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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大饥荒: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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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
===托利党政府===
===保守党政府===
历史学家{{tsl|en|F. S. L. Lyons||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莱昂}}将英国政府在大饥荒初期较不严重阶段的初步反应描述为“迅速且相对成功”。面对1845年11月的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首相罗伯特·皮尔从美国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玉米和{{tsl|en|cornmeal||玉米粉}}{{sfn|Woodham-Smith|1991|pp=54–56}} ,并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为他的代理人。皮尔政府希望他们不会“扼杀私人企业”,并希望他们的举动不会对当地的救援工作产生抑制。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第一批货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达爱尔兰{{sfn|Kinealy|1994|p=47}} 。这批最初装运至爱尔兰的物资是未经研磨的干玉米粒,但当时爱尔兰仍有少数加工厂没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设备,而在分发玉米粉之前亦必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碾磨过程{{sfn|Woodham-Smith|1991|pp=64–65}}。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须先将其充分煮熟后才可食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肠道不适{{sfn|Kinealy|1994|p=47}}。由于干玉米粒的黄色,加之最初在爱尔兰的不受欢迎,它被冠以了“皮尔的硫磺”的绰号{{sfn|Woodham-Smith|1991|p=73}}。
历史学家{{tsl|en|F. S. L. Lyons||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莱昂}}将英国政府在大饥荒初期较不严重阶段的初步反应描述为“迅速且相对成功”。面对1845年11月的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首相罗伯特·皮尔从美国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玉米和{{tsl|en|cornmeal||玉米粉}}{{sfn|Woodham-Smith|1991|pp=54–56}} ,并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为他的代理人。皮尔政府希望他们不会“扼杀私人企业”,并希望他们的举动不会对当地的救援工作产生抑制。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第一批货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达爱尔兰{{sfn|Kinealy|1994|p=47}} 。这批最初装运至爱尔兰的物资是未经研磨的干玉米粒,但当时爱尔兰仍有少数加工厂没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设备,而在分发玉米粉之前亦必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碾磨过程{{sfn|Woodham-Smith|1991|pp=64–65}}。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须先将其充分煮熟后才可食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肠道不适{{sfn|Kinealy|1994|p=47}}。由于干玉米粒的黄色,加之最初在爱尔兰的不受欢迎,它被冠以了“皮尔的硫磺”的绰号{{sfn|Woodham-Smith|1991|p=73}}。

皮尔曾于1845年十月提议废除[[穀物法]]—[[关税]]使得谷物的价格高居不下,但他的这一议题造成了他所在党派的内部分歧,他并未从同僚们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动这项措施的通过。皮尔本人亦于十二月辞去了首相职务,但反对党无法重组内阁,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首相{{sfn|Woodham-Smith|1991|pp=51–52}}。次年三月,皮尔在爱尔兰制定了一项公共计划{{sfn|Woodham-Smith|1991|p=78}},但大饥荒的情况在1846年更加恶化,加之同年废除的谷物法并未大幅改善爱尔兰人受灾挨饿的局面;这项措施使保守党内部分裂,并导致皮尔内阁下台{{sfn|Blake|1967|pp=221–241}}。6月25日,皮尔政府的{{tsl|en|Protection of Person and Property Act 1881||爱尔兰胁迫法案}}在谢谢、下议院[[三讀]]时被[[輝格黨 (英國)|辉格党]]、{{tsl|en|Radicals (UK)||激进党}}、爱尔兰废止派和[[贸易保护主义]]保守党人所组成的联盟以73票的优势否决。皮尔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由托利党领袖[[第一代羅素伯爵約翰·羅素]]担任首相{{sfn|Doheny|1951|p=98}}。

==纪念==
{{further|{{tsl|en|List of memorials to the Great Famine||爱尔兰大饥荒纪念碑列表}}}}
爱尔兰每年都会举办一次{{tsl|en|National Famine Commemoration Day||国家饥荒纪念日}},纪念日通常是在五月的一个星期日<ref>{{cite news|url=http://www.irishtimes.com/newspaper/ireland/2011/0711/1224300494619.html|title=Minister denies postponing Famine event|last=Wylie|first=Catherine|date=11 July 2011|work=[[The Irish Times]]|accessdate=10 February 2012}}</ref>。

爱尔兰大饥荒也被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尤其是那些损失最大的地区)以及在爱尔兰之外包括纽约在内的的一些拥有大量爱尔兰移民后裔的城市所纪念<ref name=":0">{{Cite news|url=https://www.nytimes.com/2002/07/16/arts/critic-s-notebook-a-memorial-remembers-the-hungry.html|title=Critic's Notebook; A Memorial Remembers The Hungry|last=Smith|first=Roberta|date=16 July 2002|work=The New York Times|access-date=5 September 2017|language=en-US|issn=0362-4331}}</ref> 。为了纪念大饥荒,人们也建造了包括在都柏林{{tsl|en|Custom House Quays||都柏林码头}}的由艺术家{{tsl|en|Rowan Gillespie||罗恩·希列斯彼}}创作的瘦弱的、走向移民船的雕像和在[[梅奥郡]]{{tsl|en|Croagh Patrick||克罗帕特里克}}山脚下的Murrisk Millennium和平公园中的大纪念碑{{sfn|McDonald|2010|p=}}在内的许多雕像与纪念碑,

艺术家Anex Penetek曾在2017年于爱尔兰[[科克郡]][[米德勒頓]]竖起了一座由九根鹰的羽毛所组成的大型不锈钢雕塑{{tsl|en|Kindred Spirits (sculpture)||“心心相映”}}以感谢乔克托民众在大饥荒期间所提供的[[援助]]<ref>{{cite web|title=Irish Town Builds Memorial to Thank Native Americans Who Helped During the Potato Famine|website=Good News Network|date=17 Mar 2015|language=en|url=https://www.goodnewsnetwork.org/irish-town-builds-memorial-to-thank-native-americans-who-helped-during-famine/}}</ref><ref>{{cite web|title=Choctaw chief to mark Midleton sculpture dedication|date=7 Jun 2017|language=en|website=Irish Examiner|url=https://www.irishexaminer.com/ireland/choctaw-chief-to-mark-midleton-sculpture-dedication-451850.html}}</ref>

在美国的众多纪念馆中,有一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海滨一角的{{tsl|en|Irish Hunger Memorial||爱尔兰饥饿纪念馆}},这里曾是许多爱尔兰移民登陆的地方<ref name=":0" />。此外,一年一度的由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和俄克拉何马乔克托族等人带领的从{{tsl|en|Doolough||Doolough}}至{{tsl|en|Louisburgh, County Mayo||Louisburgh, County Mayo}}的{{tsl|en|Doolough Tragedy||大饥荒徒步行}}也于1988年起开始举行<ref>{{Cite news|url=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annual-famine-walk-held-in-mayo-1.579207|title=Annual Famine walk held in Mayo|work=The Irish Times|access-date=5 September 2017|language=en-US}}</ref><ref>{{Cite web|url=http://www.newstatesman.com/travel/2009/05/ireland-louisburgh-night|title=The black lake's secret|website=www.newstatesman.com|language=en|access-date=5 September 2017}}</ref> 。徒步行活动由 {{tsl|en|Afri (organisation)||Afri}}所组织,并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六举行。


==参见==
==参见==

2020年5月27日 (三) 14:23的版本

爱尔兰大饥荒
An Gorta Mór/Drochshaol
爱尔兰大饥荒中的Skibbereen英语Skibbereen,由倫敦新聞畫報委托英国科克郡画家James Mahony (1810–1879)制作而成,1847年。
国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
地点爱尔兰
时间1845–1849
总死亡一百万
起因政策失误, 土豆晚疫病
理论穀物法救贫法修正案乔治条款英语William Henry Gregory, 抵押土地法庭英语Encumbered Estates' Court, 1847犯罪与暴行法案英语Crime and Outrage Bill (Ireland) 1847, 1848青年爱尔兰叛乱英语Young Irelander Rebellion of 1848, 3F英语Three Fs
物资详细资料请见列表下方
人口影响总人口因死亡和移民下降了20-25%
后果爱尔兰人口总数的长期性改变,政治和文化面貌的改观
网站详见大饥荒纪念碑列表英语List of memorials to the Great Famine
上一次爱尔兰大饥荒(1740–41) (Bliain an Áir)
下一次1879年爱尔兰大饥荒英语Irish Famine (1879) (An Gorta Beag)

爱尔兰大饥荒 (愛爾蘭語an Gorta Mór [anˠ ˈɡɔɾˠt̪ˠə ˈmˠoːɾˠ])[1], 又稱大饥饿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1845年至1852年间的饥荒[2]。在受大饥荒影响最为严重和同为爱尔兰语诞生之地的爱尔兰西部和南部,这段时期被则被称为An Drochshaol[3],意为坏时光(又译作“艰难时刻”)。而灾情最严重的的1847年则被称为“黑色47年”[4][5] 。在大饥荒的影响下,约有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另有超过一百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6]。大饥荒使爱尔兰当时的总人口减少了20%至25%[7]

感染晚疫病马铃薯所展现出的典型病征

虽然实际上大多数灾区都位于爱尔兰以外,但这次饥荒有时仍被称为爱尔兰马铃薯饥荒[8][9]。造成大饥荒的最直接原因是由马铃薯晚疫病[10]所引发的自然灾害[11]。晚疫病的爆发使得欧洲的土豆产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减产继而导致爱尔兰以外的地区大约100,000人的死亡,并加剧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动荡[12]。而輝格黨政府在1846年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马铃薯晚疫病的不良影响更加恶化[13][14][15]。而爱尔兰大饥荒的长期原因则被归咎于缺位地主制英语absentee landlordism[16][17] 和农作物种类单一[18][19]。 爱尔兰大饥荒是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爱尔兰曾在1801年 起至1922年结束作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而受到 西敏 (倫敦地區)的直接管辖。饥荒及其影响永久性地改变了爱尔兰的人口、政治和文化面貌,产生了约200万难民并促使该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人口负增长英语Irish population analysis[21][22][23][24]。大饥荒成为了爱尔兰人和那些被迫移居国外的爱尔兰侨民们的民间共同记忆英语folk memory[25]。大饥荒使许多爱尔兰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加剧了其与英国人在种族、宗教上的紧张局面,并强化了爱尔兰人与在美国和其他地区中的爱尔兰移民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意识。

然而,当马铃薯晚疫病于1879在欧洲再次爆发时,欧洲十九世纪最大的农业主义运动土地战争英语Land War已经在爱尔兰开始了[26] 。由土地联盟英语Land League所组织的这场运动仍坚持早先在大饥荒时期由佃农权利联盟英语Tenant Right League政治运动英语political campaign中的诉求3F英语Three Fs。当马铃薯晚疫病于1879年爱尔兰饥荒英语Irish Famine (1879)中再次出现时,土地联盟宣称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并用行动阻止对农民的驱逐。在他们的努力下,流浪汉和因焦土政策而被摧毁房屋英语House demolition的人的数量得到了减少。因饥荒致死的人数也因此而减少[27][28][自述来源][29]

原因与影响因素

虽然爱尔兰于1801年1月1800年联合法令实行后成正式为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其行政机关的权利却由英国政府任命的爱尔兰总督爱尔兰布政司英语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共同掌握。根据相关法律,爱尔兰需选举出105名下议院议员,并由爱尔兰贵族英语Peerage of Ireland组成的 贵族代表英语representative peer从自己的成员中选举出28人作为英國上議院议员。在1832年至1859年期间,约有70%的上议院议员是地主或地主的儿子[30]

然而,正如本傑明·迪斯雷利在1844年所指出的“饥饿的人口、贵族阶层的缺席和如外星人般的愛爾蘭教會”在联合王国成立后的40年中,历届英国政府都苦于解决爱尔兰的种种治理问题[31]。曾有一位历史学家统计出在在1801年至1845年期间共有114个委员会和61个专门委员会对爱尔兰进行了调查,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预示了爱尔兰随后的灾难,“爱尔兰处于饥饿的边缘、它的人口迅速增加、约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失业、民众住房条件恶劣,生活水平低得令人难以置信”[32]。 在天主教纽约总教区主教约翰·修斯英语John Hughes (archbishop of New York)于1847年所印制的演讲稿中,修斯对大饥荒的产生尤其是当时的政治氛围英语Political climate做了深入的研究[33][34]

地主与佃农

在18世纪,用于管理地产的“中间人制度”被引入至爱尔兰。而收取地租的工作则交由代理人或中间人完成。这种制度保证了地主的收益并免除了他们的直接责任,但却也为中间人剥削佃户提供了机会[35]。当时天主教徒的人数占爱尔兰总人数的80%。虽然英国于1829年进行了天主教徒解放,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位于社会上层的则是拥有被称为“新教优势阶层英语Protestant Ascendancy”的英国家庭和盎格魯愛爾蘭人家庭,他们拥有大多数土地,并或多或少地对其佃户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庞大的庄园:例如卢肯伯爵英语Earl of Lucan的庄园面积就超过了60,000 acre(240 km2)。许多这样的缺位地主英语absentee landlord都住在英格兰。土地租金的收入来自于那些贫困的佃农,他们种植谷物并喂养牲畜以供其出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将销往英格兰)[16],但却只获得了最低工资[17]

英国政府也于1843年认为土地问题是导致爱尔兰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他们也因此成立了一个由德文郡伯爵英语William Courtenay, 10th Earl of Devon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英语Royal Commission以负责调查与土地占用有关的法律。丹尼爾·歐康諾形容这个委员会是“一边倒的”:全部由地主组成而缺少佃农的代表[36]。 德文郡伯于1845年二月爵报道称:

很难充分地描述爱尔兰劳工和他们的家人所习惯和缄默的物资匮乏,在很多地区他们唯一的食物和饮料是土豆和水,他们的木屋几乎不能抵御天气的侵袭,一张床或毯子是罕见的奢侈品。而猪和粪堆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37]

经过调查,委员们结论的结论是:“爱尔兰的劳工们承受了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动阶级更重的苦难,我们相信他们所展现出的忍耐力比其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们都要强[37] 。”

委员会指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不良关系是佃农生活条件恶劣的主要原因。爱尔兰没有和英格兰一样的忠诚、封建制度以及缓和式的家长制克莱尔伯爵英语John FitzGibbon, 2nd Earl of Clare对地主们称:“兼并土地是你们共同的本职”[38]。根据历史学家Cecil Woodham-Smith英语Cecil Woodham-Smith的观点,地主将土地视为自己的收入来源,并尽可能多地榨取更多的收入。正如克莱尔伯爵所说,随着爱尔兰农民“以沉郁的愤懑表示出自己的不满”,大多数地主也将这些农村视为是充满敌意的地方。除非必要,有些地主甚至在一生中仅去过一到两次他们在爱尔兰的土地[38]。而这些来自爱尔兰的租金常常被用在爱尔兰之外的其他地方,据估计1842年一共从爱尔兰转出6,000,000英镑[38][a]

然而,中间人的能力正是由他们可以从佃农那里获得的地租的多少来衡量的[35]。在委员会所收集的证据中,他们则被描述为“土地鲨鱼”、“吸血鬼”和“有史以来促使一个国家毁灭的的最具有压迫性的残暴生物”[35]。中间人以一定租金从地主手中长期租赁下大片土地,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其转租。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他们还会将所持有的土地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土地块。佃农们也可能因为支付不出租金(当土地租金过高时)或地主决定养羊来取代种植谷物等原因而被逐出土地。而cotter英语Cotter (farmer)则通过为地主工作的方式来支付地租[39]

由于在租约到期或终止时,佃农对持有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进都最终会地主的财产,他们对土地进行改良的动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大多数佃农对土地的使用权也并未受到保障;佃农被视为是“随意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地主驱逐出去。而唯一的例外则是阿爾斯特省,根据阿尔斯特的习俗英语Custom of Ulster,一位佃农对其所租赁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良都会得到一定的补偿。

伍德姆·史密斯英语Cecil Woodham-Smith称,委员会曾表示:"与爱尔兰的其他地区相比,佃农法案保障了乌尔斯特的繁荣和安宁”[35]。 在爱尔兰,地主们时常毫无顾忌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而佃农们则生活对地主在恐惧之中。伍德姆·史密斯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的工业和企业都被迫相继灭亡,并产生了欧洲最贫困的农民”[37]

佃农、土地细分与破产

在1845年,约有24%的佃农租有面积为0.4–2 公顷(1–5 英亩)的土地,40% 的佃农租有面积为2–6 公顷 (5–15 英亩)的土地。他们所租赁的耕地面积很小,除土豆以外,种植其他作物均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大饥荒发生前不久,英国政府曾声称爱尔兰的贫困现象非常普遍,有三分之一的佃农在支付了地租之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只得依靠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季节性劳工来维持生活[40]。在大饥荒过后,英国政府进行了改革,并进一步规定细分土地使用权是违法的[41]

根据1841年的人口普查,爱尔兰共有约八百万人口。其中三分之二都依赖土地为生,但他们却很少得到工资。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为地主工作以换取为自己的家庭种植足够的粮食所需的土地。正是这种制度迫使爱尔兰及其农民采取了单一作物制,因为只有马铃薯才能在这种环境下足量生长。在19世纪早期的爱尔兰一块土地意味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死[16]

对马铃薯的依赖

在自己的商店中发现马铃薯晚疫病的爱尔兰家庭 ,丹尼尔·麦克唐纳,c., 1847年

马铃薯最早是作为贵族们的花园作物而被引进爱尔兰的。马铃薯起初在爱尔兰并不受欢迎;然而,在经过一场不同寻常的推广运动之后,马铃薯得到了地主和王室成员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的佃农可以种植并食用这种作物,在此之后,马铃薯开始逐渐受到欢迎[42]

到17世纪后期,马铃薯作为一种替代食品而广受传播,但它仍然不是主食;当时的主食仍是黄油、牛奶和谷物制品。在1800年至1820年,马铃薯才成为了穷人们的主食(尤其是在冬季)[18]。此外,在爱尔兰所种植的马铃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一品种的马铃薯,即爱尔兰马铃薯[43]。随着1760年至1815年经济的扩张,马铃薯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并成为农民全年的[[主食][44]

对马铃薯的广泛依赖和在爱尔兰和欧洲的马铃薯植株(单一种类栽培)中缺乏遗传变异,是致病疫霉在爱尔兰和欧洲类似地区爆发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两个原因[45]。马铃薯对 cottier system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但却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对于劳动者来说,“土豆工资”塑造了不断发展的农业经济[44]

凯尔特人的放牧地..... 爱尔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来放牧牛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使爱尔兰人将他们的大部分农村变成了一片广阔的牧场,并为英国国内饥饿的消费市场蓄养牛。英国人对牛肉的喜好对贫穷和被剥夺了权利的爱尔兰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爱尔兰人被赶出了最好的牧场,被迫耕种较小的贫瘠土地,爱尔兰人转而种植马铃薯,这种作物可以在较差的土壤中大量种植。最终,奶牛挤占了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当地居民不得不几乎依赖马铃薯维持生计[46]

在大饥荒之前,马铃薯还被广泛用作牲畜的饲料作物。通常约有33%的产量,即5,000,000 short ton(4,500,000 t)的马铃薯被用作牲畜饲料[47]

在爱尔兰的马铃薯晚疫病

致病疫霉品系HERB-1和US-1的传播路线

在被通称为“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出现在爱尔兰之前,仅有两种主要的马铃薯疾病被证实[48]。一种是“干腐症”,又称“污点病”,而另一种则是被通称为“卷曲症”的病毒[48][49]。致病疫霉是一种卵菌(一种寄生菌,是与褐藻相似的一种非光合生物,并非真菌)[50]

爱尔兰人口普查专员于1851年共调查了24起不同程度的马铃薯歉收,其调查的最早时间可追溯至1728年。据记录,因为霜冻和疾病所致的主粮歉收发生于1739年、1740年、1770年、1800年和1807年。马铃薯亦于1821年至1822年在明斯特康诺特省歉收。在1830年和1831年,梅奧郡多尼戈爾郡戈尔韦郡也遭受了同样的损失。1832年、1833年、1834年和1836年,干腐症和卷曲症使马铃薯严重减产;1835年,阿尔斯特的马铃薯歉收。爱尔兰各地在1836年、1837年、1837年、1839年、1841年和1844年之间普遍发生了马铃薯签收。据伍德姆·史密斯称,“在爱尔兰,马铃薯并不不可靠是一个公认的事实”[51]

虽然导致马铃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传播至欧洲至今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致病疫霉在1842年之前在欧洲并不存在,可能于1844年传播至欧洲[52]

病原体起源于墨西哥的托卢卡山谷英语Toluca Valley[53],其最初在北美传播,随后在欧洲传播[52] 。1845–46年的土豆晚疫病则是由晚疫病菌株HERB-1所引起的[54][55]

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土豆产量[56]注:1844年、1845年、1846年和1848年的土豆产量为推测出的产量

爱尔兰的报纸曾于1844年刊载了关于两年内美国马铃薯受到疾病侵袭的报道[57]。晚疫病曾在1843至1844年期间摧毁了美国东部的大多数马铃薯。来自巴爾的摩費城、或纽约可能从这些地区将患病的马铃薯运往欧洲的港口[58]。美国植物病理学家William C. Paddock[59]推测晚疫病是通过运输传播的,患晚疫病的马铃薯被曾作为从美国到爱尔兰的飞剪式帆船上的乘客的食物[50]晚疫病传入欧洲和爱尔兰后,便迅速蔓延开来。截止至1845年8月中旬,它已经传播至北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与英国南部都受到了影响[60]

1845年8月16日,园丁纪事和园艺报报道了怀特岛郡上的“不寻常的枯萎病”。在一周之后的8月23日,它又报道称“马铃薯作物中爆发了一种可怕的病害……据称,比利时的马铃薯田已经完全荒芜。很难在科文特花园中找到一个完好无损的马铃薯。对于这种‘瘟疫’,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61]。”这篇报道在爱尔兰的报纸上受到了广泛的报道[62]。9月11日,自由人杂志报道称"在爱尔兰,尤其是爱尔兰北部,出现了被称为“马铃薯霍乱”的病害[63] On 13 September,[fn 1]。杂志园丁新闻则宣称:“我们怀着非常遗憾的心情停止报道并明确地宣布马铃薯感染病英语Murrain已于爱尔兰出现[61]。”

然而,由于所收到的报告相互矛盾,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英国政府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只有在十月收割作物时,马铃薯晚疫病破坏的规模才得以显现[64]。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英语Robert Peel曾于同年十月写信给詹姆士·格拉哈姆男爵英语Sir James Graham, 2nd Baronet称他发现这些关于马铃薯有关的报道 "非常令人震惊"。但据伍德姆·史密斯称,首相又同时提醒男爵说,“爱尔兰的新闻中总有言过其实之嫌”[65]

据估计,1845年的农作物歉收耕地所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从三分之一[10]上涨至一半[62]。位于都柏林的豪宅委员会曾于1845年11月19日收到数百封来自爱尔兰全国各地的信件。委员会声称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爱尔兰三分之一以上的马铃薯作物都已被病害摧毁”[60]

在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农作物因晚疫病影响而无法收获[66]。截止至12月,约有三分之一百万赤贫人口受雇于公共工程[67]。据Cormac Ó Gráda称,马铃薯晚疫病的第一次爆发给爱尔兰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第一批因饥荒而死的人也在846年秋天被记录下来[68] 。预留给1847年马铃薯种子很少,并几乎没有播种;因此,虽然马铃薯产量是平均产量,但饥饿却仍在持续。1848年全年的产量只有正常时的三分之二。因为当时有超过300万爱尔兰人完全依靠马铃薯为食,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66]

其他原因

合併後的45年內,爱尔兰人口從500萬人激增到800萬人左右,人口增加造成糧食供應壓力。與此同時,愛爾蘭的土地兼併的问题也日益严重。。1780年愛爾蘭發生農作物失收時,英國政府為防飢荒,不顧貴族與商人的壓力下令禁止愛爾蘭的農作物出口;但這次飢荒發生時,英國政府並未發出糧食禁止出口的命令,仍有大量作物被送到護衛戒備的港口而輸出至英格蘭。 在馬鈴薯原產地的南美地區,印地安人會故意在同一塊田中種植不同種類的馬鈴薯,避免病蟲害流行到全部的作物上;但馬鈴薯引進歐洲時,歐洲人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只引進成長最好的品種,这种对单一农作物的過度依賴,使得1845年的饥荒加倍严重。亦因为受打击的多数是穷困農民,往往為了取得賴以救命的糧食而將田地賤價賣出,導致死亡人数的大量增加。正確的死亡人數亦因教會資料在愛爾蘭內戰都柏林四法院(Four Courts)戰鬥中被焚毀而難以估計,但是大量的死亡人口,伴隨著愛爾蘭人大批移民至新天地美國,導致在數十年間愛爾蘭人口銳減至400萬人左右,即使到了今日,愛爾蘭的人口仍然不足500萬人,沒有回復到飢荒前的情形。 也因為大部分死亡或移民離開的愛爾蘭人是以蓋爾語為母語的貧窮階層,愛爾蘭當地的通行語言也變成以英語為主,導致愛爾蘭的語言文化生態產生永久性的巨大改變[來源請求]

爱尔兰各界的反应

约翰·米切尔英语John Mitchel

都柏林公司英语Corporation of Dublin向女王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并“祈求女王”尽早召集议会(此时议会正在休会),并建议征用一些公共资金用于公共工程,尤其是爱尔兰的铁路。贝尔法斯特市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并做出了相同的建议,但据反对派英语Liberal Repealer的领导者约翰·米切尔称,这两个组织都并未请求救济。

米切尔声称,“他们要求,如果爱尔兰确实是英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两座岛(指英国和爱尔兰)上的共有财产应当被用于—不是救济与施舍,而是用在一般公共工程的雇佣上…… 然而,如果英格兰的约克郡兰开夏郡遭受了同样的灾难,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措施将会被迅速并自由地采取[69]

在1845年11月初,由伦斯特公爵英语Augustus FitzGerald, 3rd Duke of Leinster克朗卡勋爵英语Valentine Lawless, 2nd Baron Cloncurry、丹尼尔·欧康诺和梅厄勋爵英语Lord Mayor of Dublin等人所组成的都柏林市民代表向爱尔兰中尉勋爵海特里斯勋爵英语William à Court, 1st Baron Heytesbury提出建议,如开放港口以供外国输入玉米、停止谷物蒸馏、禁止粮食出口和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等[70]。 而海特斯伯里勋爵却劝他们不要惊慌,并认为他们“为时过早”,科学家们正在调查所有这些事情,莱昂·普莱费尔和[[约翰·林德利|]被从英国派来调查,并得到了并得到了化学家罗伯特·凯恩英语Robert Kane (chemist)的协助[71]。海特里斯勋爵亦下令所属的督察和有给治安判事从他们所管辖的地区不间断地的报告情况;此举并未立刻对市场产生影响。[69]

废止会英语Repeal Association的领导人丹尼尔·欧康诺在1845年12月8日提出了几项补救措施,以试图解决这场灾难。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议是引入佃农法案英语Tenant-Right,和乌尔斯特的做法类似,一方面给地主以合理的土地租金,而另一方面则给予租户一定补偿,以补偿其在土地上所花费的任何资金,以用于长期改善土地[72]。欧康诺还注意到比利时的立法机构在同一季节采取的行动(比利时也受到晚疫病的影响):关闭港口、禁止粮食出口以及开放进口商品。他建议称,如果爱尔兰有一个国内议会,她的港口将会开放,并会和都柏林议会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粮食短缺期间的做法一致,将爱尔兰的丰收的农作物留给爱尔兰人民。欧康诺主张只有爱尔兰议会才能为爱尔兰民众提供粮食和就业机会。他表示废除1800年联合法令是必要的,它将是爱尔兰唯一的希望[72]

约翰·米切尔早在1844年就于国家英语The Nation (Irish newspaper)上提出了爱尔兰的 “马铃薯病 ”问题,并指出饥饿将会是爱尔兰革命的巨大推手[73] 。他于1846年2月14日写到:“对目前正在发生的饥荒的轻视是可悲的”,并质问政府是否仍是对可能即将面对的“数百万爱尔兰人没有食物”的状况没有任何见解[74]

在大饥荒时期 (1849年)的Bridget O'Donnell和她的两个孩子

米切尔后来写了最早期的关于大饥荒的小册子《对爱尔兰的最后一次征服(或许是)》,于1861年出版。这本书建立了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英国人在饥荒期间的举措和其在大饥荒时期对爱尔兰人的待遇是对爱尔兰人的蓄意谋杀。本书中的一句话在后来也成为了名言,“的确,万能的上帝为爱尔兰派来了马铃薯晚疫病,但制造饥荒的却是英国人[75]。”米切尔本人亦因为自己的书而被指控煽动叛乱,但该指控后被撤销。他被陪审团以新制定的 重罪叛国法案英语Treason Felony Act 1848定罪,并被判处流放百慕大14年。

查尔斯·盖文·达菲英语Charles Gavan Duffy称,《国家》坚持认为唯一的补救办法是采用其他欧洲国家已采用的方法,甚至是帕莱地区诸国议会在困难时期所采用的方法,即保留国内的粮食直至本国人民不再饥饿为止[76]

同时,从这一时期的信件中,尤其是后来的口述回忆中发现,爱尔兰大饥荒被称作愛爾蘭語An Drochshaol,然而在早期的拼写时代,它则被发现被用盖尔语字体英语Gaelic type写作Droċ-Ṡaoġa.[77][78] 。在现代,这一名称被粗略地译为英文"the hard-time"(意为艰难时刻),但为了表示其特定含义,它经常以大写字母的形式表示[79][80][81][82][83]

威廉姆·史密斯·奥布莱恩英语William Smith O'Brien

自1845年至1851年爱尔兰的马铃薯晚疫病时期是一个充满政治对立的时期[84]。一个更为激进的青年爱尔兰英语Young Ireland团体从废止运动中分离出来,并试图于1848年发动一场武装叛乱英语Young Irelander Rebellion of 1848 。这场叛乱最终以失败告终[85]

在1847年,青年爱尔兰党的领导人威廉姆·史密斯·奥布莱恩英语William Smith O'Brien成为了要求废除联合法令的爱尔兰联邦英语Irish Confederation的创始成员[86],并呼吁停止粮食出口和关闭港口[87]。次年,奥莱布恩帮助组织了发生在蒂珀雷里郡的短暂的青年爱尔兰叛乱[88]


政府回应

保守党政府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莱昂英语F. S. L. Lyons将英国政府在大饥荒初期较不严重阶段的初步反应描述为“迅速且相对成功”。面对1845年11月的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首相罗伯特·皮尔从美国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玉米和玉米粉英语cornmeal[89] ,并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为他的代理人。皮尔政府希望他们不会“扼杀私人企业”,并希望他们的举动不会对当地的救援工作产生抑制。然而,由于恶劣的天气,第一批货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达爱尔兰[90] 。这批最初装运至爱尔兰的物资是未经研磨的干玉米粒,但当时爱尔兰仍有少数加工厂没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设备,而在分发玉米粉之前亦必须经过漫长而复杂的碾磨过程[91]。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须先将其充分煮熟后才可食用,否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肠道不适[90]。由于干玉米粒的黄色,加之最初在爱尔兰的不受欢迎,它被冠以了“皮尔的硫磺”的绰号[92]

皮尔曾于1845年十月提议废除穀物法关税使得谷物的价格高居不下,但他的这一议题造成了他所在党派的内部分歧,他并未从同僚们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推动这项措施的通过。皮尔本人亦于十二月辞去了首相职务,但反对党无法重组内阁,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首相[93]。次年三月,皮尔在爱尔兰制定了一项公共计划[94],但大饥荒的情况在1846年更加恶化,加之同年废除的谷物法并未大幅改善爱尔兰人受灾挨饿的局面;这项措施使保守党内部分裂,并导致皮尔内阁下台[95]。6月25日,皮尔政府的爱尔兰胁迫法案英语Protection of Person and Property Act 1881在谢谢、下议院三讀时被辉格党激进党英语Radicals (UK)、爱尔兰废止派和贸易保护主义保守党人所组成的联盟以73票的优势否决。皮尔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由托利党领袖第一代羅素伯爵約翰·羅素担任首相[96]

纪念

爱尔兰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国家饥荒纪念日英语National Famine Commemoration Day,纪念日通常是在五月的一个星期日[97]

爱尔兰大饥荒也被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尤其是那些损失最大的地区)以及在爱尔兰之外包括纽约在内的的一些拥有大量爱尔兰移民后裔的城市所纪念[98] 。为了纪念大饥荒,人们也建造了包括在都柏林都柏林码头英语Custom House Quays的由艺术家罗恩·希列斯彼英语Rowan Gillespie创作的瘦弱的、走向移民船的雕像和在梅奥郡克罗帕特里克英语Croagh Patrick山脚下的Murrisk Millennium和平公园中的大纪念碑[99]在内的许多雕像与纪念碑,

艺术家Anex Penetek曾在2017年于爱尔兰科克郡米德勒頓竖起了一座由九根鹰的羽毛所组成的大型不锈钢雕塑“心心相映”英语Kindred Spirits (sculpture)以感谢乔克托民众在大饥荒期间所提供的援助[100][101]

在美国的众多纪念馆中,有一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海滨一角的爱尔兰饥饿纪念馆英语Irish Hunger Memorial,这里曾是许多爱尔兰移民登陆的地方[98]。此外,一年一度的由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和俄克拉何马乔克托族等人带领的从Doolough英语DooloughLouisburgh, County Mayo英语Louisburgh, County Mayo大饥荒徒步行英语Doolough Tragedy也于1988年起开始举行[102][103] 。徒步行活动由 Afri英语Afri (organisation)所组织,并于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星期六举行。

参见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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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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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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