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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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Opium pod cut to demonstrate fluid extraction1.jpg
罂粟果实割破处流出的汁液
名称 鸦片
植物 罂粟
提取物 罂粟汁
来源 中南半島
有效成分 吗啡可待因
主要产地 阿富汗(半成品),巴基斯坦
北印度泰国老挝
缅甸墨西哥哥伦比亚
匈牙利
清朝人在服食鴉片中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鸦片阿片英语:opium),俗称大烟阿芙蓉阿拉伯语:Afyūm)或福寿膏,属天然麻醉抑制剂医学上作麻醉镇痛药;非科学研究或非医用,则归类于毒品

作为毒品,传统用于鸦片的吸毒工具有烟签烟灯烟枪等,一般将生鸦片加工成熟鸦片,然后搓成小丸或小条,在上烤炊软后,塞进烟枪的烟锅裏,翻转烟锅对准火苗,吸食燃烧产生的吸毒人员中烟瘾不大者每天吸食10~20次,重者每天百餘次;现在吸毒者常直接吞服鸦片小丸,或把鸦片溶于中直接用针进行静脉注射

来源[编辑]

鸦片是从一种原產於小亞細亞之一年生草本植物罂粟」未成熟蒴果经割伤果皮后,渗出之白色汁液干燥凝固而得,含多种鸦片生物碱,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

生鸦片呈褐色,有些品种则呈黑色;可制成圆块状、饼状或砖状;一般表面干燥而脆,裡面则保持柔软和有粘性,有刺激性气味——陈旧的尿味,味很苦。生鸦片中除了15%-30%的矿物质树脂份外,还含有10%-20%的特殊生物碱。

生鸦片经加工处理后,成为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熟鸦片就是生鸦片经过烧煮和发酵后,制成条状、板片状或块状;其表面光滑柔软,有油腻感,呈棕色或金黄色,通常包装在薄布或塑料纸中。吸毒者吸食时,熟鸦片可发出强烈的香甜气味。

生物碱可分为三类,即,

目前鴉片在世界上的主要用途是在醫療上,每年進口數依各國所需要的數量於海關填寫並繳納藥品進口之後,海關才會同意輸入。一般而言,輸入的都是半熟鴉片。主要的醫療用途是麻醉染色,也有一些國家允許處方止咳藥(如复方甘草片)裡面含低劑量的鴉片,但含有鸦片成分的药品一般都会受到管制。

危害[编辑]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则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顫、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戒断症状;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

鴉片在歐洲及中亞有長久的使用歷史,被當成一種藥物。而依照過去的統計顯示,清朝时華人最愛吸鴉片(濫用鴉片)[1]。鴉片生理傷害及成癮性與嗎啡、海洛因不同,後二者為高提純、注射型的毒品,相較之下,鴉片對人體危害稍減;酒精、菸草對人體的傷害與依賴性並不亞於未提純的鴉片。{{請求來源}}

鴉片與中國清朝[编辑]

唐朝時,罌粟經由大食進貢而傳入中國[2],四川在唐朝已經種植罌粟,叫做阿芙蓉。明朝列为藩属“贡品”,作为中药之用,《大明會典》記載藩屬國給明皇室進貢“烏香”,即鴉片,暹羅給皇帝進貢兩百斤,皇后一百斤。《本草綱目》將罌粟列在“穀部第二十三卷”中:“罌粟秋種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葉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結青苞,花開則苞脫。花凡四瓣,大如盞,罌在花中,鬚蕊裹之。花開三日即謝,而罌在莖頭,長一、二吋,大如馬兜鈴。上有蓋,下有蒂,宛然如酒罌。”柏楊的《中國人史綱》說萬曆帝喜在深宮之中吸食鴉片,竟有三十年不上朝。

至清朝中葉,罂粟种植遍及全国[3]。同治八年《涪州志》杞载:“远近有种罂粟,牟利倍蓰。”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中描述涪陵的鸦片种植盛况:“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2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4]传教士理雅各曾从北京由陆路旅行到镇江,“据他说,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5]

初传至民间。在1729年雍正皇帝曾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皆有禁鸦片烟命令,但未嚴格執行,道光帝在任親王的時候就喜歡抽鴉片,其餘親王郡王公主、高級官員、高級文人都吸食鴉片。19世纪,英国為了平衡對中貿易逆差、因此英國商人由印度進口鸦片至中國,除了國民健康問題外,清政府更在意進口鴉片造成的銀漏(作為貨幣白銀流失至外國)問題,林则徐等在广东禁烟,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60年,中国政府被迫在《天津条约》中將鴉片改稱「洋藥」,允許鴉片贸易合法化。英國在偷竊到中國茶葉及其技術後,於印度種植茶葉,幾乎停止輸出鴉片至中國(已不需要藉由鴉片來避免對中貿易逆差),但此時中國已經學會大量種植鴉片,因而本土鴉片競爭也是英國商家被迫退出原因之一。

到了中國清朝末年,由於各國權貴均認同鴉片危害極大、需要大幅限制,因此清政府與英國成功協議減少鴉片的生產,以禁止鴉片在非醫藥用途,清政府雖確實執行鴉片減產,但鴉片減產的進度隨著清朝的滅亡而停止,鴉片生產再起。而清末民初的中国,鸦片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硬通货[6],吸食鴉片也仍是許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

臺灣與鴉片[编辑]

台灣在清朝時代傳入吸鴉片的習慣。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即廣泛栽培罌粟,1879年(明治12年)5月1日薬用阿片売買竝製造規則(鴉片専賣法)施行,購入者及栽培農家由政府登録,後來鴉片作為甲午戰爭的軍需品及政府收入,而臺灣是禁止種植的。1915年嗎啡在日本國内生産成功,滿州關東州作為重要的生產基地,嗎啡及海洛英最早是被當成鴉片戒斷劑的[7],張學良就曾聽信當時最新的醫學觀點,以注射嗎啡作為戒大煙的手段,反而造成反效果(但在當時,口服嗎啡協助戒斷鴉片也有許多成功例子)。爾後關東軍令里見甫成立里見機関控制青幫紅幫,以密輸嗎啡、鴉片至上海等地作為掌控方式,以此通路鴉片密輸密售至長崎臺北等地,故漸禁成效不彰。

日本治台,採取鴉片漸禁的手段:也就是允許台灣人已成癮者登記並購買鴉片,但不允許日本人及未成癮者在非醫療用途使用鴉片,並且以專賣及高昂價格來減少吸食者(原理類似高菸稅可以減少吸菸率);除了將其做為臺灣總督府收入來源外,這種作法是很適當的,而且成為日本鴉片政策最有力的宣傳品。但總督府在輔導成癮者戒除鴉片的努力不足,引起台灣人的不滿,直到鴉片專賣收入大減、發明出由鴉片提煉藥用嗎啡方法及杜聰明等醫學界人士發明低痛苦戒癮方法後,總督府才認真輔導戒癮。

日本人為了減少台灣人的反抗心理,臺灣日治時期之初不敢驟禁鴉片,但也大力宣傳鴉片危害,而到了後期,由於日本人相對成功的以價制量及避免未成癮者成癮,吸食者顯著減少,加上總督府在其他方面的收入已經大增,因此台灣財政對鴉片的專賣的依賴也就跟著減少,當時台灣鴉片的進口是由三井物產獨佔。日本在向全球宣告會加速禁絕台灣鴉片後不久,台灣總督府還在1929年1月頒布《改正鴉片令》,特許未登記的吸食者補領許可證[8]。這項法令頒布之後,意外的引起全台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的憤怒(令人意外的原因是抗議人士有不少有吸食許可;而且在不久之前,吸食鴉片仍是許多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日本警察一直會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以確保未成癮者不會進入這種社交場所而染上毒癮,台灣上流社會許多未成癮者為了社交而欺騙總督府說有成癮[9])。然而,連橫卻於1930年3月2日,在日本人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新鴉片政策謳歌論》(坊間多稱《鴉片有益論》)辯稱鴉片有害亦有利,其中「台灣人之吸食鴉片,為勤勞也,非懶散也。……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厲,以造成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之說,備受鴉片急禁派的台灣人的批評。

歐洲的鴉片使用情況[编辑]

鴉片在歐洲長期被當作傳統藥物使用,在古希臘時代的希波克拉底蓋倫的著作中,記載了鴉片的療效。

18、19世纪的歐美医学家仍普遍师从古希腊医生的看法,把鸦片当作医治百病的“万灵药”,取代西洋傳統醫學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療法和医蛭法。由於當時醫療條件落后,而且對疾病成因亦不太清楚,因此当时医生的目標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所謂醫治思想下,鸦片的麻醉与镇痛的特性自然大有用武之地。

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於本國制药业;英国人一方面視中國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灌进自己的身體。“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地应用,就像今天的阿士匹林(Aspirin)或扑热息痛(Paracetamol)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10]

英国沼泽区的民眾濫用鴉片的情況尤其嚴重,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當時英國民眾也可輕易地从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用廉價購买由鸦片配制成的「多弗粉」、「哥罗丁」(chlorodyne)之类的专卖药。在「鸦片无害」的假設下,當時的英國國民都將鴉片「上瘾」的副作用,当作是解脱病痛的代价。此外,當時英國市场亦出售含鴉片成份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英國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樂意對孩子喂食,可以想象當時服用「婴儿保静剂」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於比他们的父母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英國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11]

维多利亚时代,幾乎每個英國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服用过鸦片[12],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抽烟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13],可以想像當時鸦片在英伦三岛的泛濫程度。

即使有因鴉片中毒致命的事例,當時英國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於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令鴉片藥制品的銷量減少[14]。医生和药商支持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

有鑑於鴉片在中國的泛濫,英国政府開始立法禁止將鴉片使用於非醫療用途。但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药的发明,以及對人類疾病成因的深入了解,欧美医学界才开始破除对「鸦片治百病」神話的迷信,其應用范围才得到限制。

参见[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Opium use has fallen in the past century—except in America(包括一張世界各國鴉片吸食率比較圖)
  2. ^ 《舊唐書》載:“乾封二年(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
  3. ^ 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九十八云:“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
  4. ^ 来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第4页。
  5. ^ 《领事麦华陀1872年度贸易报告》,见《上晦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玖第257页。
  6. ^ 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历史真相
  7. ^ 1874年《申报》广告:“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8. ^ (陳明道2003)
  9. ^ 參見戴寶村,《樟腦、鴉片與專賣制度產業文化展示資料調查》,頁157-158。同一時代的中國,風氣亦是如此,參見謝柏賢,〈晚清同光年間朝野的鴉片觀(1874-1906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36-37。學者許宏彬對於日據時代人們看待鴉片的觀念有獨到的觀察,可參見氏著,〈在記憶的邊緣遇見阿片吸食者〉,收錄於陳姃湲編著,《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讀本》(臺北:玉山社,2012),頁38-39。
  10.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65. ISBN 0312206674. 
  11. ^ Hibbert, Christopher. George IV(1762–1830).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4. ISBN 0312206674. 
  13.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9. ISBN 0312206674. 
  14. ^ Martin Booth. Opium - A History. St. Martin's Griffin. 1999: 78-79. ISBN 0312206674.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