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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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白淵
漢字 王白淵
白話字 Ông Pe̍k-ian
臺羅拼音 Ông Pi̍k-ian

王白淵(1902年11月3日-1965年10月3日),台灣彰化縣二水鄉惠民村人[1] ,新詩詩人,日文世代作家。

生平簡介[编辑]

王白淵自1918年從二水公學校畢業,考進台北師範學校,他在就讀台北師範學校這段期間,認識日後與他合作的謝春木。從師範學校畢業之後,王白淵在1923年到日本深造,就讀日本國立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在日本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待在日本這段期間,王白淵娶日本人為妻,致力於文學創作,並且積極投入文學活動。1931年王白淵出版個人詩集《荊棘之道》(蕀の道);而在1932年王白淵與一批東京台灣文藝同人,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 (雜誌)》。然而,好景不常,由於個別成員參與反帝遊行遭到警方逮捕,牽連全體,王白淵遭受池魚之殃,失去了教職。1934年王白淵與日籍妻子離婚後,離開日本到上海,在華聯通訊社任職,後來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專擔圖案系的教師,但是平穩的日子並不長久。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王白淵在日軍進入法國租界以後遭到逮捕,被判刑八年,並且被遣送回台北服刑。他服刑6年之後被釋放,之後進入台灣日日新報任職[2]


戰後,王白淵的文化參與積極。他曾與游彌堅楊雲萍陳紹馨沈湘成蘇新等人創立,「台灣文化協進會」(該會在1946年台北中山堂成立)[3]成為該會的理事,並且作為該會機關雜誌《台灣文化》的編輯與主要撰稿人。之後,王白淵先後在李純青的《台灣評論》、《台灣新生報》編輯主任、蔡培火的紅十字會等機構工作。1947年底,王白淵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被人牽連,遭警方逮捕入獄,幸虧得到游彌堅的擔保得以出獄。然而,經歷了一連串殘酷的打擊,還有置身於當時極度肅殺、高壓政治環境,王白淵年少時的銳氣,此時不再復見。王白淵晚年著手整理文獻,在1954年的《台北文物》發表〈台灣美術運動史〉一文,之後便無太大作為。1965年王白淵因尿毒症併發症過世,享年63歲[2]

瑣事及傳聞[编辑]

留日以前[编辑]

  • 童年時代,王白淵的父親時常講述林爽文的故事,因此林爽文一生的事跡深記在王白淵心裡。[4]
  • 就讀二八水公學校期間,王白淵喜歡讀書、繪畫,常在黑板塗鴨,並且參與壁報製作。[5]
  • 王白淵自承,就讀台北師範期間,「不管世事,又不懂社會,天天只有念書打網球。」;好友及同學謝春木,則說王白淵「很天真,很快活,好像在春前明朗地歌唱而跳舞底小鳥般一樣」,而且「受大家的愛著而離開學堂」。[6]
  • 快要畢業的時候,王白淵與幾位台北師範同學,拍了一張變裝照片。王白淵扮成一個穿西裝的女人,一位同學扮卓別林,另一位則扮作算命先生;至於謝春木及其他同學,則是「穿著一副台灣服,雙手拿著一輪腳踏車,做出將要出發的姿勢,車子的後方掛了一個招牌,寫了『提高台灣的文化』的字樣,前面有一個同學裝做日人,站在那邊不肯給他走,車子的前面亦一樣,掛了一個招牌,寫著「不,再等一些罷!」的字樣」。王白淵畢業以後時常把這張照片帶在身邊,用來勉勵自己。[7]
  • 1921年王白淵從台北師範畢業以後,到彰化溪湖去當公學校教師,他在回憶錄裡提到自己「只有教育的熱情,天天快樂地工,好好地和小孩子們玩」,但是已經意識到現實社會存在的族群對立,並且親身體驗台灣人遭到排擠及差別待遇的問題。此外,王白淵也注意到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的訴求與活動,不過當時並沒有加入該協會。[8]
  • 王白淵受到日人學者工藤直太郎《人間文化的出發》一書的啟發,對藝術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後來在回憶錄裡提到,這本書驅使他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然而,對於這樣的人生方向,王白淵似乎有些介意。戰後,某次宴席,他見到工藤直太郎,曾向對方說道:「工藤先生,我在二十年前讀過先生的大作『人間文化的出發』,因此到東京研究藝術。就此以來曾受過很多的人生波折,我應該感謝你,還是要怨恨你?」工藤直太郎聽了以後,「搖搖頭,笑一笑,只默默地並無發出一語」(王白淵‧語)。[9]

留日期間[编辑]

  • 留學日本期間,王白淵曾與謝春木一同睡一同吃,兩人常在公寓的樓上談論台灣人的命運,聊到天亮。1931年王白淵出版日文詩集《棘之道》(中譯為「荊棘之道」),謝春木特別為王白淵寫了一篇序文,交代自己與王白淵的友誼、王白淵的思想轉變,以及透露其對日本同化政策及教育方法的不滿。王白淵對謝春木這篇序文相當肯定,多年後將文章翻成中文。[10]
  • 東京美術學校在學期間,王白淵曾與同班同學廣降軍一與佐藤重義合作,發行同人誌《怣(Gon)》。[11]由於當時的學校教育與日本的美術環境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王白淵逐漸將注意力轉向詩文創作。
  • 有心成為台灣米勒的王白淵,他的畢業作品風格卻與米勒相去甚遠。根據王白淵的學生回憶,王白淵的畢業作品是一幅以幾棵樹為背景,女性畫像為主題的日本畫。這幅畫原本裝飾在日本岩手縣盛岡女子師範學校內,卻在1948年8月28日被大火燒毀。[12]
  • 王白淵不僅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文學及哲學思想產生興趣,他對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也興致盎然,並且寄予高度的期望。他分別在1927年撰寫〈詩聖泰戈爾〉[13],1930年撰寫〈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兩篇文章都把印度的文藝復興與獨立運動,視為亞洲從帝國主義解放的先聲。[14]
  • 張文環曾在王白淵告別式上提到,王白淵在日本當教師時,由於性情慷慨、常救濟朋友,所以口袋常常空空如也,沒什麼錢。除了張文環巫永福吳濁流朱昭陽等人,也都懷念王白淵和藹待人的態度,以及他對金錢、名利的淡漠之情。 [15]
  • 除了樂於助人,王白淵對於前輩畫家的畫作,也常代為奔走,找尋蒐藏對象。[16]
  • 王白淵留學日本前,已與陳草女士結婚,但兩人教育程度、思想觀念差距甚大。留日以後,王白淵想出版《棘之道》,卻擔心詩集的出版與自己想要投入的左翼文藝活動,可能會連累到妻子,所以主動提出離婚的要求。王白淵的學生張福在接受陳才崑訪問時,約略描述當時的場景,提到:王白淵開口之後,當時正在削水果的陳草非常驚訝,也非常憤怒,不意順手一揮,割傷了王白淵的手。看到丈夫血流如注,陳草不忍心,只好同意對方的要求。[17]
  • 王白淵當初是台灣總督府選派的留日學生,但後來因思想問題,無法返台任教。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畢業以後,王白淵待業超過半年,後來透過東京美術學校同學今井退藏推薦,王白淵接替對方在岩手師範女子學校的遺缺(今井退藏因入伍離開)而得到錄用。除了同學的幫助,該校校長的開明態度也是王白淵能夠得到錄用的關鍵。[18]
  • 王白淵與元配陳草離婚以後,與女子學校的學生久保田ヨミ相戀,可惜兩人相處的時間不長。王白淵離開日本以後,因個人生活不安定與時局動盪的影響,再也沒有回日本與久保田ヨミ和女兒生活。
  • 王白淵在日本岩手縣師範女子學校任教五年又九個月。除了到東京會見台灣留日學生,秘密從事左翼文學運動以外,王白淵努力教授美術,並且指導學生打網球。在課堂上,他常談論台灣獨立及其他的政治問題,也曾痛批日本財團三菱、三井搾取殖民地產業。教學親切生動、談吐幽默風趣,無時無刻笑容滿面,受到學生歡迎。由於學生對王白淵的言論普遍同情,甚至支持,所以王白淵常藉由學生的提示或是校長巡堂的鞋音,迅速將話題從政治轉回美術;而校長對於王白淵在課堂談論政治及台灣問題,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王白淵與盛岡當地的文人雅士有所來往,曾與同事松本慎吾、岩手詩人協會成員小山和吉等人交遊。研究王白淵的一位學者板谷榮城,推測:王白淵很可能透過印刷物或其他形式,與當時知名作家宮澤賢治及其他當地作家交流或接觸。1932年9月22日,王白淵在講課時,在講台上遭到日警拘押,這一幕令不僅讓當時上課的學生印象深刻,也引起學校一陣騷動。被拘押的理由是:王白淵與吳坤煌林兑等台灣留日青年籌組「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涉嫌從事反殖民運動。事後,王白淵遭到學校解聘,失去教職,不得不另謀出路。王白淵離開以後,當年的學生並沒有遺忘他,有人在王白淵赴華以後,曾到上海探望。其中一位學生山合芳繪,日後寫了一部自傳小說,名為《南部紫》(1979年出版),即以老師王白淵及同校學生久保田ヨミ作為小說人物原型,以他們相戀、結婚、被迫分離的事蹟作為基礎進行創作。王白淵的頭號敵人--日本特務,他們對王白淵的調查相當細心,發現他在岩手縣盛岡任教期間,曾經「誘引岩手醫學專門學校學生組織『親交會』,努力對他們進行民族意識之宣揚煽動。」並且將這樣的調查報告,移交上海領事館,讓王白淵即使到中國上海,也難逃被監視的厄運。[19]
  • 王白淵與吳坤煌林兑張文環這些台灣青年組織「台灣人文化同好會」的事跡,據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調查報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錄,這是個左翼組織:「在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擔任教諭的王白淵,剛出版一本詩集《荊棘之道》,在左翼文壇上博得一些好評,他素與旅居東京的左翼青年林兑、吳坤煌等互通訊息,彼此之間自然也曾交換對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意見。……」[20]

在華期間[编辑]

  • 王白淵被迫與日本太太久保田ヨミ分離。王白淵來到中國以後,久保田ヨミ依然思念,曾經寄信給他。王白淵的小學同學與童年好友謝東閔,曾在出殯前一晚的惜別晚會,向眾多文友提到:民國17年他在廣州唸中山大學的時候,有天突然接到某位日本女士寄來的信,他打開一看,發現這封信是王白淵的妻子寫的,裡面一段寫著:「愛情是無分國境的。」王妻對丈夫的一片真情,讓他非常感動。[21]
  • 王白淵得知自己的日本太太生了一個女兒之後,非常高興,但隨即陷入悲傷,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的情感,感嘆自己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放逐的人,不能讓他親生孩子叫一聲『爸爸』,哀哉兮」(王白淵‧詩文) 。[22]
  • 王白淵來到中國上海以後,在華聯通訊社工作,職務是「以無線電接聽日本消息,立即迻譯成中文,提供給中國有關機關」[23],疑似從事情報工作。王白淵在華期間的事跡,目前台灣文學界所知不多。
  • 王白淵初到上海的一兩年,還與日本東京的「臺灣藝術研究會」常有聯繫,而且持續將稿件寄去,也曾郵寄一些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給吳坤煌。後來因雜誌停刊,時局日趨緊張,與東京的文友失去連繫。[24]
  • 王白淵與許多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居住、就職的台灣人一樣,處在當時反日情緒極為高漲的中國,他面臨是否要在中國人面前自稱為臺灣人的困境,也察覺到自己的外貌與日本人沒有太大的差別,曾在〈福爾摩沙點將錄〉一文如此描述:「因(他)長年居住在北方,他的神經變成懦弱,故到了上海,發現自己是一個日本人而驚訝失色。」[25]儘管如此,王白淵還是被中國民眾的抗日愛國熱情感動,對中國的未來抱持希望。
  • 1935年王白淵到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擔任圖案系教師。當年的同事黃葆芳回憶,他對王白淵的印象是「身材五短,留有日式短髭,外貌與日人無異。且具一口流利日語,與日本人幾乎難以分別。行路形狀也是八字腳,這可能因長期居住日本,穿慣木屐所致,他生性沉默寡言,但授課卻十分認真,所編講義深入淺出,條理分明,能將中外古今圖案之共通點作詳細闡述及比較,很受學生歡迎。他的素描根基相當穩固,想他當年學習時,一定下過苦工,故能在圖案的變化意匠方面,不但表現美觀,而且不失實物的特徵形態。從八一三滬戰發生之後,即不知去向。……著作有『圖案概論』,對雕刻羅丹頗有研究。」[26]
  • 撰寫《台灣出土人物誌》的謝里法曾聽到一則傳聞,內容是:王白淵在華期間曾經擔任過江青(當時在上海當演員)的日語教師。
  • 王白淵的感情之路相當坎坷,與第一任妻子陳草,因為教育程度與觀念思想的差異過大而離婚;與第二任妻子久保田ヨミ,因為赴華從事反殖民運動而離婚;到中國以後,王白淵與一位四川籍女子結婚,但是在813事變以後,王白淵某天帶著懷有身孕的妻子到上海法國領事館避難時,遭到日本憲兵逮捕,被強行押解回台,入獄服刑,從此與那位妻子音訊中絕。[27]

遣台以後[编辑]

  • 坐牢期間,製造出一副漆畫屏風,曾在「囚人作品展示會」上展出。[28]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誌》裡描述的更詳細,並且提到一件趣事,寫道:「坐牢六年的王白淵,囹圄生活中最大的收獲莫過於手工藝產生濃厚興趣,學會了蒔繪(日語,即漆器上的泥金畫)技法的手藝,作品曾在『囚人作品展售會』中展覽出來。出獄後,得知當年美術學校老同學顏水龍正努力推展美術工藝;即利用臺灣本土特產的材料配合現代生活的需求,製造實用性及裝飾性的工藝品,便躍躍欲試,以半專家的身份找顏水龍合作。那時臺北車站近傍有家旅社是他們一位朋友開的,每回顏水龍北上,就相約在旅社客廳商討手工藝推展的事,連續談過幾回後顏水龍煩了,氣話也說了出來:「你只知道談,若是和你一起作事,我會被你活活氣死!」[29]
  • 1943年出獄沒多久的王白淵,針對第六屆府展(在台北公會堂舉辦)的畫作,撰寫〈府展雜感〉一文,文筆相當犀利,不論是日人還是台人畫家,都毫不留情評論其作品的優缺點。王白淵舉出康德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人,說明偉大藝術家應該具有的條件,以這為基礎去檢視畫展作者的表現,批評台灣畫家普遍沒有哲學、欠缺個性,作品無法激發觀眾的喜悅,流於膚淺、貧乏等問題。 [30]

戰後 / 國民政府遷台[编辑]

  • 由於王白淵年輕時代與謝春木有相當深厚的交情,因此日本投降不久,就有許多台灣人來找王白淵,希望透過他接觸可能回台擔任官員(有說:謝春木可能當民政處長或是警務處長)的謝春木,弄的王白淵「神經衰弱」(王白淵‧語)。 [31]
  • 在《政經報》與《台灣評論》被陳儀政府下令停刊以後,王白淵與蘇新結合一批左翼青年,在1946年10月15日創辦《自由報》。這份刊物持續出刊到1947年2月,因二二八事件而停刊。[32]
  • 王白淵有一段時間常與巫永福碰面,二人常談論台灣新詩與美術的問題。[33]
  • 戰後初期,王白淵曾任《新生報》編輯部主任,並且成為「台灣文化協進會」的十六名理事之一,兼任教育、服務主任,積極參與協進會活動。然而,離開報界以後,王白淵頻繁轉換職業,曾先後在鋁版廠、紅十字會、電器公會、手工藝中心等任職,也在大同工學院、中國文化學院(是「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實踐家專等校當兼任講師。除了職業不穩定,王白淵也遭到國民政府的壓迫,坐牢三次。 [34]頭一次是被228事件牽連,第二次因台共蔡孝乾案被牽連。家裡不時有情治人員監視、造訪。[35]
  • 楊逵曾向他人提到:戰後,他入獄見到吳新榮吳新榮一見面就告訴他說:「你終於來了,王白淵每天惦念著你,總是問楊逵怎麼還沒有來!」由於王白淵比楊逵早幾個禮拜被捕,已經移往他處,所以王白淵與楊逵到頭來還是碰不了面。[36]
  • 1959年正統國畫論爭爆發,台灣日治時期從事東洋畫(也有作「日本畫」)的畫家,個人成就與作品價值備受批評,王白淵發表〈對國畫派系之爭有感〉一文,就「東洋畫(日本畫)是繼承中國國畫北宗發展而來」的歷史事實,為台灣東洋畫的存在價值辯護,可惜沒有成功。[37] 當局與體制的應合者到頭還是運用政治力,強行將台灣的東洋畫排除在省展與正統的國畫之外。
  • 王白淵「常能在街頭雜沓的群眾中,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情治人員,那些人是有關單位佈建的線民,他都能猜得八九不離十。」[38]
  • 王白淵的夫人倪雲娥曾向他人說道:「白淵生平愛聽古典音樂,愛哼幾首台灣歌謠,愛打網球和乒乓球,古詩雖不大懂,卻偏偏愛吟古詩,但是,他最喜愛的卻是女人。」此外,王昶雄也提到,王白淵常常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女子呀!你用妳的珠淚包繞著世界的心,正如海洋包繞了大地一樣!」[39]
  • 1965年10月3日晚間9點50分,王白淵因腎結石引發尿毒症病逝。在他出殯的前一天(10月8日)晚上,王白淵生前的好友聚集在殯儀館大廳,由王昶雄主持,每人講述王白淵生前事蹟,據說以吳坤煌張文環所講的事跡--東京「福爾摩沙」時代的軼事最精彩動人。由於王白淵生平最愛唱日本歌星古賀政男的「慕影」與電影「白色富士嶺」的插曲,因此在告別會播放這兩首曲子,當做最後的送別曲。 [40]

他人評價[编辑]

日本當局[编辑]

  • 王白淵在台灣總督府及日本當局的眼裡,似乎風評不佳。王白淵作為台灣總督府選派的留日學生,因思想問題無法返台任教。對日警來說,王白淵似乎是一個不安份的台灣人。留日期間,與一些日、台左翼人士,甚至共產黨員來往,曾經提供資金給林兌吳坤煌這些從事左翼運動者;也提倡並且籌組「東京台灣人文化同好會」,試圖以合法掩護非法的方式,讓一些台共、日共成員混在裡面,悄悄與台灣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日本赤色救援會,以及日本與朝鮮左翼團體互通聲息,建立聯合陣線,反帝反封建。

國民政府[编辑]

[41]

遺族與朋友[编辑]

  • 王白淵告別式上的弔聯為「抗暴圖強孤島長留典範,披荊斬刺文壇痛失先驅」。
  • 王白淵女兒王慧孌的哀悼詩:「爸爸!您長眠於此,土地冰冷石塊清涼,您的靈魂棲於我心,光芒照耀溫暖芬芳,荊棘的道路您已走盡,但您的意志永存世上!」[42]
  • 王昶雄的評語:王白淵遺下的是無法排遣的孤憤與純潔書生的本色。 [43]
  • 文友在告別式上的評語:[44]
    • 李石樵的評語:「他的仙歸,可說是美術界失掉了一個暗夜的明星了。」
    • 王詩琅的評語:「白淵兄雖然不是一位出名畫家,但是他的美術批評是到家,是很有權威的,一方面他會做人,這個精神動力,自然而然成為藝術界,尤其美術界的誌標了。」
    • 吳濁流的評語:「白淵兄和藹待人,誠懇地幫人家的忙,都是出於他秉性的流露,可說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到了要死了的臨終瞬間,還自信他不會死,精神可嘉而且尚抱著一個樂觀的希望,才沒有覺悟完了。」
    • 吳坤煌的評語:「白淵兄你最關懷我,如我慈母似的你最幫我的忙,如我手足似的,但我處處對不起你,幾次由我牽連到你,使你受了災難,雖然苦悶是時代的潮流,幸乎!不幸乎?但留下來的我們,還要擔這個重荷,只渴望你,你偉大的英靈照亮我們,讓同樣軟弱的我們,手握手的力量負起這個扁擔,一步一步再一步,在所走的路途上,有一縷光明。」
    • 陳逸松的評語:「他做人平和,對生死不在乎,對於富貴更不足道,對人生可謂達觀。……雖然白淵兄是一介軟弱書生,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台灣的壓迫,他是絕對不屈服,不屈不撓地抵抗過來的,始終一貫保持了民族精神,祈求和平與平等。」
    • 李超然的評語:「白淵兄的民族意識很深,同時也是台灣文化界出群的美術評論家。就如台陽展、省展,每次都經過他評判而有進步。所以他對台灣美術界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偉大工作者,可說是台灣美術界的指導力量。」
    • 廖漢臣的評語:「他臨終尚想不會死,有這個自信一定還有一個打算。他的抗暴精神,不屈不撓的勇氣,有如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 張維賢的評語:「古井兄與白淵兄雖是對於藝術同一型的人物,可說是嚴格說起來,一個是真正的不懂藝術而關心藝術,而很照顧藝術家,幫了不少人。一個是真正懂藝術,如原子力量發散其能力,影響藝術後進。白淵兄是屬於這型態的好人,他會做人,也注重做人,才夠指導人。」
    • 郭水潭的評語:「他真會做人,愛幫朋友忙,我如今失去一個關心我們的至友,實在太寂寞。誰有勇氣像他始終一貫關懷朋友,幫朋友的忙?」
  • 龍瑛宗曾在一篇文章評論王白淵,寫道:「王白淵為人天真爛漫,且是個大好人,熱忱幫助友人,他滿腦子裡理想主義,一生嚮往為爭取自由主義而奪鬥的匈牙利詩人斐多費,也許這是他的生命歷程和環境使然。」

後世台灣學者[编辑]

  • 宋冬陽(本名:陳芳明)將三位日治時期詩人--楊華賴和與王白淵的詩風,作個比較,認為「他們都是政治運動的介入者,他們的作品足以代表當年新詩起步時的挫折、昂揚和成就。他們三人曾坐過日本人的監,他們對臺灣政治運動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他們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卻具不同的面貌。楊華的詩,陰沉而消極;賴和的詩,熱情而飛躍;王白淵的詩,外柔而內剛。其中以王白淵的詩,最能表現新詩草創期的成就。……(略)……在評估臺灣新詩草創期的作品時,王白淵的詩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他在處理詩的主題時,並沒有像楊華或同時代的詩人那樣透明,他對文字的運用,也沒有像賴和那樣粗枝大葉。在短短的期間內,臺灣就能塑造出如此傑出的詩人,足證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社會所蘊藏的文學創造力是非常旺盛的。」[45]除了語言風格,修辭技巧方面,陳芳明相當推崇王白淵,他說:「王白淵利用暗喻,利用高度迂廻的手法,把一顆謙虛的心和人間廣大的情思貫穿起來,使我們看到詩人的想法不再是他個人的,而是屬於群眾的。他的詩,放在一個平常的社會可能不具特別的意義:然而,把這樣精緻的作品置於殖民地社會裡,就不能不產生豐富的象徵意義。」[46]


  • 謝里法在《台灣出土人物》一書,將王白淵定位為「抗日英雄」及「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對於王白淵的新詩創作與詩集出版,謝里法給予相當高度的肯定,在《台灣出土文人物誌》這樣寫道:「繼追風(按:謝春木)之後,與王白淵在同時期裡從事新詩創作的,約有張我軍賴和楊雲萍施文杞江肖梅楊守愚朱點人楊華郭水潭吳新榮等人,而出版過詩集的,大概只有張我軍的「亂都之戀」(1925年)、陳奇雲的「熱流」(1931年)和王白淵的「荊棘之道」,據說「荊棘之道」曾受到日本左翼詩壇的高度評價,卻不知詳情如何。若稱王白淵是臺灣初期新詩壇上代表作家之一,這大概沒有人會有異議才對!」[47]對於王白淵不同的人生階段,謝里法的結論是:「回顧王白淵短暫六十三年的一生,有兩個階段是他生命的高潮,也是此生中最燦爛的時期: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與吳坤煌張文環等在東京從事『台灣人文化圈』(按:也有翻作『台灣人文化同好會』)及『台灣藝術研究會』活動,正是他三十歲前後,「天真爛漫」的理想在他身上閃閃散發光芒的時候。此時的他,充分展現著「革命詩人王白淵」的形象;另一個階段是,一九四四年出獄之後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再度入獄,也就是從他走出日本人的牢到走進中國人的牢這三年間的壯年期,他以『台灣文化協進會』幹部而投身於文化重建與交流的工作,為推展民主主義的文化而獻身,他給人的形象以尖銳的批判為改革社會而奮鬥的評論家王白淵。這兩個階段,一個在他三十歲的時代;一個在四十歲的時代,兩者加起來至多才只有五年時間。其餘的歲月裡,他先是『明鏡一般清澄的心』(謝春木語)的師範生和美術學生;接著於一九三三年之後,他回到心目中嚮往的祖國,服務於報社和美術教學;再則是監牢的生活奪去了他寶貴的青年期;一九四七年以後,他埋身在史料與文獻裡,是當世的一部活字典。」[48]


  • 顏娟英認為謝里法所給予的「抗日英雄」及「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對王白淵而言並不適合,她認為,王白淵是個主張藝術超越國籍,注重世界性、普遍性的人。[49]不過對於王白淵在一九五○年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在〈台灣美術運動史〉從抗日角度來論台陽美展與台灣的現代畫,顏娟英有同情也有批判。同情之處在於,顏娟英認為:王白淵之所以「一廂情願地從反日民族意識的角度來討論民間美術團體」,除了個人的思想因素,時代因素也很重要;因為王白淵擔心當權的大陸來台政治團體無法接受台灣的美術家,於是,他一再強調台灣美術界的民族主義,尤其是舉辦台陽美展所發揮的民族主義精神。批判之處在於,顏娟英指出:「日據時期的藝術家大多屬於社會上曾受過良好教育的一小群人,都不曾為民族主義運動上過街頭。總之,在此台灣的民族政治勢力團體未完全成形的階段,要想討論台陽美展或任何台灣的現代畫如何具體地『發揮中華民族的特質』或『抵抗日人的歧視壓迫』無異是五○年代的政治謊言。」[50]此外,對於王白淵的台灣美術研究,顏娟英認為,還有兩點需要檢討。第一,顧慮後代的政治禁忌或信仰,以這樣的心態去解釋台灣日治時期的美術發展。第二,王白淵的研究整理過度依賴文獻資料,忽略具體的美術作品。[51]


  • 翻譯並編輯王白淵作品的陳才崑認為,王白淵的孤獨觀或精神,「大大迥異於台灣人普遍具有的『大頭病』和淺薄的實用取向,居此台灣的現代化必須由『量的擴充』轉化為『質的提昇』的今天,是需要大大提倡的。理由無他,唯具真誠的孤獨精神者能開風氣之先,登臨人所未竟之聖域。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學術文化上培養出獨創性的人才,和人一爭長短。」[52]


  • 羅秀芝將王白淵定位為「台灣文化地圖上的一顆座標星」,認為「這張文化地圖必然永遠是『未完成的』,而且是『永遠的進行式』,隨時有補充、修改與刪除的必要……而王白淵這顆座標星,也可能因不同執筆者畫出的不同的參考座標,而勾勒出截然不同的圖形。」。[53]對於王白淵的藝術評論與美術史文章,羅秀芝認為,王白淵「面臨殖民歷史的侷限,甚至,還擺脫不了漢民族歷史觀和近代藝術觀的框架」,所「奮力呈現出來的台灣美術史,究竟還是有點面目糊模」。[54]其藝術史觀因含有兩種不太相容的意識形態--超越國族的左翼文藝理念、強調血緣祖國原鄉的民族主義--顯得矛盾難解。此外,羅秀芝也檢視王白淵個人的藝術品味,發現:王白淵受到公學校與東京美術學校的美術教育影響很深,「所遵的美學標準還是非常學院派的,重視線條、色彩、構圖、畫面的協調與統一等等基本的繪畫技巧的表現」,以此為原則來鑑賞個別畫家及個別作品。其次,她在《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一書舉例論證,得出「王白淵在許多地方也採用了日本美學的審美標準來評判」這個結論。檢視王白淵的藝術評論與美術史的史觀與思想以後,她認為,王白淵還沒有形成一套具體、完整、系統化的個人藝術理論體系,能夠確定的是,「台灣」這塊土地是王白淵建構個人藝術思考體系最重要的基準點。[55]

作品出版、刊載情況[编辑]

其作品寫作、發表情況,請參見「王白淵文藝作品列表」。使用「台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查詢,目前為止(2014/9/15),王白淵作品的出版情況:

  • 《蕀の道》,日本盛岡市久保庄,1931年(昭和6年)初版,台灣大學圖書館有收藏該書。
  • 1981年羊子喬與陳千武選錄九首王白淵的日文詩:「未完的畫像」、「地鼠」、「蓮花」、「水邊吟」、「零」、「風」、「給春天」、「詩人」、「島上的少女」,將之翻譯成中文,然後收進「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第九冊「亂都之戀」(書名)裡。
  • 陳才崑/中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除了『荊棘之道』的詩文,該書也收錄了王白淵幾篇重要的政治、戲劇及美術評論。
  • 王白淵的日文新詩〈地鼠〉、〈向日葵〉,其中譯文本收錄在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56]
  • 王白淵《荊棘之道》部份詩作,收錄在《台湾詩集》裡,該書由日本綠蔭書房出版,2003年出版。
  • 王白淵的日文新詩〈未完的畫像〉、〈鼴鼠〉,由陳千武翻譯成中文,收錄在陳明台主編的《陳千武譯詩選集》。[57]
  • 莫渝/編輯、翻譯,《王白淵荊棘之道》,晨星出版,2008年。
  • 出獄以後至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期間,王白淵所作的日文詩〈怨恨深矣的阿圖島守衛〉、〈澳洲與印度〉、〈太平洋的暴風〉、〈新加坡如此滅亡〉。目前已知,學者柳書琴將這幾首詩翻譯成中文,呈現在專書《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之內。

相關研究[编辑]

博碩士論文[编辑]

使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查詢,到2014年9月15日為止,已知的有:

  • 劉怡臻,〈王白淵における啄木文学の受容〉,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 蘇雅楨,〈王白淵的文化活動與精神歷程〉,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李怡儒,〈王白淵生平及其藝術活動〉,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年。
  • 高梅蘭,〈王白淵作品及其譯本研究──以《蕀の道》為研究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年。
  • 柳書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

論文集論文[编辑]

使用「台灣文史哲論文集論文篇目索引系統」查詢,到2014年9月15日為止,已知的有:

  • 趙天儀,〈台灣新詩的出發:試論張我軍與王白淵的詩及其風格〉,《台灣現代詩史論: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實錄》。

期刊論文、評介[编辑]

使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查詢,到2014年9月15日為止,已知的有:

  • 林明理,〈從寫實的沉鬱走向浪漫的詩想─讀王白淵的詩〉,2013年10月《笠詩刊》,頁166~171。
  • 王文仁,〈詩畫互動下的個人生命與文化徵象--王白淵及其《荊棘之道》的跨藝術再現〉,2010年12月《東華漢學》。
  • 蘇雅楨,〈論王白淵《蕀の道》的美學展演 〉,2010年10月《台灣文學評論》。
  • 簡素琤,〈從二元對立到梵我合一--論泰戈爾甘地印度哲學對王白淵思想的影響 〉,2009年6月《台灣史料研究》。
  • 林銘章,〈王白淵(1902-1965) 〉,2007年12月《傳記文學》。
  • 卓美華,〈現實的破繭與蝶舞的耽溺--王白淵其詩其人的矛盾與調和之美 〉,2005年7月《文學前瞻》。
  • 郭誌光,〈「真誠的純真頁」與「原魔」--王白淵反殖意識探微 〉,2004年10月《中外文學》。
  • 柳書琴,〈反現代與反殖民論述的演繹:王白淵的泰戈爾論與甘地論 〉,2004年6月《成大歷史學報》。
  • 謝里法,〈王白淵「正告外省人諸公」 〉,2004年1月1日到1月14日《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
  • 張正霖,〈日據時期台灣新美術運動保守風格的總體脈絡與意識形態分析〉,2002年1月15日第11期《文化

研究月報》。

  • 楊雅惠,〈詩畫互動的異境--從王白淵、水蔭萍詩看日治時期臺灣新詩美學與文化象徵的拓展 〉,2003年5月《台灣詩學學刊》。
  • 莫渝,〈嗜美的詩人--王白淵論〉,2001年10月《台灣詩學學刊》。
  • 葉笛,〈王白淵的荊棘之路〉,2001年6月《台灣文學評論》。
  • 莊惠惇,〈走在荊棘路上--左翼詩人王白淵〉,2000年11月《台北畫刊》。
  • 毛燦英、板谷榮城/著,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2000年7月《文學台灣》。
  • 毛燦英、板谷榮城/著,黃毓婷/譯,〈盛岡時代的王白淵〉,2000年4月《文學台灣》。
  • 倪再沁等人,〈臺灣美術評論全集出版專輯〉,2000年6月《藝術家》。
  • 何義麟,〈臺灣知識人の對日觀--謝南光と王白淵を中心として〉,2000年6月《淡江史學》。
  • 謝里法王昶雄,〈民生主義文化鬪士王白淵〉,1983年11月《台灣文藝》。
  • 宋冬陽,〈日據時代台灣新詩遺產的重估〉,1983年7月《台灣文藝》。
  • 龍瑛宗,〈張文環與王白淵〉,1982年5月《台灣文藝》。

報紙的文章[编辑]

  • 巫永福,〈緬懷王白淵〉,1985年3月20日,民眾日報。
  • 陳才崑,〈文化地鼠王白淵搬厝〉,1992年4月3日,自立早報。

書籍(包括其內的單篇文章)[编辑]

  • 蔡建鑫,《道無行人: 論王白淵<<蕀之道>>的抒情象徵》,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7年。
  • 鄭清文,〈綠島小夜曲〉,《小國家大文學》,玉山社出版,2000年10月。
  • 羅秀芝,《台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臺北市 : 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
  • 謝里法,《我所看到的上一代》,台北縣:望春風文化,1999年。
  • 王昶雄,〈『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前衛出版社,1998年。
  • 陳芳明,《左翼文學-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麥田出版社,1998年。
  • 謝里法,〈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97年。
  • 莊永明,〈台灣的啄木鳥〉,《台灣紀事》,時報文化,1989年。

待確定出處的文章[编辑]

  • 陳千武,「王白淵 ─ 走過荊棘的詩人」
  • 橋本恭子,〈尋找魂的故鄉:王白淵日本時期的思想形成以《荊棘之道》為主〉,2000年。

相關詞條[编辑]

資料來源[编辑]

  1. ^ 當時是「台中廳東螺東堡大坵園庄有水坑仔」 。
  2. ^ 2.0 2.1 引用郭啟傳在《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王白淵」詞條內容,在該書的頁24-頁25。
  3. ^ 吳密察/監修,《台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出版社,第145頁。
  4.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3。
  5.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18。
  6.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3~256。
  7.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4~255。
  8.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8~259。
  9.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62。王白淵的回憶錄有錯誤,他將人名記錯,把「工藤直太郎」記成「工藤好美」,勘誤的部分與過程,請見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52。底下的註53。
  10.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6。
  11. ^ 王白淵同學同班渡邊美津丸提及此事。訊息來源:小川英子與板谷榮城/著,〈盛岡時代の王白淵について〉,頁16。
  12. ^ 小川英子與板谷榮城/著,〈盛岡時代の王白淵について〉,頁16。
  13. ^ 該文的原名應該是「魂的故鄉」,原作於1963年8月29日,後來發表在《女子師範校友會誌》第6號(1928年12月5日),日人學者板谷榮城考證,訊息來源:柳書琴《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頁68,底下的註93。
  14.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65。
  15.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0~393。
  16. ^ 陳才崑/著,〈『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導讀後面的註釋(4)。
  17. ^ 陳才崑/著,〈『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導讀〉,《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上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導讀後面的註釋(3)。
  18. ^ 王白淵在盛岡任教的事跡,不少是由日人學者板谷榮城發掘整理;而板谷榮城的研究成果,編者是從柳書琴所著的《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得知。
  19. ^ 以上說法是日人學者板谷榮城的訪談與調查成果,他曾針對女子師範學校日誌、校友會誌、當地人士及王白淵任教期間的學生,進行詳細的調查及訪談。
  20.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73。
  21.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88~389。
  22.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89。
  23.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6。
  24.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61。
  25. ^ 這篇文章刊載在《福爾摩沙》第2期。編者打的內容,是另一名日治作家龍瑛宗翻譯的版本。這則資訊的出處: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49。
  26. ^ 謝里法/著,《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1988年以前的版本,頁162。
  27. ^ 柳書琴著的《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一書中引用,頁131。
  28.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25。
  29. ^ 這則小故事是顏水龍告訴謝里法的。詳見謝里法/著,《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64~165
  30.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9。
  31. ^ 王白淵/著,〈我的回憶錄〉,《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5。
  32.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17。
  33.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255。
  34.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8。
  35. ^ 陳才崑/撰,〈王白淵生平‧著作簡表〉,《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32。
  36.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0。
  37.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21。
  38.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9。
  39.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99。
  40.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6~187。
  41. ^ 編者是國民政府治下的人民,不願成為王白淵第二,所以懇請中國、日本、朝鮮、海外人士協助編輯這個部份。
  42.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2。
  43. ^ 王昶雄/著,〈「王」姓儒生‧「白」色遭遇‧「淵」底生涯〉,《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3。
  44. ^ 巫永福/著,〈緬懷王白淵〉,《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386~393。
  45. ^ 陳芳明/著,〈日據時期臺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刊載在1983年7月號《台灣文藝》。
  46. ^ 陳芳明/著,〈日據時期臺灣新詩遺產的重估〉,《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頁159。
  47.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49。
  48. ^ 謝里法/著,〈王白淵‧民主主義的文化鬥士〉,《台灣出土人物誌》,前衛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87。
  49.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09~410。
  50. ^ 顏娟英/著,〈日據時代台灣美術研究之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國立台灣大學,1989年8月研討會論文,1992年結集出版。),頁1515。
  51.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8~19。
  52. ^ 陳才崑/著,〈一尊未完成的畫像〉,《王白淵‧荊棘的道路》(下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出版),頁410。
  53.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9。
  54.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30~142。
  55. ^ 羅秀芝/著,《臺灣美術評論全集--王白淵卷》(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9年),頁160~166。
  56. ^ 林瑞明/主編,《國民文選‧現代詩卷I》,台北市:玉山社,2005年。
  57. ^ 陳明台主編,《陳千武譯詩選集》,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8月初版。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