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馮·興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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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馮·興登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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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任德國國家總統 | |
| 任期 1925年5月12日—1934年8月2日 | |
| 總理 | 漢斯·路德 （1925年－1926年） 威廉·馬克思 （1926年－1928年） 赫爾曼·穆勒 （1928年－1930年） 海因里希·布呂寧 （1930年－1932年） 弗朗茨·馮·帕彭 （1932年） 庫爾特·馮·施萊謝爾 （1932年－1933年） 阿道夫·希特拉 （1933年－1934年） |
| 前任 |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
| 繼任 | 阿道夫·希特拉（元首） |
| 德國總參謀部總參謀長 | |
| 任期 1916年—1919年 | |
| 君主 | 威廉二世（德意志皇帝） |
| 前任 | 埃里希·馮·法金漢 |
| 繼任 | 威廉·格勒納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47年10月2日 普魯士波森大公國波森（今波蘭波茲南） |
| 逝世 | 1934年8月2日（86歲） 德意志國東普魯士拉森堡（今波蘭） |
| 國籍 | 普魯士王國  德意志帝國  德意志國 德意志國 |
| 政黨 | 無 |
| 配偶 | 格特魯德·馮·興登堡 |
| 兒女 | 奧斯卡·馮·興登堡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普魯士王國 德意志帝國 德意志國 |
保羅·馮·興登堡，全名保羅·路德維希·漢斯·安東·馮·貝內肯多夫和馮·興登堡（德語：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德語發音：[ˈpaʊl ˈluːtvɪç hans ˈantoːn fɔn ˈbɛnəkn̩dɔʁf ʔʊnt fɔn ˈhɪndn̩bʊʁk] （ⓘ）；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生於德意志帝國波森（今位於波蘭），逝世於德國東普魯士諾伊德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德國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軍銜為陸軍元帥。今興登堡堤道以其命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威瑪共和國時期擔任第二任聯邦大總統（1925年-1934年），也是德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全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
軍事生涯的開始[編輯]
興登堡出生於普魯士軍官家庭，而他也從軍開始軍隊生涯。1859年到1866年，進入軍事學校。1866年，以中尉的軍銜參加普奧戰爭。1870年，以軍官身份參加普法戰爭。1903年，晉升為上將，1911年退休。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崛起[編輯]
三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興登堡重新入役，被任命為東方戰線第8軍團的司令官。1914年，擊敗俄羅斯軍隊，也就是著名的「坦能堡會戰」。此戰之後晉升為德國陸軍元帥。這次勝利後來成為他的名聲和傳說的基礎；但與其共事的人都認為他只是一個傀儡而已（Wooden Titan, 意即巨大的木偶，曾擔任一戰德軍東線參謀長的馬克斯·霍夫曼將軍曾經對到坦南堡戰場參觀的客人嘲諷興登堡在戰役當中的表現：「這裏是戰鬥前陸軍元帥睡覺的地方；這裏是戰鬥後他睡覺的地方；事實上，這裏也是戰鬥時他睡覺的地方。」），真正運籌帷幄的是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為此興登堡還獲得「你說呢將軍」的綽號（因為興登堡遇事時總諮詢魯登道夫「你說呢」）。1916年8月，繼法金漢成為陸軍最高指揮官。1918年，為營救德皇，勸威廉二世逃離德國。並與新政府合作，試圖平息德國內部的動亂。1919年7月凡爾賽和約簽署後辭職。魯登道夫和其顧問馬克斯·鮑爾都對德軍戰敗是源於後方的問題的說法深以置信，魯登道夫在和英軍將領尼爾·馬爾科姆的對話中明確表明了這種態度，當時英軍將領兼戰地作家弗里德里克·毛里斯的《最後的四個月》（The Last Four Months）1919年出版後報紙上的評語中也出現了德軍「被平民百姓從背後捅了一刀」（von der Zivilbevölkerung von hinten erdolcht）的說法。1919年8月威瑪國民議會召開的帝國議會關於對世界大戰問責的聽證會上，興登堡用全文讀出魯登道夫的一封聲明作為對聽證主持者提問的回應，其中最後提到了「正如一位英國將軍說的那樣，德國軍隊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在興登堡關於威廉二世退位的一份解釋中，他稱在戰事緊張的時刻革命癱瘓了補給，而現有資源只供維持一周左右[1]，這和威廉二世的說法一致[2]。雖然坦能堡作戰計劃並不是他擬定的，但做為司令官他選定了一個好的計劃並貫徹了下去。魯登道夫和他鬧翻以後說興登堡是木偶巨人，自己才是做最後決定的人。但當時繼他之後擔任軍需總監的威廉·格勒納就說：「那些謠傳興登堡是傀儡的說法都是不真實的。根據我的親身體驗，興登堡的意志極為堅定，旁人只有去執行他的想法和替他去背黑鍋的份兒，絕不可能有人能左右他的思想。」
後來，興登堡回到了戰前在漢諾威的住處，並在1920年出版了回憶錄《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3]。1921年，他的妻子格特魯德在那裏去世。
威瑪共和國總統[編輯]
威瑪共和國首任總統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於1925年去世。退休在漢諾威的興登堡原本以健康原因為由拒絕競選公職參加政治，但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呼應右翼政黨的請求，經沃爾特·馮·考德爾撮合，親赴興登堡家中勸說他出山參加競選總統。讓興登堡認為由於自己對國家的義務應該決定參選[4]，且不是出於君主主義或保皇派的立場，因此他也沒有像1920年出現關於讓自己競選公職的討論時那樣諮詢住在荷蘭多恩之家的威廉二世的意見[5] 。最終參加4月1925年德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的興登堡被選為下一任總統，5月12日宣誓就職。雖然興登堡是一個保皇黨人，對威瑪共和國持懷疑態度，他依然按憲法執行他的責任，直到1930年。
總統內閣的開始[編輯]
1930年，興登堡不經議會委任海因里希·布呂寧為內閣總理，開始讓共和國的國家體制偏向總統制，內閣總理只向聯邦大總統負責，不向議會負責，總統的權力不再是象徵。由於當時議會內所有包括德國社會民主黨等黨派為了防止阿道夫·希特拉成為德國總統而一起支持興登堡，因此興登堡得以連任總統，但這也使他受到右翼的質疑，最後令興登堡採取了偏向右翼的行動，包括布呂寧之後的辭職和帕彭的繼任。
這體現在1932年德國總統選舉前空前混亂的2月23日第57次國會會議上，經納粹黨議員約瑟夫·戈培爾挑起，他本人的角色成為了演變為激烈罵戰的辯論攻防的主要話題[6][7]。
從帕彭到希特拉[編輯]
1932年的兩次國會選舉結束後，興登堡越來越依靠右翼盟友控制局勢。這些人中包括庫爾特·馮·施萊謝爾中將和弗朗茨·馮·帕彭。這群人希望帕彭的政策能更偏右翼，而勸興登堡解僱布呂寧，提名帕彭為總理。最後施萊謝爾本人也繼帕彭之後被委任為總理，施萊謝爾試圖將納粹黨中的左派格里哥·斯特拉瑟等人拉過來，但沒有成功。
在1927年，身為總統的興登堡曾由同鄉的容克老友、老派保守人士埃拉德·馮·奧登堡通過向工商界求得捐贈，購得並贈予興登堡被稱為諾伊德克別墅（Gut Neudeck）的莊園地產。這處地產原先是興登堡家族莊園，屬於興登堡已逝的兄長，但其遺孀麗娜·馮·興登堡（Lina von Hindenburg）在192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時負債，正是在1927年因窘迫無力支付繼承稅而被迫出售了家族莊園。最後因為奧登堡出手相助，才得以贖回。而興登堡也是在這個埋葬着父母和祖父母和童年時神往留戀的地方度過了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8][9]。同年，他的妻子被從漢諾威移葬至此[10]。但通過將產權契據賦予奧斯卡·馮·興登堡，其中可能存在涉嫌為總統避稅的行為，這雖然合法但是依照作為總統的道德標準來看是不符合的。1932年11月27日，魯登道夫在其創辦的周報《魯登道夫的人民哨塔》進行披露後並指責興登堡「受身邊某些人的影響」[11]（而有說法指掌握了情報的納粹黨參與了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廣泛討論，而遭到一些媒體對其道德的質疑和攻擊。最後在國會和政府中也出現了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國家公款可能通過1926年開始的東部援助計劃反而流向少數大地主作私用的討論，並要求對總統本人進行調查。而納粹黨利用這一點，向奧登堡並間接向興登堡透露如果掌權就會保證他們不會被深究責任[12]。1933年7月，希特拉政府頒佈了《關於對馮·興登堡總統免除諾伊德克莊園國家和州稅收的條例》。
雖然興登堡對納粹黨反感，但他在1933年1月否決了施萊歇爾解散國會的要求，並在其辭職後任命希特拉為德國總理。在希特拉影響下，國會縱火案後的《保護人民和國家的帝國總統令》，實際上廢除威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為希特拉的獨裁統治鋪平道路。
逝世[編輯]
雖然帕彭周邊的弗里茨·岡特·馮·齊爾斯基在其回憶錄中描述，在1934年5月興登堡在和荷蘭大使、齊爾斯基的叔父約翰·保羅·范·林堡·斯蒂文通信時，表示在必要時自己仍然可以對納粹黨不斷擴大的權力主張以總司令的身份介入[13]，但1934年6月30日長刀之夜時，他已毫無恢復和保證國家法制的能力。在帕彭幕僚的努力下讓興登堡知情後，除了通過維爾納·馮·勃洛姆堡讓希特拉確保被軟禁的帕彭性命無虞地得到釋放外，他也因無力分辨虛實而置信並肯定了對所謂「羅姆政變」的處理。直到8月2日逝世後，他仍然作為一種符號被納粹黨利用來發揮政治作用，尤其是在短期內通過了1934年德國全民公投等。
我誠心願滑鐵盧舊盟的兩方，能在未來成為朋友。而我們不應該有更多戰爭了。
按其遺願，興登堡應該簡單地葬在他的莊園上，但希特拉將他葬在他過去戰勝俄羅斯的戰場的坦能堡紀念碑中。興登堡的死對希特拉來說，算是消除最後一個使他成為獨裁者的障礙。（德國軍隊依舊效忠興登堡直到他逝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為了防止他和他夫人的棺材被蘇聯軍隊破壞，德國陸軍將它們轉移到馬爾堡。它們至今放在那裏的伊利沙伯教堂北鐘樓的祈禱閣中，經教會首領決定，不再以燈光照亮。
保羅·馮·興登堡是柏林（1933-2020）、漢諾威（1915）、代特莫爾德（1917）、明斯特（1933-2012）、法蘭克福（1933-2015）、漢堡（1917）、卡瑟爾（1919）、卡斯魯厄（1915-2018）、科布倫茲（1917-2020）、呂貝克（1917）、紐倫堡（1932）、波茲坦（1933-2021）、哥達（1917）和茲維考（1933）的名譽市民。由於他與納粹建立政權的關聯，作為象徵行為，一些原被授予的稱號都被撤銷，同時，如被命名為興登堡大街、興登堡廣場的地名都被更改，這集中在二戰後、20世紀末和21世紀10年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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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保羅·馮·興登堡 |
參考[編輯]
- ^ Hindenburg, Paul.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s VI. National Alumni: Charles F. Horne. 1993.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mistice was directly impending. At moment of the highest military tension revolution broke out in Germany, the insurgents seized the Rhine bridges, important arsenals, and traffic centres in the rear of the army, thereby endangering the supply of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while the supplies in the hands of the troops were only enough to last for a few days. The troops on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serves disbanded themselves, and unfavourable reports arrived concern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eld army proper.
- ^ Wilhelm, Kaiser. The Kaiser's Memoirs. Good Press. 1992: 285–286.
I immediately summoned Field Marshal von Hindenburg and the Quartermaster General, General Groener. General Groener again announced that the army could fight no longer and wished rest above all else, and that, therefore, any sort of armistice must be unconditionally accepted; that the armistice must be concluded as soon as possible, since the army had supplies for only six to eight days more and was cut off from all further supplies by the rebels, who had occupied all the supply storehouses and Rhine bridges; that, for some unexplained reason, the armistice commission sent to France–consisting of Erzberger, Ambassador Count Oberndorff, and General von Winterfeldt–which had crossed the French lines two evenings before, had sent no report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conditions.
- ^ von Hindenburg, Paul. Aus meinem Leben.
- ^ John W. Wheeler-Bennett. Titan. : S. 266–273.
- ^ 關於阿爾弗雷德·馮·鐵必制聯絡興登堡及其動機，可見:Raffael Scheckt. Höfische Intrige als Machtstrateg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Paul v. Hindenburgs Kandidatur zur Reichspräsidentenschaft 1925. Eckart Conze; Monika Wienfort (編). Adel und Moderne.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Böhlau, Köln, Weimar, Wien. 2004: S. 107–118. ISBN 3-412-18603-1.。有關聯絡興登堡後德國人民黨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的衝突，可見 Andreas Dorpalen. Hindenburg. : S. 73–77.以及Wolfram Pyta. Hindenburg. 2007: S. 467 f. ISBN 978-3-88680-865-6.
- ^ Goebbels keift gegen Hindenburg. SWR2 Archivradio.
- ^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V. Wahlperiode 1930 Band 446: 2243-2266.
- ^ A. Conte, Joffre, Paris, Olivier Orban, p. 422.
- ^ 'Hindenburg Enjoys 86th Birthday at Home in Prussia'. British Movietone News (Issue No. 227). 9 Oct 1933. YouTube上的影片
- ^ Ernst Bahr: Neudeck. In Erich Weise (Hrsg.): Ost- und Westpreußen. Kröner, Stuttgart 1981, ISBN 3-520-31701-X, S. 153
- ^ Ludendorffs Volkswarte (Folge 47, Folgen 48, 49, 50.), 27. November 1932
- ^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 Begegnungen in fünf Jahrzehnten. Tübingen: Wunderlich. 1979: S. 51 f. ISBN 3-8052-0323-3.
- ^ Fritz Günther von Tschirschky. Erinnerungen eines Hochverräters. 1972: S. 240.
Notfalls kann ich immer noch als Oberbefehlshaber eingreifen.
- ^ British War Drums Returned by Germans; Hindenburg and Hamilton, Both Octogenarians, Swap Tales of Many Campaigns
. The New York Times. 1 February 1934: 6.
- ^ Berlin and Aldershot "GALLANT GESTURE" General Sir Ian Hamilton brings back the Gordon's Drums - returned to the Regiment by President Von Hindenburg. PATHE GAZETTES / PATHE NEWSREEL. British Pathé. 1934-02-12.
- ^ Mitchell, Stewart. Chapter 2: Prelude The Road to Singapore 1934-1937. Scattered Under the Rising Sun: The Gordon Highlanders in the Far East 1941-1945. Pen and Sword Military. 2013. ISBN 9781781590256.
外部連結[編輯]
| 官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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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
德意志國聯邦大總統 1925年 - 1934年 |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頭銜者： 卡爾·鄧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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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職 | ||
| 前任： 埃里希·馮·法金漢 |
德國參謀部總長 1916年8月29日 - 1919年7月3日 |
繼任： 威廉·格勒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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