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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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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軍
1900年，義和團之亂中的甘軍將士
存在時期1895–1901
國家或地區 大清
效忠於清朝 清帝
清朝 董福祥
部門武衛軍
種類師
規模10,000
駐軍/總部甘肅/北京
別稱甘軍
裝備克虜伯炮、毛瑟步槍、劍、戟
參與戰役河湟起義
廊坊阻擊戰
八國聯軍之役（義和團運動）
北京之戰
指揮官
著名指揮官董福祥（總司令）、張俊、李雙良
馬福祥、馬福祿、馬福興

甘軍是清朝末年來自清朝中國甘肅省 (清)（當時甘肅省包括今寧夏、甘肅全境和青海河湟地區）的一支團練兵，約有一萬名漢、回士卒。該部隊忠於官府，源於左宗棠在同治陝甘回變和清軍收復新疆之戰時期收編的甘肅籍士兵。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被重新整編以鎮壓甘肅的河湟起義。在甘肅提督董福祥的統領下，他們於1898年進入北京城內，改編為武衛軍後軍，成為一支保衛京城的現代化軍隊。甘軍包括漢族、回族穆斯林，少量撒拉族穆斯林[1][2][3]、東鄉族穆斯林和保安族穆斯林。兵源主要來源於寧夏河套地區、寧夏西海固地區、甘肅河州地區、甘肅慶陽地區、青海河湟地區。其精銳部隊為董福祥（中營）、張俊（左營）、李雙良（右營）所轄的約3000人的「董字三營」。甘軍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月初幫助擊退西摩爾遠征——從天津派出的意在解東交民巷之圍的多國聯軍後，從6月20日到8月14日，穆斯林軍隊是攻打東交民巷最兇猛的進攻者。[4]在與八國聯軍的東交民巷解圍戰和八國聯軍之役中，甘軍傷亡慘重，隨後護衛朝廷逃往西安，民國時重新復興並演變成西北馬家軍，對中國近代歷史有重要影響。

起源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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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年），正值同治陝甘回變期間，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採納前四川按察使牛樹梅建議，招降甘肅起義首領之一董福祥，將其所部十餘萬民軍擇其悍勇，改編為「董字三營」。馬占鰲、馬福祥等回民被董福祥招募編入甘軍。後添募四營，增加到二十營，駐山陝一帶，又再募十營，加強兵力，兼作為策應之師。[5][6]

董福祥隨左宗棠攻金積堡，襲卡後，破禮拜寺，屯板橋，又與蕭章開夾擊敗退來奪橋的叛軍。八年（1869年），朝旨令陝甘總督穆圖善甘軍受左宗棠節度。[7]十一月，甘軍收復靖遠。九年（1870年）正月，甘軍於王家甿擊敗叛軍援軍。六月，在鞏昌擊敗叛亂回民。七月，南路甘軍收復渭源、狄道。十年（1871年）九月，甘軍克康家崖要隘。十一月，克河州，十一年（1872年）正月，連破甘坪、大貝坪等處叛軍營寨，進攻太子寺。三月，攻打太子寺叛亂回民失利，提督傅先榮、徐文秀戰死。六月，收復循化，誅殺叛首馬玉連等。閏六月，攻打叛首白彥虎等於敦煌，失利，副將李天和等陣亡。[8]同年，淮軍統領曹克忠所部有人結連反清幫會，甘軍馬世俊騎兵亦叛變，已投降的捻軍也多叛變響應，曹克忠遣兵平定之。[9]同年，董福祥隨劉錦棠到碾伯，趨峽口，與陝西回民禹得彥、雀三大戰，破之，禹得彥等投降。董福祥又進擊白彥虎於高家堡，焚其營壘而還，叛軍所任知府高桂源勾結白彥虎圍攻西寧，直撲雙良營，董福祥又大敗之，解圍。董福祥改守向陽堡城，又討平河州叛亂回民。[10]

後左宗棠討伐阿古柏政權，光緒元年（1875年），時任河州提督的董福祥隨之出關擔任先鋒，與敵軍戰於天山，在大風導致白晝天黑的情況下率眾先登，一鼓殲敵，又破其木壘河、古牧地，進軍收復烏魯木齊諸城及瑪納斯南城。三年（1877年），董福祥率甘軍翻越天山，急行軍1200多里，攻克南疆門戶達坂城，殺敵甚眾，接着步馬兼程，收復托克遜城，俘敵2萬餘。八月，董福祥所部甘軍作為清軍先鋒接連攻克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等城，接着又穿越人跡罕至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冬季，收復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闐四城，全部收復南北疆，董福祥軍名震西域。英、俄不甘阿古柏政權覆滅，仍然扶持殘部不斷竄擾西境，董福祥率軍駐守喀什噶爾，屢殲入侵之敵。五年（1879年），董福祥在兩日一夜之內率甘軍急馳300餘里，在木吉擊潰來犯的柯爾克孜族叛軍，斬三百餘騎，[10]殲敵2000餘人。[6]

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改烏魯木齊為迪化作為省城。光緒十二年，首任新疆巡撫劉錦棠上書光緒帝，由於湘軍在新疆水土不服、思鄉懷舊導致戰鬥力下降。提出以甘軍充實新疆防務的構想。[11]該建議後被採納，董福祥於光緒十六年（1890）出任新疆提督，原甘軍部將張俊於光緒二十一年（1896）繼任新疆提督。

光緒十年（1884年），越南爆發中法戰爭，陝西提督幫辦軍務雷正綰奉命率甘軍駐鳳凰城以固邊防，戰後回歸原任。[9]

董福祥在新疆率甘軍駐守19年，禦敵戍邊，興修水利，開墾屯田，整修道路，政績卓著，贏得朝野讚譽。[6]1880年代末，甘軍已基本負責新疆防務，張俊、何得彪、何建威、張銘新等紛紛脫離楚豫系統成為甘軍名將。清廷也開始籠絡甘軍將領。[12]

甘軍將領時任喀什噶爾提督的董福祥及董福祥部下營官馬安良和馬海晏起初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第一次中日戰爭期間因德國侵佔膠州灣而奉召率甘軍馬步八營入衛北京，募兵備戰，但當年4月，甘肅省南部爆發了一場穆斯林叛亂，他們隨即被派去鎮壓叛軍。[13]董福祥奉命督辦甘肅軍務，督師回狄道，以馬安良為前鋒，河州之圍不戰而解。董福祥率馬安良、何得彪、張銘新等連戰連捷，1895年1月奉命調補甘肅提督，節制所有前線將領。7月初統軍解除穆斯林叛軍對狄道的圍攻。[14]當同年8月他參加北京的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慶典時，被總理大臣榮祿推薦給太后。[15]裝備有前裝炮和各類冷兵器的穆斯林叛軍被董福祥從北京帶回的當代雷明登槍和毛瑟槍壓制。[16]董福祥也用自己對地方政治的理解說服叛軍回家。[17]十月，董福祥率甘軍渡洮水，陝西巡撫魏光燾率湘軍臨湟水，[18]擊敗河州馬永琳叛軍，連破高家集、三甲集，打通了道路。曾在左宗棠手下鎮壓過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同治陝甘回變的董福祥在當年十一月成為甘肅提督，總統甘軍，前敵諸將均歸其節制。[19]他統領左宗棠曾在當地招募的民兵。[20]又自請援西寧。次年（1896年），克上下五莊，乘勝收復大通、多巴，奉朝命駐西寧專務剿撫，並統領魏光燾二十七營。叛首劉四復奔關外，董福祥派騎兵追殺，攻克卡爾岡，先後攻克海城、冶諸麻、甘州南山的叛軍堡壘，新任固原提督鄧增會合甘軍搜治海城叛亂回民。[7]當年春，關內外甘肅、青海再度平定。[10][21]董福祥在平亂過程中，收編了馬福祿自己組建的團練兵為甘軍的一部分。甘軍勢力也從此滲透到本由湘軍掌控的甘肅。代董福祥任喀什噶爾提督的張俊，實際也是甘軍的一部分，原屬於董福祥精銳「董字三營」（張俊任左營都統）。甘軍勢力覆蓋了如今的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達到極盛。甘軍因起源本地且融合了漢族流民和回族兩支武裝，在甘肅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12]

二十四年（1898年）1月，清廷諭令董福祥招募到二十營分屯大慶關、平陽府一帶。二月，董福祥等二十營奉清廷令東調到直隸正定府，並奉命再招募五營人馬，都是河、狄一帶的回民。先前，董福祥所部甘軍已被調到山陝督練兵勇，回隊馬步七營旗在山西平陽奉命改編為簡練軍，以馬福祿為統領，馬福祥為幫統。此時馬海晏為旗官，即騎兵管帶。此時甘軍共二十五營，多為回民。[12]在當年的百日維新期間，董福祥、馬安良、馬海晏被召到北京，受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榮祿管轄，與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並稱「北洋三軍」。董福祥與馬福祿、馬福祥等的甘軍奉榮祿命駐長辛店，與駐天津的武毅軍、駐天津小站的新建陸軍一同幫助終止了維新運動。[需要較佳來源]政變後，慈禧太后賞賜董福祥部甘軍銀三千兩。[6]

下午晚些時候，消息泄露，太后根本不在皇城中，而是在萬壽山頤和園。暴徒般的董福祥的甘軍也隨同駐扎於此。這些事發生於使館區護衛入內前兩天，現在補滿血紅色大字的董軍的藍黑色絨旗還插在山腳下。幾年前血腥鎮壓甘肅叛亂之後，董福祥的名字就像夢魘一樣扎在每個中國人心頭。

——《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 伯特蘭·勒諾克斯·辛普森, p. 12[22][23][24]

儘管有笑聲，但形勢是嚴峻的。1899年有一次，在太后政變和實際囚禁了皇帝后，使館區守衛不得不被派來，關於各使館區的少許文件提到了遠東的中隊，此外，守衛們不得不停留數月。守衛們現在不再增加，主要保護我們免遭來自野蠻的邊地甘肅省的熱愛保守的太后的董福祥的伊斯蘭勇士們的傷害，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們仍然駐紮在北方首都附近。

——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 伯特蘭·勒諾克斯·辛普森, p. 10.[25]

轉移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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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1月山東的兩位德國神父被殺後，外國列強參與了一場「搶租借地」行為，威脅要將中國分裂為幾個勢力範圍。[26]為了保護都城對抗可能的攻擊，慈禧於次年（1898年）夏將甘軍調到北京。[27]因為她的寵臣榮祿與甘軍統帥董福祥關係親密，她欣賞甘軍。[28]在去北京的路上，董福祥軍攻擊了保定的基督教堂，毀了法國教堂。[27][29]光緒帝支持的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失敗後，慈禧任命榮祿為兵部主事、軍機大臣，負責節制、改組北洋各軍。[30]榮祿將董福祥的民兵組建為自己奏請設立的新軍「武衛軍」（北洋四大軍甘軍、武毅軍、新建陸軍、毅軍的合編）的「後軍」。[6][31]董福祥是所有五個軍（榮祿另外訓練了一支中軍）的統帥中，唯一不隱藏自己對外國人的敵意的。[32][33]

甘軍起初分別駐紮在涿州到正定一帶。10月6日，清廷因甘軍分別駐紮在正定一帶不便操練，諭令除派何得彪六營赴蘆台外，其餘各營人馬在11月7日由董福祥率領移駐京郊南苑。[6]

北京居民和外國人都相似地害怕這支強橫的穆斯林軍隊。[33]二十四年（1898年）10月23日，據說「這些軍隊準備明天行動，徹底消滅北京所有的外國人，中國回到黃金年代。」[34][35]一些西方人將甘軍描述為「10,000個伊斯蘭暴民」，[36]「一群約10,000人的烏合之眾，其中大部分是伊斯蘭教徒」，[37][38][39]或「甘肅非正規軍」，[40]其他人稱之為「甚至為中國人所害怕的一萬伊斯蘭兇手」。[41]當年9月末和10月初，在甘軍和外國人之間的幾場小衝突使得首都緊張氣氛上升。[27]來自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是從天津剛被召來保衛東交民巷免遭可能的襲擊的新護衛軍的一部分。[42][43]10月末，甘軍準備殺死北京所有外國人的流言開始傳播。[27]為回應外國外交官們的最後通牒，慈禧令甘軍轉移到南苑。[44][45]截至1880年代，這片北京南的大片土地——它比牆內的城大數倍——已部分被改為農田，但便於在連接北京到天津的鐵路附近駐紮。[46][47]甘軍被捲入一場在一場劇院的混戰。[48][49]10月23日，兩營甘軍駐紮在蘆溝橋附近，兵勇吳金福、趙新見等橫站在豐臺鐵路段的鐵路橋上，蘆保鐵路英國工程師哥士等喝令他們退讓，他們不服，雙方互相指罵，甘軍士兵用石頭打傷哥士和另一工程師頭部，在場的英使館人員甘伯樂也被微傷。哥士等人舉槍射傷甘軍兩人。清廷令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胡燏棻查辦，英駐華公使竇納樂也函請總理衙門嚴辦甘軍士兵。26日，胡燏棻會晤竇納樂，協商處理。竇納樂等外國外交官們要求甘軍撤走，因為他們威脅到了外國人的安全。[50]最終，清廷棍責吳、趙二人，將甘軍該部營官總兵衙儘先副將朱萬榮和蘆保鐵路委員「交部議處」了結此事。原本甘軍入京後，見到外國人就群起辱罵；此事後，各國公使愈發厭惡甘軍，又怕其報復，上告請求不要調走甘軍。平時使館人員路過甘軍駐地，策馬疾馳而過，甘軍從後面向他們扔石頭，幾乎出人命，從此使館中人互相告誡，不敢走遠。[12]但清廷卻對甘軍大加賞賜。董福祥到南苑後，清廷派慶親王奕劻前往校閱，[12]並在收到奕劻陳奏後下諭嘉獎董福祥治軍有方，賞賜董福祥白玉翎管一支，白玉扳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由戶部發賞銀一萬兩給甘軍兵勇，發小卷袍褂料二百卷由董福祥賞賜營哨各官。休息數日後，甘軍離開南苑，駐薊州一帶。二十五年（1899年）3月22日，清廷又下諭嘉獎董福祥。[6]

董福祥所部甘軍被編為武衛後軍後，駐紮於豐潤、玉田、薊州一帶。馬福祿、馬福祥所率回軍馬步各營駐紮永平府。[6]

§ 26. 在北京，能從混亂的政治狀態中感受到很多不安，但真正的危險感源自被帶到首都對付對外國攻擊的恐懼的強橫的士兵，其中最強橫的是董福祥的甘肅軍隊，駐紮在南苑。這支軍隊在9月30日攻擊了一支由英、美使館成員組成的社交聚會，次日，外國代表決定從各自的艦隊派出一支海軍護衛。天津總督拒絕讓他們通行，但因為特使 [67] Sir C. MacDonald to Lord Salisbury, April 15th, 1898, China, Xo. 1, 1899, p. 102.

——馬士,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卷，第151頁。[51]

中國政府抗議了，但沒有效果。使館護衛堅持儘可能快地經由列國戰船提供，駐紮北京。隨後中國當局把軍隊帶到首都，使館區的危機感增長。10月25日，竇納樂發電報到倫敦：「歐洲人受到的嚴重威脅是來自甘肅省的即將駐紮在北京南2英里的南苑的約10,000士兵。這些士兵的一部分對上周日拜訪盧溝橋鐵路線的四個歐洲人進行了一次野蠻攻擊（包括使館區內的C. W. 坎貝爾先生）。外國外交官們將在這個早晨會見，抗議這些暴行。我今天將要見到衙門，並建議要求這支軍隊撤離到另一個省，這些冒犯者需要被嚴肅處理。」 29日他再發電報：「外國代表團昨天會見了，起草了一份給總理衙門的便箋，要求甘肅軍隊第一時間被撤走。這支問題軍隊有數月沒得到軍餉，且處在半反抗狀態。他們宣稱了他們將所有歐洲人從北中國趕走的意圖，已切斷電報線，摧毀了盧溝橋和保定府之間的鐵路線部分。天津鐵路上的一些騷亂是他們所造成的，但這線路還未失常，交通也未被打斷。在城內這裏一切安靜。北京四周這些軍隊的存在無疑等於對所有歐洲人的嚴重危險。衙門給我一個這些軍隊被撤走的承諾，但還沒有實施。」

——Alan Campbell Reiley, History for Ready Reference: From the Best Historians, Biographers, and Specialists; Their Own Words in a Complete System of History ..., p. 95.[52][53][54]

5月31日，董福祥面聖，在被訊問後，站起來接受了所有消滅外國人的戰爭責任，那正是他強烈倡議的，以自己的腦袋擔保自己成功擊敗外國強權的能力。結果是，並未下令鎮壓義和團，政府政策突然被改變，一道詔書立即發佈，任剛毅和趙舒翹為朝廷高級專員，組織北京近郊的拳民，使他們被政府控制。在這場危機期間，各外國列強也派了400左右士兵進入北京保護使館區。6月4日，拳民匪徒已開始撕裂和摧毀北京和天津之間的鐵路，從這天起也開始進入北京城牆，以一日一千人的頻率湧入。他們在全城各地設壇。當時也有匪徒開始大規模屠殺基督徒，焚燒北京城外的教堂，直至一座都不再矗立。當時湧入京城的基督徒們為了儘可能逃跑，在位於東交民巷的使館區避難。這就是我眼中6月初的京城，從那時起我開始記下這些日記以記錄我所見及所經歷之事。

1900年6月13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大約黃昏，在[北京]大學期間。我看到四處着火，於是我趕緊回到自己的房子，隨後得知「東城」內的所有教會和佈道所產業都已被點燃和完全摧毀了，燈市（夜市）的大火已是特別破壞性的，持續到了第二天。

6月14日——這個早晨我路過了磐石住宅區。那裏後面的建築物現在是董福祥和他的甘肅軍隊的總部，我可以說他們幾天前就已入城了。[這些甘肅軍隊，從1898年秋從甘肅到達起，總是被安排駐紮在北京城外，禁止進入城牆內。]中午，我的朋友Yang Ch'ao-chió，一位軍校進士畢業生，派一位僕人到我的房子建議我們和家人一起逃離北京及威脅所有人的危險，並定下次日早晨為離開的時間。對我乃至我們所有人來說幸運的是，我們堅決拒絕了和Yang一行一起走，因我剛聽到輪船們已停止駛向天津的流言。我也已聽聞去通州的路被到處搶劫的匪徒團伙嚴重影響，去天津的鐵路已被毀，電報線被切斷。此外，外國軍隊組成的援軍正在從天津去北京的路上，那座城正處在大混亂中。考慮到這些，現在我決定留在自己所在的地方。

——《日本每日郵報》[55]

北京，10月30日。駐紮在北京南的甘肅軍隊準備撤走。

——《日本每日郵報》[56][57]

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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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的興起和回到牆內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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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鬼子」一詞被用於描述中國基督徒。在這些主房間之一的家庭中，告訴他們不要興奮或尖叫。我剛聚集他們時，甘軍中的19人闖入。他們的劍和衣服還滴着血，仿佛剛從屠宰場來。我上前見他們，禮貌地說：「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而來：你們在尋找二鬼子。但我們中沒有人『吃了』外國宗教。你會看到我們在後屋有一個給灶神的祭壇。我們全家現在都在這裏；你們要不要仔細查看這房間有沒有藏着基督徒？」我的意思是暗示只要他們高興，我們不會反抗他們的劫掠。我也叫了一個僕人備茶。我們的客人很愉快地接受這些建議，在幾分鐘的精力充沛的劫掠後他們回到了我的客房，其中一些坐下喝茶。其中一人說：『你似乎是個可敬的人：可惜你住在這裏的外國皈依者和間諜附近。』短暫停留後他們禮貌地感謝了我們，為闖入致歉，帶着所得物品離開了。當時是大約下午2點。我們損失了價值大約$4,000的財物。不久後，火焰從我們鄰居的後屋迸發出來，於是我做出決定搬家到城北的一個朋友室內。儘管有這些暴行，甚至聰明的人們仍然相信甘肅軍人是中國的防禦塔，能力足以驅逐任何數量的外國軍隊。我的一個朋友估計那個夏天北京有250,000人喪命。我曾如此攻擊家庭中的拳民，以至於我自己的同情他們的親戚稱我為『二毛子』，我的一個堂表親擔心拳民會殺我，一天誘導我去奶子府他們的一個神壇前磕頭。直到今天我都在後悔自己屈膝的軟弱。」

——埃德蒙·巴恪思爵士，第二代從男爵和約翰·奧特維·坡爾西·布蘭德, 《北京宮廷回憶錄（16到20世紀）》，第三幕，第一場。[58][59][60]

這，因而，成為大部分盲目者的專利，將要發生一些驚人的事，一些超過任何其他曾被聽聞的排外運動的事，因為此前從未有外國進口貨用戶和僅僅是外國人的朋友的人被標籤為一種低於外國人自己的階層。隨着今天它變得黯淡，一種新鮮的興奮浪潮淹沒了城，幾乎產生恐慌。董福祥野蠻的甘軍的主體——他的全軍——再次進京，迅速在北京外環天壇和先農壇前的開闊地紮營。我很高興地說，問題解決了。最終所有的使館區顫抖了，緊急電報被送到英國海軍請求不惜一切代價增援。

——來自北京的有欠審慎的信函, 伯特蘭·勒諾克斯·辛普森, pp. 36-7.[25][61][6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5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寫信給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內容是關於一場被稱為「義和拳」的正在攻擊山東和南直隸省基督徒財產和中國信徒的運動。[63]當年最初的數月，「義和拳運動」在北京周圍的北直隸地區戲劇性地擴張，拳民甚至開始在京城出現。[64][65]5月末，反基督教的拳民產生了擴大化的排外改變，隨着他們越來越有組織，他們開始攻打北京-保定鐵路，切斷北京和天津之間的電報線路。[66]

清廷在剿滅、「安撫」或支持義和團之間猶豫。從5月27日到29日，慈禧在頤和園與眾人接見董福祥。[67]董福祥安慰她說自己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消滅外國「蠻夷」，增加了太后對一旦戰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中國驅逐外國人的能力的信心。[67]同時，使館護衛數目的增加——他們於5月31日到達北京——愈發引燃了北京及其周邊鄉村的排外情緒：第一次，拳民開始直接攻擊外國人。[68]幾個外國列強在大沽口下派出戰船，保護去天津和北京的道路。[69][70]慈禧太后調董福祥部甘軍二十營共6786人駐南苑。端郡王載漪、剛毅又以京城空虛需要勁旅守衛為由，奏請調董福祥軍入城。[6]

6月9日，甘軍的大部分將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護送回紫禁城；他們在城南天壇和先農壇前的空地紮營。甘軍陸續入駐京城，屯紮於東華門、長安街一帶，董福祥部駐東華門內甜水井。[6]竇納樂爵士擔心最壞的情況，立即發電報請求西摩爾海軍中將從天津派援。6月10日，排外和支持義和團的載漪取代反義和團和更溫和的慶親王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是清政府用於與外國人溝通的機構。[71]同日，電報線被永久切斷。[72]

暗殺杉山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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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發生了日本的書記生杉山彬被拳民和董福祥的甘軍所殺一事。該書記生試圖從永定門離開北京去見正在從天津趕來京城的西摩爾中將的援軍，援軍顯然預期在次日到達北京。杉山乘坐一輛周身纏着表示主人至少是第二等級的寬紅帶子的馬車。當他到永定門時，被一些正在把守它的董福祥部卒搭訕。似乎那天端郡王已下達了密令，不許任何外國人出入城。杉山因此被攔下並被問及身份。杉山告訴他們，他是日本使館區的一員。「你是日本外交官嗎？」「不，我只是使館區的一位書記生。」「那麼，你這樣一個士官有什麼權利乘坐這樣一輛高官的車？」於是他們把他從馬車上拉出來，開始圍攻這個不幸的書記生。杉山隨後請求被帶到董福祥將軍面前。「什麼！你和我們大帥說話！為什麼，你太渺小了，沒有這樣的榮譽！」最後，一個身着紅色紐扣的甘肅軍官出現，杉山向他求助。但這位暴徒沒有這麼做，僅僅下令砍掉這位日本書記生的頭祭旗，且就在門前，「因為他試圖衝出北京。」杉山是第一個在北京內被殺的外國人。 北京的大量人口被這些嗜血的事件極大地驚嚇到了，他們都期望太后對這位屬於友邦又是大使館成員的書記員的被殺表示出一定的不贊同；但滿族人得知此兇殺後，都表現出歡欣。最後對這場發生於最高地區的卑鄙兇殺的官方批准公章是端郡王蓋的，當他次早遇到董福祥將軍後，猛擊後者的背部，豎起右手大拇指說「好！」豎起這根手指表示被評價的人為「一流的英雄。」

——China and the Boxer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oxer outbreak, with two chapters on the sufferings of missionaries and a closing one on the outlook, Zephaniah Charles Beals, pp. 73-5.[73]

6月11日——此日，已留在南苑的董將軍軍隊的一般主體進入永定門。這是這座中國城市南面的中央門。他們遇到了一位書記員，杉山，來自日本使館區，正要離開北京去見來到北京的外國軍隊。董將軍的軍隊問他他是誰。他回答他是日本使館區的一位官方書記員。士兵們反對，如果你是一位官方書記員，為什麼你用圍繞着紅帶子的馬車。他們抓住他的耳朵，讓他下馬車。這個書記員知道這不是動用理智的時間。他用說服的口吻說「請允許我見你們的大帥，我會向他道歉。」士兵們說：「不需要。」「然後，」他說，「我稍後會邀請你們的大帥去我的使館區，我的外交官會道歉。」這些持劍的軍官然後切開了他的腹部，殺死了他。日本外交官聽聞後，請求獲准帶屍體回城安葬。好久後，才獲准。端郡王隨後見了董將軍，伸出大拇指說：「你真是英雄。」

——The Boxer Rising: 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pp. 59-60.[74] The Boxer Rising: A History of the Boxer Troubl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Shanghai Mercury.", pp. 46-7.[75]

6月11日早晨，英軍派出一支大馬車隊迎接西摩爾遠征。隊列安全通過了城牆內甘軍佔領的地區，很快到了北京南的馬家堡[76]火車站，援軍預期很快就要到達這裏。[71]但援軍沒有到，這些馬車只能回到使館區。[71]一支規模稍小的意大利代表團在少數步兵護衛下僥倖躲過正列隊封堵北京主要的南門永定門的董福祥的士兵，也安全返回。[77]

當天下午，日本使館區派無護衛的書記生杉山彬去車站迎接日軍。杉山彬穿着正式西裝和一頂圓頂硬禮帽，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目標。[78][79]甘肅穆斯林軍在永定門附近把他從馬車上抓下來，把他砍成碎片，斬了他的頭，將他被肢解的屍體和被切斷的頭和生殖器丟在街上。[80][81][82][83][84]《泰晤士報》的北京通訊員莫理循稱他們還挖出他的心送給了董福祥。[78][85]日本使館區在總理衙門提出了正式抗議，總理衙門表達了歉意，解釋杉山彬是被「盜匪」所殺的。[86][87]

慈禧太后責怪董福祥，想派員查辦，董福祥堅稱無此事，說：「就算真的有，斬了奴才無妨，如果斬了甘軍一人，定然生變。」[12]清廷就暫未追究。[6]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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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日起連續四天的御前會議上，載漪認為董福祥對抗外夷應當無敵，慈禧太后也認為可以依靠董福祥抵抗洋人。[6]

董福祥極度排外，對慈禧和拳民給予全力支持。董將軍派他的穆斯林軍隊加入拳民攻打北京的外國人。他們不間斷地攻打使館區。他們也以不容鴉片貿易聞名。一位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和幾位西方人被甘軍所殺。[88][89][90]

在北京的德國公使克林德輕易因懷疑一個中國公民是拳民而將其殺死。[91]作為回應，拳民和數千中國穆斯林甘軍繼續對西方人的暴力騷亂。[92]

他們由5,000裝備了最先進的連發步槍的騎兵組成。[93]其中一些是騎馬前來的。[94]

甘軍和拳民合軍攻打外國人和使館區。[95][96][97]

與像榮祿的軍隊那樣為被圍的外國人提供物資和信件的其他圍攻使館區的作戰單位相反的是，「慍怒而多疑」的甘軍嚴格圍攻，拒絕讓任何東西通過，向試圖通過他們的防線偷運物品的外國人射擊。[98][99][100][101][102][103]竇納樂爵士指出了董福祥的甘軍相比於榮祿軍的「克制」，顯得十分「殘暴」。<[104]

董福祥的甘軍攻打使館區一月有餘，未能攻克。[105]

戰役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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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初晨，6月17日，我們開始後一周，盟軍部隊佔領大沽口以便解救天津。次日，拳民開始炮擊天津並湧入。當然，我們很不知情。但北京的朝廷肯定已經收到此事的即時信息，因為在18日下午，統領軍隊的德國軍官馮·烏瑟多姆將軍剛離開廊坊就被屬於董福祥將軍師部的官軍攻擊。他們估計有7,000人，裝備優良——用可以有效使用的當代步槍，所以我們遭受了相當大的傷亡。

——Charles Clive Bigham Mersey (Viscount), A Year in China, 1899–1900, p. 177.[106]

召回2、3、4號火車的信息被送回洛法和廊坊，鐵路被預先發現不可用，這使得可能產生孤立和火車的分別損毀。6月18日下午，3號火車從洛法回來，晚上稍遲2號和4號從廊坊回來。後者已在18日下午大約2點半被一支估計5,000人的包括騎兵的軍隊意外攻擊，該軍隊大部裝備了最新模式的彈倉步槍的。被繳獲的旗幟顯示他們屬於統領北京城外南苑的中國軍隊的董福祥將軍的軍隊，顯示中國官軍已被用來擊敗這場遠征。這支軍隊由特別挑選的10,000個強壯的士兵組成，由朝廷指揮。他們據稱是全副武裝，但操練一般。

——United States. Adjutant-General's Office. Military Information Division, Publication, Issue 33, p. 528.[107][108][109]

6月17日，慈禧太后令董福祥部甘軍阻擊八國聯軍。甘軍趕赴廊坊與義和團聯合抗敵。在18日的廊坊阻擊戰中，馬福祿部三千餘人到廊坊，與義和團二千餘人攻打千餘聯軍。董福祥率領的穆斯林軍隊擊敗了倉促聚集的八國聯軍的西摩爾遠征。中國取得了一場大勝，擊斃六人，傷四十八人，迫使西摩爾於26日付出重大傷亡後撤回天津。[106][110][111][112][113]廊坊之戰是穆斯林軍隊唯一在北京外進行的戰鬥。此戰後，20日，董福祥軍奉令回京圍攻使館，從此僅參與北京內的戰鬥。[114]而西摩爾軍也得以免於被殲。列強也不得不承認此敗是「歐洲人在亞洲人面前的丟臉」。[6]

甘軍與義和團列陣在使館區的西北兩面。21日，甘軍攻破奧匈帝國使館署，縱火，並在隨後幾日乘勝攻佔比利時、荷蘭、意大利使館和俄國道勝銀行。但當天起，榮祿就承慈禧太后旨意，暗中破壞攻打使館區的行動，並拒絕為甘軍提供大炮。25日後，榮祿與董福祥的矛盾明朗化。榮祿無法節制甘軍，也無力殺死董福祥，但秘密指使其他軍隊不全力攻打使館區。[6]

董福祥將軍的戰役一覽：蔡村，7月24日；河西務鎮，25日；安平鎮，26日；碼頭鎮，27日。[115]

董福祥麾下的6,000穆斯林軍及20,000拳民擊退了一列援軍，將他們驅逐到黃村。[116]穆斯林軍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外。[117]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也被中國的穆斯林軍隊如此驚到以至於他要求奧斯曼帝國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想辦法阻止穆斯林軍隊戰鬥。哈里發同意了皇帝的要求，於1901年派恩維爾·帕夏（不是後來的年輕土耳其領導恩維爾·帕夏）到中國，但當時義和團之亂已經結束了。[118][119][120][121][122]因奧斯曼人不處在創造歐洲國家間裂痕的位置，為了協調與德國的關係，一道懇求中國穆斯林不要協助拳民的命令由奧斯曼哈里發籤署並在埃及和印度穆斯林報紙上重印，儘管英國捲入義和團之亂是讓印度穆斯林和埃及人高興的。[123][124][125][126][127][128][129][130]

北京之戰期間，穆斯林軍隊在正陽門與聯軍激戰。[131][132][133]統軍的穆斯林將軍馬福祿與族弟馬福貴、馬福全、侄子馬耀圖、馬兆圖四人在向聯軍衝鋒時陣亡，共計一百名來自他家鄉的回族和東鄉族穆斯林軍隊在正陽門激戰中陣亡。[需要較佳來源]正陽門之戰是對抗英軍的。[134]戰後，甘肅穆斯林軍隊如將軍馬福祥等參與護送太后逃亡。[135]未來的穆斯林將軍、後來率穆斯林騎兵在抗日戰爭中與日軍作戰的馬彪當時在將軍馬海晏屬下作為士兵在義和團拳民中在北京之戰中對外國人作戰。[需要較佳來源]馬海晏將軍在皇室到達最終目的地西安後因勞累而死，其子馬麒接手職位。

穆斯林軍隊在此戰中扮演的角色引起了西方人對他們的憤怒。[136]

8月15日慈禧太后出逃時，諭令董福祥守衛京城。董福祥部甘軍二十五營分別把守朝陽門、東直門等處。8月18日，甘軍和義和團在東便門處阻擊俄軍，俄軍直到次日下午才在日軍協助下攻佔東便門。甘軍在建國門阻擊俄軍司令官西里耶夫斯基的猛攻，使俄軍傷亡慘重，西里耶夫斯基被甘軍子彈打穿右胸。下午俄軍攻入，但甘軍仍在城牆角落和箭樓放冷槍，直至晚上日軍佔領箭樓。共造成俄軍死27人，傷102人，日軍死30人，傷120人。先前，甘軍在朝陽門、東直門抵抗日軍。日軍以炮彈轟炸東直門，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才攻破。日軍同樣激戰到黃昏才攻克朝陽門。其他清軍得知外軍到了，都聞風而遁，只有董福祥率甘軍力戰。[6]八國聯軍從廣渠門殺入時，董福祥從彰儀門出走，縱兵大掠後西行。[10]

北京落入聯軍之手後，朝廷逃到陝西省的西安。慈禧太后出逃時急諭董福祥親率所部馬隊趕赴行在。董福祥退到良鄉，榮祿敗退到長辛店一帶，派人找董福祥共商，由董福祥收齊所部馬隊於17日啟程追趕慈禧太后車駕。28日，在山西陰高縣境追上。次日，慈禧太后諭令董福祥馬隊一半在前開路，一半在後整肅隊伍。馬福祥部及保定以西的甘軍也仍歸董福祥節制。清廷以董福祥充隨扈大臣，[10]9月17日，賞董福祥部護駕馬隊銀三千兩，22日令董福祥在甘肅再招募七營人馬，將武衛中軍潰逃兵的軍餉撥給董福祥軍，讓其在潼關內外及陝洛一帶選擇要地駐紮，11月19日仍下諭褒獎甘軍，令其重新擴充到二十五個營。[6]並給出繼續戰鬥、讓董福祥「竭盡全力對抗馮·瓦德西伯爵」的信號，提拔董福祥為總司令。[137]

這些穆斯林軍隊被包括外軍在內描述為「精選的男人，勇者中最勇敢的，狂熱者中最狂熱的：這也是為什麼皇帝城市的防禦會被託付給他們。」[138]

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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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西逃時，就電令駐河州的馬安良趕赴行在，對馬安良、馬福祥等加官賞銀以籠絡，並裁汰甘軍至五千餘人。[12]清廷到西安後，馬福祥部得到補充整頓，改編為「志勝軍」，以馬福祥為統領，從此脫離甘軍，直屬於清廷。[6]

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後，列強堅持要誅殺董福祥。李鴻章說：「他控制西陲軍很久，恐怕要激起回變，應當緩圖之。」所以11月13日，清廷發佈的上諭沒有將董福祥列為應該懲辦的罪魁。列強仍然要求將其正法。12月3日，清廷迫於列強壓力，下諭對董福祥革職留任，已裁撤其所部甘軍五千五百人，命董福祥率親軍數營騎馬回甘肅要地防禦以觀後效。次日，董福祥率親兵離開西安前往固原。列強仍然堅持要處決董福祥。1901年2月13日，董福祥被即行革職，永不錄用，[10]所部甘軍二十二營也因缺錢而被裁併為八營，其中五營駐甘，由陝甘總督崧蕃統領；三營駐陝，由西寧鎮總兵張行志節制。這些軍隊主要是馬安良所部回族軍隊。甘軍至此瓦解。[6][12]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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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甘肅為才武著名之邦，其風氣剛勁，習苦耐勞，本非他省制兵可比[139]。」

現時一些中國研究者認為，甘軍具有「封建落後性」，但在國家危亡之際浴血抵抗外國軍隊的行為應予肯定[6]。他們也認為甘軍是清末西北社會特定矛盾下的產物，逐步取代湘軍在西北的地位，並適應西北政治形勢變化的需要。當他們被調離西北地區後，失去原來的存在條件和依據，並捲入到中國傳統力量與外國勢力的處於世紀之交的較量中，結果「走向了破滅」，而他們固有的職能則被河州馬家軍所代替[12]。

組織與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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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分成八個步兵營、兩個騎兵中隊、兩個炮兵旅和一個工程師連隊。[140] They were armed with modern weaponry such as Mauser repeater rifles and field artillery.[141]他們裝備有如毛瑟步槍和野戰炮這樣的新式武器。[142]他們用鮮紅和黑色的旗幟。[143]

效力過甘軍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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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福祥將軍
馬福興司令官

另一穆斯林將領河州統領馬安良加入甘軍對外國人作戰。[145][146]

馬安良將在軍閥時代成為馬家軍的一名重要軍閥。

未來的穆斯林將軍、後來率穆斯林騎兵在抗日戰爭中與日軍作戰的馬彪當時作為士兵在義和團拳民中對外國人作戰。另一將領統領一個單獨作戰單位的馬玉崑被歐洲人認為是穆斯林將領馬如龍之子。馬玉崑在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的楊村之戰和天津之戰的對日作戰中取得一些成功。[147][148]馬玉崑在宋慶將軍統領下為副司令。[149]

當義和團運動尾聲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年8月皇室決定逃到西安，穆斯林甘軍護送他們。其中一將馬福祥被皇帝嘉獎，因功被任為阿爾泰護軍使。如前所述他的兄長馬福祿及四個本家已死於攻打使館期間的戰鬥。[150]馬福祥也在馬福祿麾下，在清廷逃亡期間護駕。[151]馬福祿起初被葬在北京一處回族墓地，1995年由後人遷到臨夏縣的陽窪山。[152]

在抗日戰爭中，當日軍要穆斯林將軍時任國民政府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及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馬鴻逵叛變，做日軍下屬穆斯林傀儡政權的首腦時，馬鴻逵通過寧夏省國民黨部書記周百隍回復日軍軍事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指出他的很多親戚包括伯父馬福祿都在北京之戰對八國聯軍作戰時陣亡，而日軍在當時占聯軍的大多數，所以他不會和日本人合作。[153]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和日軍作戰的馬彪在提及自己在義和團運動服役之事時說：「恨不得馬踏倭鬼，給我已死先烈雪仇，與後輩爭光」。[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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