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
1756至1763年,普魯士與奧地利爆發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德語:Dritter Schlesischer Krieg),雙方盟友紛紛參戰,最後普魯士依舊牢牢把握西利西亞地區(今波蘭西南部)主權。西利西亞、波希米亞與上薩克森是雙方交手的主戰場,也是七年戰爭的重要戰區。腓特烈大帝統治的普魯士和瑪麗亞·特蕾莎領導的奧地利在18世紀中期共發生三次西利西亞戰爭,均以普魯士控制西利西亞告終。
兩國在18世紀40年代上半葉先後爆發第一和第二次西利西亞戰爭,第三次可視為前兩次戰爭的延續。各方簽署《1748年阿亨條約》結束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後,奧地利全面改革並徹底改變傳統外交政策,準備與普魯士再燃戰火。與前兩次衝突一樣,本次戰爭也沒有直接導火索,是普魯士再度伺機先發制人,打亂敵方計劃。雙方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都很慘重,最後在各方實力無以維繫之下草草收場。
1756年中期,普魯士入侵薩克森拉開戰爭帷幕,直到1763年各方簽署《胡貝圖斯堡條約》,承認普魯士對西利西亞的主權為止。條約沒有提出領土變更,奧地利承認普魯士擁有西利西亞主權,換取普魯士支持瑪麗亞·特蕾莎之子約瑟夫大公擔任神聖羅馬皇帝。受此次戰爭影響,奧地利-普魯士對抗愈加不可調和,改變此後一個多世紀的日耳曼政治走向。戰爭令普魯士聲望大振,成為普遍認可的歐洲大國,腓特烈大帝卓越的軍事指揮聲譽更形鞏固。
背景
[編輯]七年戰爭在全球眾多國家和地區間展開,但中歐在1741至1748年就深陷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難以自拔。《1748年阿亨條約》承認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經兩場西利西亞戰爭占領哈布斯堡君主國西利西亞地區,[1]統治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莎女大公雖然一再戰敗,但從未放棄,一心收復失地,重振奧地利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優勢地位。第二次西利西亞戰爭結束後,她著手重建軍隊,尋找新盟友。[2]
潛在衝突
[編輯]法國與英國在《1748年阿亨條約》承認普魯士對西利西亞的主權,但奧地利最終拒絕批准條約,瑪麗亞·特蕾莎的丈夫、神聖羅馬皇帝弗朗茨一世也代表神聖羅馬帝國拒絕認可普魯士擁有西利西亞。普魯士還以顏色,拒絕承認《1713年國事詔書》,挑戰瑪麗亞·特蕾莎統治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合法地位。[1]英國與普魯士王室雖有密切聯繫,但英王喬治二世認為普魯士是法國的盟友和代理人;俄羅斯女王伊莉莎白認為普魯士王國在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影響對俄羅斯帝國不利,擔心普魯士越來越強大會阻礙俄羅斯向西擴張[3]。引發過去兩次西利西亞戰爭的政治和外交局面依舊,矛盾各方很可能重燃戰火[1]。
1746年,瑪麗亞·特蕾莎與伊莉莎白達成防禦協定《雙女王條約》,奧地利聯合俄羅斯對抗普魯士,俄羅斯秘密承諾支持奧地利對西利西亞的領土主張。1750年,英國加入反普聯盟,換取奧地利和俄羅斯承諾在普魯士攻打漢諾威選侯國時伸出援手,該選侯國屬喬治二世統治的共主邦聯。[3]瑪麗亞·特蕾莎對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期間盟友英國的表現頗感失望,她聽取外交大臣文策爾·安東·馮·考尼茨頗具爭議的建議,改善長期敵對的奧法關係[4]。
「外交革命」
[編輯]1755年,英國表示願為俄羅斯部署軍隊攻擊普魯士東部邊境提供資金,令地區緊張局勢升級。敵方包圍引起腓特烈二世警覺,普魯士緩和與漢諾威選侯國的關係,力圖促使喬治二世不再與奧地利結盟。1756年1月16日,普魯士與英國在威斯敏斯特會議達成協議,普魯士承諾在法國攻打漢諾威時出手抵抗,英國退出與奧同盟,不再向俄羅斯提供軍事補貼。英國-普魯士聯盟由此建立,法國王室對此非常憤怒。[5]
奧地利此時正與法國改善關係,力圖將來與腓特烈二世因西利西亞發生衝突時法國不會站到普魯士一邊。法王路易十五對腓特烈二世與喬治二世一個鼻孔出氣非常不滿,接受瑪麗亞·特蕾莎邀請組建法國-奧地利同盟,並在1756年5月的《第一次凡爾賽條約》正式落實。這一系列政治轉變史稱「外交革命」。[6][7]俄羅斯對英國出爾反爾不滿,與奧地利和法國走到一起,於1756年4月同意在反普聯盟採取更加積極的立場。法國與普魯士轉向敵對,俄羅斯和英國分道揚鑣,考尼茨的計劃最終落實為奧地利、俄羅斯、法國及日耳曼眾多小國組建龐大的反普聯盟。[8]
戰爭準備
[編輯]奧地利和俄羅斯毫不掩飾地準備重燃戰火,腓特烈二世確信敵軍會在1757年初來襲。他決心先發制人,攻打相鄰的薩克森選侯國,認為該國肯定已經秘密加入反普聯盟,事實證明他的判斷完全正確。[9]腓特烈二世的全盤戰略分三步:首先是占領薩克森加大戰略縱深,利用薩克森軍隊和國庫提升普魯士戰爭實力;第二步是從薩克森攻入波希米亞,軍隊在此紮營過冬,用奧地利的資源供應大軍所需;第三部是從西利西亞攻入摩拉維亞,占領奧爾穆茲的要塞並攻向維也納,結束戰爭[10]。他希望獲得英國的財政援助,英國還承諾在有必要時派海軍進入波羅的海,抵禦攻打普魯士沿海的俄羅斯[11]。
腓特烈二世把普軍分成三部分,漢斯·馮·列瓦爾德陸軍元帥率兩萬人在東普魯士準備抗擊東面來襲的俄羅斯,後波美拉尼亞還有八千後備軍;俄羅斯帝國的軍事實力強大,遠遠超出東普魯士兵力承受能力,但國王認定俄軍行動遲緩且缺乏組織,普軍應該能守住東北翼。他向進駐西利西亞的庫爾特·馮·施威林陸軍元帥提供2.5萬兵馬,阻擋來自摩拉維亞與匈牙利的入侵。1756年8月,他親自率領約六萬普軍將士入侵薩克森,拉開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帷幕。[12]
作戰和科技手段
[編輯]歐洲近世戰爭大量採用火器與傳統利器結合。18世紀歐洲陸軍以配備滑膛燧發火槍和刺刀的步兵為主,騎兵通常攜帶軍刀和手槍或卡賓槍;輕騎兵大多用於偵察、掩護和戰術通信,重騎兵充當戰術後備隊或部署震懾攻擊;滑膛大砲提供火力支援並在攻城戰發揮重要作用[13]。這段時間的戰略主要關注關鍵要塞,以便控制周圍的地區和道路,所以武裝衝突大多伴隨曠日持久的圍困戰,決定戰局的野戰極少。不過,腓特烈二世對野戰的重視程度遠超同時代其他戰略家。[14]
西利西亞戰爭與18世紀歐洲絕大多數戰爭一樣屬於所謂的「內閣戰爭」,各國供養並出動紀律嚴明的正規軍,為主權國家利益而戰。侵占敵方領土後通常會定期徵稅和勒索,但與上個世紀相比,針對平民的大規模暴行極其罕見。[15]軍隊規模太大,無法單靠覓食和掠奪維持曠日持久的戰役需要,故而軍事後勤成為決定戰果的關鍵因素。軍用物資集中存放並以輜重車隊運輸分配,但這些車隊難以防範敵方突襲。[16]軍隊在冬天基本無法作戰,天氣轉冷後往往就要安營紮寨,等待回春再繼續戰鬥[13]。
戰事歷程
[編輯]1756年
[編輯]入侵薩克森
[編輯]1756年8月29日,普魯士部隊穿過薩克森邊境[17],分成三線進攻:右翼約1.5萬人由布藍茲維的斐迪南統領,左翼1.8萬人布藍茲維-貝沃恩的奧古斯特·威廉帶隊,詹姆士·基思陸軍元帥帶領三萬中線軍,腓特烈二世也在中線。斐迪南朝肯尼茲逼近,計劃前往萊比錫;奧古斯特·威廉經盧薩蒂亞前去攻打包岑;腓特烈二世與基思經托爾高進攻薩克森首都德勒斯登。[10][18]薩克森與奧地利對腓特烈二世突襲措不及防,兵力分散,普魯士人突襲時,薩克森主力部隊駐紮在皮爾納要塞,普軍基本未遇抵抗就於9月9日攻占德勒斯登[19][20]。
腓特烈二世與普軍主力進軍波希米亞北部,計劃與馬克西米連·尤利西斯·布勞恩將軍帶隊的奧軍交手,阻止布勞恩所部與與薩克森部隊會師。布勞恩在羅布西茨設防,兩軍10月1日打響羅布西茨戰役。[21]雙方互有勝負,普軍遭受重大傷亡,奧軍有序撤退但無法救助孤立無援的薩克森,腓特烈二世也無法攻入波希米亞[22]。普軍北上後全面占領薩克森,薩克森選帝侯腓特烈·奧古斯特二世淪為階下囚,但在10月18日獲許前往他治下的其他領土。皮爾內的薩克森駐軍短暫被圍後於10月14日投降,後由普軍強行收編,聽從普魯士軍官指揮。[23]普魯士清空薩克森國庫,並將該國貨幣貶值來提升自家軍事實力[24]。
1757年
[編輯]冬季外交
[編輯]1756年冬至1757年春,交戰各方以外交途徑與盟國協調戰略。1757年2月,英國新任下議院領袖、反法鐵桿派威廉·皮特推動議會下決心支持普魯士對抗奧地利與法國,開始向柏林運送物資和急需的財政補貼。英國國會還同意部署觀察軍,防範法國從西面侵略漢諾威和布蘭登堡。[25]腓特烈二世再度呼籲英國海軍進駐波羅的海,威懾俄羅斯和越來越敵視普魯士的瑞典,但英國對此置若罔聞[26]。
普魯士悍然攻占薩克森,令奧地利的同盟更形穩固,對法國下定決心進攻普魯士作用特別大。神聖羅馬帝國議會一月在雷根斯堡會晤,瑪麗亞·特蕾莎贏得足夠的日耳曼親王支持,促使帝國1月17日向普魯士宣戰,議會還要求組建四萬人的帝國大軍供奧地利調遣,旨在解放薩克森。[27]法奧聯盟因1757年5月的《第二次凡爾賽條約》更形鞏固,法國同意提供12.9萬人參與日耳曼的戰鬥,同時每年向奧地利提供1200萬里弗爾補貼,直到奧地利收復西利西亞[28]。
奧地利投桃報李,承諾贏得戰爭後將法國人期盼已久的奧屬尼德蘭劃歸法國。俄羅斯承諾派八萬將士參戰,希望占領東普魯士,然後用東普魯士與波蘭交換庫爾蘭主權。瑞典同意入侵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希望收復大北方戰爭後落入普魯士之手的領土。總而言之,奧地利及其盟國打算全面瓜分普魯士王國,[28]一致譴責腓特烈二世是悍然發動戰爭的侵略者[29]。
波希米亞戰役和科林戰役
[編輯]腓特烈二世在薩克森過冬後決定馬上趁法軍與俄軍尚未趕到再度入侵波希米亞[30]。1757年4月18日,普軍分成多隊通過厄爾士山脈,打算和布勞恩的部隊決戰[31],施威林帶領西利西亞駐軍從格拉茨前去與主力會合[30]。4月21日,奧古斯特·威廉分隊在賴興貝格附近遇到柯尼塞格伯爵帶領的奧軍,普魯士贏得賴興貝格之戰後繼續前往布拉格[32]。
各隊普軍在布拉格北面會師,後撤的奧軍聽從洛林的查理調遣在該城東面重組,兩軍在5月6日打響布拉格戰役。雙方傷亡慘重,布勞恩與施威林陣亡,普軍將奧軍逼入布拉格要塞並開始圍城。[33]奧軍司令利奧波德·馮·道恩得知布拉格遇襲後帶領三萬將士從東面前去支援[34],但他抵達戰場的時間太晚,只能把數以千計逃離戰場的奧地利軍人合攏,然後緩慢進軍支援布拉格[35]。
普魯士在圍城的同時還需應對道恩援軍,不得不分兵對抗。腓特烈二世從圍城部隊抽調五千將士前往科林支援奧古斯特·威廉帶領的1.9萬人並評估局勢。[36]道恩來勢洶洶,阻擊兵力不足,腓特烈二世決定抽調更多圍城部隊,先發制人攻擊奧軍陣地。6月18日爆發的科林戰役以奧軍大勝告終,丟盔棄甲的普軍被迫解除包圍,並在道恩率領援軍與布拉格駐軍共同追擊下全面撤出波希米亞。腓特烈二世占領波希米亞的戰略破產,不可能進軍維也納。[33]
東普魯士與波美拉尼亞
[編輯]屋漏偏逢連夜雨,普魯士在波希米亞失利之際又有支持奧地利的敵國加入戰爭。1757年中期,斯捷潘·費奧多羅維奇·阿普拉克辛陸軍元帥帶領7.5萬俄羅斯將士入侵東普魯士並攻下梅梅爾要塞。[37]俄軍繼續深入,8月30日又在大耶格爾斯多夫戰役打敗列瓦爾德帶領的小股普軍。但是,俄軍無法擴大戰果攻陷柯尼斯堡,在梅梅爾與大耶格爾斯多夫消耗大部分物資後不久撤退。龐大的俄羅斯軍隊一再遭遇物流困境,導致作戰能力有限,使東普魯士駐軍能夠堅持更長時間[38]。瑞典同樣在九月向普魯士宣戰,9月13日出動1.7萬人入侵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開始波美拉尼亞戰爭[37]。普魯士必須分兵各線駐守核心領土,令波希米亞和西利西亞作戰的兵力有限[39]。
羅斯巴赫會戰
[編輯]1757年中期,奧軍逐步推進到普魯士控制的盧薩蒂亞,夏爾·德·羅昂率領法國與神聖羅馬帝國聯軍從西面逼近戰場[40]。9月7日,道恩與洛林的查理帶領奧軍進入上盧薩蒂亞,在莫伊斯之戰打敗奧古斯特·威廉和漢斯·卡爾·馮·溫特費爾特帶隊的普軍,溫特費爾特陣亡[41]。洛林的查理帶軍西進,夏爾·德·羅昂的部隊前去薩克森,計劃隨後會合[40],奧古斯特·威廉帶兵西撤守衛下西利西亞[42]。
盧薩蒂亞的奧軍已形成壓倒優勢,腓特烈二世帶兵向西前往圖林根,打算與法國與神聖羅馬帝國聯軍決戰,避免他們與洛林的查理和道恩所部會合。但神聖羅馬帝國部隊避不交戰,漢諾威與英國的觀察軍又在9月10日向法國投降並達成《克洛斯特-采文協定》,普魯士西線面臨的威脅更大。[43]10月10至17日,匈牙利貴族哈迪克·安德拉斯帶領小股驃騎兵趕在奧軍主力抵達前短暫占領柏林,搶奪約20萬塔勒後撤離[44]。十月下旬,普軍原路返回後向東前往萊比錫面對來自各方的威脅,守御普魯士核心領土[43]。
11月5日,腓特烈二世帶領普軍在薩克森羅斯巴赫附近與人數遠勝己方的夏爾·德·羅昂所部交手,史稱「羅斯巴赫會戰」。最後普魯士以少勝多,大獲全勝,以損失不到千人為代價取得殲滅夏爾·德·羅昂率領的法國-日耳曼聯軍近萬人的輝煌戰果。[45]此次大勝確保普魯士繼續控制薩克森,對雙方士氣影響極大。經過如此慘敗,法國繼續投身西利西亞戰爭的意願大減,法軍很快退出戰場,羅斯巴赫會戰成為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期間法國與普魯士僅有的交手。[40]
洛伊滕會戰
[編輯]腓特烈二世在薩克森西部與圖林根行動期間,洛林的查理和道恩帶領奧軍向東進入下西利西亞,11月抵達布雷斯勞後遇到奧古斯特·威廉帶領的西利西亞駐軍抵抗[46]。11月22日,數量占絕對優勢的奧軍在布雷斯勞之戰擊潰普軍並俘虜奧古斯特·威廉,逃脫的大部分普軍撤到格洛高,布雷斯勞只剩數千守軍抵禦圍困。11月25日,駐軍指揮獻城投降換取奧軍放他們安全離開。[47]
腓特烈二世得知格洛高失陷後率2.2萬人12天行軍274公里,在利格尼茨重整逃離布雷斯勞的普軍,再率約3.3萬人抵達布雷斯勞以西27公里處的洛伊滕,但卻被6.6萬奧軍包圍。急行軍令部下頗感疲憊,但腓特烈二世堅持在12月5日與兵力遠超己方的奧軍作戰,結果在洛伊滕會戰又一次以少勝多大破奧軍。[48][49]洛林的查理兵敗如山倒,普軍王八咬手指死不鬆口,持續追擊至波希米亞,留在布雷斯勞的奧軍和法軍被圍,後在12月19至20日投降,西利西亞大部分地區重歸普魯士控制[50]。
冬季調動
[編輯]經過此次大敗,瑪麗亞·特蕾莎解除洛林的查理的指揮職權,由晉升陸軍元帥的道恩取代。腓特烈二世希望羅斯巴赫與洛伊滕的慘敗促使瑪麗亞·特蕾莎接受和談,[51]但她吃了秤砣鐵了心地要收復西利西亞再談判[52]。普魯士的國庫已在1757年戰爭中耗盡,為滿足下一年需要不得不貶值貨幣並向薩克森及西利西亞的天主教會徵收新稅[53]。薩克森至西利西亞的前線穩定,腓特烈二世命令列瓦爾德統領的大部分東普魯士軍隊增援波美拉尼亞,應對開春後可能捲土重來的俄軍。增援後的普軍很快擊退瑞典軍隊,占領大部分瑞典波美拉尼亞並在冬季封鎖首府施特拉爾松德。[54]統領漢諾威軍隊的斐迪南在冬季多次發動攻勢,將法軍趕出漢諾威和西發利亞,法軍最後逃到萊茵河對岸,至此普魯士西線無憂[55]。
1758年
[編輯]摩拉維亞戰役
[編輯]1758年1月,威廉·費莫爾率領俄軍再度入侵東普魯士,駐守普軍很少,基本無人抵抗[40]。腓特烈二世從戰略角度考慮決定暫時放棄俄占省份,集中力量在西利西亞再度大勝一場,迫使奧地利走上談判桌[56]。同年三月簽署《第三次凡爾賽條約》後,法國大幅縮減向盟友奧地利提供的財政和軍事支持[57]。斐迪南帶領普魯士與漢諾威聯軍逐漸把法軍逼出北日耳曼,普魯士與英國對聯盟具體條款起爭議,腓特烈二世要求英方承諾向日耳曼派兵,同時英國海軍駐守波羅的海,但威廉·皮特堅持保留英國資源,應對更大範圍的全球戰爭[58]。
4月11日,英國與普魯士簽署《英普公約》正式結盟,英方承諾每年補貼普魯士67萬英鎊且不單獨與敵方媾和,並派九千將士增援萊茵蘭的斐迪南所部[59]。腓特烈二世在上一年就計劃把奧地利人全部趕出西利西亞後入侵摩拉維亞並占領奧爾穆茲要塞,此時他決定付諸實踐。4月16日,奧地利在西利西亞最後的據點施韋德尼茨投降,腓特烈二世揮軍攻入摩拉維亞,4月29日抵達奧爾穆茲並在5月20日包圍。[60][61]
奧爾穆茲的防禦穩固,圍城戰進展緩慢[62]。腓特烈二世想挑釁奧軍反擊,但道恩不與普軍正面衝突,而是擾亂、偷襲敵方補給線。六月下旬,奧爾穆茲的防禦工事已嚴重受損,但圍城部隊的補給嚴重不足。6月30日,恩斯特·馮·勞登帶領奧軍在多姆斯塔之戰攔截並摧毀大量西利西亞邊境送往奧爾穆茲城外普軍的補給。腓特烈二世被迫中斷包圍撤出摩拉維亞,放棄戰爭期間最後一次大規模入侵奧地利領土的計劃。[63]
曹恩道夫戰役與霍赫基希戰役
[編輯]摩拉維亞戰局失利後,普魯士加強薩克森與西利西亞防禦,腓特烈二世帶兵北上驅逐已至布蘭登堡邊境並圍攻焚燒庫史特靈的來犯俄軍。冬季圍困施特拉爾松德的普軍前往增援腓特烈二世,8月22日在毀於大火的庫史特靈附近會師。[64]8月25日,腓特烈二世率3.5萬兵馬與費莫爾帶領的4.3萬俄軍在奧得河東側的諾伊馬克打響曹恩道夫戰役[65]。戰至筋疲力竭的雙方傷亡都很慘重,不過腓特烈二世在俄軍撤退後宣示勝利[66]。
普軍重組後返回薩克森,同年九到十月與道恩率領的奧軍作戰,刺探奧軍通信但避免正面決戰[67]。10月14日,道恩所部在盧薩蒂亞霍赫基希附近突襲腓特烈二世與基思率領的普軍,霍赫基希戰役以奧軍大勝告終[68]。普軍放棄大部分火炮和補給,基思陣亡,但殘軍退卻井然有序,道恩決定不追擊[69]。普軍倉促重組後進入西利西亞,於11月7日增援被奧軍圍困的尼斯。此後腓特烈二世向西增援德勒斯登,以防道恩來襲,但奧軍西撤期間沒有再度進攻[70]。
冬季休整
[編輯]費莫爾所部在曹恩道夫遭受重創後撤回波羅的海沿海並穿過維斯瓦河,1758年內沒有再進攻普魯士[71]。普軍撤離瑞典波美拉尼亞後,瑞典又在九月發動新攻勢,一度推進到新魯平,但在未能找到俄軍或奧軍會合後撤回瑞典波美拉尼亞過冬並獲取給養[72]。道恩所部雖在霍赫基希大勝,但沒有在薩克森採取進一步行動,無力奪取德勒斯登,最終撤回波希米亞過冬。普魯士繼續控制薩克森,[69]減員顯著的普軍在薩克森和西利西亞休整並重建[73]。
1759年
[編輯]庫勒斯道夫戰役
[編輯]1759年4月,腓特烈二世率普軍主力從薩克森進入下西利西亞,阻止波蘭西部的俄軍與波希米亞的道恩所部奧軍會合。腓特烈二世的弟弟普魯士的亨利帶領小股普軍從薩克森越過厄爾士山脈襲擾波希米亞,並贏得彼得斯瓦爾德之戰等眾多小規模戰鬥,摧毀許多奧地利彈藥庫和橋梁,最後撤回薩克森。俄軍繼續逼近諾伊馬克,俄軍新指揮官彼得·薩爾特科夫7月23日率領4.7萬將士在凱伊之戰擊退卡爾·海因里希·馮·韋德爾將軍帶隊的2.6萬普軍。[74]俄軍向西面的奧得河深入,腓特烈二世帶領援軍北上與韋德爾一起抗衡薩爾特科夫,亨利與海因里希·奧古斯特·德·拉莫特·富克將軍分別守御薩克森與西利西亞[75]。
8月3日,薩爾特科夫占領奧得河畔法蘭克福並獲得勞登奉道恩之命帶來的大量奧軍增援[74]。腓特烈二世決心把距柏林已不足80公里的俄軍擊退,他與凱伊之戰倖存軍人會合後於8月12日在奧得河畔法蘭克福以東的庫勒斯道夫附近襲擊俄軍陣地,但庫勒斯道夫戰役以俄奧聯軍大勝告終,普軍兵敗如山倒,無力阻擋聯軍攻向柏林[76]。腓特烈二世滿以為戰爭將就此以慘敗收場,但敵軍沒有追擊,也沒進攻柏林[77]。
俄軍在庫勒斯道夫傷亡慘重,與奧地利統帥的分歧導致薩爾特科夫決定謹慎行事,給予普軍重整兵力的時間[78]。俄軍長途跋涉而來,途經波蘭的補給線很不安全,勝利之際也難以全力深入敵境[74],薩克森的亨利所部頻繁調動,威脅俄軍一定程度上也很依賴的奧軍補給線。俄奧聯軍在布蘭登堡已有絕對優勢,但兩軍均在九月撤回西利西亞。聯軍的內部衝突和領導層猶豫不決給予普魯士喘息之機,腓特烈二世事後為此次轉機冠名「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79]
薩克森戰役
[編輯]九月上旬,波希米亞的奧軍進入薩克森,大部分守軍都因庫勒斯道夫戰役離開,幾乎無人防禦。德勒斯登9月4日投降,薩克森大部分地區落入奧地利之手[80]。亨利帶兵西進,想奪回薩克森,其中腓特烈·奧古斯特·馮·芬克將軍所率分隊在9月21日的科爾比茲之戰以少勝多戰勝奧軍[81]。道恩派兵進入薩克森救援,但又在9月25日的霍耶斯韋達之戰被亨利所部殲滅。道恩不想薩克森再度落入普魯士之手,帶領主力向西攻入薩克森,[82]俄軍撤回波蘭過冬[78]。
普魯士陸軍11月在布蘭登堡和西利西亞重建,芬克帶兵進駐馬克森襲擾薩克森至波希米亞的奧軍通訊渠道。11月21日,道恩與弗朗茨·莫里茨·馮·拉西帶領奧軍在11月21日的馬克森戰役以絕對優勢兵力包圍芬克所部,迫使敵方全軍投降。[83]12月4日奧軍又在薩克森的邁森之戰小勝,1759年的交戰至此結束[84]。
1760年
[編輯]下西利西亞戰役
[編輯]1760年初,勞登在西利西亞獲得獨立指揮權,無需再聽從道恩調遣[85],同年三月開始作戰。3月15日在諾伊施塔特附近與普魯士駐軍交手後,[86]勞登所部逐漸穿過下西利西亞,於6月7日包圍格拉茨。富克帶兵前來解救,但勞登在6月23日的蘭休特之戰殲滅援軍並俘虜富克。腓特烈二世率普軍主力東進守御西利西亞,但獲知道恩所部主力也在向同一方向逼近後回撤。[87]普軍暫時放棄西利西亞,腓特烈二世帶兵轉回薩克森並於7月13日包圍德勒斯登[88]。普軍期望迅速奪取德勒斯登,或至少分散奧軍的注意,結果道恩帶兵西進,迫使普軍在7月21日中止圍困並撤退[87]。
奧軍7月29日占領格拉茨,隨後又攻占利格尼茨和帕奇維茨,道恩所部與拉西所部返回下西利西亞與勞登所部會師。腓特烈二世和亨利想在會師後同奧軍決戰,道恩一心集中絕對優勢兵力襲擊腓特烈二世所部。[89]8月15日,勞登所部趕在道恩帶領的主力之前在利格尼茨附近襲擊腓特烈二世陣地,引發利格尼茨之戰,但普軍在道恩所部趕到戰場前就戰勝勞登。此次逆轉打亂奧軍調動,下西利西亞又落入普魯士之手,[90]道恩率軍撤回薩克森[91]。
托爾高戰役
[編輯]8月20日,約翰·迪特里希·馮·赫爾森將軍帶領普軍在施特雷拉擊退奧軍攻勢[90]。九月,普軍與奧軍在西利西亞縱橫穿插,其間只有小規模交戰,薩爾特科夫帶領的俄軍留在波蘭西部[91]。普軍集中在西利西亞和薩克森,布蘭登堡基本無人守御。十月上旬,戈特洛布·海因里希·托特萊本率俄軍經過諾伊馬克與拉西所部奧軍會合併短暫占領柏林,清空城內軍火庫、索要贖金並釋放戰俘。隨後俄軍因補給不足撤回奧得河畔法蘭克福,[78]拉西所部南下支援道恩,準備與腓特烈二世在薩克森正面決戰[92][93]。
11月3日,腓特烈二世、道恩與拉西率領的兩軍主力在托爾高決一死戰,雙方都因托爾高戰役傷亡慘重,普魯士最終控制戰場並宣稱勝利,但這種「皮洛士式勝利」的戰略收益極其有限。減員嚴重的兩軍很快後撤過冬,德勒斯登仍在道恩手中,勞登所部繼續占領西利西亞,[94]為保障軍隊開銷,普魯士貨幣必須在冬季再次貶值[95]。奧地利本打算在托爾高一勞永逸地結束戰爭,但卻又一次敗給規模不及的普魯士,瑪麗亞·特蕾莎的財務狀況已經捉襟見肘,開始影響維繫戰爭的能力。托爾高戰役耗盡雙方戰爭實力,任何一方從現實角度出發都不可能在沒有外界援助的情況下順利結束戰爭。[94]
1761年
[編輯]資源日趨緊張
[編輯]1761年初,戰爭雙方都沒有足夠的人力或資源發動大規模進攻。普魯士只能湊出10.4萬軍人,其中大部分是新兵,連步兵使用的步槍之類基本物資都嚴重不足。普軍已經無法再滿足昔日腓特烈二世激進戰術的需要[96],王國境地岌岌可危[97]。奧軍司令道恩也認為這年不可能發動重大攻勢,甚至沒有收復西利西亞的計劃,打算集中兵力在薩克森對付亨利。奧地利的財政狀況一片混亂,國家經濟在沉重的戰爭稅下苟延殘喘。俄羅斯與奧地利都沒有意願在戰場繼續協作,兩軍合作中止。[98]
俄軍攻勢
[編輯]俄軍新司令亞歷山大·布圖林與勞登所部奧軍協作,在四月開始進軍西利西亞南部[99]。卡爾·克里斯托夫·馮·德·戈爾茨將軍率普魯士駐軍在施韋德尼茨周邊設防,腓特烈二世、勞登和布圖林開始曠日持久的機動戰,其間沒有大規模交手。10月1日,俄奧聯軍強行攻下施韋德尼茨要塞,以中等程度勝利結束戰役,普軍撤回西利西亞北部和布蘭登堡過冬。[100]
扎哈爾·切爾內紹夫和彼得·魯緬采夫帶領俄軍從8月22日開始圍攻和封鎖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港口科爾貝格。科爾貝格防守頑強,但普軍多次嘗試解救未果。十月,腓特烈二世命令大部分駐軍撤回柏林守御布蘭登堡,防守實力削弱的科爾貝格最後在12月16日投降,普魯士在波羅的海的港口至此全部陷落,[101]俄羅斯打通從海上支援中歐駐軍的道路,無需再從波蘭陸上冒險運輸。後勤改善給予俄羅斯顯著優勢,有望在來年打破實力平衡,徹底壓倒普魯士。[102]
1762年
[編輯]「第二次奇蹟」
[編輯]1762年春,普魯士陸軍只剩六萬人,難以想像這麼少的人馬何以阻擋俄軍和奧軍再度進攻柏林,整個王國似乎崩潰在即。英國要求普魯士讓步求和,否則就撤銷戰爭補貼,新任英國首相比特勳爵同年重申上述威脅。[103]1762年1月5日,俄羅斯女王伊莉莎白病逝,繼位的外甥彼得三世沙皇非常崇拜腓特烈二世,他登基後馬上推翻伊莉莎白的外交政策,下令對普魯士停火[104]。
同年三月,彼得三世同意與普魯士停戰,俄軍不再占領東普魯士和波美拉尼亞,趕赴麥克倫堡威脅向丹麥開戰,並對霍爾斯坦-戈托普公國提出領土要求。5月15日,俄羅斯與普魯士簽署《聖彼得堡條約》正式終止敵對,承認戰爭爆發前普魯士在東面和北面的邊境。經彼得三世調解,瑞典和普魯士又在5月22日簽署《漢堡條約》停戰,普魯士保留波美拉尼亞省全部領土。6月1日,彼得三世又與普魯士結盟,把切爾內紹夫所部1.8萬俄軍將士送給腓特烈二世統領,普魯士起死回生,史稱「第二次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105]
英國曠日持久的封鎖,結合北美與印度戰場失利,萊茵蘭局勢缺乏進展,法國的士氣跌入谷底[106][107]。俄羅斯翻臉、瑞典停戰後,路易十五明白法國已經不大可能拿到奧地利承諾的奧屬尼德蘭。奧地利基本上已經破產,沒有法國的財政援助,瑪麗亞·特蕾莎根本無從負擔收復西利西亞所需。法國此時同樣筋疲力盡,路易十五不願再為盟國打仗提供資金。法國始終沒有正式向普魯士宣戰,路易十五同意與普魯士停火併將法軍撤出萊茵蘭,法國不再干預日耳曼戰局。[108]
最後的戰鬥
[編輯]普魯士各個方向的危機已解,能夠集中全部力量對付奧地利。普軍先經北面召回的部隊增援,隨後又獲切爾內紹夫所部俄軍補充,兵力足以同戰場上的奧地利人一決雌雄。1762年6月,普魯士再度出征西利西亞。[109]然而,彼得三世的夫人凱薩琳王后在6月底發動政變廢黜丈夫,並在7月9日登基,後世人稱「凱薩琳大帝」。凱薩琳馬上撤銷俄普同盟,但召回軍隊後沒有重新投入戰場援助奧地利。[104]
俄軍退出沒有動搖腓特烈二世的意志,普軍7月21日在施韋德尼茨東北方向的博克施道夫附近與道恩所部交戰。腓特烈二世說服切爾內紹夫在外圍觀戰,無需直接參與戰鬥,對奧軍形成威懾。普軍最後贏得博克施道夫戰役,從奧地利手中奪回大部分西利西亞。[110]道恩帶兵撤到格拉茨,普軍圍攻施韋德尼茨,經過長期圍困在10月9日奪回該城,贏得最後一次西利西亞戰役。[111]
亨利帶兵進入薩克森,於10月29日在弗賴貝格附近與德勒斯登的奧地利守軍交戰,守軍在弗賴貝格之戰失利後退回德勒斯登,普軍隨後占領薩克森大部分領土[112]。同年11至12月,亨利所部還把部分神聖羅馬帝國殘軍趕到法蘭克尼亞,並襲擊神聖羅馬帝國的親奧地利公國[113]。瑪麗亞·特蕾莎11月提議和談,腓特烈二世馬上同意,雙方11月24日宣布在薩克森和西利西亞停戰[112],正式和談在12月下旬開始[114]。
僵持
[編輯]1762年末,普魯士已從奧地利人手中奪回絕大部分西利西亞,並在弗賴貝格之戰後控制薩克森除德勒斯登以外的大部分地區。奧地利占有德勒斯登和薩克森南部邊境領土,還有西利西亞南部的格拉茨伯國。中歐交戰各國基本陷入僵持,普魯士財政穩定,但經過連年戰爭和敵軍占領已是滿目瘡痍,人力損失極大。[115]奧地利面臨重大財政危機而且被迫裁軍,戰爭實力大幅降低,沒有俄軍和法國財政援助基本不可能收復西利西亞[116]。七年戰爭的其他交戰國已經開始和談,奧地利、普魯士和薩克森三方代表於12月30日在薩克森前線附近的胡貝圖斯堡啟動談判[113][117]。
1763年
[編輯]《胡貝圖斯堡條約》
[編輯]腓特烈二世曾打算把東普魯士送給俄羅斯,換取彼得三世支持他占領薩克森,但凱薩琳撤軍後俄羅斯就不再是交戰國,沒有參與談判。三方最後同意恢復戰爭前的領土劃分:奧地利撤出格拉茨伯國,普魯士全面控制西利西亞並撤出薩克森,恢復腓特烈·奧古斯特二世的統治。經過這些交換,三國邊界全面恢復到戰前狀態。[113]奧地利進一步讓步,正式放棄對西利西亞的領土主張,普魯士承諾在1764年帝王選舉支持瑪麗亞·特蕾莎之子約瑟夫大公擔任神聖羅馬皇帝。1763年,交戰各方簽署《胡貝圖斯堡條約》,結束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117]
結果
[編輯]恢復戰前邊境表明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各方均未達成參戰目標:普魯士沒有取得薩克森任何領土,奧地利也無法收復西利西亞,俄羅斯同樣沒從普魯士得到任何好處。不過,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戰爭結局是普魯士的外交勝利,[118]不但保住西利西亞,還迫使奧地利正式放棄領土主張,將來都沒有理由再為西利西亞厲兵秣馬。更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證明普魯士完全有資格和奧地利掰手腕,在面臨全面瓜分危局之際依然化險為夷、分毫未損。[28][107][113]
普魯士
[編輯]普魯士經過三次西利西亞戰爭成長為歐洲新大國[113],是日耳曼占領先地位的新教國家[119]。普魯士王國對西利西亞的主權獲得普遍認可,奧地利放棄收復該省。腓特烈大帝的個人威望大振,雖然伊莉莎白駕崩導致俄羅斯逆轉立場和英國的財政支持對戰爭走向影響極大,但後人很快就把這些客觀因素拋諸腦後,只記得腓特烈大帝英明神武的作戰指揮能力。[120]普魯士在奧地利、俄羅斯、瑞典和法國同時入侵的情況下最終保住地位和領土,在當代史學家看來堪稱奇蹟[121]。1763年後,世界各國派軍官前往普魯士了解該國超強軍事實力的秘密,普魯士成為世人紛紛仿效的歐洲強國[120]。
歷史學家認為三次西利西亞戰爭是普魯士崛起的關鍵,但該國經濟和人口無疑受到重創,腓特烈大帝后來大部分統治時間用於重建和恢復。為恢復人口,他繼續推行父輩政策,鼓勵天主教地區的新教難民遷居普魯士。[122]應對戰爭反覆貶值貨幣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普魯士和薩克森經濟大動盪[123]。戰後該國利用軍用糧庫和消費稅穩定糧價、緩解糧食短缺。普魯士還建立初步社會福利體制,救助貧民和曾投身西利西亞戰爭的傷殘軍人。[122]
普魯士軍隊在本次戰爭中傷亡慘重,約18萬人陣亡[124],軍官基本損失殆盡。戰後該國無論財政還是人力都不足以把軍隊恢復到戰前標準[125]。普魯士的常備軍直到1772年才恢復到19萬人,但曾參與西利西亞戰爭的資深將官寥寥無幾[126]。腓特烈大帝在1778至1779年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中親自率領普魯士軍隊出擊,但部隊表現不佳,在1792至1795年的法國大革命戰爭也沒有改善。1806年,拿破崙一世在耶拿會戰大破普軍,促使普魯士徹底改革軍隊,軍事實力此後才逐漸回升。[127]
奧地利
[編輯]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過後,哈布斯堡君主國欠下巨債[128],軍事實力大幅削弱,至少14.5萬將士陣亡或失蹤[124]。奧地利未能收復西利西亞,也沒爭得任何領土,但還是保住薩克森,減慢北方宿敵的擴張速度。軍隊表現遠超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證明瑪麗亞·特蕾莎在王位繼承戰爭後的行政與軍事改革切實有效。所以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奧地利的威望,保持奧地利在歐洲體系的主要成員地位。[129]腓特烈二世同意在帝王選舉支持約瑟夫大公,等於承認哈布斯堡君主國繼續在神聖羅馬帝國保持優勢地位,只不過這還遠遠沒有達到奧地利對這場戰爭的期望[130]。
普魯士的一流大國地位穩固,國王和軍隊威望持續增強,長期威脅奧地利在日耳曼的霸權地位[129]。西利西亞戰爭表明哈布斯堡君主國需要持續改革才能保持在歐洲強國政治的主導地位[131]。第三次西利西亞戰爭失望收場後,瑪麗亞·特蕾莎放棄收復西利西亞的希望,集中精力在國內改革,為將來對抗普魯士打基礎。1761年,哈布斯堡君主國設立新的集權行政和決策機構,簡化以往混亂的行政流程。18世紀60至70年代,該國積極改善稅收征管,特別是在倫巴第和奧屬尼德蘭,國家稅收大幅增長。[132]為統一各地法律體制,王室於1766年頒布《特蕾西婭法典》,是該國史上首部通用法典[133]。為提升農民稅收,瑪麗亞·特蕾莎在1771至1778年發布眾多皇家法令,限制在日耳曼或波希米亞領土強迫農民勞動之舉,她的兒子在1781年更進一步,發布《農奴制法令》[134]。哈布斯堡君主國還實施小學義務教育,建立世俗公立學校體系[135]。這些政策史稱「特蕾西婭改革」,從多個方向促使哈布斯堡君主國痛定思痛,在此後50多年裡走向現代化[136]。
腳註
[編輯]- ^ 1.0 1.1 1.2 Fraser(2000年),第202頁
- ^ Wilson(2016年),第478–479頁
- ^ 3.0 3.1 Shennan(2005年),第49頁
- ^ Clark(2006年),第197–198頁
- ^ Fraser(2000年),第297–301頁
- ^ Horn(1957年),第449–464頁
- ^ Black(1990年),第301–323頁
- ^ Fraser(2000年),第293–294頁
- ^ Fraser(2000年),第310頁
- ^ 10.0 10.1 Asprey(1986年),第427頁
- ^ Fraser(2000年),第308頁
- ^ Fraser(2000年),第317–318頁
- ^ 13.0 13.1 Black(1994年),第38–52頁
- ^ Black(1994年),第67–80頁
- ^ Clark(2006年),第209頁
- ^ Creveld(1977年),第26–28頁
- ^ Clark(2006年),第198–199頁
- ^ Fraser(2000年),第317頁
- ^ Asprey(1986年),第428頁
- ^ Fraser(2000年),第318–319頁
- ^ Asprey(1986年),第430–438頁
- ^ Fraser(2000年),第324頁
- ^ Fraser(2000年),第324–326頁
- ^ Asprey(1986年),第465頁
- ^ Fraser(2000年),第334–336頁
- ^ Fraser(2000年),第333頁
- ^ Fraser(2000年),第331–332頁
- ^ 28.0 28.1 28.2 Clark(2006年),第199–200頁
- ^ Fraser(2000年),第311–312頁
- ^ 30.0 30.1 Fraser(2000年),第337頁
- ^ Marston(2001年),第37頁
- ^ Fraser(2000年),第340頁
- ^ 33.0 33.1 Luvaas(2009年),第6頁
- ^ Marston(2001年),第39頁
- ^ Fraser(2000年),第348–349頁
- ^ Asprey(1986年),第454頁
- ^ 37.0 37.1 Asprey(1986年),第460頁
- ^ Marston(2001年),第22頁
- ^ Anderson(2000年),第176頁
- ^ 40.0 40.1 40.2 40.3 Marston(2001年),第41頁
- ^ Anderson(2000年),第302頁
- ^ Fraser(2000年),第359頁
- ^ 43.0 43.1 Fraser(2000年),第359–362頁
- ^ Asprey(1986年),第467頁
- ^ Asprey(1986年),第469–472頁
- ^ Fraser(2000年),第369頁
- ^ Kohlrausch(1844年),第573頁
- ^ Fraser(2000年),第370–373頁
- ^ Asprey(1986年),第476–481頁
- ^ Redman(2014年),第161–167頁
- ^ Redman(2014年),第166頁
- ^ Kohlrausch(1844年),第575–576頁
- ^ Redman(2014年),第173頁
- ^ Asprey(1986年),第473頁
- ^ Asprey(1986年),第486頁
- ^ Fraser(2000年),第380–381頁
- ^ Clark(2006年),第254–255頁
- ^ Fraser(2000年),第377–379頁
- ^ Szabo(2008年),第179–182頁
- ^ Fraser(2000年),第381–384頁
- ^ Asprey(1986年),第489頁
- ^ Fraser(2000年),第384–385頁
- ^ Szabo(2008年),第148–155頁
- ^ Fraser(2000年),第387–389頁
- ^ Asprey(1986年),第494–499頁
- ^ Szabo(2008年),第162–169頁
- ^ Fraser(2000年),第398–399頁
- ^ Asprey(1986年),第501–506頁
- ^ 69.0 69.1 Szabo(2008年),第195–202頁
- ^ Fraser(2000年),第404–405頁
- ^ Fraser(2000年),第395頁
- ^ Asprey(1986年),第500頁
- ^ Fraser(2000年),第406頁
- ^ 74.0 74.1 74.2 Szabo(2008年),第232–233頁
- ^ Fraser(2000年),第414頁
- ^ Showalter(2012年),第250頁
- ^ Luvaas(2009年),第9頁
- ^ 78.0 78.1 78.2 Stone(2006年),第74頁
- ^ Fraser(2000年),第419–421頁
- ^ Fraser(2000年),第421–422頁
- ^ Chisholm(1911年),第353頁
- ^ Carlyle(1865年),第544–549頁
- ^ Fraser(2000年),第423頁
- ^ Carlyle & 1865a,第615頁
- ^ Carlyle & 1865b,第629–630頁
- ^ Carlyle & 1865c,第632–636頁
- ^ 87.0 87.1 Fraser(2000年),第430–432頁
- ^ Szabo(2008年),第279–283頁
- ^ Fraser(2000年),第432–433頁
- ^ 90.0 90.1 Carlyle & 1865d,第60–77頁
- ^ 91.0 91.1 Fraser(2000年),第438頁
- ^ Duffy(1974年),第194頁
- ^ Szabo(2008年),第293頁
- ^ 94.0 94.1 Duffy(1974年),第196頁
- ^ Redman(2014年),第424頁
- ^ Redman(2014年),第427–428頁
- ^ Anderson(2000年),第491頁
- ^ Redman(2014年),第429–431頁
- ^ Redman(2014年),第435頁
- ^ Redman(2014年),第452頁
- ^ Anderson(2000年),第492頁
- ^ Stone(2006年),第75頁
- ^ Redman(2014年),第472頁
- ^ 104.0 104.1 Clark(2006年),第204–205頁
- ^ Fraser(2000年),第457–460頁
- ^ Anderson(2000年),第498頁
- ^ 107.0 107.1 Fraser(2000年),第469頁
- ^ Mitford & Schillinger(2013年),第242–243頁
- ^ Fraser(2000年),第461頁
- ^ Carlyle & 1865e,第289–299頁
- ^ Fraser(2000年),第464頁
- ^ 112.0 112.1 Carlyle & 1865f,第311–321頁
- ^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Schweizer(1989年),第250頁
- ^ Fraser(2000年),第467–468頁
- ^ Hochedlinger(2003年),第343頁
- ^ Hochedlinger(2003年),第345頁
- ^ 117.0 117.1 Carlyle & 1865g,第329–332頁
- ^ Browning(2005年),第530頁
- ^ Clark(2006年),第215–219頁
- ^ 120.0 120.1 Marston(2001年),第90頁
- ^ Clark(2006年),第200頁
- ^ 122.0 122.1 Clark(2006年),第212–214頁
- ^ Redman(2014年),第425頁
- ^ 124.0 124.1 Clodfelter(2017年),第85頁
- ^ Clark(2006年),第210–213頁
- ^ Duffy(1985年),第245頁
- ^ Clark(2006年),第313頁
- ^ Ingrao(1994年),第198頁
- ^ 129.0 129.1 Clark(2006年),第216頁
- ^ Hochedlinger(2003年),第346頁
- ^ Clark(2006年),第212頁
- ^ Ingrao(1994年),第198–200頁
- ^ Vocelka(2000年),第157–158頁
- ^ Ingrao(1994年),第208–210頁
- ^ Ingrao(1994年),第210–212頁
- ^ Hochedlinger(2003年),第267頁
來源
[編輯]- Anderson, Fred.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54–1766.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2021-03-01]. ISBN 978-0-375-70636-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Asprey, Robert B.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Magnificent Enigma. 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86 [2021-02-25]. ISBN 978-0-89919-35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Black, Jeremy.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Old System' and the 'Diploma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90, 12 (2): 301–323. doi:10.1080/07075332.1990.9640547.
- Black, Jeremy. European Warfare, 1660–1815. London: UCL Press. 1994 [2021-02-25]. ISBN 978-1-85728-17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Browning, Reed. New Views on the Silesian Wars.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5-04, 69 (2): 521–534. JSTOR 3397409. doi:10.1353/jmh.2005.0077.
- Carlyle, Thomas. Book XIX – Friedrich Like to Be Overwhelmed in the Seven Years' War – 1759–1760. 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 V (London: Chapman & Hall). 1865 [2021-03-01]. OCLC 10455380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arlyle, Thomas. Book XX – Friedrich Is Not to Be Overwhelmed: the Seven Years' War Gradually Ends – 25th April 1760 – 15th February 1763. 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 VI (London: Chapman & Hall). 1865 [2021-03-01]. OCLC 10455380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Finck, Friedrich August vo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0 (第11版).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3. 1911. Chisholm, Hugh (編).
- Clark, Christopher.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2006 [2021-02-25]. ISBN 978-0-674-02385-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Clodfelter, Michael.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Encyclopedia of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492–2015 4th.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17 [2021-03-01]. ISBN 978-0-7864-747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reveld, Martin van.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021-02-25]. ISBN 978-0-521-2173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Duffy, Christopher.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74 [2021-03-01]. ISBN 978-0-88254-277-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Duffy, Christopher.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85 [2021-03-01]. ISBN 978-0-415-00276-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Fraser, David. Frederick the Great: King of Prussia. London: Allen Lane. 2000 [2021-02-23]. ISBN 978-0-7139-9377-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Hochedlinger, Michael. 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 London: Longman. 2003 [2021-02-23]. ISBN 978-0-582-29084-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Horn, D. B. The Diplomatic Revolution. Lindsay, J. O. (編).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7, The Old Regime: 1713–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9–464. 1957. ISBN 978-0-521-04545-2.
- Ingrao, Charles W.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18–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21-03-01]. ISBN 978-0-521-38009-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Kohlrausch, Friedrich. A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Chapman & Hall. 1844 [2021-03-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Luvaas, Jay. Frederick and the Art of War. Frederick the Great on the Art of War. By Friedrich II, King of Prussia. . Luvaas, Jay (編). New York: Da Capo Press. 2009 [2021-02-25]. ISBN 978-0-7867-4977-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Marston, Daniel. The Seven Years' War.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2001 [2021-03-01]. ISBN 978-1-4728-9564-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Mitford, Nancy; Schillinger, Liesl. Frederick the Great.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13 [2021-03-01]. ISBN 978-1-59017-623-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Redman, Herbert. Frederick the Great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14 [2021-03-01]. ISBN 978-0-7864-7669-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Schweizer, Karl W. England, Prussia,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Studies in Alliance Policies and Diplomacy. Lewiston,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9 [2021-03-01]. ISBN 978-0-88946-465-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Shennan, J. 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5 [2021-02-23]. ISBN 978-0-415-0778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Showalter, Dennis E.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History. Barnsley, England: Frontline Books. 2012 [2021-02-25]. ISBN 978-1-78303-479-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Stone, David. A Military History of Russia: From Ivan the Terrible to the War in Chechnya.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ing. 2006 [2021-03-01]. ISBN 978-0-275-9850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Szabo, Franz A. J.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 London: Longman. 2008 [2021-03-01]. ISBN 978-0-582-2927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Vocelka, Karl.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Kultur, Gesellschaft, Politik. Graz: Styria Media Group. 2000 [2021-03-01]. ISBN 978-3-222-12825-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Wilson, Peter H. Heart of Europe: A History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21-03-01]. ISBN 978-0-674-05809-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VI – Prince Henri Makes a March of Fifty Hours; The Russians Cannot Find Lodging in Silesia. Book XIX. 1865: 544–549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VIII – Miscellanea in Winter-Quarters, 1759–60. Book XIX. 1865a: 615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IX – Preliminaries to a Fifth Campaign, January–April 1760. Book XIX. 1865b: 629–630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IX – Preliminaries to a Fifth Campaign, January–April 1760. Book XIX. 1865c: 632–636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III – Battle of Liegnitz. Book XX. 1865d: 60–77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XIII – Peace of Hubertsburg. Book XX. 1865g: 329–332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4-19).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XI – Seventh Campaign Opens. Book XX. 1865e: 289–299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 Carlyle, Thomas. Chapter XII – Siege of Schweidnitz: Seventh Campaign Ends. Book XX. 1865f: 311–321 [2021-03-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21).
擴展閱讀
[編輯]- Seven Years' War.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4 (第11版). London: 715–723. 1911. Hannay, David McDow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