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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党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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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政府机构
一般亲卫队
Allgemeine SS
一般亲卫队是亲卫队中的非战斗兼行政单位
机构概要
成立时间1934年9月
前身机构 冲锋队
亲卫队
解散时间1945年5月8日
机构驻地 德意志国普鲁士邦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党卫队行政部
52°30′26″N 13°22′57″E / 52.50722°N 13.38250°E / 52.50722; 13.38250
雇员数目1940年时约100,000人
隶属部长 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上级机构 亲卫队
下设机构亲卫队人种与移居部
亲卫队司法部（英语：Hauptamt SS-Gericht）
亲卫队经济行政本部
亲卫队人事本部
亲卫队教育部（英语：SS Education Office）
亲卫队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
亲卫队国家安全部
影像资料

1938年7月，亲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德国奎德林堡主持一般亲卫队的亨利一世忌日纪念活动

一般亲卫队（德语：Allgemeine SS）是纳粹德国的准军事组织“亲卫队”旗下规模最为庞大的组成部份，由亲卫队中央行政部指挥统辖。一般亲卫队于1934年秋季正式创立，以将其成员与亲卫队特别机动队（武装亲卫队的前身）以及骷髅总队（负责纳粹集中营的管理）的成员作出区别。

自1939年起，一般亲卫队也广泛地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境内扶植在地的亲卫队单位。1940年起，纳粹德国将这些在地单位合并为日耳曼亲卫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多数的亲卫队成员均隶属于一般亲卫队，但这种情况在武装亲卫队开放外国德意志民族与非德意志族人民加入后有所改变。

早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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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于1925年授意其在纳粹党内的亲密盟友尤利乌斯·施雷克组成一支新的近身保镳单位，并命名为“保卫总队”（Schutzkommando）[1]。希特勒希望该单位的成员皆由退役的军人组成，且均如施雷克般对其忠贞不二。包括埃米尔·莫里斯与埃尔哈德·海登在内的前希特勒突击队（英语：Stoßtrupp-Hitler）成员皆加入了保卫总队[2][3]。该单位于1925年4月25日首次公开露面；同年，保卫总队已发展至全国性规模。该单位亦于不久后更名为“突击卫队”（Sturmstaffel）；最终于1925年11月9日定名为“亲卫队”（Schutzstaffel）[4]。亲卫队原先隶属于冲锋队，是后者与纳粹党的下级单位。

亲卫队的主要工作是保护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人身安全。1925年时，亲卫队仅有200名成员；截至1926年年底为止，亲卫队均维持著这样的规模[5][6]。由于其上级组织冲锋队对亲卫队的规模设有严格的限制，因此至1928年时后者的成员数量仍仅有280人[7]。1929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接任亲卫队全国领袖，随即试图使亲卫队自冲锋队独立[8]。1929年12月时，亲卫队成员数量已增长为1,000人[9]。希姆莱接著开始系统性地发展并扩张亲卫队规模，并设下更严苛的加入条件，同时大量开除被认定为酗酒者、罪犯或其他不适宜加入亲卫队的成员。希姆莱的终极目标是将亲卫队塑造为全德国境内规模最庞大的组织与纳粹党内最富影响力的单位[10]。1930年，希姆莱成功说服希特勒允许亲卫队独立运作，尽管名义上其仍是冲锋队的下级单位[11]。

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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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纳粹党掌权后，亲卫队随即开始扩张为一规模庞大的组织；1932年年底时，亲卫队仍仅有52,000名成员[5]，但到了隔年12月时，这个数字已大幅增长为204,000人；希姆莱因此下令暂停招募新进人员[5]。

1934年4月20日，希特勒的密友赫尔曼·戈林与希姆莱同意放下歧见并共同合作扩张亲卫队；戈林将其所创立并掌控的秘密国家警察（即盖世太保）交由希姆来指挥；后者当时也是普鲁士地区以外的全德国警察的名义上首长。两天后，希姆莱指派其下属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担任盖世太保负责人[12]。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亲卫队与盖世太保联手发动以摧毁冲锋队为目标的长刀之夜，并谋杀或逮捕了所有主要的冲锋队干部，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亦遭杀害；这项行动使亲卫队在党内的地位更加稳固[13]。

希姆莱于1936年6月获提名为德国警察总长[14]。自此之后，盖世太保与刑事警察（英语：Kriminalpolizei (Nazi Germany)）均成为保安警察的下级机关。海德里希稍后成为保安警察与亲卫队保安处负责人[15]。

1934年8月，希姆莱获得希特勒允许建立一支名为“亲卫队特别机动队”的组织；其性质为一常备武装军事组织，并于战争时期归由德意志国防军指挥管辖，不过承平时期仍由希姆莱本人掌控。在增加这一新组织后，亲卫队下辖有三个不同的单位：

  1. 一般亲卫队
  2. 亲卫队特别机动队[16]
  3. 亲卫队骷髅总队（1936年3月29日创立）[17][18]

此后，希姆莱更进一步下令将亲卫队中的机会主义者、酗酒者、同性恋者或特定种族者除名。至1935年12月为止，这项“清扫”行动已将逾60,000名亲卫队成员除名。至1939年时，亲卫队的规模再次达到惊人的240,000人[1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亲卫队的组织架构与规模等均已逐渐定型。相应地，“亲卫队”这个词如今已可用以代指其下的三个下级组织，即一般亲卫队、武装亲卫队与骷髅总队[16][20]。战争初期，亲卫队内部的大部分成员均隶属于一般亲卫队，但这项数据在武装亲卫队开放非德意志民族者加入后有所变动[21][22]。另外，由于亲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同时身兼德国警察总长，因此亲卫队同样掌控了秩序警察[14]。

指挥层级与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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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亲卫队”一词译自德语的“Allgemeine-SS”，其德语原意指的即是“主要的、普通的、常规的亲卫队单位”。1938年，一般亲卫队的行政架构被分为下列各个主要部份：

  • 主要的亲卫队部门及其下辖的全职官员与职员，其中包含亲卫队国家安全部
  • 亲卫队地区单位及其下辖的非全职志愿职员
  • 亲卫队安全部队，如保安警察与保安处等
  • 骷髅总队及其下辖的集中营管理人员
  • 后备人员、荣誉职位人员等亲卫队的非常态性活跃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般亲卫队与武装亲卫队的分野逐渐模糊，主要是因为一般亲卫队所辖的各部门对武装亲卫队的行政与后勤补给等事项拥有指挥权所致。1940年，一般亲卫队的全体人员均获发灰色的战时制服。希姆莱下令要求全体人员缴回原先穿著的黑色制服；这些制服稍后由东部战区的辅助警察单位与荷兰及丹麦等地境内的日耳曼亲卫队所使用。

亲卫队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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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亲卫队内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全职人员”，意指这些人是以政府雇员的身份受领薪俸、全天候受雇于亲卫队办公处所，且以办理亲卫队业务作为其主要职业。多数的亲卫队全职人员均受雇于一般亲卫队所属的行政部门内。1942年，这些行政部门已肩负起综理亲卫队内所有业务的责任，其分工如下：[23][24]

亲卫队各行政部门首长与其下辖职员均免受军事征召。尽管如此，其中许多人，包括国家安全部部长海德里希在内，均仍以后备军人的身份服役于德意志国防军。此外，行政部门内的职员亦会接受较低阶级的待遇加入武装亲卫队，并以现役军人或后备军人的身份服役。到了1944年时，由于德国战败的局势已越发明显，一般亲卫队不再享有免除军事征召的特权；较低阶的职员均被编入战斗序列中，而资深官员则进入武装亲卫队担任将官。

亲卫队地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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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亲卫队的主体是遍布全德国的非全职人员。这些隶属于各地区单位的职员通常会一周著正式制服会面一次，同时履行各式各样的纳粹党职务，其中包括参与演习、意识型态指导与为纳粹党集会活动提供维安等。

亲卫队的地区单位均由亲卫队地区指挥部（英语：SS-Oberabschnitt）负责统筹指挥，而地区指挥部则直属于中央行政本部[25]；“亲卫队分区指挥部”（SS-Abschnitt）是次一级的指挥部门，负责管理各地区下的次分区[26]。“亲卫队旗队”（Standarten）是一般亲卫队的基础构成单位[27]。1934年以前，亲卫队成员是不支薪的，且其工作完全为自愿参与。1933年以后，亲卫队地区指挥部指挥官与其幕僚均被视为“全职人员”，但在一般亲卫队的阶级与名册中他们仍然仅是非全职人员。

一般亲卫队的普通人员并不能免除军事征召，因此许多人亦服役于德意志国防军中。至1942年时，多数的一般亲卫队非全职人员均已加入武装亲卫队或进入国防军中服役。层级较高的分区指挥部与地区指挥部则免于军事征召，但多数领导干部与职员仍自愿进入隶属于武装亲卫队的亲卫队与警察领袖（英语：SS and Police Leaders）本部服务。这些干部的征召免除特权于1944年废止，多数的一般亲卫队人员均被以后备军人的身份编入武装亲卫队内。

亲卫队安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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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盖世太保与刑事警察（英语：Kriminalpolizei (Nazi Germany)）正式成为保安警察的下级机关，并由已出任亲卫队保安处负责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指挥[14]。1939年9月27日，亲卫队保安处、盖世太保与刑事警察均统一划归亲卫队国家安全部指挥，同样由海德里希出任负责人[28]；而保安警察则于同一时期遭到废止。而普通的的德国制服警察“秩序警察”在1936年后同样划归亲卫队管辖，但从未正式并入一般亲卫队；不过仍有许多警察同时具有亲卫队成员的身份[14]。

1939年间，在海德里希的指示下，亲卫队内成立了以屠杀犹太人与其他族裔人民为目的的“别动队”[29]。随德军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后，别动队便广泛于德国武装部队控制下的地区内活动；其成员多半由亲卫队、亲卫队保安处与警察组成[30]。别动队原先隶属于保安警察，但于1939年9月指挥结构改组后归由国家安全部管辖。1941年，别动队为入侵苏联做准备；此时该队成员主要由保安处人员、盖世太保、刑事警察、秩序警察、亲卫队辅助单位与武装亲卫队成员组成[31]。所有的别动队人员均著灰色的武装亲卫队制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如别动队等安全部队所执行的任务被认为是对第三帝国有相当重要性的，因此其成员均免受军事征召。不过许多安全部队人员仍往往会加入武装亲卫队或进入国防军中服役。举例而言，武装亲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在武装亲卫队后备部队内的阶级为“下级突击队领袖”，而纳粹德国驻义大利罗马的情治机构首长赫柏特·卡普勒（英语：Herbert Kappler）则于德国陆军中任上士军阶。

随著德国在战事中逐步败退，对安全部队人员的免征令同样被废止；不过由于纳粹政权的本质使然，直至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为止对这些安全部队人员的需求始终没有减少过。基于这个理由，许多盖世太保成员、亲卫队保安处人员与刑事警察虽然同时具有后备军人身份，但却至战争结束为止都没有参与过正式战斗。

集中营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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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纳粹集中营管理人员原本均隶属于一般亲卫队下辖的集中营督察官（英语：Concentration Camps Inspectorate）指挥。所有集中营管理人员均于1933年被编入正式的集中营管理单位“亲卫队警卫部队”（SS-Wachverbände），并由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西奥多·艾克出任首任指挥官；该单位即是后来亲卫队骷髅总队的前身。此后，该单位逐渐分化为集中营管理部队与由亲卫队特别机动队指挥管理的军事构成部分[32][17]。

1944年，来自喀尔巴阡卢森尼亚地区的犹太人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

随著战事进行，纳粹政权种族政策的压迫程度越来越高，集中营系统与屠杀行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33]。1941年下半年，亲卫队开始建设毒气室等设施来取代别动队以加大屠杀的效率[34][35]。

新式灭绝营中的大屠杀受害者通常遭亲卫队人员以灌入一氧化碳的方式杀害[36]。莱茵哈德行动行动期间，亲卫队陆续于波兰境内设立了下列灭绝营：

在希姆莱的指示下，至1942年上半年时奥斯威辛集中营已大幅扩建，并包含了数个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的毒气室[38][39]。

1942年后，基于行政与后勤上的理由，集中营系统已完全划归武装亲卫队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营系统的最高层管理机关为由亲卫队上级集团领袖奥斯瓦尔德·波尔所领导的亲卫队经济行政本部。除了统筹集中营内的屠杀行动外，经济行政本部同时也是负责管理一般亲卫队财政支出、补给系统与商业计画的机关[40][41]。到了1944年时，集中营系统已完全与武装亲卫队整合，并划归亲卫队经济行政本部管理；此时的亲卫队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系统以便根据人力需求轮调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同时指派任务予负伤且已无法继续作战的武装亲卫队军官及士兵[42]。这项轮调系统即是所有亲卫队成员均知晓集中营存在与营区内的屠杀行为的有力论点，同时也是导致亲卫队于战后遭宣告为犯罪组织的因素之一[43]。

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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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下半年，一般亲卫队获得了日耳曼亲卫队的控制权；该组织是一种以一般亲卫队为样板，并在各西欧国家内扶植的在地辅助单位。

一般亲卫队同时下辖其他辅助单位，如“亲卫队妇女团”（SS-Frauenkorps）等，以及神职单位[44]，如“亲卫队妇女辅助团”（SS-Helferinnenkorps）等；上述两支单位均由自愿妇女组成，且普遍担任行政人员与支援人员，同时负责管理并守卫如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等的妇女集中营[45][46]。与男性亲卫队成员相同，这些单位的妇女同样广泛参与对犹太人、波兰人与其他人种的大屠杀行动[47]。

1942年，希姆莱在法国奥贝尔奈成立了“亲卫队国家辅助者学院”（Reichsschule für SS Helferinnen）以训练妇女胜任更多亲卫队职务，如此一来便有更多的男性成员可参与战斗任务。希姆莱同时意图将其手下的平民女性职员全部替换为自国家学院出身的亲卫队妇女成员，理由在于这些成员是经过挑选的，且已经过纳粹党的意识型态教育[48][49]。国家学院于1944年11月22日因盟军推进的原故而关闭[50]。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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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亲卫队与武装亲卫队的阶级系统系承袭冲锋队而来，且阶级名称均照旧沿用。然而，武装亲卫队与一般亲卫队的阶级系统因其指挥层级区分而有著重大的不同，而一名亲卫队成员事实上可以同时拥有两种阶级。举例而言，希姆莱的副官赫尔曼·菲格莱因于1940年时在一般亲卫队中的阶级为“亲卫队旗队领袖”（上校），但在武装亲卫队内的军衔却仅为“武装亲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中校）[51]。若一名亲卫队成员同时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则中央行政本部还会额外授予其亲卫队特别领袖（英语：SS-Sonderführer）的军衔。

亲卫队成员同时可以在国防军或纳粹党（英语：Ranks and insignia of the Nazi Party）中获授其他军阶。此外，许多资深亲卫队官员同时也是帝国政府的雇员；因此一名亲卫队成员可能同时拥有最多五个来自不同组织的阶级。专门研究亲卫队的美国历史学家马克·C·叶尔格（德语：Mark C. Yerger）曾说道：

多重层级与叠床架屋的指挥结构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人可以拥有一个阶级，并在受指派至其他单位时从一般亲卫队、武装亲卫队与警察等组织那里同时获得更多阶级...我完全相信即便是柏林中央政府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在某个时间点上谁担任了哪个职位；柏林文件中心的档案纪录就是最好的佐证[52]。

1944年时，几乎所有的亲卫队将官均获授同样阶级的武装亲卫队军衔；这些人早期的军事历练则完全不在授与阶级的考量范围之内。纳粹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给予亲卫队将官更多管理军事单位与战俘营的权力，且很显然是为了规避《海牙公约》战争条款的介入而为其所提供的保护措施[53]。在遭盟军俘虏时，亲卫队将官所受到的待遇将比照军事战俘，而非普通的治安官员。

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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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时，亲卫队号称拥有800,000名成员，其中约有600,000人隶属于武装亲卫队[5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武装亲卫队自草创初期仅拥有三个团兵力的小规模单位大幅成长为拥有38个师级部队的武装力量；其与德意志国防军均为纳粹德国所倚重的军事力量，但两者互不隶属、亦没有指挥从属关系[55]。相较之下，至战争结束时，一般亲卫队仅拥有略多于40,000人在其编制之下[56]。

战斗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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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卫队的非正式职员于1938年之前一直是一般亲卫队的核心中坚力量；在亲卫队的编制下，这些成员亦拥有自己的作战序列：自团级规模的“旗队”（Standarten），一路向上排序至“区队”（Oberabschnitte）指挥部门。在一般亲卫队中，旗队则是“突击大队”（Sturmbann）的下级单位，而旗队下又可划分为数个“突击小分队”（Sturme）。

突击小分队下还可分为数个“小分队”（Truppen）；分队旗下可分位数个“集合队”（Scharen）。对较大的一般亲卫队组织而言，集合队还可以分为数个“分队”（Rotte），其编制与普通军队中的伍相同。

将一般亲卫队并入第三帝国的警察与安全部队中是希姆莱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建立了如“国家保卫团”（Staatsschutzkorps）这样的组织以便强化纳粹主义在德国各处的实行，同时也用于维护国土治安。在生存空间的概念下，希姆莱更野心勃勃地计画在被占领的苏联国土上建立28个由亲卫队城市；这些城市将由亲卫队官员统治，由武装亲卫队把守，并供一般亲卫队成员居住。随著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步败退，希姆莱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但于维威尔斯堡（英语：Wewelsburg）建立的亲卫队堡垒被视为是实现该计画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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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编辑]
  1. ^ Weale 2010，第26页.
  2. ^ Weale 2010，第16, 26页.
  3. ^ McNab 2009，第10, 11页.
  4. ^ Weale 2010，第26, 27, 29页.
  5. ^ 5.0 5.1 5.2 McNab 2009，第16页.
  6. ^ Weale 2012，第32页.
  7. ^ Weale 2010，第32, 33页.
  8. ^ Weale 2010，第45–47页.
  9. ^ Weale 2012，第49页.
  10. ^ Weale 2010，第45–47, 300–305页.
  11. ^ Evans 2003，第228–229页.
  12. ^ Williams 2001，第61页.
  13. ^ Hildebrand 1984，第13–14页.
  14. ^ 14.0 14.1 14.2 14.3 Williams 2001，第77页.
  15. ^ Longerich 2012，第201, 469, 470页.
  16. ^ 16.0 16.1 Stein 1984，第23页.
  17. ^ 17.0 17.1 Padfield 2001，第129页.
  18. ^ Buchheim 1968，第258页.
  19. ^ Snyder 1994，第330页.
  20. ^ Flaherty 2004，第156页.
  21. ^ Koehl 2004，第212–213页.
  22. ^ Höhne 2001，第458页.
  23. ^ Yerger 1997，第13–21页.
  24. ^ Stackelberg 2007，第302页.
  25. ^ Yerger 1997，第82, 83页.
  26. ^ Yerger 1997，第117页.
  27. ^ Yerger 1997，第169页.
  28. ^ Gerwarth 2011，第163页.
  29. ^ Longerich 2012，第425页.
  30. ^ Longerich 2010，第144页.
  31. ^ Longerich 2010，第185页.
  32. ^ Wachsmann 2015，第196–198页.
  33. ^ Wachsmann 2010，第26–27, 196–198页.
  34. ^ Gerwarth 2011，第208页.
  35. ^ Longerich 2010，第279–280页.
  36. ^ Evans 2008，第283页.
  37. ^ 37.0 37.1 37.2 Evans 2008，第283, 287, 290页.
  38. ^ Evans 2008，第295, 299–300页.
  39. ^ Wachsmann 2010，第29页.
  40. ^ Weale 2012，第115页.
  41. ^ Longerich 2012，第559页.
  42. ^ Reitlinger 1989，第265页.
  43. ^ Stein 1984，第258–263页.
  44. ^ Lower 2013，第108页.
  45. ^ Schwarz 1997，第223–244页.
  46. ^ Lower 2013，第108–109页.
  47. ^ Lower 2013，第109页.
  48. ^ Century 2011.
  49. ^ Rempel 1989，第223–224页.
  50. ^ Mühlenberg 2011，第27页.
  51. ^ Miller 2006，第306页.
  52. ^ Yerger 1997，第10页.
  53. ^ Nuremberg Trial Proceedings Volume 20 day 195.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2009-0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8-04）. 
  54. ^ Stein 1984，第xxv页.
  55. ^ McNab 2009，第54, 56, 57, 66页.
  56. ^ Stein 1984，第xxi页.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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