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克羅埃西亞之春

這是一篇優良條目，請按此取得更多資訊。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克羅埃西亞之春
1971年12月13日《晚報》頭版宣布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人辭職
日期1967年3月17日至1971年12月1日
（四年八月零兩周）
地點
克羅埃西亞、南斯拉夫
起因
目標
方法
結果
衝突方
  • 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改革派
  • 克羅埃西亞之母
  • 克羅埃西亞學生聯合會
領導人物

克羅埃西亞之春（克羅埃西亞語：Hrvatsko proljeće或Maspok）是1967至1971年克羅埃西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發生的政治衝突。克羅埃西亞屬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六大加盟共和國，此時由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克共盟」）統治，該黨名義上不受約瑟普·布羅茲·狄托總統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南共盟」）統屬。南斯拉夫20世紀60年代發起連串旨在提升經濟的改革，領導人為保護各自共和國經濟利益採取的措施越來越政治化。克共盟改革派在此期間大致認同文化機構「克羅埃西亞之母」，與保守派勢不兩立。

克羅埃西亞之母在20世紀60年代末充當各種社會不滿的傳聲筒，薩夫卡·達布切維奇－庫查爾與米科·特里帕洛為首的克共盟改革派在70年代初吸納該組織。不滿起初主要關注經濟民族主義，改革派希望減少克羅埃西亞境內公司需向聯邦政府上繳的硬通貨，後來加上強化自治，反對克羅埃西亞塞族在克羅埃西亞境內安全、政治等領域代表權過高（無論事實如此還是純屬主觀臆測）等政治訴求。雙方還特別關注克羅埃西亞語是否有別於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

克羅埃西亞之春令該國歷史人物名望提升，如19世紀克羅埃西亞政治家、奧地利帝國高級軍官約西普·耶拉契奇，克羅埃西亞農民黨遇刺領導人斯捷潘·拉迪奇，愛國歌曲、美術品等表達克羅埃西亞文化的作品增多。學校課程計劃增加克羅埃西亞內容，改革派為降低關鍵領域塞族人員比例提出各種措施，計劃修改《克羅埃西亞憲法》，強調共和國是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國家，還要求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向自治共和國轉讓部分權力。上述訴求令克羅埃西亞人與克羅埃西亞塞族關係激化，克共盟改革派與保守派不共戴天。

其他加盟共和國、南共盟、狄托本人起初沒有理會克羅埃西亞內部鬥爭，但狄托與南共盟在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勢頭壯大後干預，克共盟領導人像其他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改革派一樣被迫辭職。不過改革方針未受影響，下台領導人的大部分要求後來均獲採納，促成新的聯邦制推動日後南斯拉夫解體。

背景

[編輯]

經濟危機

[編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克羅埃西亞屬南斯拉夫聯邦六大加盟共和國

20世紀60年代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根據憲法屬聯邦制國家，由波赫、克羅埃西亞、馬其頓、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六大人民共和國組成，但實際采中央集權統治。南斯拉夫陷入經濟衰退，倉促推行的經濟改革缺乏實效。1962年經濟問題惡化，引發經濟體系基礎辯論。[1]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是南斯拉夫執政黨，總統約瑟普·布羅茲·狄托三月召開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黨派職能、中央政府與加盟共和國的關係。南斯拉夫副總統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公開支持塞族同胞，在會上與米哈·馬林科、謝爾蓋·克拉伊蓋爾等斯洛維尼亞委員激烈衝突，副總理愛德華·卡達爾支持斯洛維尼亞同胞，但不像蘭科維奇那麼公開。斯洛維尼亞代表團主張威權下放加盟共和國，塞族力求維持中央政府在決策和向欠發達加盟國分配稅收方面的絕對主導，此舉能保證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受益匪淺。[2]1963年通過的新憲法授予加盟共和國更多權力[3]，次年南共盟第八次代表大會擴大黨派分支機構權力[4]。

改革政治化

[編輯]

1964和1965年南斯拉夫實施進一步經濟改革，把很大的聯邦權力移交加盟共和國與獨立公司。部分改革措施加劇銀行、保險公司、南斯拉夫政府與加盟共和國政府各自把持對外貿易組織之間的衝突，而且衝突還有越來越政治化、民族化的趨勢。[1]各方為競爭結盟，蘭科維奇除塞爾維亞外還有波赫、蒙特內哥羅支持，斯洛維尼亞獲克羅埃西亞支持，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總書記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深信權力下放對其他加盟共和國同樣有利。巴卡里奇還說服馬其頓共產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馬共盟」）中央總書記克爾斯特·茨爾文科夫斯基支持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改革集團，推動頒布限制聯邦權力、有利加盟共和國的實質法律。衝突實質是塞爾維亞與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的利益之爭。[5]

克羅埃西亞把蘭科維奇在塞爾維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塞共盟」）和蒙特內哥羅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盟友所持立場視為「霸權主義」，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更得民心[6]。據美國駐札格瑞布領事海琳·巴傑估算，20世紀60年代中期克共盟半數黨員和八成克族人口抱持民族主義觀念[7]。

改革勢力高峰

[編輯]
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倒台代表南斯拉夫進入改革派主導時期

前述改革顯然未達預期目標，南共盟指責塞爾維亞領導層抵制改革[8]。卡達爾1966年初說服狄托撤除蘭科維奇的南共盟中央委員、南斯拉夫副總統職務。蘭科維奇被控陰謀奪權、無視南共盟第八次代表大會決定、直接或利用盟友把持南斯拉夫國安部、[9]非法竊聽狄托等南共盟領導層[10]。狄托把蘭科維奇倒台視為南斯拉夫權力進一步下放的機遇[11]，他在權力移交各聯邦成員期間變成加盟共和國間爭端唯一的仲裁人[12]。

南斯拉夫憲法1967至1968年再度修訂，進一步削減聯邦權力保障加盟共和國利益[13]。改革聯盟在1969年3月南共盟第九次代表大會達到巔峰，會上提出下放國家各方面權力。世界銀行為南斯拉夫修調整公路提供貸款，聯邦政府決定擱置斯洛維尼亞境內路段修築計劃，改在克羅埃西亞和馬其頓修建，導致改革聯盟產生重大分歧。加盟共和國（斯洛維尼亞）首次抗議聯邦政府決定，但於事無補。局勢一度非常激烈，斯洛維尼亞當局公開宣稱本無打算退出聯邦，事後表示不再支持改革聯盟。1970年4月，克共盟和馬共盟對南共盟施壓，要求決策採取一致通過原則，南共盟在各加盟共和國的分支對聯盟決策有否決權。[14]

1968年6月貝爾格勒爆發學生運動，抗議南斯拉夫獨裁專制、對市場改革乃至社會產生不良影響。六八運動在全球風起雲湧，[15]與針對馬克思人文主義實踐學派改革提案的批判浪潮都對學生影響很大[16]。他們反對分權，通過學生雜誌《實踐》批評南斯拉夫民族主義[17]。經狄托推動[18]，政治立場融共產主義教條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於一體的佩塔爾·斯坦鮑利奇等塞共盟領導人1968年11月下台[19]。狄托對斯坦鮑利奇尤其不滿，認為他沒有及時制止學潮[19]。馬爾科·尼克吉奇繼任塞共盟主席，拉蒂卡·佩羅維奇任書記。兩人支持市場化改革，主張不干涉其他加盟共和國事務，但又譴責塞爾維亞境外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20]

民族復興

[編輯]

不滿

[編輯]

20世紀60年代接近尾聲，克羅埃西亞境內經濟改革尚未取得明顯成果。駐貝爾格勒聯邦銀行依然主導南斯拉夫貸款市場和對外貿易。總部在克羅埃西亞的銀行被擠出人氣旅遊區達爾馬提亞，酒店逐漸落入總部位於貝爾格勒的大公司掌握。克羅埃西亞媒體宣稱，對塞爾維亞公司有利的購買協議源於政治壓力和賄賂，局勢經過渲染從經濟衝突變成種族之爭。[21]

民族主義者認為部分政策威脅克羅埃西亞文化與人口構成，如利用教科書壓制克羅埃西亞民族情緒；借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標準化運動之名、行倡導塞爾維亞方言之實；塞族人口轉移；鼓動達爾馬提亞地區主義，令局勢更加惡化[22]。達爾馬提亞和克羅埃西亞其他地區設立塞族自治省的倡議火上澆油，變成威脅克羅埃西亞領土完整的手段[23]。克羅埃西亞大量民眾認定上述手段意在削弱共和國實力，對變化源於經濟現象或現代化等解讀根本聽不進去[22]。克羅埃西亞作家協會主席佩塔·什格丁1969年初在克羅埃西亞之母出版的《科洛》雜誌發文列舉民間不滿情緒，指控南斯拉夫政府企圖同化克羅埃西亞[24]。

語言問題

[編輯]
同代文學報紙《電報》1967年3月17日刊登《克羅埃西亞語言文字地位宣言》

根據1954年《新沙德協定》編撰的前兩卷《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文學與方言詞典》於1967年出版，引發克羅埃西亞語獨立語言地位之爭。兩卷詞典要麼未收錄克羅埃西亞語常見表達，要麼將其視為方言，把塞爾維亞語當成標準。1966年米洛什·莫斯科夫列維奇出版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詞典與協定無關，但直接從詞彙表省略「克羅埃西亞人」之舉可謂火上澆油。[25]

1967年3月17日，80名共產主義者在內的130名克羅埃西亞語言學家發布《克羅埃西亞語言文字地位宣言》[26]，批判1967年字典，呼籲正式承認克羅埃西亞語的獨立語言地位，要求克羅埃西亞政府在正式場合使用克羅埃西亞語，此舉對該國許多塞族官僚不利[25]。54名塞族作家為此起草《回應建言》，要求貝爾格勒電視台採用西里爾字母，向克羅埃西亞塞族提供塞爾維亞語教育[26]。南共盟在宣言面世後幾天內多次發聲譴責，宣言在克羅埃西亞也未獲普遍支持。克羅埃西亞議會副議長米洛舍·然科指責克羅埃西亞工人運動史研究所主任弗拉尼奧·圖季曼、克羅埃西亞遺產基金會主席韋奇埃斯拉夫·霍爾耶瓦茨為人所共知的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提供工作。《克羅埃西亞語言文字地位宣言》代表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情緒抬頭，持續四年的運動史稱「克羅埃西亞之春」。[25]

「塞爾維亞之母」堅稱克羅埃西亞語只是塞爾維亞語方言，克羅埃西亞之母1970年11月22日退出《新沙德協定》後出版斯特凡·巴比奇、博伊達爾·芬卡、米蘭·莫古什編寫的新克羅埃西亞語字典和正字法手冊，塞爾維亞報以譴責[27][28]。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還以顏色，提倡語言純化並修改教科書加大克羅埃西亞歷史與文化教育力度。克羅埃西亞之母成為號召民族復興的旗幟，經濟部長希梅·焦丹人氣尤為高漲。[24]1970年克羅埃西亞之母會員從兩千激增至四萬，政治影響加大[29]。另經克共盟支持，克羅埃西亞之母對南斯拉夫鐵路的投訴得以解決，所有採用塞爾維亞易卡語拼寫的正式通知和時刻表增加克羅埃西亞耶卡語拼寫[23]。

支持克羅埃西亞之母的報刊雜誌眾多，該組織還自辦《克羅埃西亞周刊》，積極鼓吹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24]。新刊物由弗拉多·戈托瓦克主編[30]，訂閱讀者很快超越檔案記錄報《信使報》等克羅埃西亞所有報紙[24]。

克共盟派系之爭

[編輯]
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改革派領導人米科·特里帕洛

克共盟內部對是否支持克羅埃西亞之母分歧顯著，領導人大多避而不談[31]。黨內改革派系包括中央委員會書記薩夫卡·達布切維奇－庫查爾、米科·特里帕洛，還有佩羅·皮爾克爾、德拉古廷·哈拉米亞、伊凡·希布爾等人支持[17]。達布切維奇－庫查爾、特里帕洛、皮爾克1969年借巴卡里奇支持登上黨派高位[32]。改革派的對手人稱保守派或反改革派，以然科、斯蒂佩·舒瓦爾、杜尚·德拉戈薩瓦茨、尤雷·比利奇、米盧廷·巴爾蒂奇為首，為尋求支持同實踐學派結盟。達布切維奇－庫查爾與特里帕洛在克共盟內部找到焦丹、馬爾科·韋塞利察等同樣身居高位或與克羅埃西亞之母關係密切的盟友。[17]1969年末，然科在《鬥爭報》撰文批評巴卡里奇與克共盟領導人，指控他們存在民族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立場。他還以連串文章譴責《信使報》、札格瑞布廣播電視台、《克羅埃西亞文學》雜誌及其寫手布魯諾·布什。然科點名批評作家舍格丁、戈托瓦茨、托米斯拉夫·拉丹，文學批評家弗拉特科·帕夫萊蒂奇、伊果·曼迪奇、布拉尼米·多納特，《周三信使報》主編克雷希米爾·德澤巴，《信使報》政治專欄作家內達·克姆波蒂奇，天主教札格瑞布總教區周刊《大公會議之聲》主編伊夫科·庫斯蒂奇，歷史學家特爾皮米爾·馬坎，美術史學家約翰·格爾戈·加穆林，經濟學家焦丹、赫沃耶·索舍維奇、馬爾科·韋塞利察、弗拉迪米爾·韋塞利察煽動民族主義觀念。狄托12月19日批評然科大肆發文抨擊對手。[33]1970年1月，達布舍維奇－庫采爾指控然科倡導一元論、企圖推翻黨的領導。然科被免去一切政治職務，克共盟向克羅埃西亞之母立場靠攏。[31]拉蒂卡·佩羅維奇等人的著作把然科下台視為克羅埃西亞之春起點[34]。

克共盟的核心經濟訴求始終不變，要求克羅埃西亞有權保留更多外匯收入[35]。該黨同斯洛維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斯共盟」）、馬共盟維持良好關係，爭取科索沃共產主義者聯盟支持。塞共盟不接受克共盟的經濟訴求，馬爾科·維塞利卡對其他改革的支持於事無補，克共盟把塞共盟斥為「工會分子」。[36]克共盟抗議共和國境內警察、安全部隊、軍隊、政經機構的克族比例遠不及人口比例，民間普遍呼籲以克族取代塞族在上述機構的主導地位[37]。從聯邦層面統計，塞族占南斯拉夫人口近四成，克族近兩成，但塞族公務員占比達六成七，克族僅九個百分點[38]。南斯拉夫人民軍軍官塞族占比高達六至七成[39]。克羅埃西亞的塞族人口約占一成半[40]，但在克共盟卻占近四分之一，警察過半[41]。

克共盟參與直至1971年中期

[編輯]
1969至1971年克羅埃西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薩夫卡·達布舍維奇－庫采爾是克羅埃西亞之春的重要參與者

1970年12月，克共盟人選在札格瑞布大學副校長選舉不敵獨立候選人伊凡·茲沃尼米爾·契薩克。1971年4月，總部位於札格瑞布的其他學生組織均由非共產主義者接手。德拉任·布迪沙當選札格瑞布學生聯合會主席，安特·帕拉季克任克羅埃西亞學生聯合會主席。[42]

副校長選舉數天後，狄托要求達布舍維奇－庫采爾下令逮捕什格丁、馬爾科·維塞利卡、布迪沙、契薩克、奧丹被拒[43]，此舉令她在克羅埃西亞名望急升。5月7日是盟軍1945年收復札格瑞布26周年，20萬人參加集會。據美國觀察員匯報，達布舍維奇－庫采爾的演講因群眾歡呼和鼓掌中斷約40次，而且民眾顯然是向她而非克共盟致意。[44]另據英國駐南斯拉夫大使杜格爾德·史都華回憶，達布舍維奇－庫采爾與特里帕洛非常善於利用公共政治集會，演講吸引的民眾可比足球賽[45]。

1971年6月通過的南斯拉夫憲法修正案進一步限制聯邦權力，完全由聯邦政府保留的權力只有外交、對外貿易、國防、共同貨幣、共同關稅。南斯拉夫成立跨共和國委員會制定決策，再由聯邦政府批准。[46]同年克共盟要求銀行業和對外貿易領域進一步分權，准許克羅埃西亞保留更多外匯收入。提出要求的不止該黨中央委員會，其他勢力所提主張範圍從建立克羅埃西亞軍隊直至國家完全獨立。[47]最後克羅埃西亞之春的牽涉範圍越來越廣，包括反中央集權、溫和派與極端民族主義，親烏斯塔沙、反共主義、改革派、民主、民主社會主義、自由派、自由意志主義[32]。

塞共盟領導層沒有批評克共盟，尼克吉奇與佩羅維奇1971年甚至在狄托面前為克羅埃西亞改革派辯護[48]。塞族與克族報紙互指敵對、民族主義、一元論，狄托承認媒體已不受南共盟控制[49]。同年七月狄托與克共盟高層會晤，表示擔心政治局勢，為將特里帕洛調離該黨甚至許以南斯拉夫總理高位，但特里帕洛不接受[50]。保守派取得足夠支持，同月將「民族主義頭目」奧丹和馬爾科·維塞利卡開除出黨[17]。

克共盟8月2日公布行動綱領，把民族主義稱為「民族運動」並持否定態度，譴責與克羅埃西亞之母關係密切的未具名個人陰謀對抗克共盟與南共盟。克共盟領導人認為方案會在11月召開的全體會議正式通過或否決。[51]9月14日克共盟再度與狄托會晤，堅稱他對局勢有誤解，狄托會後表示確信克羅埃西亞沒有落入沙文主義泥潭[50]，還表示認可克共盟改革南斯拉夫外匯政策的建議。特里帕洛會後提議無需再考慮上述行動綱領。[52]

歷史認同

[編輯]
克羅埃西亞領導人在克羅埃西亞之春宣布以克羅埃西亞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通過的聯邦模式為目標，上圖是安德烈亞·希布倫在該委員會第三次大會講話

克羅埃西亞之春激發人們對克族歷史人物的興趣。札格瑞布掛起紀念牌匾，紀念克羅埃西亞農民黨創始人、二戰爆發前就在南斯拉夫王國積極主張克族利益的斯捷潘·拉迪奇，梅特科維奇隨後為他立碑。希貝尼克取消為法西斯主義受害人立碑的計劃，豎起中世紀克羅埃西亞國王佩塔爾·克雷希米爾四世雕像。[53]波熱加1969年重建以18世紀潘都爾兵命名的遊行樂隊和親歷歷史部隊[54]。還有呼聲要求恢復札格瑞布中央廣場1947年被克共盟剷除的19世紀克羅埃西亞總督約西普·耶拉契奇紀念碑，但未獲採納[53]。

克羅埃西亞傳統愛國歌曲（有些一度被禁）再度流行，此時這類歌曲最具人氣和爭議的歌手是懷斯·武科夫[53]。《我們美麗的祖國》作為愛國歌曲回歸正式場合，在札格瑞布主教座堂掛匾紀念參與17世紀巨頭密謀的貴族之際奏響。複述16世紀錫蓋特堡戰役的歌劇《尼古拉·舒比奇·茲林斯基》在札格瑞布克羅埃西亞國家劇院演出時往往一票難求。奧頓·伊夫科維奇描繪克羅埃西亞歷史的畫作非常熱門。[55][56]克羅埃西亞歷史方格盾徽成為流行標誌，縫上年輕人的外套和貝雷帽，還製成貼紙貼上汽車擋風玻璃，1969年札格瑞布迪納摩足球俱樂部把方格盾徽融入俱樂部徽章。南斯拉夫國旗屹立之處總伴有克羅埃西亞國旗，而且在克羅埃西亞全面採用，數量達南斯拉夫國旗十倍。[56]

克共盟進而指出天主教會對克羅埃西亞文化和政治認同意義重大，達布舍維奇－庫采爾事後表示此舉是她意在制衡塞族沙文主義起源的塞爾維亞正教會[57]。天主教對克羅埃西亞之春影響不大，但聖母崇拜同期納入克羅埃西亞民族象徵，有助於加強民族認同。14世紀克羅埃西亞方濟各會修士和1970年傳教士尼可拉斯·塔維利奇封聖令上述認同更為穩固。[58]

克共盟維持源自游擊隊時期的傳統政策，認為南斯拉夫聯邦與二戰時期克羅埃西亞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的設想不符，特別是沒有落實委員會針對克羅埃西亞問題的解決方案。克共盟宣稱，民族情感是對利益的合理表達，共產主義者理應保護，南斯拉夫應當組織成民族主權共和國共同體。[59]《克羅埃西亞周刊》發表圖季曼讚頌克羅埃西亞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的文章，雜誌封面是戰時克羅埃西亞共產黨總書記安德烈亞·希布倫的照片[60]，南共盟自1948年蘇南衝突以來就把他批為叛徒、蘇聯間諜。文章請求為希布倫正名，但克共盟沒有理會。[59]文章源自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高官安特·西利加等反共流亡人員的「恢復道德」倡議[61]。

要求自治並制訂新憲法

[編輯]

克羅埃西亞之春期間，克羅埃西亞境內克族與塞族的民眾關係受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表述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針對二戰的說法。克族重視塞爾維亞王家陸軍對塞族統治南斯拉夫王國的作用，如何在1945年布萊堡遣返後屠殺通敵烏斯塔沙軍人乃至認同他們的人；塞族對克族加入奧匈帝國參與塞爾維亞戰役、特別是烏斯塔沙在軸心國傀儡政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屠殺塞族耿耿於懷。[62]圖季曼在《克羅埃西亞周刊》發表大量文章表達克羅埃西亞之母與克共盟的多數觀點：克族對南斯拉夫游擊隊鬥爭貢獻良多，不應為烏斯塔沙的罪行承擔集體責任[63]。

克羅埃西亞塞族的民族主義隨克羅埃西亞民族復興爆發，「塞爾維亞文化學會」1969年成為克羅埃西亞塞族民族主義的中流砥柱[64]。克共盟改革派提出修改中小學語文和歷史課程的計劃，覆蓋克羅埃西亞主題的占四分之三[65]，塞爾維亞文化學會批評此舉威脅塞族文化權利。學會反對克共盟重新解讀戰時游擊隊鬥爭、在南斯拉夫框架內解放克羅埃西亞民族的意圖。[66]塞爾維亞文化學會1971年要求官方語言在克羅埃西亞語和拉丁語基礎上增加塞爾維亞語和西里爾語，立法保障塞爾維亞民族平等[64]。學會反對克羅埃西亞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與克共盟主張的聯邦模式，堅稱南斯拉夫不需要民族主義。學會還譴責克羅埃西亞之母，宣稱克羅埃西亞塞族會在塞爾維亞的幫助下保持民族認同，不受共和國邊界限制。[67]

塞爾維亞文化學會的拉德·布拉特要求為克羅埃西亞塞族建立自治省，還有人提出賦予達爾馬提亞自治權[67]。克共盟中央委員會宣布克羅埃西亞境內任何地區都不能提出任何形式的合法自治要求，達爾馬提亞地區自治屬於叛國[23]。如此回應與該黨的民族同質化目標相符，克共盟為此在1971年克羅埃西亞人口普查期間取消民族身份欄的地區選項[65]。克羅埃西亞之母引領運動強調克族與塞族的區別，並以克羅埃西亞塞族語種隨時代變化為例，從易卡語為主變成易卡語和耶卡語混合，再變成耶卡語為主[40]。

塞族哲學家米哈伊洛·尤里奇表示，克羅埃西亞憲法僅說明共和國是克族民族國家，應該提到塞族，此言在1971年3月南斯拉夫憲法改革背景下引發連串公共辯論。南共盟起訴並囚禁尤里奇，克羅埃西亞之母提出憲法修正案進一步強調克羅埃西亞民族地位。克共盟沒有接受克羅埃西亞之母的提議，把自行起草的修正案稱為折衷方案。通過的修正案明確提及克羅埃西亞塞族，但克羅埃西亞仍是克族「民族國家」，對克羅埃西亞塞族的表述略有不同[注 1]，憲法沒有解釋不同措辭的含義。[68]1971年9月中旬種族局勢已經非常緊張，達爾馬提亞北部的塞族與克族居民為防範彼此拿起武裝[51]。

克羅埃西亞境外

[編輯]
克羅埃西亞之春期間恢復札格瑞布中央廣場約西普·耶拉契奇紀念碑（圖）的提議未獲採納

1971年2月，西柏林出版的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流亡人員雜誌《克羅埃西亞事態》刊登駐莫斯科記者文章，宣稱華沙條約組織會幫克羅埃西亞爭取獨立，取得同期芬蘭享有的地位，還稱克共盟正與烏斯塔沙流亡人士合作。南斯拉夫駐柏林軍事特派團將文章內容上報軍事情報局，附上據稱在克羅埃西亞行動的烏斯塔沙流亡人士名單。南斯拉夫當局信以為真，[69]擔心蘇聯煽動並協助克共盟和烏斯塔沙流亡分子[70]。4月7日聯邦調查認定文章內容不實，當局決定掩蓋傳言和調查。克共盟馬上宣布此事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陰謀，南斯拉夫駐瑞典大使當天遭烏斯塔沙流亡人士槍擊後傷重不治，此事與前述報導無關，但令緊張局勢升級。[69]達布舍維奇－庫采爾指出，克共盟領導人不信任政治流亡人士，認為他們同南斯拉夫國安局有聯繫，而且這幫人的過激行徑對克共盟立場不利[71]。

1970年1月克共盟轉向克羅埃西亞之母立場後波赫領導人態度謹慎[72]，但雙邊關係大為緊張，特別是克羅埃西亞之母控制的報刊與波赫檔案記錄報《解放報》刀來劍往[73]。波赫領導人起初能明確區分克共盟與克羅埃西亞之母的立場，但情況隨時間推移生變[74]。克羅埃西亞之母同年九月擴大駐波赫和佛伊弗迪納塞族自治省的行動規模，宣稱蘭科維奇時代政策導致這些地區政府機構的克族人太少。1971年11月，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鼓吹克羅埃西亞吞併波赫部分領土矯正局勢，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於是主張塞爾維亞吞併波赫其他地區。[75]波赫很快禁止克羅埃西亞之母在該國設立分部[73]。

外交考量

[編輯]
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1970年向約瑟普·布羅茲·狄托提供蘇聯援助

南共盟領導人1971年4月28至30日在布里俄尼會晤，狄托接到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的電話，後自稱謝絕對方提出幫南斯拉夫解決政治危機的提議。狄托與克共盟都認為，布里茲涅夫在1968年華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致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此次不過故伎重演，華沙侵略迫在眉睫。克共盟部分中央委員認為狄托捏造此事強化自身地位，但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斯捷潘諾維奇·波利揚斯基確認布里茲涅夫的確和狄托有上述交流。[76]

1970年約旦內戰後，美國希望提升在地中海地區的地位，美國總統理查·尼克森到訪當地多個國家和地區[77]。針對南斯拉夫的國事訪問從1970年9月30日持續到10月2日，尼克森在克羅埃西亞政府駐地札格瑞布總督府的祝酒詞引發爭議[78]。祝酒詞以「克羅埃西亞萬歲！南斯拉夫萬歲！」結尾，外界猜測此言到底只是禮儀，還是宣告支持克羅埃西亞獨立。南斯拉夫駐美大使認為尼克森此言是對南斯拉夫解體的戰略定位。[79]

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與南斯拉夫關係緊張，布里茲涅夫1971年9月22至25日主動訪問南斯拉夫提出友好協議，但狄托為免靠攏東方集團之嫌回絕[80]。南斯拉夫通過美國國務卿威廉·P·羅傑斯正式告知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的會晤不順利。為向狄托保證美國將向南斯拉夫提供政經軍三重支持，美國正式邀請狄托訪問，同年10月30日他和尼克森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見面。[81]

鎮壓與清洗

[編輯]

十一月全會與學潮

[編輯]
弗拉迪米爾·巴卡里奇協助取代克羅埃西亞改革派領導人

達布舍維奇－庫采爾在11月5日克共盟全會表示，克羅埃西亞之春是國家與黨派團結的證明，不應為求革命純潔而犧牲。她否決巴卡里奇修改克共盟政策的各項提議，以比利奇、德拉戈薩瓦茨為代表的保守派要求執行八月行動綱領。問題沒在全會解決，巴卡里奇會後決定支持比利奇和德拉戈薩瓦茨，要求狄托干預。[82]狄托11月12至15日造訪波赫布戈伊諾，該國領導人布蘭科·米庫利奇、哈姆迪亞·波茲德拉茨、德拉古丁·科索瓦茨接待。南斯拉夫總理傑馬爾·比耶迪奇11月13日抵達，批評克共盟改變外匯收入分配的主張。德拉戈薩瓦茨11月14至15日與狄托就克羅埃西亞之春問題會談，[83]南斯拉夫人民軍高官11月15日向狄托播放克羅埃西亞政治集會錄音，民族主義者和克共盟黨員大呼反狄托口號的聲音清晰可聞[82]。

克共盟中央委員會11月17至23日秘密召開擴大會議，但兩大敵對派系無法達成一致[82]。11月22日，札格瑞布三千高校學子投票決定次日早上開始罷課，抗議聯邦政府規管硬通貨、銀行、貿易，後在帕拉季克敦促下加入連串修憲主張[84]：把克羅埃西亞定為克族主權與民族國家，克羅埃西亞語是官方語言，確保國內居民完成強制兵役，定都札格瑞布，《我們美麗的祖國》為國歌[85]。抗議者譴責巴卡里奇破壞特里帕洛的貨幣改革[86]，克羅埃西亞學生聯合會把罷課擴大到克羅埃西亞全境。短短幾天內，三萬學子罷課要求克共盟驅逐「一元論分子」比利奇、德拉戈薩瓦茨、巴卡里奇、艾瑪·德羅西-別拉亞奇、喬埃多·格爾比奇。[87]11月25日特里帕洛面見學生呼籲停止罷課，達布舍維奇－庫采爾四天後跟進[86]。

卡拉索雷沃會議與清洗

[編輯]
約瑟普·布羅茲·狄托（左二）1971年與理查·尼克森會晤。狄托在卡拉索雷沃召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會議解決克羅埃西亞危機

狄托把撤換克羅埃西亞改革派領導人的計劃告知美國，美國沒有反對。他一度考慮出動南斯拉夫人民軍，但最後決定採用政治手段。12月1日他在佛伊弗迪納卡拉多德沃召開南共盟與克共盟領導人聯席會議，克共盟保守派首先批評克共盟領導層，要求嚴厲打擊民族主義。其他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南共盟主席團成員接下來講話支持保守派立場，要求克共盟領導層控制克羅埃西亞局勢。[88]狄托點名批評克羅埃西亞之母已有結黨之實，企圖建立類似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法西斯國家。會議結束次日，狄托的講話在南斯拉夫全境廣播，要求警惕反革命威脅。[89]

廣播結束後學生罷課中止，克共盟領導層宣示與狄托達成的協議。巴卡里奇12月6日批評克共盟領導人未遵照兩天前狄托講話指示採取實質行動，特別是沒有以行動對付克羅埃西亞之母。他指責特里帕洛誇大民意對改革派的支持，企圖分裂克共盟。南共盟領導層兩天後會晤，認定克共盟未落實卡拉索雷沃會議決定。學生罷工領導人12月11日被捕，[89]次日狄托迫使達布舍維奇－庫采爾和皮爾克辭職，特里帕洛、馬爾科·科普特拉、揚科·博貝特科也馬上辭職。此後幾天辭職的人越來越多，政府首腦哈拉米亞也不例外。米爾卡·普拉寧茨當上克共盟中央委員會主席，五百學生在札格瑞布抗議改革派辭職，隨即遭防暴警察鎮壓。[90]

克共盟隨後開除數萬黨員，其中包括達布舍維奇－庫采爾、特里帕洛、皮爾克等741名高官，另外280人被迫辭職，131人降級。保守派要求以大型作秀公審審判圖季曼等人，但被狄托阻止。[91]圖季曼被判陰謀推翻「社會主義民主自我管理」罪名成立[92]。克羅埃西亞共判處兩百至三百名政治犯有罪，未經指控拘留兩到三月者數以千計[91]。政府取締克羅埃西亞之母和塞爾維亞文化學會，克羅埃西亞之母的14種出版物一同被禁[91][92]。針對傳媒專業人士、作家、電影人、高校人員的清洗持續至1972年末[93]。清洗在1971年12月1日卡拉索雷沃會議結束數天後啟動，後世紀念活動普遍把這天當作克羅埃西亞之春結束日期[94]。當局查封並銷毀莫古什、芬卡、巴比奇編寫的四萬份「沙文主義」正字法手冊[95]，其他六百份裝訂成冊，沒有任何前言或目錄並標明「僅供內部使用」。1972和1984年，克羅埃西亞流亡人士在倫敦開辦的雜誌《新克羅埃西亞》重印「內部使用」版，全書1990年在克羅埃西亞再版。[96]

影響

[編輯]

維持改革

[編輯]
梅特科維奇在克羅埃西亞之春立碑紀念克羅埃西亞農民黨戰間期領導人斯捷潘·拉迪奇

克共盟新一代領導層上台，伊沃·佩里辛1971年12月下旬取代哈拉米亞繼任執行委員會主席[97]。克羅埃西亞議會1972年2月通過多達36條克羅埃西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我們美麗的祖國》定為國歌[98]。

反共流亡人士在改革派倒台後撰文，稱克羅埃西亞之春為克羅埃西亞帶去民主發展希望，讚頌達布舍維奇－庫采爾與特里帕洛擁有非凡的政治美德[99]。流亡人士認為南斯拉夫、特別是克族所在地區的政治形勢對起義有利。恐怖組織克羅埃西亞革命兄弟會1972年中期發動19人武裝入侵南斯拉夫，意圖挑起叛亂，重建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引發持續一個月的血腥衝突後失敗。[100]

皮爾克1972年8月去世，十萬支持者參加葬禮，證明剛經歷清洗的達布舍維奇－庫采爾、特里帕洛仍有大量民眾支持[35]。

為減少民眾對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狄托滿足克共盟下台領導人的許多要求。出口公司能保留的外匯收入從7到12個百分點提升到兩成，旅遊公司更從一成二升至四成五。南斯拉夫第納爾貶值18.7個百分點，令保留外匯收入在國內市場更有價值。[93]

克共盟新領導層無意撤銷前任實施的變革，隨後失去克羅埃西亞塞族支持[101]。塞族主張修憲，規定克羅埃西亞是克族與該國塞族共同的民族國家，並在克羅埃西亞議會制立塞族委員會。克羅埃西亞議會副議長格爾比奇否決上述提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譴責他是塞族叛徒。[102]

1974年南斯拉夫憲法基本保留1971年的改革，擴大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權力，滿足銀行、貿易、外匯領域的改革要求[103]。

對解體前南斯拉夫的影響

[編輯]

經過1971年清洗，克羅埃西亞與南斯拉夫當局開始以帶貶義的混成詞「Maspok」指代克羅埃西亞之春[104]，意為「群眾運動」[59]，指為確保克共盟以外的普通大眾參與克羅埃西亞政治而將民眾政治化[105]。對此次運動觀感趨於正面的人士在1971年清洗後創造新詞「克羅埃西亞之春」[106]，但連續十餘年都是南斯拉夫敏感辭彙直至1989年[104]。

克羅埃西亞之春結束代表「沉默克羅埃西亞」時代開始[107]，南斯拉夫強加的克羅埃西亞政府不得民心，公眾敬而遠之直到80年代末[108][109]。新領導層對克羅埃西亞塞族立場問題諱莫如深，格爾比奇擔心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會引來塞爾維亞東正教插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能不會有任何反駁[102]。

克羅埃西亞之春對南斯拉夫全境影響深遠。塞共盟、馬共盟、斯共盟改革派都在1972年結束前遭鎮壓[110]，中庸、順從的政治家取而代之。南斯拉夫徹底解體的壓力在此期間加劇，宗教領袖影響加大，保障國家合法地位的游擊隊傳統消退[111]。70世紀克羅埃西亞與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清洗導致許多改革派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支持者遠離政壇，此後十餘年看著南斯拉夫逐漸走向解體[103]。

克羅埃西亞之春時期投身克共盟或克羅埃西亞之母的大量人士1989年開始回歸政壇。布迪沙和戈托瓦克對克羅埃西亞社會自由黨在1990年克羅埃西亞議會選舉前成立貢獻舉足輕重，契薩克在克羅埃西亞農民黨地位顯著。1989年1月，馬爾科·維塞利卡、弗拉迪米爾·維塞利卡、圖季曼、索舍維奇、拉丹倡議成立克羅埃西亞民主共同體。[112]圖季曼當選新組織領導人後，不滿的維塞利卡兄弟退出[113]，並在11月組建克羅埃西亞民主黨。克羅埃西亞之春後下台的克共盟高官斯捷潘·梅西奇加入克羅埃西亞民主共同體，達布舍維奇－庫采爾、特里帕洛、哈拉米亞以獨立人士身份組建人民協議聯盟，擁有克羅埃西亞社會自由黨、克羅埃西亞民主黨支持[112]。克羅埃西亞民主共同體贏得選舉，圖季曼當上主席團主席（後稱總統），梅西奇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後稱總理）[114]。

注釋

[編輯]
  1. ^ 修正案規定：克羅埃西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克羅埃西亞民族的民族國家，是克羅埃西亞塞族的國家，是在此居住各民族的國家」[68]。

腳註

[編輯]
  1. ^ 1.0 1.1 Ramet 2006，第212–214頁.
  2. ^ Flere & Rutar 2019，第90–95頁.
  3. ^ Ramet 2006，第208頁.
  4. ^ Štiks 2015，第92–93頁.
  5. ^ Ramet 2006，第214–217頁.
  6. ^ Ramet 2006，第242頁.
  7. ^ Batović 2010，第547頁.
  8. ^ Rusinow 2007，第137頁.
  9. ^ Ramet 2006，第218–219頁.
  10. ^ Rusinow 2007，第138頁.
  11. ^ Banac 1992，第1087頁.
  12. ^ Ramet 2006，第251頁.
  13. ^ Ramet 2006，第247頁.
  14. ^ Ramet 2006，第222–225頁.
  15. ^ Fichter 2016，第110–112頁.
  16. ^ Trencsényi et al. 2018，第428頁.
  17. ^ 17.0 17.1 17.2 17.3 Ramet 2006，第249頁.
  18. ^ Lampe 2000，第309頁.
  19. ^ 19.0 19.1 Miller 2007，第188–189頁.
  20. ^ Ramet 2006，第243–244頁.
  21. ^ Ramet 2006，第228–229頁.
  22. ^ 22.0 22.1 Ramet 2006，第229–230頁.
  23. ^ 23.0 23.1 23.2 Ramet 2006，第234頁.
  24. ^ 24.0 24.1 24.2 24.3 Ramet 2006，第235頁.
  25. ^ 25.0 25.1 25.2 Ramet 2006，第230–231頁.
  26. ^ 26.0 26.1 Rusinow 2007，第140頁.
  27. ^ Ramet 2006，第232頁.
  28. ^ Mićanović 2012，第283頁.
  29. ^ Irvine 2007，第161頁.
  30. ^ Jakovina 2012，第410頁.
  31. ^ 31.0 31.1 Ramet 2006，第236頁.
  32. ^ 32.0 32.1 Rusinow 2007，第141頁.
  33. ^ Batović 2017，第132–134頁.
  34. ^ Perović 2012，第181頁.
  35. ^ 35.0 35.1 Ramet 2006，第254頁.
  36. ^ Ramet 2006，第253–254頁.
  37. ^ Irvine 2007，第159頁.
  38. ^ Batović 2017，第95頁.
  39. ^ Dean 1976，第37頁.
  40. ^ 40.0 40.1 Ramet 2006，第238頁.
  41. ^ Ramet 2006，第309頁.
  42. ^ Haug 2012，第244頁.
  43. ^ Ramet 2006，第261頁.
  44. ^ Batović 2017，第188–189頁.
  45. ^ Batović 2017，第230–231頁.
  46. ^ Ramet 2006，第247–248頁.
  47. ^ Ramet 2006，第253–255頁.
  48. ^ Ramet 2006，第244頁.
  49. ^ Ramet 2006，第249–250頁.
  50. ^ 50.0 50.1 Ramet 2006，第250–251頁.
  51. ^ 51.0 51.1 Swain 2011，第172頁.
  52. ^ Swain 2011，第173頁.
  53. ^ 53.0 53.1 53.2 Ramet 2006，第237–238頁.
  54. ^ Jakovina 2012，第393頁.
  55. ^ Batović 2017，第162頁.
  56. ^ 56.0 56.1 Jakovina 2012，第392–393頁.
  57. ^ Irvine 2007，第158頁.
  58. ^ Irvine 2007，第170–171頁.
  59. ^ 59.0 59.1 59.2 Irvine 2007，第155頁.
  60. ^ Irvine 2007，第162頁.
  61. ^ Strčić 1988，第30頁.
  62. ^ Pavlowitch 2007，第86–87頁.
  63. ^ Irvine 2007，第163頁.
  64. ^ 64.0 64.1 Ramet 2006，第242–243頁.
  65. ^ 65.0 65.1 Irvine 2007，第157頁.
  66. ^ Irvine 2007，第166頁.
  67. ^ 67.0 67.1 Irvine 2007，第167頁.
  68. ^ 68.0 68.1 Ramet 2006，第239–240頁.
  69. ^ 69.0 69.1 Swain 2011，第169–170頁.
  70. ^ Kullaa 2012，第105頁.
  71. ^ Bing 2012，第369頁.
  72. ^ Kamberović 2012，第141頁.
  73. ^ 73.0 73.1 Kamberović 2012，第143頁.
  74. ^ Kamberović 2012，第144–145頁.
  75. ^ Ramet 2006，第251–253頁.
  76. ^ Batović 2017，第182–185頁.
  77. ^ Batović 2017，第142–152頁.
  78. ^ Jakovina 1999，第347–348頁.
  79. ^ Batović 2017，第151–152頁.
  80. ^ Batović 2017，第195–198頁.
  81. ^ Batović 2017，第198–202頁.
  82. ^ 82.0 82.1 82.2 Swain 2011，第174頁.
  83. ^ Kamberović 2012，第146頁.
  84. ^ Ramet 2006，第256頁.
  85. ^ Knezović 1995，第231–232頁.
  86. ^ 86.0 86.1 Swain 2011，第175頁.
  87. ^ Ramet 2006，第256–257頁.
  88. ^ Ramet 2006，第257頁.
  89. ^ 89.0 89.1 Swain 2011，第176頁.
  90. ^ Ramet 2006，第258頁.
  91. ^ 91.0 91.1 91.2 Ramet 2006，第258–259頁.
  92. ^ 92.0 92.1 Jakovina 2012，第411頁.
  93. ^ 93.0 93.1 Ramet 2006，第259頁.
  94. ^ Šentija 2012，第3–4頁.
  95. ^ Dyker & Vejvoda 2014，第203–204頁.
  96. ^ IHJJ.
  97. ^ Bukvić 2013，第49頁.
  98. ^ Mrkalj 2020，第76頁.
  99. ^ Bing 2012，第368頁.
  100. ^ Tokić 2018，第71–72頁.
  101. ^ Jakovina 2012，第413頁.
  102. ^ 102.0 102.1 Grbić 2012，第347–348頁.
  103. ^ 103.0 103.1 Rusinow 2007，第144頁.
  104. ^ 104.0 104.1 Batović 2017，第236頁.
  105. ^ Kursar 2006，第146頁.
  106. ^ Kursar 2006，第143頁.
  107. ^ Rusinow 2007，第142頁.
  108. ^ Vujić 2012，第17頁.
  109. ^ Haug 2012，第260頁.
  110. ^ Ramet 2006，第260–262頁.
  111. ^ Irvine 2007，第168–169頁.
  112. ^ 112.0 112.1 Budimir 2010，第83–85頁.
  113. ^ Veselinović 2016，第76頁.
  114. ^ Budimir 2010，第73頁.

文獻

[編輯]

擴展閱讀

[編輯]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克羅埃西亞之春&oldid=82541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