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化

1960年，乌尔霍·吉科宁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合影

芬蘭化（德語：Finnlandisierung；英語：Finlandization；芬蘭語：Suomettuminen），或稱芬蘭模式，小國在大國間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即一弱小國家懾於強大鄰國直接或間接的壓力，不敢做出逾越其容忍限度的行為；或者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遵循於强大的邻国的政策决定，以保持主权及领土完整。源自於二戰後，芬蘭為了避免鄰近強國蘇聯的併吞，在國際事務上順從蘇聯意見，並以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消弭、壓制國內反蘇聯聲音。這套「以小事大」作法雖被譏為「芬蘭化」，但保住芬蘭的獨立國家地位，得以延續至今，成為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福利國家，國民享有極高標準的生活品質。

该术语通常带有贬义色彩，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德的政治辩论中。在西德及其他北约国家的使用语境中，它指的是一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决定在外交政策上不挑战实力更强的邻国。该词常被用来描述冷战时期芬兰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但也可泛指类似的其他国际关系，例如1871年至1940年间丹麦对德国的态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瑞士政府对纳粹德国的政策。

語源

“芬蘭化”一詞，出現於1960年代後期的西德，主要由主张紧密追随美国政策的人士使用，代表人物为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不过，该词最初诞生于学术界，后经德国政治学家羅文泰、瓦尔特·哈尔斯坦和库尔特·比伦巴赫的引用而广为人知，其背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国从德国撤军可能产生后果的担忧。此后，在维利·勃兰特试图与东德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德国国内对北约“双轨决议”普遍产生怀疑情绪的背景下，该词被广泛用于北约各国的相关辩论中。后来苏联解体后，在芬兰国内，该词也被用来描述乌尔霍·吉科宁执政后期（1968年之后）出现的激进主义倾向。

20世纪90年代，人们也曾探讨过“芬兰化”是否曾作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一种潜在战略。在1989年至1991年间，苏联可能试图借此调整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关系，将其从非正式帝国模式过渡为一种更为松散的势力范围模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早在2010年，安倍晋三就曾担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与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和韩国可能会面临被“芬兰化”的风险。

该术语也被用于探讨其他国家的情况，例如被视为俄乌战争可能产生的一种潜在结果。

芬蘭

1970年4月，芬蘭發行了一枚郵票，以紀念列寧誕辰100週年，以及當時在坦佩雷舉行的列寧研討會。

对于“芬兰化”一词，芬兰人的态度历来十分复杂。部分芬兰人将其视为一种生硬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源于对地缘政治现实的缺乏理解——未能认识到小国在维护自身主权的前提下，与毗邻的超级大国打交道的现实必要性。这种现实考量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芬兰在首次获得主权之前曾长期受俄罗斯统治，其历史影响依然深远；二是芬兰东部地缘力量对比十分脆弱，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的国家，与一个具有传统帝国主义色彩的超级大国接壤，处境尤为艰难。

芬兰采取“芬兰化”政策，其核心动因是现实政治——为了国家的生存。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威胁也被芬兰国内政治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深了“芬兰化”的程度（即打出所谓的“东方牌”，芬兰语为idänkortti）。20世纪40年代末，芬兰与约瑟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达成了相关协议。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双方的尊重，并为彼此带来了利益。在芬兰，政治与知识精英大多认为，“芬兰化”一词更多是在描述其他国家面临的外交政策困境，且通常是说话者出于本国国内政治需要而使用的说辞；然而，许多普通芬兰人却认为该词极具冒犯性。芬兰著名政治漫画家卡里·索马莱宁曾对“芬兰化”作出过一句经典的解释：“这是一门向东方鞠躬，同时又不向西方露出屁股的艺术。”

历史背景

在达成上述协议之前，芬兰的外交政策曾经历多次摇摆与转变：1917年，芬兰在德意志帝国的支持下摆脱了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宣告独立；1918年至1920年，芬兰在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与三国协约一道参与了俄国内战；1922年，芬兰与波兰缔结了一项未获批准的结盟条约；20世纪30年代，芬兰曾与奉行中立和民主政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但这一进程被1939年爆发的苏芬冬季战争所打断。在这场战争中，芬兰人成功挫败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但代价是芬蘭以割讓本國十分之一的領土為代價同蘇聯停戰。1941年蘇德戰爭開始後，芬蘭對蘇聯發動了以收復失地為目的的繼續戰爭。隨軸心國轉入劣勢，芬蘭同蘇聯停戰，并攻擊駐扎在芬蘭國內的德軍。

巴锡基维路线

参见：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

乌尔霍·吉科宁与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

阿赫蒂·卡尔亚莱宁是冷战时期芬兰政坛的重要人物，在推动芬兰与东方阵营保持良好关系方面发挥了尤为关键的作用。

1947年《巴黎和平条约》签订后，尽管苏联对芬兰的外交及内政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芬兰仍成功维持了民主制度与议会制。这一时期，芬兰的外交关系以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提出的外交学说为指导，该学说强调与苏联保持良好且互信的关系具有必要性。

1948年4月，芬兰与苏联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协定》。根据该协定，芬兰有义务抵御“德国或其盟国”对芬兰本土，或利用芬兰领土对苏联发动的武装袭击；在必要情况下，芬兰可就此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该协定也承认芬兰希望置身于大国冲突之外的意愿，从而使芬兰得以在冷战期间奉行中立政策。

因此，芬兰没有参与“马歇尔计划”，并对苏联的海外扩张举措采取了中立立场。通过始终与北约及西方军事强国保持一定距离，芬兰成功抵御了苏联要求其加入华沙条约组织的压力。

自我审查与对苏联的过度顺应

直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芬兰的大众媒体才开始逐渐更加公开地批评苏联。后来，当苏联允许东欧国家由非共产党政府执政时，戈尔巴乔夫曾建议这些国家将芬兰作为效仿的榜样。

审查制度

1944年至1946年间，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要求芬兰公共图书馆下架超过1700本被认定为“反苏”的图书，并向书店提供了禁书目录。芬兰电影分级委员会同样禁止放映其认为具有反苏倾向的影片。被禁的电影包括比利·怀尔德执导的《玉女风流》（1961年）、约翰·弗兰肯海默执导的《满洲候选人》（1962年）、芬兰导演卡斯帕·弗雷德执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70年），以及芬兰导演雷尼·哈林执导的《生于美国》（1986年）。

此外，索忍尼辛等人的作品也被冷處理。冬季戰爭中蘇聯的侵略等成為了禁忌的話題。若提及這一段歷史，有可能被解释成“反苏”的言论。

这种审查从未采取过彻底清洗的形式。持有或使用反苏书籍并未被禁止，但严禁对其重新印刷和发行。特别是在广播电视领域的自我审查中，有时很难判断其背后的动机是否纯粹出于政治考量。例如，在芬兰广播公司引入唱片黑名单制度后，内部的一些决策者便借机将其用于审查那些因其他原因被认为不合适的歌曲，比如部分带有性暗示或提及酒精的歌曲。

芬兰化的终结

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于2023年签署关于芬兰加入北约的相关法律。

参见：芬兰—北约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芬兰与俄罗斯联邦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新的双边条约，取代了1948年的《芬苏条约》，标志着巴锡基维-吉科宁外交路线的终结。1995年，芬兰加入欧洲联盟，并随之采纳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此外，自1994年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来，芬兰与北约的合作不断深化，涵盖了军事互操作性以及参与北约的各项任务。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芬兰在初期仍保持了军事不结盟状态，并试图与俄罗斯维持良好关系。然而，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导致芬兰国内公众和政界对加入北约的正式支持率急剧上升。同年5月18日，芬兰正式提交了入约申请。美国总统乔·拜登对芬兰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大加赞赏。他在2022年6月16日表示，弗拉基米尔·普京“想要的是‘北约的芬兰化’，结果却得到了‘芬兰的北约化’。”在全部30个北约成员国完成对申请的批准后，芬兰于2023年4月4日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芬兰化终结”这一说法，既被用来描述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局势变化，也被用来指代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的这一历史性举措。

芬蘭以外的芬蘭化案例

乌克兰

参见：俄罗斯—乌克兰关系和乌克兰—北约关系

由于地缘上紧邻俄罗斯，乌克兰曾被视为奉行“芬兰化”政策的国家。在2014年之前，乌克兰官方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不结盟的“非阵营”国家。在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保持中立，但致力于发展与俄罗斯更紧密的关系。亚努科维奇签署了一项法案，在允许开展合作的同时，从法律上禁止乌克兰正式加入包括北约在内的任何军事联盟。2014年俄乌战争爆发及随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放弃了其中立地位。时任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于2014年12月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立法修正案。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乌克兰“芬兰化”的终结。2022年9月，乌克兰正式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

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导致俄乌战争进一步升级。为此，有观点建议乌克兰重新采取“芬兰化”政策以结束战争。德国前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明确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并呼吁乌克兰恢复中立地位。此外，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也引发了外界担忧：由于特朗普有意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其政府可能会迫使乌克兰接受中立、不结盟的“芬兰化”政策。

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也反映出部分国家（尤其是在亚洲）表现出的“芬兰化”倾向。例如，印度并未正式谴责此次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其与俄罗斯长期以来的良好关系。此外，有观察指出，孟加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和越南等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并不强烈，这“反映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压力”。

蒙古

由于被俄罗斯和中国完全包围，蒙古国一直被认为在奉行“芬兰化”政策。鉴于蒙古国被视为中俄两国之间的缓冲国，且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其外交政策往往倾向于保持中立，并尽量避免与中国或俄罗斯产生敌意。

中華民國（臺灣）

2010年，布魯斯·季禮在〈台灣芬蘭化〉（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中提出「台灣芬蘭化」，以描述馬英九政府的對北京政策，並提議在海峽低盪的情況下，美國可以降低台灣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性。

中華民國，自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以至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之後遷至臺灣以來，一直奉行親美國的外交政策到現在。在台灣的蔣中正與和在中國大陸的毛澤東領導下的政權，各自成為分離的政治實體，彼此敵對大約三十年。但兩人在1970年中期相繼去世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後來選擇停止砲擊台灣的金馬外島，並歡迎台灣居民到中國大陸旅遊、投資及探親。

另一方面，台灣在1988年開始主政的李登輝總統也認可開啟這種交流，雙方的準官方交流團體於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首度直接汪辜會談，展開雙方的「首度和解」。然而當美國核發簽證給李登輝來訪問康乃爾大學時，這個「首度和解」在1995年就遽然中斷。隨後歷經1995年和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對台海發射飛彈、華盛頓派遣航空母艦與雷達艦前來台海、以及台灣人民在2000年選出民主進步黨籍陳水扁擔任總統，完成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兩岸關係急遽惡化，這是兩岸關係的「再度凍結」。

海峽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而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在2008年就任總統主政後的和解政策，使台灣愈來愈走向「芬蘭化」，具體例證包括莫拉克颱風後，台灣雖讓西藏精神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赴台為災民祈福，卻拒絕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入境，馬英九本人在六四事件紀念日時不再批評北京，只輕描淡寫地以歷史傷痛帶過，都是不折不扣「芬蘭化」的表現。

2008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台灣亲中及泛蓝媒体避免提及法輪功、天安門事件等，避免直接批評中國大陸，被認為是「媒體芬蘭化」。

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再度執政，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執政期間，兩岸關係再次急遽緊繃。

不丹

1910年英国强迫不丹签订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不丹在对外事务上受英国指导。

1949年印度政府强迫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在对外事务上受印度指导。作为不丹的宗主国，印度长期在不丹境内驻军并且干涉不丹外交。

在印度的控制下，不丹至今未能与多国建交，因而无法正常发展经济，2022年不丹人均GDP仅有3,491美元。

參見

• 巴尔干化
• 一國兩制

外部連結

• "Finland'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0–1986"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Peter Botticelli
• "Finlandization in action: Helsinki's experience with Mosco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resented at the Web site of the CIA
• "Three Cheers for Balkaniz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Bruce Walker, re-evaluating the Finlandization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