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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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是个人学习并经常内化政治镜头的过程，该镜头构成了他们对权力如何安排以及周围世界（和应该）如何组织的看法；这些看法反过来塑造和定义个人对他们是谁的定义，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在他们所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行事（参看社会化、社会规范与文化）。政治社会化也包含了人们获取形塑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如意识形态）之价值和意见的过程；该主题聚焦于对各年龄层人们获致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之发展过程的研究。该主题也聚焦于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系统之规范和行为模式在代间传递之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个人被带入政治文化之中，并且形成对于政治事务之取向。学校、媒体和国家在此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支持政治系统之运作，以及维持政治生活等。[1]

社会化的媒介[编辑]

社会化的媒介有时被称为体制，共同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政治和经济规范和价值观。这些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家庭、媒体、同侪、学校、宗教、职业和法律体制。[2]

媒介[编辑]

  1. 家庭：家庭延续支持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并可以极大地促成孩童最初的政治意识形态观点或党派认同。[3] 家庭对政治知识、政治认同、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都有影响，并取决于家庭人口统计、生命周期、教养方式、抚养者的政治犬儒主义程度和政治讨论频率等变量。[4] 家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决定着个人的政治态度，传递着一套规范和价值。家庭关系影响着人们成年后的政治行为。[1]
  2. 学校：在学校度过多年的孩童被教导并强化某种特定世界观，在美国即“特权资本主义和所有权、竞争性个人主义和民主”[2]，通过各种教育管道和机构，向学生传授个人权利和财产、个人责任和对国家的义务等主要原则。学校对人们提供知识与理性根据，可巩固学生对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教会人们的政治态度。[1]
  3. 媒体：大众媒体不仅是政治信息的来源；它是对政治价值观和信仰的影响。各种媒体渠道，通过新闻报导和其他形式的传播媒介，提供与政治参与相关的不同党派政策立场等信息。[4]
  4. 宗教：宗教信仰和实践在政治观点形成和政治参与中发挥作用。例如，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之间没有明确区分的一些伊斯兰社会中，这一点很明显。宗教机构提供的神学和道德观点塑造了对公共政策的判断，并最终转化为直接的“对政府事务的政治决策，例如财富的再分配、平等、对偏差的容忍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刑事处罚、与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和人类生命价值有关的政策” 。[5]
  5. 政党：Campbell 等学者指出，由于年龄、背景、权力等社会因素的对比，政党对儿童的直接影响很小。[6]
  6. 国家：国家是媒体机构的重要信息来源，有能力“告知、误导或误导媒体，从而影响公众”，这种策略可称为宣传，以服务于政治或经济议程[2]（参见议题设定）。
  7. 同侪：同侪群体可增加对个人同化的影响。[1]

媒体的影响[编辑]

参见：议题设定

对儿童的影响[编辑]

政治社会化始于童年。一些研究表明，家庭和学校教师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最大因素，但晚近研究设计更准确地估计了媒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高影响力。以美国为例，平均而言，幼儿和青少年每周花在电视和数字媒体上的时间比他们在学校花的时间还多。高中生将形成他们关于种族、战争、经济和爱国主义的观点和态度的信息更多地归功于大众媒体，而不是他们的朋友、家人或老师。研究还表明，与其他人相比，使用更多媒体的儿童对某些价值观（如言论自由）表现出更大的支持和理解。这可能是因为儿童消费的媒体内容中有 80% 是针对成人观众的。此外，信息的影响更为强大，因为儿童的大脑是“学习的最佳时机”，因此更有可能从表面上理解信息和对世界的表征。[7][8]

对成年人的影响[编辑]

媒体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通过虚构和真实的媒体资源在成年期继续存在。成年人更多地接触娱乐中的新闻和政治信息；虚构娱乐是获取政治信息的常见来源。从娱乐中获得的信息最终成为人们判断的价值观和标准。[7]

虽然媒体政治社会化是终生过程，但在青春期之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大多趋向定型。大多数人根据他们已经存在的价值观来选择他们所接触的媒体，他们使用来自媒体的信息来重申他们的既有认知。研究表明，许多报纸读者不知道他们的报纸在特定问题上的立场—而且大多数媒体报导很快就会被遗忘。一项政策民意研究表明，公众更加关注媒体报导较多的问题，并形成对这些问题的集体意见。这表明大众媒体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会影响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广泛接触大众传媒导致“主流化”，使人们对于事物的观点趋向一致。[7][9]

模式[编辑]

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地理区域和城市规模，存在不同的社会化模式。例如，一般来说，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比白人更依赖电视获取信息。收看日间电视节目的女性多于男性，收看体育节目的男性多于女性。年长的人比年轻人阅读的报纸更多，而 12 到 17 岁的人（尽管他们消费媒体最多）消费的新闻最少。北方美国人听广播节目比南方美国人多。美国东岸的新闻媒体倾向于报导欧洲和中东的国际事务，美国西岸的新闻媒体更倾向于报导亚洲事务；这表明该区域影响媒体社会化的模式。收入水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印刷媒体而不是电视，并且比大多数人消费更少的电视。[7]

然而，归根结底，信息的共同核心以及媒体对其的解释导致了整个美国的共享知识和基本价值观。大多数媒体娱乐和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变化不大，被各类受众消费。尽管仍然存在分歧以及不同的政治信仰和党派关系，但总体而言，民众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大，因为媒体有助于就美国的基本民主原则达成广泛共识。[7]

也可以看看[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1.0 1.1 1.2 1.3 吴重礼; 冷则刚; 高永光; 耿曙; 陈义彦; 陈陆辉; 盛杏湲; 郭承天; 游清鑫. 政治學.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0-09-11. ISBN 978-986-522-211-6 （中文）. 
  2. ^ 2.0 2.1 2.2 Glasberg, Davita Silfen; Shannon, Deric. Political sociology: Oppression, resistance, and the state..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2011: 56. 
  3. ^ VENTURA, RAPHAEL. Family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Multiparty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6, 34 (6): 666–691. doi:10.1177/0010414001034006004. 
  4. ^ 4.0 4.1 Kononova, A.; Saleem, A.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1, 73 (4): 302–321. doi:10.1177/1748048511398592. 
  5. ^ Pearson‐Merkowitz, Shanna; Gimpel, James G. Relig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2009-08-19 [2023-03-19]. doi:10.1093/oxfordhb/9780195326529.003.0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3-08） （英语）. 
  6. ^ Campbell, C. M.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7. ^ 7.0 7.1 7.2 7.3 7.4 Graber, Doris; Dunaway, Johanna.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CQ Press. 2014. ISBN 978-1-4522-8728-7. 
  8. ^ Muhammad Saud, Rachmah Ida & Musta’in Mashud (2020) Democratic practices and youth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doctor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5:1, 800-808, DOI: 10.1080/02673843.2020.1746676
  9. ^ Muhammad Saud (2020) Youth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art of participation in Bhakkar, Punjab Pakistan,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30:6, 760-777, DOI: 10.1080/10911359.2020.17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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