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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相传一块英语告示树立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的外滩公园，这说法广泛记载于于1900-20年代清末民初革命者及爱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个人笔记与演讲（最有名者为孙中山），1910年代起亦流传于在华外国人的英语散文而令到“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在英语圈同样知名。[1]民国时各方记忆与措辞极不一致，1964年毛泽东指示《东方红》歌舞剧加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一锤定音统一了措辞并令这句话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后爱国主义教育的集体记忆。[2][3]1972年香港电影《精武门》据此传说，李小龙在上海公共租界怒踢此门牌的经典一幕，这电影令这传说广泛传播于香港与各地华人。[4]
当时上海历史，正经历两波爱国主义运动。首先是1901-1905年，晚清的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周有生案、大闹会审公堂案等；之后是1919年五四运动引爆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尤其要求增设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华人董事”（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1919年巴黎和会后引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运动。由此学者指出“这些名人记录该木牌的真实意图，是要表达对租界当局实行殖民歧视政策的愤懑与对自己民族所受灾难的担忧，并希望通过这种记录来唤起更多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强”。[3]
考证
[编辑]告示原文
[编辑]当时公园的规则中，没有把“华人”和“狗”的禁止事项放在同一个句子里[4]。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本杰明·鲍惠尔（John Benjamin Powell）：在这些规定中，除了禁止攀折花木，毁损公共财物外，还有一条是禁止携带家犬入内；而紧接着这一项，下面一项是：“中国人，除前来工作的苦力外，不许入内。”(No Chinese,excepting work coolies,are admitted.)就是这一块木牌上的规定，后来变成中国人和外国人间很严重的一个政治问题。当这个问题愈闹愈严重，愈闹范围愈扩大之后，专做学生运动的煽动家便很巧妙地、很有效地把它说成：“狗与中国人不许入内。”[3]
爱国知识分子的记录是否可信
[编辑]“这一说法主要是出现在当时一些名人笔记中，而这些名人又恰恰是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人物。孙中山、蔡和森、方志敏等是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话语权的主导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在进入他们的文字记录后，便很快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以至于转换成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3]
这一传说最早出自于周作人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提及的亲身经历，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他看到的是“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不过周作人的记载存在争议，认为确有其事的，主张日记是周作人当天写的亲身经历，他写在日记里给自己看没必要撒谎；[5]然而怀疑论者认为该日记是1960年代文革前夕卖给鲁迅博物馆才得以公开的，在1903年写成至文革期间是否遭到周作人自己或者鲁迅博物馆修改措辞，还有待查证，故周作人日记的记录不能作准。
清末民初的中国文人、以至在华外国人的外语散文集里，[1]都据之而二次创作出多种不同措辞、不同史实背景的版本，如1923年蔡和森说他看到的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八个字；1924年孙文在《中国内乱之原因》一文中说是“狗同中国人不许入”这八字；杨昌济于1913年写道：“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方志敏在其著作《可爱的中国》中记录牌子上写有“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八个字，陈盂熙则指，“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6]此外，陈岱孙、周而复、曹聚仁、苏步青、宋振庭等都创作了与该牌有关的故事。
《申报》从没记录
[编辑]《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1912年史量才接手该报后，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办报宗旨。这份颇具影响的报刊有充分的理由对当时颇受民众关注的上海租界公园问题予以关注，因此，《申报》从1878年6月至1928年6月至少刊载了20余篇关于上海租界公园限制华人进园游览的文章。然而，在这20余篇文字中，“华人与狗”的字眼却没有出现过一次
1994年舆论反弹
[编辑]由于此传说有孙中山等人背书，在中国，它的真实性至1994年才开始被质疑，但舆情在1994年强烈反弹。1994年，薛理勇在《世纪》杂志发表《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文中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是“编造一个史实去哗众取宠”。薛理勇文章一出，激起全国很多批判文章与反驳文章，《世纪》被逼声明“本刊未对史实严格核对即予发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感谢读者的诚意批评”并转载多位反驳者的稿件。[2]
2000年代多位公知重提此事指出牌子确不存在，在2010年代网络斥责公知哗众取宠，并衍生“牌子不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都市传说的论调。
- 吴恒 2012 "华人不得入内"的歧视的确存在,但歧视程度并非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般在公共场合将"华人"与"狗"单独并列之大[7]
- 1999. 石川祯浩，“犬と中国人は入るべからず”问题再考[8]
- 早期华人被门卫阻挡:[11]
西方研究这一传说的“历史符号学”
[编辑]1995年英国史家毕可思一篇广为引用的考证指出这牌子在史学界公认毫无疑问并不存在，由此西方研究重点在于这一传说的历史符号学意义。[1]
在华英国人最早于1927年反驳这一传说，1927年英国商人在天津商会“Tientsin British Committee of Information”就印制小册子澄清事实，指斥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完全是捏造，是用来抹黑英国。[1]
参考文献
[编辑]- ^ 1.0 1.1 1.2 1.3 Bickers, Robert A.; Wasserstrom, Jeffrey N.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June, (142).
- ^ 2.0 2.1 真有“华人与狗”的木牌吗？. 腾讯历史. 2016-01-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12）.
- ^ 3.0 3.1 3.2 3.3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较量―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字资料的历史解读 (4).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使用
|archiveurl=需要含有|archivedate=(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量 author=(帮助);|journal=被忽略 (帮助) - ^ 4.0 4.1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12-03-26.
- ^ 方舟子. 究竟有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2019-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使用
|archiveurl=需要含有|archivedate=(帮助)）. - ^ 谁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 [16 August 2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年3月4日）.
- ^ 吴恒. “华人与狗”与“‘华人'与‘狗'”——以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为中心重新检视近代上海租界公园歧视华人的史实与传闻. 《近代史学刊(第9辑)》. 2012.
- ^ 石川祯浩，“犬と中国人は入るべからず”问题再考，结集于伊藤之雄; 川田稔 (编). 《環太平洋の国際秩序の模索と日本》. 山川出版社. 1999: 75-94. 该文译成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结集于石川祯浩.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已忽略未知参数
|trans-last=(帮助) 中文译文后来公开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问题考. 网易号-孟话历史. 2020-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4）. - ^ 熊月之.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示的迷雾与真相. 上海文汇报 (上海报业集团). 2014-12-30: 第12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14）.
- ^ 宋华成 (编).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示有没有存在过？. 搜狐历史. 20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06）.
- ^ 马福龙; 徐国梁; 虞骁.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党史信息报》. 1994年6月1日, (203). 全文公开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官方网站. 2016-1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7）.
- ^ 空引用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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