：將建築材料運往巴比倫要塞以建設新城[67]。規劃中，新城建在尼羅河以東1-2公里處，南北延伸5-6公里[59]。城市的土地被分給阿姆魯旗下軍隊的各個部分，古來氏族人、輔士們及阿姆魯的私人衛隊（阿拉伯語稱阿赫·拉耶Ahl al-Rāya，其中包括一些因姻親關係追隨阿姆魯的巴希部落人[15]）得到了優先分配權[59]。也有文件記載稱，阿姆魯並沒有主動去分配土地，而是各部族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所以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解決土地糾紛[68]。在新城的中心，阿姆魯建造了一座會眾清真寺，後來此清真寺就被稱為阿姆魯·本·阿斯清真寺，原建築在827年被改建並擴展[66]。在清真寺東面，阿姆魯修建了自己的住宅，很可能也作為他的統治中樞使用[67]。
在亞歷山大城西北部，阿姆魯也建立了一座會眾清真寺，後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69]，645年拜占庭帝國第二次占領亞歷山大前，他還修建了一座名為「仁慈」的清真寺[70]，但現都已不存，也無法確定其位置[71]。在會眾清真寺旁，阿姆魯擁有一座堡壘，後來他將其捐出供政府使用[72]。阿姆魯建立的這些建築成為了亞歷山大阿拉伯定居區的政治和社會中心[73]。阿姆魯在亞歷山大的駐軍數量變化不定，主要是來自阿茲德和法赫姆兩個部落的1千名士兵，每半年輪換四分之一[74]。
按照641年與拜占庭總督居魯士簽訂的合約，阿姆魯向每個非穆斯林成年男子徵收兩個金幣的吉茲亞（異教稅）[75]，在歐麥爾哈里發的批准下，他還要求居民定期提供小麥、蜂蜜、油和醋，作為給阿拉伯軍隊的生活補貼[76]。他把這些物品存放在一個名叫代爾·里茲格（dār al-rizq）的倉庫里[75]。在普查穆斯林數量後，他要求全體埃及人每年向每個穆斯林提供一套衣物，包括高檔刺繡羊毛長袍（阿拉伯人非常珍視埃及長袍）、長斗篷、頭巾、西瓦爾褲與鞋子[76]。643年1月8日的一份希臘語紙莎草紙上蓋著阿姆魯的印章（鬥牛圖案），文件中，阿姆魯命令一個埃及村莊提供飼料和麵包給他的部隊[77]。歷史學家馬丁·希德認為，沒有證據能表明阿姆魯採取了措施來簡化埃及原有的繁瑣的財政系統，且他的征服使得這一財政體系更加容易被濫用[78]。
進入亞歷山大後，阿姆魯邀請科普特牧首本雅明返回城市，在信仰正統教義的居魯士統治時期，他因其一性論信仰流亡在外[79]。本雅明與阿姆魯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主持恢復了納吞谷中的修道院，包括著名的聖馬卡里烏斯修道院[79]。歷史學家休·甘迺迪指出：「本雅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在科普特教會的存亡關頭挽救了它，成功把它融入了阿拉伯人的統治體制[80]。」
解職[編輯]
作為地方長官，阿姆魯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保留了埃及的大部分稅收來為其駐軍謀福利，但在哈里發歐麥爾的壓力下，一部分收入也被麥地那政府收回[81]。他個人也從中積累了大量財富，儘管其中的一部分曾在歐麥爾的命令下被穆罕默德·本·麥斯萊拉沒收[82]。之後的某一時間，哈里發又剝奪了阿姆魯對上埃及的管轄權，任命阿卜杜拉·本·薩爾赫管理這一地區[78]。
歐麥爾的繼承者奧斯曼最初承認阿姆魯的地位，並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妹烏姆·庫勒蘇姆·賓特·烏克巴嫁給他[83]。但奧斯曼又於645或646年命令阿姆魯交出埃及的財政權，將其交給阿卜杜拉·本·薩爾赫，後者也是奧斯曼的親戚，阿姆魯只保留軍權[84]。二人很快都向奧斯曼抱怨對方不稱職，隨後奧斯曼決定收回阿姆魯的一切權利，阿卜杜拉成為唯一總督[84]。新總督在舊拜占庭財政制度的基礎上改變了埃及的財政模式[78]，削減了埃及阿拉伯人的財政特權，並把餘款交回麥地那[85]。這一政策引起了當地阿拉伯駐軍、官員與貴族的不滿，按馬丁·西德的話說，他們「被剝奪了一直享有的自我致富的機會」[86]。在古來氏族人穆罕默德·本·阿布·胡宰法的帶領下，他們於654或655年發起了公開反對奧斯曼和阿卜杜拉的活動[87]。
反對哈里發奧斯曼[編輯]
被解職後阿姆魯回到麥地那，與烏姆·蘇勒庫姆（奧斯曼的姐妹）離婚，開始公開批評奧斯曼[88]。奧斯曼與阿姆魯之間隨後發生了一系列公開的激烈對峙，傳統的阿拉伯文獻記載阿姆魯煽動穆罕默德的親信阿里、祖拜爾、泰勒海·本·烏拜杜拉以及麥加的朝覲者反對奧斯曼[89]。他還成功遊說了穆罕默德的孀妻阿伊莎，後者以駐軍滿意阿姆魯的統治為由，敦促奧斯曼恢復阿姆魯的地位。 656年6月，奧斯曼在麥地那的一次布道以及寄給敘利亞穆斯林領袖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本願意恢復阿姆魯的官職，但阿姆魯過分的侮辱使哈里發放棄了這一打算。學者馬德隆認為，奧斯曼所提到的侮辱指的是阿姆魯對奧斯曼的一個聲明的公開回應，聲明稱，那些為抗議哈里發的政策而來到麥地那的埃及軍人是被誤導了；阿姆魯對此的回應則是：「要敬畏真主，奧斯曼，你越過的深淵是我們和你一起越過的，所以要讓我們悔改，你就要先向真主悔改。」[90]。
結束與奧斯曼的對峙後，阿姆魯退居他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莊園[91]。此莊園位於「薩卜（Al-sab）」地區，名為「阿季蘭（Ajlan）」，據現代歷史學家麥可·萊克（Michael Lecker）及中世紀學者雅古特·哈邁維和拜拉祖里的觀點，此莊園大概在現代的貝爾謝巴，也可能是在拜特·吉布林[92][93][註 3]。這片地可能是哈里發賜給他的，也可能是他在征戰巴勒斯坦時占有的[97]。阿姆魯和兒子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一起住在莊園裡。享有租稅[98][註 4]。
656年6月，哈里發奧斯曼被來自埃及等地的反叛者包圍並被刺殺[102][103]，當時大約有400-600名埃及軍人在麥地那發動抗議，批評奧斯曼的財政政策，指責他只顧親戚們的利益（奧斯曼屬倭馬亞家族）而忽略早期伊斯蘭皈依者[85]。哈里發說服他們撤退，但叛軍又截獲了奧斯曼的一封信，信中奧斯曼命令埃及總督阿卜杜拉·本·薩爾赫懲罰這些軍人；憤怒的叛軍轉身襲擊奧斯曼的住宅，並殺死了他[85]。中世紀學者拜拉祖里稱，阿姆魯暗中參與了此事件[104]。之後阿里接任哈里發，但他也沒有恢復阿姆魯的官職[105]。倭馬亞家族認為阿姆魯是殺害奧斯曼的幕後黑手之一，尤其是奧斯曼的兄弟瓦利德·本·烏克巴[106]。但同屬倭馬亞家族，管轄範圍包括巴勒斯坦的敘利亞總督穆阿維葉卻允許阿姆魯繼續平靜地在巴勒斯坦居住[104]。儘管如此，阿姆魯面對倭馬亞家族的壓力，仍需盡力與此事件撇開關係，他寫信給穆阿維葉，要求處決或流放途徑敘利亞時被穆阿維葉逮捕的埃及反叛者[107]。
與穆阿維葉聯合[編輯]
哈里發阿里上任後面臨著不少反對者，他先是於656年11月的駱駝之戰中擊敗了祖拜爾、泰勒海和阿伊莎，此後，堅持反對阿里的穆阿維葉成為他的主要敵人。這種情況下，穆阿維葉請來阿姆魯，與他商討共同反對阿里的問題[108]。阿姆魯要求事成之後穆阿維葉授予他埃及的終身統治權，在弟弟烏塔巴·本·阿比·素福彥的勸告下，穆阿維葉同意了這一條件[108]。隨後由阿姆魯的釋奴瓦爾丹（Wardan）執筆[109]，二人在耶路撒冷締結了公開協議[108]，阿姆魯宣布效忠穆阿維葉，作為回報，得到埃及的統治權[108]。學者馬德隆認為兩人的聯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並推測，穆阿維葉想從阿姆魯的政治智慧、實戰經驗與戰略眼光中獲益，同時也想把埃及變為支持自己的堅實基地[110]。接下來，阿姆魯成為穆阿維葉的首席顧問[111]，為了阻止在埃及的阿里支持者攻擊敘利亞，他建議穆阿維葉寬恕占據巴勒斯坦，曾奪取地方金庫的朱德哈姆氏族酋長納提爾·本·蓋斯以拉攏他，納提爾隨後加入了穆阿維葉一派[112]；他還建議穆阿維葉親自率軍與阿里對抗，穆阿維葉接受了這一建議，於657年5月末開始進軍[112]。
6月初，阿里的部隊到達拉卡城南邊的綏芬（Siffin）地帶，穆阿維葉的先鋒阿布·阿瓦爾拒絕讓他們使用水源，阿里為此提出抗議[113]。阿姆魯勸穆阿維葉接受阿里的要求，以免本來缺乏鬥志的阿里軍因缺水而團結起來，但被拒絕[114]。隨後兩軍爆發戰鬥，在被稱為「幼發拉底之日」的一場小規模戰鬥中，阿里軍擊敗了阿姆魯和阿瓦爾[115]。隨後的綏芬戰役中，阿姆魯擔任騎兵指揮[2]，有時也親自上陣廝殺[116]。一次，他在自己的長矛上掛上穆罕默德送給他的黑色織物，以示他的指揮權是先知授予的[117]。
阿里軍在戰場上逐漸獲得優勢，阿姆魯向穆阿維葉提議，讓士兵們把《古蘭經》中的篇章綁在矛尖上，向阿里軍表示願意以談判解決問題[2][118]。事實證明，這一計謀非常有效，不僅使敵軍在占上風的時候放棄了戰鬥，還在阿里的支持者中製造了矛盾[118]。阿里的部隊多數希望和談，阿里也只能同意，穆阿維葉派阿姆魯前去與阿里的代表阿布·穆薩·艾什爾里談判[111]。阿姆魯也曾與阿里本人會面，兩人互相辱罵，但阿里還是同意了阿姆魯於8月2日提出的初步協議，即阿里與穆阿維葉都放棄哈里發頭銜（穆阿維葉已自稱哈里發）[119]。這實際把阿里和穆阿維葉放到了平等的位置上，從而削弱了阿里的領導權力[120]。
阿姆魯和阿布穆薩會面兩次以達成最終協議，先是在杜馬特·賈達爾，第二次在烏茲魯赫[121]。第一次會面時，阿姆魯成功使對方承認奧斯曼是被錯誤殺害的（一種觀點認為是阿里指使人殺害了奧斯曼，穆阿維葉正是以為奧斯曼報仇為由起兵反對阿里），這一成果使得敘利亞更加堅定地支持穆阿維葉[122]。第二次會面中，討論了哈里發頭銜的問題，但沒有得出成果，會議以暴力收場：雙方發生鬥毆，一個阿里支持者試圖攻擊阿姆魯，但被他的兒子擋開。會議後，阿布·穆薩退居麥加，阿姆魯回到敘利亞，658年4月或5月，阿姆魯違反協議，和敘利亞人一起正式承認穆阿維葉為哈里發（信士們的長官）並宣誓向他效忠[123]。因此，阿里在之後的晨禱講話中開始詛咒阿姆魯，他也成為了阿里支持者們諷刺嘲笑的對象[124]
重返埃及[編輯]
656-657年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本·阿布·胡宰法本是叛軍首領（見上文），在奧斯曼死後，他掌控了埃及，後他被阿里罷免，穆阿維葉和阿姆魯成功將其誘至阿里什並逮捕處死了他，但他們沒有進一步進攻埃及[125]。阿里派來的新總督蓋斯·本·賽義德·安薩里則在657年底被召回，因為阿里擔心他會倒向穆阿維葉一邊；第三位總督馬利克·阿什塔爾在上任途中在蘇伊士被穆阿維葉的刺客毒死[126][127]。第四位總督穆罕默德·本·阿布·伯克爾是第一位哈里發阿布·伯克爾之子，並被阿里認作養子，到達埃及後，他燒毀了兩位支持哈里發奧斯曼（反對阿里）的駐軍首領穆阿維葉·本·胡代傑·基迪和麥斯萊麥·本·穆哈拉德·安薩里的房屋，逮捕了他們的家屬[128]。這兩位首領決定向穆阿維葉求援，穆阿維葉隨即派阿姆魯率4千-6千名士兵前往埃及[128][129]。儘管阿姆魯已離開埃及13年，當地的駐軍仍然支持他[80]，658年7月或8月，他在赫利奧波利斯與福斯塔特之間的穆薩納（al-Musannah）擊敗敵軍，占領福斯塔特[128]。伊本·胡代傑抓住了總督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兄長阿卜杜拉赫曼·本·阿布·伯克爾曾請求阿姆魯饒弟弟一命，但儘管阿姆魯表示反對，舊總督還是被胡代傑處死[130]。
根據之前的協議，穆阿維葉任命阿姆魯為埃及終身總督，且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比起下屬，更像是穆阿維葉的盟友，穆阿維葉則於661年阿里被刺殺，其子哈桑退位後自稱哈里發，建立倭馬亞王朝[128][131]。同年1月22日，阿姆魯躲過了哈瓦利吉派信徒的刺殺，他們在主麻日上，錯把他的副手哈里傑·本·胡扎法認成總督本人，並把他殺死[2][132]。刺客被帶到阿姆魯面前，阿姆魯說：「你想殺死我，但真主想要的是哈里傑！」隨後親手殺死了兇手[132]。
哈里發允許阿姆魯在支付軍隊津貼和行政費用後，自己保留剩下的收入[128]。他以從敘利亞帶來的軍隊增加了福斯塔特的駐軍，使之達到1萬5千人[59]。按歷史學家克萊夫·福斯（Clive Foss）的說法，阿姆魯享有很大的獨立性和特權，成功地統治了埃及，直到他去世[1]。
死亡與評價[編輯]
阿姆魯後自然死亡，死時超過90歲[2]，關於他的死亡日期，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最可信的記載稱他死於伊斯蘭曆43年（公曆663-664年）[133][註 5]。死後，阿姆魯被葬於福斯塔特東邊的莫卡塔姆山腳下[134]。由於早期穆斯林不願為死者的墓地做標記，今天我們也無法辨認阿姆魯墳墓的具體位置[134]。阿姆魯的遺產有70袋金幣，但他的兒子阿卜杜拉和穆罕默德都拒絕繼承這筆財富，這些錢最終被穆阿維葉沒收[1]。阿卜杜拉接替阿姆魯做了幾星期的總督，之後埃及由穆阿維葉的兄弟烏塔巴·本·阿比·蘇富揚接管[1]。
阿拉伯記載和科普特記載對阿姆魯的評價以積極為主[134]。9世紀的伊本·阿布達·哈卡姆作為穆斯林征服埃及歷史的主要記載者[135]，讚揚了阿姆魯征服埃及的成就，並指出他在正統哈里發時代和倭馬亞時代都努力地維護了埃及駐軍及其家屬的利益[134]。他被譽為是「早期阿拉伯人中的四位政治天才之一」[136]，傳統埃及-阿拉伯記載稱阿姆魯曾被穆罕默德親自讚揚，在臨終前，阿姆魯成為了一個智慧而虔誠的人[134]。與阿姆魯同時代的科普特史家尼基烏的約翰雖稱「阿姆魯對埃及人沒有憐憫，並且違反了與他們簽訂的協議[137]」，但他也說「阿姆魯按固定的金額徵稅，沒有掠奪教會的財富，在他的有生之年，沒有做出強搶或掠奪人民財富的行為[134]」。歷史學家甘迺迪說：「作為一名指揮官和政治家，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但他的公正和正直也是值得稱讚的[134]」。阿姆魯以區區兩年時間就征服了埃及，在穆斯林征服中也算得上是最快的[134]。儘管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在埃及仍居少數，但直到今天，埃及仍是一個由穆斯林統治的國家[134]。
後裔[編輯]
阿姆魯在巴勒斯坦的地產直到10或11世紀都掌握在他的後人手裡[138]，他的孫女烏姆·阿卜杜拉·賓特·阿卜杜拉嫁給了685-705年間在任的埃及總督阿卜杜拉·阿齊茲·本·麥爾旺，與他生下了兩個兒子蘇海爾（Suhayl）和薩赫（Sahl），以及兩個女兒薩赫拉（Sahla）和烏姆·哈卡姆（Umm al-Hakam）[139][140][141]。750年阿拔斯王朝消滅倭馬亞王朝後，阿姆魯家在麥地那的地產被沒收[142]，但由於他的曾孫女阿比達·哈薩納·賓特·舒阿比·本·阿卜杜拉與阿拔斯家族成員海珊·本·阿卜杜拉·本·烏卜杜拉·本·阿拔斯結婚，這片地產又被交還給阿姆魯的後人[142]。
注釋[編輯]
- ^ 阿姆魯的兒子阿卜杜拉·本·阿姆魯·本·阿斯在穆阿維葉派遣烏塔巴前來接任前，曾統治埃及幾個星期[1]。
- ^ 歷史學家阿爾布雷希特·諾斯認為，阿拉伯傳統記載中歐麥爾的反對理由只是文學化的結果[60] ，歐麥爾實際上是希望埃及新都能與麥地那建立更便捷的聯繫，因為巴比倫要塞（新都建在其附近）和紅海之間有一條運河[61]。
- ^ 歷史學家麥可·萊克（Michael Lecker）斷言，位於迦特鎮西南，特爾·赫希北邊的歷史遺蹟希爾伯特·阿季蘭（Khirbet Ajlan）就是當年的阿季蘭（Ajlan）[94]，考古學家傑弗瑞·布萊克利（Jeffrey A. Blakely）則認為此遺址以南一公里的更大的希爾伯特·坦納（Khirbet Tannar）與希爾伯特·哈扎拉赫（Khirbet Hazzarah）遺址更可能是阿季蘭（Ajlan）[95]，他進一步認定十字軍時代的小村阿格蘭·阿赫塞斯（Agelen el Ahsses）和16世紀的奧斯曼村莊阿季蘭（Ajlan）所指也是該遺址[96]。
- ^ 阿姆魯長子阿卜杜拉的母親名叫賴塔（Rayta）或（Hind）,其父名叫穆納比赫·本·哈傑。賴塔曾與阿姆魯及古來氏其他成員一起參與武侯德戰役與穆罕默德作戰[99][100]。629或630年麥加被征服後，賴塔與其他古來氏婦女一起皈依伊斯蘭教[101]。
- ^ 傳統阿拉伯記載給出的具體時間是664年1月（開齋節）[128]，或3月[1]。
腳註[編輯]
- ^ 1.0 1.1 1.2 1.3 1.4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 Flavius Papas and Upper Egy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1): 3. JSTOR 40378842. doi:10.1017/S0041977X09000019.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Wensinck 1960，第451頁.
- ^ Lecker 1989，第24–25頁.
- ^ Lecker 1989，第25頁.
- ^ 5.0 5.1 5.2 Raisuddin 1981，第277頁.
- ^ 6.0 6.1 Lecker 1987，第25頁.
- ^ Lecker 1989，第25–26頁.
- ^ 8.0 8.1 Lecker 1989，第27頁.
- ^ Lecker 1989，第27, 33頁.
- ^ Donner 1981，第67頁.
- ^ Donner 1981，第65, 101–102頁.
- ^ 12.0 12.1 Donner 1981，第102頁.
- ^ 13.0 13.1 13.2 Donner 1981，第104頁.
- ^ 14.0 14.1 Lecker 1989，第28頁.
- ^ 15.0 15.1 Lecker 1989，第28, note 34頁.
- ^ Lecker 1989，第27–28頁.
- ^ Donner 1981，第104–105頁.
- ^ Donner 1981，第111頁.
- ^ Donner 1981，第114頁.
- ^ Mayerson 1964，第160, note 14頁.
- ^ 21.0 21.1 21.2 21.3 Donner 1981，第115頁.
- ^ Mayerson 1964，第198頁.
- ^ Kennedy 2007，第73頁.
- ^ Donner 1981，第118–119頁.
- ^ Mayerson 1964，第195, note 126頁.
- ^ 26.0 26.1 26.2 Sourdel 1965，第910頁.
- ^ Donner 1981，第129頁.
- ^ Sourdel 1965，第910–911頁.
- ^ Donner 1981，第153頁.
- ^ Donner 1981，第136頁.
- ^ 31.0 31.1 31.2 Donner 1981，第130頁.
- ^ Donner 1981，第137頁.
- ^ Donner 1981，第131頁.
- ^ Donner 1981，第131–132頁.
- ^ Kennedy 2007，第96頁.
- ^ Donner 1981，第133–135頁.
- ^ 37.0 37.1 Sourdel 1965，第911頁.
- ^ 38.0 38.1 Donner 1981，第151頁.
- ^ Kennedy 2007，第91–92頁.
- ^ Kennedy 2007，第88頁.
- ^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Christides 1993，第153頁.
- ^ Madelung 1997，第61–62頁.
- ^ Kennedy 2004，第65頁.
- ^ 44.0 44.1 Christides 1993，第154頁.
- ^ Christides 1993，第153–154頁.
- ^ 46.0 46.1 Bruning 2018，第90頁.
- ^ Christides 1993，第154–155頁.
- ^ Bruning 2018，第27頁.
- ^ 希提, P.K. 阿拉伯通史. 由馬堅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79: 191. OCLC 866268465.
- ^ Bruning 2018，第40–42頁.
- ^ Bruning 2018，第40頁.
- ^ Kennedy 2007，第162頁.
- ^ Bruning 2018，第43頁.
- ^ Christides 1993，第155頁.
- ^ 55.0 55.1 55.2 Christides 1993，第156頁.
- ^ 56.0 56.1 56.2 56.3 56.4 Christides 2000，第212頁.
- ^ 57.0 57.1 Jomier 1965，第957頁.
- ^ Kennedy 2004，第67頁.
- ^ 59.0 59.1 59.2 59.3 59.4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I: Middle Egypt, Fusṭāṭ and Alexandri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2): 268. JSTOR 40379004. doi:10.1017/S0041977X09000512.
- ^ 60.0 60.1 Bruning 2018，第24頁.
- ^ Bruning 2018，第24, note 10頁.
- ^ Akbar 1989，第26頁.
- ^ 63.0 63.1 Scanlon 1968，第188頁.
- ^ Jomier 1965，第957–958頁.
- ^ Bruning 2018，第30–31頁.
- ^ 66.0 66.1 Jomier 1965，第958頁.
- ^ 67.0 67.1 Bruning 2018，第31頁.
- ^ Akbar 1989，第26–27頁.
- ^ Bruning 2018，第33–34頁.
- ^ Bruning 2018，第33, note 56頁.
- ^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I: Middle Egypt, Fusṭāṭ and Alexandri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2): 271. JSTOR 40379004. doi:10.1017/S0041977X09000512.
- ^ Bruning 2018，第35頁.
- ^ Bruning 2018，第35–36頁.
- ^ Bruning 2018，第39頁.
- ^ 75.0 75.1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 Flavius Papas and Upper Egy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1): 17. JSTOR 40378842. doi:10.1017/S0041977X09000019.
- ^ 76.0 76.1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 Flavius Papas and Upper Egy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1): 17–18. JSTOR 40378842. doi:10.1017/S0041977X09000019.
- ^ Trombley 2013，第29–30頁.
- ^ 78.0 78.1 78.2 Hinds 1972，第453頁.
- ^ 79.0 79.1 Kennedy 2007，第163頁.
- ^ 80.0 80.1 Kennedy 2007，第164頁.
- ^ Kennedy 2004，第69頁.
- ^ Madelung 1997，第62, 112 note 163頁.
- ^ Lecker 1989，第29頁.
- ^ 84.0 84.1 Lecker 1989，第29, note 49頁.
- ^ 85.0 85.1 85.2 Kennedy 2004，第74頁.
- ^ Hinds 1972，第453–454頁.
- ^ Hinds 1972，第454頁.
- ^ Madelung 1997，第90頁.
- ^ Madelung 1997，第91頁.
- ^ Madelung 1997，第91–92頁.
- ^ Madelung 1997，第92頁.
- ^ Lecker 1989，第31–32, 36頁.
- ^ Lecker 1989，第32–33頁.
- ^ Lecker 1989，第36頁.
- ^ Blakely 2010，第217頁.
- ^ Blakely 2010，第211, 213, 217頁.
- ^ Lecker 1989，第37頁.
- ^ Lecker 1989，第31–32, 37頁.
- ^ McDonald 1987，第107頁.
- ^ Faizer 2011，第101頁.
- ^ Faizer 2011，第418頁.
- ^ Lecker 1989，第31–32頁.
- ^ Madelung 1997，第186頁.
- ^ 104.0 104.1 Madelung 1997，第187頁.
- ^ Madelung 1997，第152頁.
- ^ Madelung 1997，第185頁.
- ^ Madelung 1997，第186–187頁.
- ^ 108.0 108.1 108.2 108.3 Madelung 1997，第196頁.
- ^ Lecker 1989，第30, note 61頁.
- ^ Madelung 1997，第197頁.
- ^ 111.0 111.1 Kennedy 2004，第78頁.
- ^ 112.0 112.1 Madelung 1997，第224頁.
- ^ Madelung 1997，第225–226頁.
- ^ Madelung 1997，第226–227頁.
- ^ Madelung 1997，第227頁.
- ^ Madelung 1997，第237頁.
- ^ Lecker 1997，第554頁.
- ^ 118.0 118.1 Madelung 1997，第238頁.
- ^ Madelung 1997，第242–243頁.
- ^ Kennedy 2004，第78–79頁.
- ^ Madelung 1997，第254–255頁.
- ^ Madelung 1997，第256頁.
- ^ Madelung 1997，第257頁.
- ^ Madelung 1997，第257, 258 note 440頁.
- ^ Wellhausen 1927，第95–96頁.
- ^ Kennedy 1998，第68–69頁.
- ^ Wellhausen 1927，第96頁.
- ^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Kennedy 1998，第69頁.
- ^ Madelung 1997，第267頁.
- ^ Hawting 1996，第157頁.
- ^ Kennedy 2004，第80, 83頁.
- ^ 132.0 132.1 Hawting 1996，第223–224頁.
- ^ Lecker 1989，第29, note 50頁.
- ^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Kennedy 2007，第165頁.
- ^ Kennedy 2007，第139–140頁.
- ^ 希提, P.K. 阿拉伯通史. 由馬堅翻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79: 186. OCLC 866268465.
- ^ Charles, Robert H. The Chronicle of John, Bishop of Nikiu: Translated from Zotenberg's Ethiopic Text, Chapter CXX: paragraph 36. 1913.
- ^ Lecker 1989，第31頁.
- ^ Muhammad ibn Sa'd 1904–1940，第9–11頁.
- ^ Bewley 2000，第153頁.
- ^ Sijpesteijn 2014，第183頁.
- ^ 142.0 142.1 Elad 2016，第156–157頁.
參考文獻[編輯]
- Akbar, Jamel. Khaṭṭa and 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of Early Muslim Towns. Grabar, Oleg (編). Muqarnas: An Annual on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Volume 6. Leiden: Brill. 1989: 22–32 [2020-08-23]. ISBN 90-04-0905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Bewley, Aisha. The Men of Madina by Muhammad Ibn Sa'd, Volume 2. Ta-Ha Publishers. 2000. ISBN 9781897940907.
- Blakely, Jeffrey A. Ajlan: Locating the Estate of Amr b. al-As.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December 2010, 73 (4): 210–222. JSTOR 25769690. doi:10.1086/NEA41103939.
- Bruning, Jelle. The Rise of a Capital: Al-Fusṭāṭ and Its Hinterland, 18-132/639-750.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8. ISBN 978-90-04-36635-0.
- Christides, V.,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Miṣr — 1. The Byzantine background, the Arab conquest and the Umayyad period, 602–750, 1993 [2020-08-23], ISBN 90-04-09419-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Christides, V.,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Ṭarābulus al-Gharb — 2. In pre- and early Islamic times", 2000 [2020-08-23], ISBN 90-04-1121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Donner, Fred M.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ISBN 0-691-05327-8.
- Elad, Amikam. The Rebellion of Muḥammad al-Nafs al-Zakiyya in 145/762: Ṭālibīs and Early ʿAbbāsīs in Conflict. Leiden: Brill. 2016. ISBN 978-90-04-22989-1.
- Faizer, Rizwi. The Life of Muhammad: Al-Waqidi's Kitab Al-Maghazi.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1. ISBN 978-0-415-57434-1.
- Foss, Clive. Egypt under Muʿāwiya Part I: Flavius Papas and Upper Egy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9, 72 (1): 1–24. JSTOR 40378842. doi:10.1017/S0041977X09000019.
- Hawting, G.R.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ume XVII: The First Civil War: From the Battle of Siffīn to the Death of ʿAlī, A.D. 656–661/A.H. 36–40.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020-08-23]. ISBN 978-0-7914-2393-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5）.
- Hinds, Martin. The Murder of the Caliph 'Uth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October 1972, 13 (4): 450–469. JSTOR 162492. doi:10.1017/S0020743800025216.
- Jomier, J.,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 957–959, 1965 [2020-08-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article=被忽略 (幫助) - Kennedy, Hugh. Egypt as a Province in the Islamic Caliphate, 641–868. Petry, Carl F.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ume One: Islamic Egypt, 640–15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2–85 [2020-08-23]. ISBN 0-521-47137-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8）.
- Kennedy, Hugh.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The Islamic Near East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Century. Harlow: Longman. 2004. ISBN 978-0-306-81585-0.
- Kennedy, Hugh.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Philadelphia: Da Capo Press. 2007. ISBN 978-0-306-81585-0.
- Lecker, Michael. A Note on Early Marriage Links between Qurashīs and Jewish Women. Jerusalem Studies in Arabic and Islam. 1987, 10: 17–40.
- Lecker, Michael. The Estates of 'Amr b. al-'Āṣ in Palestine: Notes on a New Negev Arabic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9, 52 (1): 24–37. JSTOR 617911. doi:10.1017/S0041977X00023041.
- Lecker, M.,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Ṣiffīn", 1997 [2020-08-23], ISBN 90-04-1042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Madelung, Wilferd. The Succession to Muhammad: A Study of the Early Caliph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521-56181-7.
- Mayerson, Philip. The First Muslim Attacks on Southern Palestine (A.D. 633–634).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64, 95: 155–199. JSTOR 283789. doi:10.2307/283789.
- McDonald, M.V., The History of al-Ṭabarī, Volume VII: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Muḥammad at Madina, A.D. 622–626, Alban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2022-07-27], ISBN 978-0-88706-344-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Muhammad ibn Sa'd. Sachau, E. , 編. Kitāb aṭ-Ṭabaqāt al-kabīr 5. Leiden. 1904–1940.
- Raisuddin, Abu Nayeem Muhammad. Amr ibn al-As and His Conquest of Egypt. Islamic Culture. April 1981, 55 (4): 277–290.
- Scanlon, George T. Fustat and the Islamic Art of Egypt. Archaeology. June 1968, 21 (3): 188–195. JSTOR 41667856.
- Sijpesteijn, Petra M. An Early Umayyad Papyrus Invitation for the Ḥajj.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2014, 73 (2): 179–190. JSTOR 10.1086/677240. doi:10.1086/677240.
- Sourdel, D.,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Filasṭīn — I. Palestine under Islamic Rule", 1965 [2020-08-23], OCLC 49546947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Trombley, Frank R. Fiscal documents from the Muslim conquest of Egypt: military supplies and administrative dislocation, ca 639-644. Revue des Études Byzantines. 2013, 71: 5–38. doi:10.3406/rebyz.2013.4989.
- Wellhausen, Julius, 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 由Margaret Graham Weir翻譯,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27, OCLC 752790641
- Wensinck, A. J.,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ʿAmr b. al-ʿĀṣ al-Sahmī 1: 451, 1960 [2020-08-23], OCLC 4954694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1）
| 前任者： 首位 |
埃及總督 640–646 |
繼任者： 阿卜杜拉·本·薩爾赫 |
| 前任者： 穆罕默德·本·阿布·伯克爾 |
埃及總督 658–664 |
繼任者： 烏塔巴·本·阿比·蘇富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