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件 (1939年)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此條目介紹的是1939年中日戰爭期間日本與天津英租界引發的衝突。關於1931年溥儀被從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帶到東北而在天津製造的天津事件，請見「天津事變」。
天津事件
中國抗日戰爭的一部分

日軍在天津英租界建起的鐵絲網
日期1939年6月14日－1939年8月20日
地點
大英帝國 天津英租界
結果 英國接受日軍引渡的要求
參戰方

 英國

外交支持：
 美國

 法國

 日本

外交支持：
 德國

 義大利

天津事件，又稱天津英租界危機、程錫庚暗殺事件或程錫庚事件，是發生在1939年4月9日程錫庚遇刺後，英國拒絕引渡四名中國罪犯，導致日本北支那方面軍封鎖天津英租界所引起的跨國事件。該事件於1939年6月14日開始，在英租界遭到日軍封鎖期間，英國對其實行了經濟制裁，直到1939年8月20日英國同意引渡四名中國罪犯後，日軍結束對天津英租界的封鎖。

本次事件因程錫庚被刺殺，而得名程錫庚事件或程錫庚暗殺事件，但因當時天津英租界遭到日軍封鎖，而又被稱為天津英租界危機。

事件背景[編輯]

自1931年日軍占領東北以來，日本一直奉行阻撓中國獨立的相關政策，最終目的是將整個中國置於日本勢力範圍內。在1930年代中期之前，英國與中國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密切，但大日本帝國的崛起逐漸改善了英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英國歷史學家維克多·羅斯韋爾就以此寫道：「在1930年代中期，如果說中國有一個西方朋友，那就是英國。1935-1936年，英國在財政上給予了中國援助，並對日本侵占華北表現出了擔憂。英國意識到能使日本緩和這些活動的希望在於英美聯合戰線，因而多次向美國提出，但總是遭到美國拒絕。」[1]雖然在中日戰爭期間，中英關係得到了改善，但這也使英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逐漸緊張。

1937年7月30日，天津被日軍占領，但直到1941年，日軍大多尊重各國在天津租界的治外法權，因此並沒有被完全占領。1937年12月，日軍占領了上海，同樣地日軍尊重各國在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權，沒有占領。這對國民政府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國民政府中85%的收入來自上海。失去上海後，中國繼續抗日的經濟能力備受懷疑。1938年1月初，隨著日軍在中國取得一系列勝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制定了戰爭目標，如果這些目標得以實施，中國將變成日本的傀儡國。自1937年7月戰爭開始以來，日本人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北平、長江、上海[2]。

1937年12月14日日軍占領南京後，發生了駭人的南京大屠殺，日軍縱火、搶劫、酷刑、強姦和謀殺，摧毀了南京，殺害了20萬至30萬平民。就在日軍取得了中國戰場的連連勝利後，近衛文麿在明知國民政府不會接受任何和平條款的情況下，仍向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條款，以圖徹底戰勝中國[3]。

由於近衛文麿提出的和平條件過於極端苛刻，就連日本軍方都對此反對，理由是蔣中正永遠不會接受他們提出的和平條件。近衛提出的和平條款，主要條件是讓中華民國承認滿洲國，並簽署《反共產國際條約》，允許日本軍官指揮國民革命軍，允許日軍無限期留在他們占領的中國所有地區，並向日本支付戰爭賠款。除此之外中國還要支付罰款。德國外交部長康斯坦丁·諾伊拉特一直在調解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當他看到近衛的和平條款後，抱怨說「這些條款都是些無恥和羞辱性的條件，就是為了讓蔣中正拒絕。」[4]而在日軍繼續進攻中國的同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派遣了特務進入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地區，暗殺親日派官員和日本官員。[5]戴笠的特務有時會與與黑幫密切合作。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軍統局僅在上海，就對大約150起親日派官員和40名日本軍官的暗殺事件負有責任。[6]

隨著中日戰爭的進行，由於缺乏戰爭資金，蔣中正不得不採取極端措施增加收入[5]，為了獲得戰爭資金，國民政府大量印刷法幣，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破壞了中國在戰場上做出的努力，因為國軍和公務員的工資都是貶值的法幣。就在此時，英國向中華民國提供了一系列貸款，以穩定法幣。[5]英國政府認為如果日本擊敗了中華民國，將會不可避免地攻擊英國的亞洲殖民地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自治領。因此，英國政府儘管不願意與日本開戰，但也並不希望日本戰勝中國。從英國的角度上看，日本繼續捲入對中華民國的戰爭，要比直接進攻英國好得多。[7]

1938年底，英國開始向中國提供一系列貸款，讓中華民國繼續堅持中日戰爭。 [8]直到1939年，國民政府從英國政府獲得了價值50萬英鎊的貸款，為國民政府提供了繼續戰爭急需的資金。[5]此外，1939年3月，英國政府努力穩定法幣，向中華民國提供貸款並以白銀為抵押的向英國銀行提供了政府擔保。這些擔保允許英國銀行向國民政府貸款約500萬英鎊，日本政府公開譴責，英國的做法是對大東亞共榮圈的攻擊。[9]

英國對中華民國的貸款極大地激怒了日本，日本認為，如果英國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財政支持，日本最終會贏得戰爭。近衛文麿認為，英國努力穩定法幣，從而防止中國經濟徹底崩潰，是中國與他計劃所需的對華作戰全面勝利之間唯一的障礙。[10]由於對國民政府的貸款是由英國政府擔保的，從經濟角度來看，將白銀作為抵押品並不是必要的，但英國人民認為，為講究公平，中華民國必須提供抵押品，否則英國人民可能會不贊成他們的政府擔保貸款給像中華民國這樣財政混亂的國家。與此同時，美國和蘇聯也開始向國民政府提供貸款。[8]

事件經過[編輯]

程錫庚遇刺[編輯]

關於程錫庚遇刺的外交函件

1939年，隨著天津事件發生，英日關係發生了重大危機。4月9日，親日派人士、天津海關監督兼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程錫庚於天津英租界內的大光明戲院被刺殺。[11]日本指控居住在租界內六名中國男子參與了刺殺。[12]當地的英國皇家警察逮捕了六人中的四人。隨後在嚴刑拷打下，被逮捕的四人中有兩人承認參與了刺殺。雖然供詞是通過刑求獲得的，但當地的英國警察仍然認為，被抓的四人確實參與了刺殺。隨後四人被送至英國拘留所後，[12]蔣中正的妻子宋美齡向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承認，被指控的刺客是參與抵抗工作的軍統特務，並遊說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阻止被告被引渡和處決。[13]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和英國駐天津總領事賈米森對此擔心日本可能會武力占領租界，認為「如果武力占領真的發生，那麼，我們將不能像在上海的情況那樣指望得到美國的援助。」他們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這四人。但卡爾一直表示反對：「採取這一行動良心難安，而且將很難向重慶交待。」英國外交部最終認同卡爾的觀點，遲遲不肯移交四人。[14]

負責處理程錫庚遇刺事宜的天津防衛司令官本間雅晴因主張維護租界的治外法權，被英國視為友好將軍，但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山下智之認為應當廢除西方在中國的所有租界。自1939年初以來，山下智之一直主張廢除英國在天津的租界，他利用英國拒絕交出刺客來說服他在東京的上級下令封鎖租界。[13]直到1939年，日本認為，是英國的經濟援助支持了中國的發展，他們需要與英國對抗才能使中國的戰事發展下去。[15]日本外務省認為，將整個中國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將會徹底終結英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因為中日聯合將是一個主宰亞洲的龐大的力量，從英國的角度來看，不允許中國在抗日戰場上失敗，就可以排除日本外務省影響英國政策的任何變化的可能性。[15]與屬於美國和英國的上海公共租界不同，英國在天津的租界就是如此。因此日本人在1939年初就已經決定封鎖天津英租界，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同時與英國和美國對抗。[16]同時英國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租界警察通常將中國罪犯引渡給租界外的天津警察，並由中國法院審判罪行，但由於英國並不承認名義上控制著天津警察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日本傀儡政權），英國警察已停止將中國罪犯引渡給租界外的天津警察。[16]再者，就是許多軍統特務已經開始在英國租界活動，將英租界視作暗殺任務的庇護所，因為他們認為比起被租界警察抓獲，而被關入當地的監獄裡，也比被日本人酷刑折磨後處決要好得多。儘管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宣傳要把亞洲各國人民團結在一起，實現和平、繁榮和兄弟情誼，但很多中國人卻寧願成為英國人的俘虜，也不願成為日本人的俘虜。[16]

自1938年底以來，日本外務省一直拒絕德國將《反共產國際條約》轉變為反英軍事聯盟的要求，並堅持日本只會簽署反蘇軍事聯盟，而這一事實反映了日本尚未準備好與英國開戰的事實。由於德國海軍距離與英國開戰還有幾年的時間（德國元首希特勒在1939年1月批准的Z計劃要求德國海軍在1944年之前就準備好與英國皇家海軍開戰），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希望與日本這樣強大的海軍強國結盟，以作為對德國海軍弱點的最佳補償。[17]

租界封鎖[編輯]

1939年5月5日，日本占領軍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機關秘密協商對英策略，6日時任天津防衛司令官的本間雅晴宣稱：[18][19]

英法租界是抗日共產分子陰謀活動的策源地，是各種暴力行動的避難所。庇護暗殺疑犯，是對日軍的間接敵對行為，是對東亞新秩序建設的挑戰，庇護者必死無葬身之地！

5月8日天津市政府提示公文要求英方引渡4人，但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傑佛遜表示：[19]

將犯罪證據不足的人引渡給貴方，如被處死刑，有損英國正義觀念立場，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本國政府拒絕日本引渡的要求

6月5日，日方向英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稱英方若不在二日內將暗殺程錫庚之罪犯交出，則日方將採取必要步驟，封鎖英租界。[14]6月13日早。日本占領軍以天津防衛司令官本間雅晴名義，發表了封鎖英租界的聲明和布告：[19]

我們的忍耐是有限的。我們的英雄的兵士，及稅關監督被暗殺，說明租界是庇護犯人的犯罪溫床。為了確保我方的安全。在14日6點前不引渡犯人的場合，即對英法租界實行全面封鎖。以及為了解決問題，並不僅僅是單純 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政府當局改變援蔣態度，杜絕在金融、經濟、思想上對新臨時政府的擾亂政策。英租界當局有必要認識華北的新形勢，與日本互相協力，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封鎖英法租界可能給第三國者帶來不便，但這也是我方最小限的行動

6月14日因英國政府拒絕交出四名刺殺日本合作者並在天津租界避難的中國人，北支那方面軍開始封鎖中國天津口岸，任何想離開或進入租界的人都會被日軍搜身，食物和燃料被禁止帶入租界。為了徹底封鎖租界，日軍還在租界周圍修建了鐵絲網。而日軍此舉引起了英國的強烈反應。日軍對出入英租界的英國人不分男女都要脫衣檢查，致使英國輿論為之譁然。[20]英國開始考慮對日經濟制裁的問題，首相張伯倫在下議院表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鎖，否則英國有可能對日實行經濟制裁。[21]15日，英國商務部向外交部提交了對日經濟制裁的若干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廢止1911年簽訂的英日條約。17日，英國官方對外宣稱，如果天津局勢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則英國可能有三種經濟制裁的方式：

日本自封鎖開始除了要求引渡刺客，還要求英國政府將英國銀行內屬於國民政府的所有白銀儲備交給他們，並禁止在英國任何地方進行反日廣播，禁止日本政府認為具有冒犯性的學校教科書，並停止租界內的法幣流通。[22]從封鎖開始，日本的目的不再只是交出刺客，而是結束英國對中華民國的財政支持。[22]6月16日，英國外交部在新聞聲明中說，接受日本的要求將意味著在武力威脅下放棄英王過去奉行的政策，這樣的政策與遠東同樣有利益的其他大國的政策相同。[23]6月20日，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伯爵告訴上議院，日本未能拿出他們不會對罪犯刑求的承諾，在他們的承諾不會對罪犯刑求之前，英國不會交出四名被指控的罪犯。[24]

日軍在天津英租界周圍布置的鐵絲網

經濟制裁[編輯]

1939年6月26日，英國皇家海軍和外交部向英國內閣報告，結束封鎖的唯一方法是將英國主力軍艦隊派往遠東水域，但介於德國有機會入侵波蘭的威脅使得這在軍事上不可取。[25]如果皇家海軍大部分被派往亞洲，那麼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將無法對德國實施封鎖，因而導致英國對德國入侵波蘭的海軍封鎖被取消。此外，張伯倫還面臨來自法國的壓力，法國要求張伯倫不要削弱英國在地中海的海軍實力，因為如果歐洲爆發戰爭，1939年5月義大利和德國在羅馬簽署的《鋼鐵條約》是德意的結盟條約，這意味著如果與德國開戰，義大利很有可能加入。[25]

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向英國明確表示，他更想看到英國主力艦隊留在地中海抗衡義大利皇家海軍，而不是被派往亞洲，在面臨日本的封鎖中，英國不能指望法國提供支持。[25]張伯倫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告訴英國，美國不會純粹為了英國的利益而冒險與日本開戰，張伯倫命令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萊琪（英語：Robert Craigie (diplomat)）找到任何結束封鎖且不會對英國的威望造成太大損失的辦法。[26]隨後在與日本的談判過程中，克萊琪利用了日本領導層內部的分歧，比如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與其他領導人對封鎖英租界之間分歧[27]

此外，日本政府內部對英租界的封鎖也存在分歧：一派想利用封鎖危機與英國開戰，另一派認為，由於與中國的戰爭加劇了與蘇聯的邊界戰爭，因此發動第三次戰爭是不明智的。[28]特別是蘇聯紅軍在諾門罕戰役中擊敗了日軍，使許多日本軍官失去了作戰意願的情況下。[15]1939年7月26日，美國向日本發出小村條約僅維持六個月其不再延長的通知，原因為「抗議日本入侵中國，因而要求廢除條約」[29]，這增加了英國對日經濟的制裁。雖然羅斯福政府在遠東採取了綏靖政策，但天津事件等行動讓美國認為日本已經失控，美國需要通過取消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條約等舉措施加經濟制裁，迫使日本停止挑戰亞洲現有的國際秩序。[30]裕仁天皇得知後很生氣，告訴他的副官畑俊六：[30]

這對金屬和石油來源可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即使我們還可以在六個月內購買石油和金屬等資源，但時間一到，我們也會馬上遇到很多困難。除非我們將陸軍和海軍的規模減少三分之一。他們（日本陸軍和海軍軍官）早就應該為這樣的事情做好準備。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被接受的

日本大使白鳥敏夫在羅馬報告說，英國將因日軍封鎖，而對日本實行強力制裁，並警告說：[31]

我們必須意識到，日本恢復與英國昔日良好關係的希望渺茫

白鳥建議日本同意德國在1938年11月提出將反共產國際協定轉變為反英軍事聯盟的要求。[32]在柏林的日本大使大島宏同樣建議日本與德國和義大利簽署軍事聯盟，作為解決制裁的最佳方式。[32]1939年7月24日，負責處理德日關係的海因里希·斯塔默會見了大島，並告訴他，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自1939年6月16日提出軍事同盟建議以來，都沒有收到日本的消息，並告訴他，希特勒正準備計劃於9月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集會上發表關於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33]7月28日，里賓特洛甫會見了大島，敦促他與德國結盟，認為兩國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即英國，並聲稱加入聯盟將會幫助日本解決制裁危機。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威脅說，如果不馬上與德國和義大利簽署軍事同盟，他將辭職並推翻政府，[32]但在1939年8月4日，內政部長木戶會見了他並說服他等待。需要注意的是，根據1889年的日本憲法，陸軍和海軍應當直接向天皇報告，且陸軍和海軍部長都必須是現役軍官，由各自的部門提名。陸軍或海軍部長通過辭職和阻止總理形成內閣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是可以達到推翻政府的作用，從而形成「國中之國」，軍隊對政府的決定擁有否決權。[34]

1939年8月8日，板垣征四郎在討論與德國和義大利結盟的會議上，再次要求日本立即確認同盟關係。[35]平沼騏一郎首相反對這樣的聯盟，並認為隨著歐洲局勢處於戰爭的邊緣，日本還不應該被拖入與英國的戰爭中。[35]自1939年3月31日開始，英國一直在保證波蘭獨立，而德國則威脅，如果但澤自由市不併入德國，德國將與波蘭開戰。平沼認為，與德國結盟可能會將日本拖入與英國的不必要戰爭，並可能導致蘇聯的介入，這樣下去日本將不得不在中國的戰事仍在進行的同時，與蘇聯和英國作戰加之帝國陸軍目前還輸掉了與蘇聯在邊界的戰爭。[35]財務大臣石渡莊太郎建議不要以經濟制裁為由與英國開戰，有田八郎表示，日軍封鎖英租界的目的是迫使英國停止支持中華民國，而不是挑起新的戰爭。[35]主要擔心的是英國想要在歐洲遏制德國而組建的同盟國，會迫使日本與英國，法國和蘇聯等國作戰，且美國可能會加入。[35]海軍部長表示，如果日本與英法中蘇美的同盟國作戰，則沒有獲勝的可能。最後會議的結論是，目前不應與德國和義大利簽署加入任何聯盟。[35]

解除封鎖[編輯]

就在英國通過提高對日本商品的關稅，對日施加經濟制裁時。[27]雖然克萊琪知道英國不會派遣軍艦逼迫日本解除封鎖，但他在與日本政府的談判中經常暗示英國將發動對日戰爭以結束北支那方面軍對天津英租界的封鎖。[36]克萊琪暗示的威脅和日本政府內部不同派系的分歧使克萊琪成功說服日本放棄解除封鎖的極端要求，例如要求英國銀行交出中國白銀。克萊琪在談判中同意了，日本要求引渡四名刺殺程錫庚的罪犯要求。[37]

日本方面要求妥協解封的要求的壓力來自裕仁，裕仁明確表示，他對在中國的戰爭尚未解決前，就與英國開戰的前景感到不安，且日本正處於日蘇全面戰爭的邊緣。[30]此外，他認為與英國的戰爭會把日本徹底倒向德國，從而對德國有利。由於天皇在昭和時期被日本人民奉為活神，因此裕仁對危機的不滿是日本權衡內和平解決危機的最有效的力量。[30]

1939年7月24日，雙方簽署了《有田-克萊琪協議》克萊琪和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就解除封鎖條件達成一致。協定規定：[38] [39][40]

正在大規模戰爭狀態下之中國實際局勢，在此局勢繼續存在之時，英國知悉在華日軍保障其自身安全與維持其統治區治安之目的，應有特殊之要求；同時知悉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日軍敵人之行動與因素，日軍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滅之；凡有妨害日軍達到上述目的之行動，英政府均無意加以贊助。

而就在英日於天津事件進行談判過程中，重慶國民政府一再要求英國不要交出行刺程錫庚的罪犯。英日達成《有田-克萊琪協議》後，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國政府聲明：[41]

協定忽視了兩個最基本的事實。第一，談判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和利益，但沒有邀請中國政府參加：第二，日軍在它作為侵略結果而占領的任何土地上都不應享有任何權利。

8月11日，英國宣布以兩名殺人犯、兩人參加非法組織等罪名引渡藍向隆、藍隆、李德祥、沈向金四人，同時延長會談。8月13日。重慶國民政府發表聲明：[41]

對英的引渡表示遺憾，現在其4人是無罪的：即使有罪，也應交給重慶政府。期待英國的強硬對日態度。

9月5日，英國將藍向隆等4人引渡給日本憲兵隊。[41]四人被拘留在河北區大經路特別警察署。後來日本違反協議公開將被四名刺客斬首處決。[37]

四名中國人引渡給日軍後，英國國內引發了極大的民憤，英國議員們被選民的抗議信淹沒。重慶國民政府曾遞交了一份抗議信件，要求英國重新考慮，並說這四人將被日本處決，雖然英國最終還是將四名中國人引渡給了日本，但蔣中正很高興看到英國沒有屈服於日本的經濟要求。[42]

來源[編輯]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3]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4]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5]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1. ^ Victor, Rothwell.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3p. ISBN 9780631187035 （英語）. 
  2. ^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Da Capo Press. : 140p. ISBN 0786714840 （英語）. 
  3. ^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Da Capo Press. : 334–335p. ISBN 0786714840 （英語）. 
  4. ^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Da Capo Press. : 344p. ISBN 0786714840 （英語）. 
  5. ^ 5.0 5.1 5.2 5.3 Jonathan, Fenby. Chiang Kai 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Da Capo Press. : 348p. ISBN 0786714840 （英語）. 
  6. ^ Wen-hsin Yeh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pp. 545–562 fro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8, Issue #3 August 1989, p. 552.
  7. ^ Rothwell, Vict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2–143p. ISBN 9780631187035 （英語）. 
  8. ^ 8.0 8.1 Victor, Rothwell.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1p. ISBN 9780631187035 （英語）. 
  9. ^ Bradford, A. Lee. 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 A Study in the Dilemmas of British Declin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st edición. 1973: 165p. ISBN 9780804707992 （英語）. 
  10. ^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Da Capo Press. : 352p. ISBN 0786714840 （英語）. 
  11. ^ 萬仁元、方慶秋.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53册. : 462p. ISBN 9787305022753. 
  12. ^ 12.0 12.1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Mandarin. 1990: 352p. ISBN 9780749304867 （英語）. 
  13. ^ 13.0 13.1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Mandarin. 1990: 351&353–354p. ISBN 9780749304867 （英語）. 
  14. ^ 14.0 14.1 津租界情势突紧. 《重慶各報聯合版》. 1939年6月9日. 
  15. ^ 15.0 15.1 15.2 Kyozo, Sato. Japan's Positio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in September 1939. Cambridge University. : 129-143p （英語）. 
  16. ^ 16.0 16.1 16.2 Shai, Aron "Was There a Far Eastern Munich?" pages 161-169 from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ume 9, Issue # 3 July 1974 page 165.
  17. ^ Sato, Kyozo "Japan's Positio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in September 1939" pages 129-143 from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ume 14, No. 1 1980 page 142.
  18. ^ 刺杀程锡庚案真相. 文秘幫. [2022-11-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1-01） （中文（中國大陸））. 
  19. ^ 19.0 19.1 19.2 丁伟，程锡庚事件真相，文史精华2009年07期. [2022-11-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18）. 
  20. ^ 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知識出版社. 1982年: 第172 頁. 
  2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顾维钧回忆录》第3册. 中華書局. 1985年: 第477頁. 
  22. ^ 22.0 22.1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9 page 354
  23. ^ "The Blockade at Tientsin" pages 9-12 from The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Volume 16, Issue 13, July 1, 1939 page 10.
  24. ^ "The Blockade at Tientsin" pages 9-12 from The Bulletin of International News, Volume 16, Issue 13, July 1, 1939 page 12.
  25. ^ 25.0 25.1 25.2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 356
  26. ^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s 356–357
  27. ^ 27.0 27.1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 357
  28. ^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s 357–358
  29. ^ 日米通商航海條約の廃棄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30. ^ 30.0 30.1 30.2 30.3 Bix, Herbert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Perennial, 2001 page 353
  31. ^ Tokushiro, Ohata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pages 9-112 from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ge 107.
  32. ^ 32.0 32.1 32.2 Tokushiro, Ohata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pages 9-112 from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ge 108.
  33. ^ Tokushirō, Ōhata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pages 9-112 from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ge 108.
  34. ^ Falk, Stanley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Power: The Japanese High Command in World War II" pages 503-518 fro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ume 76, No. 4, December 1961 pages 506-507.
  35. ^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Tokushirō, Ōhata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pages 9-112 from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edited by James William Mor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ge 109.
  36. ^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 358
  37. ^ 37.0 37.1 Watt, D.C. How War Came, New York: Pantheon, 1939 page 359
  38. ^ 《新華日報》，1939年8月22日
  39.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之第三編《戰時外交》，台北1981年版，第二冊，第104頁。
  40.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英國皇家文書局 1955年版，第3輯第9卷，第194—195頁。
  41. ^ 41.0 41.1 41.2 刺杀程锡庚案真相（二）. 天津檔案方志網. [2022-1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8-01） （中文（中國大陸））. 
  42. ^ Shai, Aron "Was There a Far Eastern Munich?" pages 161-169 from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ume 9, Issue # 3 July 1974 pages 168-169.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天津事件_(1939年)&oldid=7991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