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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總統解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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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威克島會議期間與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握手

1951年4月11日，美國總統哈里·S·杜魯門下令解除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指揮權。麥克阿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頗具民望的戰爭英雄，事發時正擔任韓戰聯合國軍總司令，導火線是他公開發表與政府政策牴觸的聲明，杜魯門的做法一直是政軍關係爭議話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麥克阿瑟是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總指揮，戰爭結束後負責佔領日本。1950年6月北韓入侵南韓引發韓戰後，他擔任防守南韓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在他的主持下，聯合國軍於1950年9月15日兩棲登陸仁川並立刻扭轉戰局，人們把他譽為軍事天才。大勝的麥克阿瑟遵照總統命令全面攻入北韓，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戰爭並連續挫敗聯合國軍攻勢，麥克阿瑟被迫撤出北韓。1951年4月，戰局陷入膠着，但麥克阿瑟的公開聲明越來越令杜魯門無法忍受，最終決定解除他的指揮權。美國參議院軍事和外交委員會聯合調查軍事局勢和解職的具體情況後認定，「解職麥克阿瑟將軍沒有超出憲法賦予總統的職權，但令民族自豪感深受衝擊」[1]。

軍隊非政治化是美國的傳統，但大批美軍赴海外作戰時往往難以堅持。「文官控制軍隊」原則在美國根深蒂固，但軍事技術的日趨複雜已經導致軍事專業化。《美國憲法》強調分權，總統是三軍統帥，但招兵買馬和發動戰爭的權力屬於國會，這種限制同上述實際情況結合，導致文官越來越難以控制軍隊。杜魯門通過私下與顧問溝通解職「不尊重總統權威」的麥克阿瑟，維持總統身為最高統帥的威信。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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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杜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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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哈里·S·杜魯門

哈里·S·杜魯門在1945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去世後繼任美國總統，並在1948年大選意外取勝，是1897年後唯一沒有高校學歷的總統[2]。教育程度不高的杜魯門博覽群書[3]，高中同學1901年前往州立大學時，他進入地方商學院，但只念完一個學期。其後他在堪薩斯城法學院上夜校，卻又中途放棄。[2]杜魯門曾報名西點軍校，但因視力不佳被拒。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炮兵部隊服役深感自豪，戰後一直是後備隊員，最終官拜上校。[4]

杜魯門的軍事顧問哈里·沃恩（Harry H. Vaughan）和路易斯·倫弗羅（Louis H. Renfrow）都是國民警衛隊員，不是職業軍人[4]。杜魯門曾表示，他不明白美國陸軍何以能在「湧現羅伯特·E·李、約翰·潘興、艾森豪威爾和布雷德利的同時，又出現卡斯特、巴頓和麥克阿瑟這等人物」[5]。

1948年「海軍上將叛亂事件」期間，美國海軍部分軍官公開反對政府削減海軍航空兵和兩棲作戰預算，最後政府解除海軍作戰部長路易斯·丹菲爾德（Louis Denfeld）海軍上將的職務，由福雷斯特·謝爾曼（Forrest Sherman）海軍上將繼任[6]。1949年10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上將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調查事件期間作證時表示，今後應該不大可能會有類似的大規模兩棲作戰需求[7]。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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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官拜五星上將，是美國陸軍職級最高的將領。他的父親小亞瑟·麥克阿瑟中將曾因參與南北戰爭獲「榮譽勳章」，[8]他於1903年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從西點軍校畢業[9]，但從未進入高級服役學校，只在1908年學過工程師課程[10]。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表現卓著，曾於1930至1935年間出任美國陸軍參謀長，和赫伯特·胡佛與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密切合作，只是偶爾因軍事預算問題和總統衝突[11]。據麥克阿瑟回憶，羅斯福「自控力非凡」[12]，杜魯門「脾氣暴躁，不時就會控制不住地發火」[13]。

除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墨西哥和歐洲服役外，他還曾涉足亞洲和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因巴丹半島戰役獲「榮譽勳章」並成為民族英雄，雖然戰役以日軍獲勝告終。麥克阿瑟統領盟軍參與新幾內亞戰役和菲律賓戰役，兌現他當初被迫逃離後表示一定會奪回菲律賓的著名承諾。1944和1948年，共和黨曾考慮提名他競選總統。二戰結束後，身為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總攬佔領日本事宜，在日本戰後政治和社會轉型中作用舉足輕重。[14]

1945年，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執掌遠東司令部。1950年，盟軍已經逐漸撤離日本，但遠東司令部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 Far East）依然留在該國。[15]麥克阿瑟不得不應對國防預算的大幅削減，手下將士從1947年的30萬銳減至1948年的14.2萬。他的抗議收效甚微，預算還在減少，遠東司令部1950年6月只剩10.8萬人。[16]資金和人員削減導致可用設備短缺，遠東司令部的1.8萬輛吉普汽車有一萬不能用；1萬3780輛2.5噸六輪驅動卡車只有4441輛能用。遠東司令部發起回收和整修戰爭物資計劃，回收利用太平洋各地棄置物資，不但收回大量有價值的庫存和設備，還在日本形成實用的維修和重建行業。與此同時，工作職責的變遷令軍人更加注重作戰訓練。[17]

事態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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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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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韓戰
麥克阿瑟（中）、陸軍參謀長約瑟夫·勞頓·科林斯（左）和海軍作戰參謀長福雷斯特·謝爾曼（右）

北韓於1950年6月25日入侵南韓，韓戰爆發。駐韓美軍顧問團緊急申請援助彈藥，麥克阿瑟自主下令停在橫濱市港口的喬治·D·基思利中士號運輸艦（USNS Sgt. George D Keathley）裝載彈藥開往釜山。[18]杜魯門總統當天在貝理雅宮聯同其他顧問召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批准麥克阿瑟和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已經採取的行動[19]。前線戰報表明南韓局勢迅速惡化，杜魯門6月26日晚批准動用空軍和海軍打擊北緯38度線（以下簡稱「三八線」）以南的軍事目標[20]。

6月2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83號決議》，「建議聯合國會員國給予大韓民國以擊退武裝攻擊及恢復該區內國際和平與安全所需之援助」[21]。南韓首都漢城於6月28日陷落[22]，杜魯門次日授權海軍和空軍打擊「三八線」以北目標，麥克阿瑟又一次早於總統下達指令[23]。但是，直到看到麥克阿瑟對嚴峻軍事形勢的細緻匯報後，杜魯門才於6月30日授權地面部隊介入[24]。

7月8日，杜魯門接受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任命麥克阿瑟統領駐韓聯合國司令部[25]，同時繼續擔任遠東司令部總司令和駐日盟軍總司令[26]。麥克阿瑟不得不把駐日部隊派往南韓，執行他事後所稱「絕望的最後一搏」[27]。杜魯門於七月派陸軍參謀長約瑟夫·勞頓·科林斯上將和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空軍上將了解戰況並匯報，兩人7月13日在東京和麥克阿瑟及其參謀長愛德華·阿爾蒙德少將會晤。麥克阿瑟確保兩位上將充分了解萬萬不可低估北韓人，他們「裝備精良、領導有力、接受過作戰訓練，有時人數超出我們20倍」。[28]他提議先制止北韓攻勢再反擊，以兩棲作戰包抄，但時機取決於美軍增援[29]。

經艾森豪威爾鼓動，布雷德利在1950年7月9日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提議考慮動用核武器，但沒有人表態支持。陸軍參謀部向東京的科林斯發電報，建議了解麥克阿瑟的看法[30]。7月13日，查爾斯·博爾特（Charles L. Bolte）少將在電話會議上提議使用核武[31]。麥克阿瑟已經回絕空軍用燃燒彈轟炸北韓城市的提議[32]，建議用原子彈炸毀橋樑和隧道，將北韓同南韓隔離，但陸軍參謀部覺得不切實際[30][33]。7月28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派十架擁有核打擊能力的第9轟炸機聯隊B-29超級堡壘轟炸機飛往關島，威懾準備進攻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杜魯門公開表示不考慮在朝鮮半島投放核武器，但授權向關島運送沒有裂變核心的原子彈。[34]核武部署出師不利，8月5日轟炸機在費爾菲爾德-休森空軍基地起飛時有一架墜毀，任務指揮羅伯特·特拉維斯（Robert F. Travis）空軍準將等19人喪生[35]。另外九架轟炸機在關島停至9月13日返回美國，原子彈組件留在關島[36]。

7月13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美軍只會在有必要時越過「三八線」進入北韓[28]。以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東北亞事務辦公室主任（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ortheast Asian Affairs）約翰·摩爾·阿利森為代表的總統顧問認為，《安理會83號決議》為聯合國軍入侵北韓提供法律依據；但也有喬治·凱南和保羅·尼采等顧問不認同。除法理外，杜魯門政府還必須考慮聯合國軍一旦逼近蘇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邊境，兩國可能派兵干預的風險。[37]

仁川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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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仁川登陸

南韓局勢快速惡化，迫使麥克阿瑟暫時擱置兩棲作戰反擊北韓的早期戰略，改用襲擊戰術。美國第八集團軍在八月撤入釜山防線，[38]美國陸軍第1騎兵師負責守御[39]。接下來麥克阿瑟恢復兩棲作戰計劃，暫定在9月15日執行。美國海軍第1兩棲大隊（Amphibious Group One）指揮官詹姆斯·道爾（James H. Doyle）海軍少將、美國海軍陸戰隊第1師師長奧利弗·普林斯·史密斯海軍陸戰隊少將等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對麥克阿瑟提出的登陸仁川計劃頗感震驚，那裏風大浪高、灘涂廣闊，航道狹窄而險惡，海堤也建得很高。[40]奧馬爾·布雷德利也稱仁川是「史上最糟兩棲登陸點」[41]。仁川-首爾一線是重要通訊中心，登陸風險不言而喻。科林斯和謝爾曼飛到東京聽取麥克阿瑟介紹作戰計劃[42]，後者宣稱「我們會登陸仁川，我會粉碎他們」[43]。

考特尼·惠特尼準將（左）、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坐）和愛德華·阿爾蒙德少將（右）在麥金利山號指揮艦觀察仁川登陸

麥克阿瑟獲邀在1950年8月26日芝加哥的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Veterans of Foreign Wars）第51屆全國營地大會講話，但他謝絕邀請，只向大會發去聲明由人大聲宣讀[44]，文中立場和杜魯門對台灣（福爾摩沙）的政策牴觸[45]：「對太平洋地區鼓吹綏靖主義和失敗主義政策的人認為，捍衛福爾摩沙就會疏遠亞洲大陸，這簡直錯到沒法再錯」[46]。杜魯門對「綏靖」之說極其憤怒，與國防部長路易斯·阿瑟·強生商討能否撤換麥克阿瑟，強生回答，麥克阿瑟「哪怕不是我們這一代最了不起的將軍也肯定名列前茅」[47]。國防部長遵照總統指示命令麥克阿瑟收回聲明，但文獻此時已納入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s），結果強生捲鋪蓋走人。杜魯門對強生和國務卿艾奇遜的衝突感到不滿，但他也曾表示「只要我還是總統」，強生就能繼續當國防部長，[48]結果麥克阿瑟的聲明卻導致總統要求強生遞交辭呈[49]。強生離職的公開原因是國防預算削減導致駐韓美軍準備不足及早期戰況失利[50]，喬治·馬歇爾五星上將繼任[49]。

麥克阿瑟認定的軍事目標是消滅朝鮮人民軍，要實現這等戰略，跨過「三八線」勢在必行。助理參謀長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於8月31日示警，中國人民解放軍37個師在中朝邊界集結，但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麥克阿瑟的戰略。[51]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文為越過「三八線」的法理背書，建議只派南韓軍人進入中朝和中俄邊界附近地區。如果蘇聯干預，麥克阿瑟需立即撤回「三八線」以南，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干預，「只要聯合國軍的抵抗尚具合理勝算」，他就可以繼續戰鬥。[52]杜魯門於9月11日表態支持安全委員會的報告，但因國防部長換人，麥克阿瑟直到9月22日才獲知[53]。9月21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尚未決定是否派兵進入北韓作戰[54]。

在此期間，麥克阿瑟兩棲進攻仁川的計劃在9月15日如期開始。據科林斯事後回憶：「仁川（登陸）的成功實在太了不起，隨後麥克阿瑟將軍的聲望更是如日中天」，「以致將軍後來的計劃和決定理應受質疑時，眾參謀長也猶豫不決」。[55]江湖傳言聲稱第八集團軍準備在「三八線」停止攻勢，等着聯合國授權後再越線追擊，馬歇爾為此告知麥克阿瑟：「如果戰術和戰略需要越過「三八線」，我們不希望你受到阻礙。公開聲明上述說法可能令聯合國置身尷尬境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你根據軍事需求決定，無需投票表決」[56]。幾天後麥克阿瑟又接到指示，要求他不要公佈部隊已越過「三八線」的消息[57]。10月7日通過的聯合國大會決議可以從寬理解成准許入侵北韓[58]。

威克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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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期選舉臨近，杜魯門出於軍隊還在朝鮮半島作戰的考慮放棄公開競選，以喬治·埃爾西為代表的部分總統幕僚考慮用其他手段為民主黨拜票[59][60][61]。羅斯福總統曾於1944年7月前往夏威夷與麥克阿瑟和切斯特·尼米茲海軍上將會晤，總統正是這次會議上決定在太平洋戰爭最後一年反攻菲律賓[62]。此舉在選舉年政治意義重大，以實際行動反駁共和黨人所謂「羅斯福犧牲太平洋保歐洲」的說法[63]。

杜魯門總統在威克島宣讀為麥克阿瑟「陸軍傑出服役勳章」增加第四片橡樹葉的表彰詞。背景人物從左至右分別是：白宮新聞辦公廳主任查理·羅斯、太平洋艦隊司令亞瑟·雷德福、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

杜魯門仿效羅斯福飛往太平洋與麥克阿瑟會晤。他本來討厭宣傳噱頭，覺得這主意不怎麼樣[59]，但麥克阿瑟的聲望已隨釜山和仁川大捷如日中天[64]，與他見面有助於總統突出他身為三軍統帥在軍事勝利中的重要作用[59]。國務院向麥克阿瑟發密電，請他建議是在夏威夷還是威克島與總統見面[65]，將軍表示「很高興能於15號早上在威克島拜見總統」[66]。得知總統會帶媒體記者前來後，麥克阿瑟詢問是否能帶東京記者前往，但被上級拒絕[67]。

杜魯門10月15日抵達威克島，前一天到達的麥克阿瑟在停機坪迎接[68]。將軍沒有敬禮，而是與總統握手，布雷德利認為他接下來謝絕與總統共進午餐之舉太過不敬[69]。杜魯門對此倒不介意，但曾銷售男子服飾的總統對麥克阿瑟那頂「顯然已經使用20年、滿是油膩的平頂蓋帽」有些反感[70]。這次會議沒有既定議程和結構，純粹是總統和顧問在一邊交流，麥克阿瑟和太平洋艦隊司令亞瑟·雷德福海軍上將在另一邊談話，探討話題包括台灣、菲律賓，以及越南和朝鮮半島戰事[71]。據麥克阿瑟回憶，會上「沒有提出或討論新政策，亦或戰爭和國際政策的新戰略」[72]。現場通訊員羅伯特·謝羅德（Robert Sherrod）稱，「目之所見除政治表演外別無他物」[73]。

麥克阿瑟在會議期間的部分言論事後對他不利[74][75]。總統問他蘇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多大可能干預韓戰時將軍回答：

不大可能。如果他們前一兩個月干預倒是很可能改變戰局，現在我們已經不怕他們介入，不用再擺出誠惶誠恐的姿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滿洲有30萬人馬，其中分佈在鴨綠江沿線的應該不超過10到11.5萬，而且他們沒有空軍，只有五到六萬人會跨過鴨綠江。我們已在南韓建有空軍基地，如果中國人膽敢進軍平壤，他們將面臨最大規模的剿殺。[76]

麥克阿瑟表示希望第八集團軍能在年底前撤回日本。布雷德利詢問是否能派一個師到歐洲，麥克阿瑟回答可以在來年一月安排出發。[77]但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此時已經開始跨過鴨綠江進入北韓，11月結束時已有18萬人過境[78]。

中華人民共和國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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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承諾變成現實，離開威克島的麥克阿瑟於10月24日命令第八集團軍司令沃爾頓·沃克中將和美國陸軍第10軍統帥愛德華·阿爾蒙德少將「全力以赴，全速推進」[79]。他還放開限制，准許除南韓軍人以外的聯合國軍將士進入靠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邊境地區。科林斯認為此舉有違9月27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80]但麥克阿瑟認為這在原始指令中只屬於「政策問題」[79]。他還稱，此事已在威克島討論，但其他人都不記得[79]，特別是杜魯門還在10月26日向記者宣稱，負責佔領邊境地區的都是南韓軍人，美方不會參與[81]。短短幾天後，聯合國軍就在溫井和雲山遭遇志願軍[82]。

1950年11至12月，朝鮮半島軍事局勢因中國人民志願軍逆轉，但杜魯門並未因此將麥克阿瑟免職。他事後表示，當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在突出部之役也曾遭遇逆轉，面對出人意料的突發戰況，失利算不上大錯，但這並不說明後來決定免職時此事完全沒有影響。[83]總統事後回憶：「我認為他是偉大的戰略家」，「直到他決定進軍北韓，卻完全沒有防備中國人」[84]。

為減緩志願軍攻勢，麥克阿瑟下令炸毀鴨綠江上橋樑，但杜魯門與顧問商議後宣佈不會批准行動，參謀長聯席會議撤消命令[85]。面對麥克阿瑟的抗議，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又授權轟炸，但需要注意不能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空。埃米特·奧唐奈（Emmett O'Donnell）空軍少將在國會調查解職麥克阿瑟事件時以此為例說明政治對軍事行動的干預有時很不靠譜。鴨綠江千迴百轉，想要避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空，飛行路線有時就會非常狹窄。共產黨的高射炮可以隨心所欲地盡情攻擊，美國空軍的日子就難過得多。[86]麥克阿瑟在短短幾周內就被迫撤退，他和總統都不得不考慮完全放棄南韓[87]。

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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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30日，杜魯門在新聞發佈會上回答記者針對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提問：

問：總統先生，請問我們是否能否回到原子彈的問題？請問我們如此理解是否正確，您的確在考慮動用原子彈？
杜魯門：一直都有考慮，畢竟就是我們的武器。
問：那麼總統先生，這是否意味着用原子彈打擊軍事或民用目標？
杜魯門：這需由軍人判斷，我不屬於傳達這些信息的軍事機關。
問：總統先生，或許最好是容許我們直接引述您的說法，您看可以嗎？
杜魯門：我覺得沒必要。
問：總統先生，您剛才說這取決於聯合國的行動，這是否說明只有聯合國授權後我們才會使用原子彈？
杜魯門：完全不是這樣。打擊共產中國的行動取決於聯合國決定，但戰地軍事統帥負責決定是否使用核武器，一直都是這樣。[88]

上述說法表明麥克阿瑟有權決定是否使用核武器[89][90]，雖然白宮馬上澄清：「只有總統才能授權使用原子彈，沒有給予他人如此授權」，但他在新聞發佈會上的回答依然足以引起國內外轟動[88]。總統的回答觸及二戰結束後高度敏感的政軍關係議題：核武器由文官控制，這已在《1946年美國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闡明[91]。

1950年12月9日，麥克阿瑟申請戰地指揮官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權力，他的證詞表示，不會用核武器扭轉半島戰局，只會用於防止出現無可挽回的大潰退[92]。12月24日，麥克阿瑟遞交北韓、滿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的「阻延目標」，共需要34顆原子彈[92][93][94][注 1]。路易斯·強生曾在這年六月公佈放射物質潛在用途研究，據考特尼·惠特尼少將回憶，麥克阿瑟曾於1950年12月考慮用放射物質廢料封鎖北韓，但一直沒有向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將軍離職後，聯邦參議員老艾伯特·戈爾向杜魯門提出類似建議。[96]1951年1月，麥克阿瑟拒絕接受提前部署核武器的建議[97]。

軍人觀察1951年11月的「剋星-爭吵行動」

1951年4月上旬，參謀長聯席會議收到警報，蘇聯部隊、特別是轟炸機和潛艇部隊在遠東集結[98]。4月5日，他們起草命令授權麥克阿瑟一旦遭遇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滿洲和山東半島發起的空襲就可以反擊兩地[99]。杜魯門次日與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戈登·迪恩（Gordon Dean）見面[91]，並安排把九顆Mark 4型原子彈轉交軍方控制[100]。迪恩認為麥克阿瑟對核武器專業技術和威力缺乏了解，對讓他決定是否使用這種武器心存憂慮[101]。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也不敢掉以輕心，擔心他會時機未到就下達命令[99]。最終他們決定讓戰略空軍司令部直接指揮核打擊部隊[102]，這次部署的轟炸機配備含裂變核心的原子彈[103]。戰略空軍司令部不打算攻擊空軍基地或倉庫，轟炸機的目標是北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城市[95]。此外，戰略空軍司令部繼續向關島部署轟炸機，直到韓戰結束[103]。

麥克阿瑟是否提倡使用核武器，以及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之舉是否等同於提倡動用核武曾引發爭議[104][105]。麥克阿瑟後來在參議院調查時表示沒有推薦使用核武[106]。1960年，杜魯門宣稱麥克阿瑟曾表示希望使用核武器，但將軍堅決否認，稱「韓戰期間我的總部或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間任何通訊中都沒有探討使用原子彈」；杜魯門承認沒有文件證實指控，這只是他的個人意見[107][108]。麥克阿瑟曾於1954年1月25日接受吉姆·盧卡斯（Jim G. Lucas）和鮑勃·康斯丁（Bob Considine）採訪，但內容直到1964年他去世後才公佈。麥克阿瑟表示：

我這輩子經歷過不少戰役，準確來說有20場重大戰役，我最有把握獲勝但卻無權行動的就是這場（韓戰）。我最多只需十天就能打贏韓戰……我會在滿洲喉嚨口那一連串機場和倉庫投下30到50枚原子彈……我的計劃就是這樣，讓兩棲部隊向南擴散後行動（投擲原子彈）——從日本海到黃海形成放射鈷帶，（放射物質）可能從貨車、推車、卡車和飛機散佈……至少60年內，北方都無法從陸路侵略南韓，敵人不可能跨過輻射帶。[109]

據理查德·尼克遜總統1985年回憶，他曾與麥克阿瑟討論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

麥克阿瑟在華爾道夫酒店房間踱步，一邊用雄辯向我表達看法。他覺得使用原子彈就是悲劇，針對常規武器的限制也適用於原子彈，即軍事目標永遠都只能傷及戰鬥人員……這就是麥克阿瑟，他是軍人，認為只能用武力對付軍事目標。這就是為什麼核武器將他拒之門外，在我看來這是他很大的優點。[110]

外國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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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中左）在華盛頓國家機場與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中右）握手，艾德禮此行旨在討論南韓危機。另外幾人分別是英國駐美大使奧利弗·弗蘭克斯爵士（右）、大英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威廉·斯利姆爵士（左）

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對杜魯門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失誤特別介意，還想與美國再續二戰期間的《魁北克協定》，其中規定雙方使用核武器前必須得到對方同意[111]。英方擔心美國捲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112]。1950年12月，艾德禮表示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政府擔心戰事「完全是麥克阿瑟將軍說了算」。眾所周知，麥克阿瑟一向認為亞洲在世界事務中非常重要，所以這些國家擔心美國的戰略重心會離開歐洲。[113]這一次，早在二戰期間就開始仇視英國的布雷德利站出來為麥克阿瑟說話[114][115]。

1951年1月，美方開始探討撤離南韓，引起英國警覺。英國人認為，要維持歐洲的信念和團結，在南韓保持一定軍事存在至關重要，哪怕只在釜山保留據點。布雷德利再次維護麥克阿瑟的行動，但他顯然已經成為兩國關係的不穩定因素。[116]不過，國會對與英國結盟不以為然[117]，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小約瑟夫·威廉·馬丁抨擊杜魯門追隨艾德禮領導的英國，淪為「奴隸政府並欠下沉重債務」[117]。

公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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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日，記者詢問麥克阿瑟，禁止打擊鴨綠江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是否會損害軍事行動效果，將軍表示，如此政策確實是「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障礙」[118]。12月6日，杜魯門下令除例行聲明外，所有軍事和外交官員發佈公開聲明前必須得到國務院批准，「並且……避免與報紙、雜誌及其他公共媒體直接談論軍事或外交政策」[119]。考特尼·惠特尼少將告知麥克阿瑟，從法律角度而言，總統的上述指令「僅適用於正式的公開聲明，不適用於公報、信函或私人交流」[120]。接下來麥克阿瑟又在1951年2月13日和3月7日的新聞聲明中表達類似1950年12月1日的結論[121]。

1951年2至3月，戰爭態勢再度轉變，聯合國軍揮師北上，1月4日陷落的漢城[122]在3月17日光復[123]。華盛頓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北韓願意達成停火協議，杜魯門為此還備有聲明。3月2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華盛頓方面希望促成停火，麥克阿瑟向第八集團軍新任司令官馬修·李奇威中將示警，後者提議的行動可能很快會受到政治約束。[124]3月23日，麥克阿瑟發佈公報表達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議停火的看法：

除我們戰術上的成功外，紅色中國這個新敵人已經清楚表明更加重要的信息，如此誇張和自負的軍事力量，卻沒有足質足量保障關鍵軍需的工業能力來滿足現代戰爭需要。他們的製造基地和原材料甚至不足以建立中等強度空軍和海軍力量，更遑論維持運作；他們也無法提供坦克、重型火炮及其他已融入軍事戰役的先進科學技術，這都是地面作戰取勝的基本要素。過去他們巨大的人數潛力很可能足以抵消這些空白，但隨着大規模殺傷手段的發展，單憑人數無法彌補這種固有的缺陷和脆弱。制空和制海權也就意味着控制補給、通訊和交通，這對戰爭的重要程度和過去相比不遑多讓。我們現在控制着制空和制海權，敵方的地面火力又不足，由此產生的差距根本無法用英勇克服，表現出來的只是狂熱和對生命損失最徹底的冷漠。自從紅色中國開始在北韓不宣而戰以來，這些軍事弱點已經非常明確地揭示出來。即便是在現在聯合國軍行動受限、紅色中國取得相應軍事優勢的情況下，事實也證明他們無法用武力徹底征服南韓。因此，敵人必須痛苦地意識到，聯合國已經決定放棄把戰爭局限在朝鮮半島的做法，我們的軍事行動會擴展到沿海地區與內陸基地，紅色中國馬上要面臨軍事崩潰的風險。確定這些基本事實後，就沒有什麼難以克服的困難來決定如何解決南北韓問題，只要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台灣問題」或「聯合國中國議席問題」和南韓沒有直接關係，所以不會影響他們的決定。[125]

次日，麥克阿瑟授權李奇威越過「三八線」向北行軍32公里[124]。杜魯門事後表示：「我真想一腳把他踢進北海……這輩子都沒碰到過如此激怒我的事」[126]。杜魯門認為麥克阿瑟的公報沒有遵照1950年12月的命令申請批准，而且對總統打算提的建議越俎代庖，他後來在著作中寫道：

這是聯合國軍事指揮官針對自有職責最異乎尋常的聲明，完全罔顧不得擅自針對外交政策發表聲明的所有指示，公開違抗我身為總統和三軍統帥發佈的命令，挑戰憲法賦予的總統權威，還公然蔑視聯合國的政策。麥克阿瑟此舉讓我別無選擇——我無法再容忍他拒不服從命令。[127]

威克島會議結束後，杜魯門、麥克阿瑟和雷德福離開。從左至右分別是：總統顧問埃夫里爾·哈里曼、國防部長喬治·馬歇爾、杜魯門、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無任所大使菲力普·傑賽普、財政部長約翰·斯奈德、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

杜魯門沒有馬上採取行動，而是從歷史著作中尋找先例。美國歷史上這種激烈的政軍對抗並非絕無僅有，其中最有名的1862年發生在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和喬治·B·麥克萊倫少將之間[128]。美墨戰爭結束後，詹姆斯·波爾克總統曾解除溫菲爾德·斯科特的職務。杜魯門從書中了解兩位總統是如何處理，[129]他在事後表示波爾克是他最喜歡的總統，理由是「他有膽告訴國會見你媽的鬼去吧，少在外交事務上指手劃腳」[130]。

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政府在政策方面存在根本分歧。麥克阿瑟根深蒂固地認為，歐洲與共產主義的鬥爭絕對不可能同亞洲事務分離[131]。這可能是因為他在東亞駐紮多年，身為戰區司令，他的視野基本局限在遠東。另一項重大分歧在於，麥克阿瑟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像艾奇遜所說的那樣就是「蘇聯頭號衛星國」[132]，而是有自身見解的獨立國家，「只是出於自身目的（暫時）和蘇俄結盟」[133]。根據麥克阿瑟的見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戰不會挑起蘇聯介入。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此完全不同意，哪怕這與他們眼中蘇聯重點關注歐洲而非亞洲的觀點矛盾。贊同麥克阿瑟立場的共和黨人都寥寥無幾。[134]

4月5日，馬丁在眾議院宣讀麥克阿瑟3月20日寄給他的信件，信中批評杜魯門政府的優先事項：

對於某些人來說似乎很難解，共產黨選擇在亞洲陰謀征服全世界，我們已經從戰場捲入他們的陰謀；我們在歐洲用武器拼殺的時候，那裏的外交官還在打口水戰；如果我們在亞洲戰場輸給共產黨，歐洲陷落將不可避免；贏得戰爭，歐洲很可能不會再有戰鬥並繼續保留自由。就像您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贏。勝利無可替代。[135]

麥克阿瑟事後表示，馬丁是「因某些無法解釋的原因」公佈信件，而且未與他商量[136]，但這封信沒有列入機密或標為不得發表[137]。

攔截外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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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攔截和解密盟國與敵國信息之舉屬於機密。1951年3月中旬，杜魯門通過這類攔截得知麥克阿瑟曾與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東京的外交官交流。麥克阿瑟在交流期間聲稱，他有信心把韓戰擴大成重大武裝衝突，進而令「中共問題」變得無可迴避，他還希望交戰雙方在事情已成定局前都蒙在鼓裏。此次攔截所獲信息只有少數總統最親密的顧問知道，其中包括國務院政策規劃處長保羅·尼采及其同僚查爾斯·伯頓·馬歇爾（Charles Burton Marshall）。杜魯門認為麥克阿瑟的上述言論已經完全屬於叛國，必須解除職務，但考慮到將軍的政治支持，也為避免更多人知道政府用電子手段攔截外交信息，總統沒有立即行動。[138][139][140]

巡航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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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威已經做好「堅固行動」（Operation Rugged）攻勢準備，請麥克阿瑟授權啟動。1951年3月15日（聯合國軍第二次光復漢城次日），記者向杜魯門詢問聯合國軍是否會再度獲許進入「三八線」以北，總統回答「這是戰地指揮官考慮的戰術問題」。麥克阿瑟隨後授權李奇威進攻，目標位於「三八線」以北，用於確保漢城供水。他授權前沒有同首都商議，直到1951年4月5日進攻開始後才告知。聯合國軍穩步推進期間，杜魯門於4月11日解職麥克阿瑟。[141]

空軍攻勢在1951年4月7日晚收尾，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快速航母特遣部隊第77特遣艦隊（Task Force 77）離開日本海南韓水域開往台灣海峽，其中包括拳師號和菲律賓海號航空母艦。4月11日上午11點，第77特遣艦隊在台灣西岸附近巡航，在中國大陸東岸開始「空中閱兵」。[142]與此同時，約翰·A·博萊號驅逐艦（USS John A. Bole）抵達距汕頭市海港僅4.8公里的指令位置，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用40餘艘武裝戎克船組成艦隊將其包圍。第77特遣艦隊「空中閱兵」的位置離汕頭市還很遠，近兩小時後特遣艦隊軍機才出現在汕頭附近，令中方船隻及汕頭市意識到威脅。[143]東京時間15點（東八區時間14點）後不久，麥克阿瑟正式收到離職通知，但他在約半小時前便已得到消息[144]。兩小時後，約翰·A·博萊號驅逐艦啟程離開，雙方均未主動攻擊。作家詹姆斯·埃德溫·亞歷山大（James Edwin Alexander）表示，麥克阿瑟無疑是用驅逐艦及其將士作餌，挑釁中方攻擊美國軍艦來擴大衝突。[143]

已隱藏部分未翻譯內容，歡迎參與翻譯。

Rear Admiral Samuel J. Cox, director of the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stated that although some historians like Alexander had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at this was a provocation plot by MacArthur, there is no direc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claim. Cox said it wa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ship was on an intelligence mission to directly observe the junk ships because for over a month the U.S. military was greatly worried about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after witnessing an unusually large armada of junk boats, which would potentially be the invasion fleet, gathering together on the Chinese coast opposite of Taiwan.[145]

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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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在五角大樓會議室碰頭，從左至右分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上將、霍伊特·范登堡空軍上將、約瑟夫·勞頓·科林斯上將和福雷斯特·謝爾曼海軍上將

1951年4月6日早上，杜魯門在辦公室與馬歇爾、布雷德利、艾奇遜和哈里曼開會，商討如何處理麥克阿瑟。哈里曼強烈支持開除麥克阿瑟，但布雷德利反對。馬歇爾需要更多時間考慮，艾奇遜個人認為應該解職，但此時沒有表態，而是警示總統這將是「您擔任總統期間最重大的戰鬥」。[146]次日再度會晤時，馬歇爾和布雷德利仍然反對解職。4月8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來到國防部長辦公室與馬歇爾會面，每人都表示「從軍事角度」有必要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但他們也都表示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軍事需要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方向。他們擔心「如果不解職麥克阿瑟，很大一部分人會指稱民選官員已經失去對軍隊的控制。」[146]4月9日，杜魯門和四名顧問再度會晤，布雷德利告知總統參謀長聯席會議各成員的看法，馬歇爾表示同意他們的意見[146]。杜魯門後來在日記中寫道：「所有人一致認為應該解職麥克阿瑟，四人都是如此建議」[147]不過，參謀長聯席會議各成員後來在面對國會作證時堅稱，他們當時只是「同意」而非「建議」解職[148]。

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起草向麥克阿瑟下達的命令，由布雷德利簽名發佈：

身為合眾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我非常遺憾地解除你作為盟軍最高統帥、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總司令和遠東美軍司令的職務。

你需立即將指揮權移交馬修·李奇威中將，同時授權你發佈必要命令前往想去的地方旅行。

我的替換原因會在你收到上述命令的同時公之於眾，並納入下一條信息。[149]

1973年，《時代雜誌》發文引述杜魯門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表述：

我開除他是因為他不尊重總統權威，不是因為他是狗娘養的蠢貨，雖然他就是，但對將軍來說又不犯法，不然半數甚至四分之三的將軍都得進監獄。[150]

杜魯門和艾奇遜指控麥克阿瑟不服從命令，但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支持指控[151]，而且麥克阿瑟實際上也不是因為不聽命令解職。不服從是軍事罪行，麥克阿瑟可以像20世紀20年代的威廉·米切爾那樣要求公共軍事法庭審理，案件結果難以預料，完全可能裁定罪名不成立並下令將他官復原職。[152]參謀長聯席會議所有成員都認為，「基本沒有證據表明麥克阿瑟將軍曾經未能執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直接命令，或以行動反對命令。」布雷德利堅稱：「麥克阿瑟從法律角度來說從未違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任何命令，只是選擇從寬解讀命令。他的確違反總統12月6日下達、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轉達的命令，但這不屬於違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151]

政府原計劃由視察南韓前線的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Frank Pace）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時間4月11日20點（東京時間次日上午十點）私下通知麥克阿瑟，但因信號故障，佩斯沒有在南韓收到信息。記者開始追問解職麥克阿瑟的傳言是否屬實，杜魯門於是「決定不能再為了大家面上好看一點等待佩斯部長親自下令」，然後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如下聲明：[153][154]

我深感遺憾地得出結論，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公職方面無法全身心支持美國政府和聯合國的政策。鑑於《美國憲法》賦予我的的具體職責，以及聯合國賦予的額外責任，我決定必須更換遠東地區指揮。因此，我解除麥克阿瑟將軍的指揮權並指定馬修·李奇威中將接替。

充分和激烈地辯論國家政策是我們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要素，但更基本的原則在於，軍事統領必須遵守根據法律和憲法向他們發佈的政策與指示。一旦發生危機，這種考量尤顯重大。

麥克阿瑟已經充分確立偉大統帥的歷史地位，國家對他在重大職責崗位上的傑出貢獻深懷感激，為此我重申，對必須採取如此手段深感遺憾。[155]

麥克阿瑟和夫人此時在美國駐日大使館出席招待聯邦參議員沃倫·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和西北航空執行副總裁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的午餐會，將軍的副手、曾於1942年和麥克阿瑟一起逃離科雷希多島的「巴丹幫」成員西德尼·霍夫（Sidney Huff）上校從商業電台廣播中聽聞解職消息。霍夫馬上告知將軍夫人，後者轉告麥克阿瑟。日本的廣播電台馬上播放消息，正式通知還要再過半小時才送到。[153][154]

牽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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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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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控制軍隊」是美國建國時期就確立的傳統[156]。杜魯門1965年出版的回憶錄表示：

如果我們的憲法只能保留一項基本要素，那就是「文官控制軍隊」，政策由民選政治官員而非將軍制訂。然而，麥克阿瑟將軍反覆表明他不接受政府政策。他一次又一次的公開聲明不但令盟友誤解我們政策的真實方向，還從事實角度與總統政策牴觸……如果我容許他這般反抗民政當局，我就有違維護與捍衛憲法的誓言。[157]

事件發生後，公眾發來的信件和電報如雪崩般湧向白宮，其中大部分支持麥克阿瑟。這些公眾意見大多從品格、正直、榮譽和服務等角度出發，認為麥克阿瑟比總統更優秀。支持杜魯門的意見主要基於「文官控制軍隊」原則。[158]

塞繆爾·P·亨廷頓認為，「《美國憲法》沒有規定「文官控制軍隊」，雖然普遍觀念截然相反」[159]。憲法沒有明確區分民事和軍事責任，也沒有規定某方應該服從另一方。憲法把軍事職責由行政和立法機構分工，令控制軍隊更加困難，任何一方試圖控制軍隊都很可能與另一方衝突。「文官控制軍隊」的爭議大多不在於如何控制，而是由政府哪個分支控制。[159]憲法制訂時還不存在需要軍人職業化的獨特和複雜技術，所以制憲者不會考慮如何控制這種軍人[160]。19世紀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以及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才造就如此局面[161]。制憲者認為應由「文官控制軍隊」，但在憲法中的用詞是民兵，民與兵實為一體[162]。

「政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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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軍分離」也是美國傳統，這種傳統不像「文官控制軍隊」那麼久遠，是在南北戰爭結束後才形成。19世紀投票選舉的官員不多，但這不是因為人們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是因為許多州都對政治官員出生地和州內居住時間有明確規定，頻繁在各州遷移或是住在聯邦領地就導致他們沒有資格參與選舉。[163]1869至1883年的美國陸軍總指揮官威廉·特庫姆塞·舍曼上將討厭政治，「政軍分離」傳統就是在這段時間牢固豎立[164]。

與歐洲將領不同，美國將領不影響或涉足外交政策，但這主要是因為麥克阿瑟年輕時，邊防軍將領不需要牽涉政治。美西戰爭後，美國軍隊開始遠赴海外，長期駐紮太平洋、亞洲和加勒比地區，情況開始變化。[165]

戰區理念在二戰期間形成，如此高等級的指揮體系中軍政議題趨於融合。擔任西南太平洋戰區司令期間，麥克阿瑟要同時向澳大利亞和美國政府負責，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這就令麥克阿瑟成為「大使兼最高司令」。[166]麥克阿瑟對「歐洲優先」戰略做不到全心全意支持，他甚至通過澳大利亞總理約翰·柯廷繞過指揮體系，此舉極易導致美國政府反感[166]。

馬歇爾將軍在向參議院作證時表示：

一方是負責特定區域、面對特定對手的軍隊統帥，另一方是負責合眾國總體安全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兩方存在根本差異……總統一方必須權衡某地區的利益和目標，與其他地區的利益和目標平衡……這種分歧在我們的軍事史上毫不新鮮……新鮮的是為什麼必須解職麥克阿瑟將軍，戰區司令公開表達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滿和歧見，這才前所未有。……（他）對美國既定政策的不滿已經如此強烈，以致是否可以再讓他行使戰區司令的正常指揮職能都大有疑問。[167]

總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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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指出：

總統是美國陸軍和海軍總司令。這方面他名義上的職權與大不列顛國王等同，但實際程度不及。他無非就是陸軍和海軍的最高司令，就像聯邦的最高階將軍一樣；英國國王的權力還延伸到宣戰、組建與管控艦隊和陸軍。正在審議的憲法把這些權力劃歸立法機關。[168]

1950年6月26日，杜魯門未經國會授權便派兵進入南韓。聯合國安理會隨後的決議授權軍事援助南韓，[169]但《聯合國參與法》（United Nations Participation Act）規定：

總統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2條響應安全理事會號召，或因類似特殊協議需要提供武裝部隊、設施和援助時不需要國會授權。但這……不得理解成國會授權總統除響應第42條或類似特殊協議需要外，還向安全理事會提供任何武裝部隊、設施和援助。[170]

解職麥克阿瑟引發的國會調查裁定，杜魯門的做法違反憲法和成文法要求[171]。過去的總統也曾使用法外軍事力量，但那不過是用於「打擊海盜，以小規模海軍特遣隊登陸野蠻或半野蠻海岸，派遣小規模部隊追擊越過墨西哥邊境的土匪或偷牛賊等」[172]。反對美國參與韓戰的聯邦眾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Vito Marcantonio）主張：「我們只是同意《聯合國憲章》，從未同意用它取代憲法。宣戰和開戰的權力屬於人民代表，屬於美國國會」[172]。

聯邦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F. Knowland）指出：

《憲法》第一條把宣戰權賦予國會而非行政分支。現在我們顯然面臨憲法日落西山的處境，行政機構能把我們帶入史上第四大戰爭，無需國會宣告或決議承認，我們就身陷他人發起的戰爭。國會行使憲法權力時，每項贊同或反對決議的陳述都會納入國會紀錄，並向新聞界和公眾充分通報。唱名表決顯示每位議員如何投票，這才是負責任的政府。如果只需五到七人在布萊爾宮或白宮秘密商議就能把國家帶入史上傷亡人數第四高的戰爭，既沒有他們的陳述和建議載入歷史，也無從得知他們的立場，那我們就是公然把發動戰爭的權力從國會移交行政，一切變成暗箱操作。這不是我效忠的政府，也不是負責的政府。[173]

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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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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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25日，麥克阿瑟在芝加哥軍人球場向五萬觀眾講話

解職麥克阿瑟的消息在日本引發巨大震動。日本國會通過決議向麥克阿瑟表示感激，昭和天皇親自到大使館探視，這也是日本天皇史上首次面見沒有特殊職位的外國人[174]。《每日新聞》的報導稱：

解職麥克阿瑟是戰爭結束後最令人震驚的大事。對於日本人民而言，他不是征服者，而是偉大的改革者，是高尚的政治傳教士。他給予我們的不僅是物質援助和民主改革，更是新的生活方式，是每個人的自由與尊嚴……他是真正理解日本處境的美國人，會永遠得到我們的愛戴和信任。[175]

聯邦參議員羅伯特·A·塔夫脫通過《芝加哥論壇報》呼籲立即彈劾杜魯門：

我們必須彈劾杜魯門總統並將他定罪。他倉促而武斷地開除麥克阿瑟將軍不過是一系列行徑的高潮，這些所作所為證明他無論還是道德還是精神上都不適合擔當如此高位。美國民族從未面臨如此巨大的危險，它的領導人就是被刀子團團包圍的蠢豬。[176]

《芝加哥論壇報》和《洛杉磯時報》等媒體認為解僱麥克阿瑟之舉出於「草率和仇恨」，原因主要是來自英國、特別是艾德禮政府中社會主義者施加的外交壓力[1][177]。共和黨黨鞭、參議員肯尼斯·惠瑞（Kenneth S. Wherry）指控「大不列顛的社會主義政府」施壓，導致將軍解職[117]。

1951年4月17日，麥克阿瑟飛回闊別多年的美國。抵達三藩市時，美國陸軍第六集團軍（Sixth United States Army）司令阿爾伯特·魏德邁中將前來接機，多達50萬人迎接他歸來。[178][179]4月19日他抵達華盛頓國家機場，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和喬納森·溫萊特上將到場迎接，杜魯門派沃恩代他前往[178]，但沃恩頗受冷遇，在公眾和職業軍人眼中他就是靠腐敗的裙帶關係爬上高位[180]。總統收到的公眾來信稱：「解僱麥克阿瑟實在可恥，派沃恩前往更是不要臉」[181]。

麥克阿瑟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講話，他在這場著名的《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演講中宣示：

有人竭力扭曲我的立場，有人說我是戰爭販子，這和真相完全背道而馳。我比絕大多數在世的人更了解戰爭，沒有任何說法——絕對沒有任何污名會比戰爭販子的指控更令我反感。我長期主張徹底廢除戰爭，無論是對朋友還是敵人它都傷害極大，根本無助於解決國際爭端……但戰爭一旦強加到我們身上，那就別無選擇，必須運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迅速結束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勝利，而非曠日持久優柔寡斷。面對戰爭，勝利無可替代。[182]

五角大樓為此發佈新聞稿，稱「總統是根據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內所有主要文職和軍事顧問的一致建議下解職麥克阿瑟將軍」[183]。麥克阿瑟隨後飛往紐約，面對規模創紀錄的紙帶遊行（Ticker tape parade）。[184]他還前往芝加哥和密爾沃基，在大型集會上演講[185]。

國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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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至6月，美國參議院軍事和外交委員會「調查遠東軍事局勢和解職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前因後果」[186]。參議院此舉旨在避免憲政危機[187]。考慮到涉及的敏感政治和軍事話題，調查會議不予公開，經過嚴格審查的筆錄直到1973年才公佈[188]。兩個委員會均由參議員小理查德·羅素執掌，共傳召14名證人：麥克阿瑟、米歇爾、布雷德利、科林斯、范登堡、謝爾曼、阿德里安·費舍爾（Adrian S. Fisher）、艾奇遜、魏德邁、強生、奧斯卡·巴吉二世（Oscar C. Badger II）、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巴大維和奧唐奈[188]。

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證詞反駁麥克阿瑟眾多論點，馬歇爾強調他和總統、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對解職沒有異議。但這些證詞也暴露他們缺乏足夠的勇氣和信心來與麥克阿瑟打交道，證明他們沒有讓他充分了解情況。[189]范登堡質疑空軍能否有效打擊滿洲目標，布雷德利指出，中共也力圖把戰爭局限在朝鮮半島，沒有攻擊聯合國軍空軍基地或港口，也沒有打擊他們眼中日本的「特權庇護所」。他們認為不值得擴大戰爭，但承認如果中共升級衝突或是無意談判，他們也做好了擴大戰爭的準備。此外，他們不認同麥克阿瑟對南韓和中華民國國軍實力的評估。[190]布雷德利表示：

紅色中國不是想要主宰世界的強權。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看來，（麥克阿瑟的）如此戰略將令我們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捲入面對錯誤敵人的錯誤戰爭。[191]

軍事和外交委員會的結論是：「解職麥克阿瑟將軍沒有超出憲法賦予總統的職權，但令民族自豪感深受衝擊」[192]。還稱「麥克阿瑟將軍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軍事戰略沒有嚴重分歧」[193]，建議「合眾國永遠不應再度未經國會同意捲入戰爭」[194]。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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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表明大部分公眾仍對杜魯門解職麥克阿瑟感到失望，並且更加認同麥克阿瑟而不是布雷德利和馬歇爾的立場[195]。杜魯門的支持率在1951年中期跌至兩成三，創下蓋洛普調查在任總統支持率新低並保持到21世紀。相比之下，「水門事件」期間尼克遜的支持率仍有兩成五，1968年越南戰爭如火如荼時，林登·強生的支持率為兩成八。[196]

韓戰曠日持久且漸失民心，杜魯門政府飽受一系列腐敗醜聞困擾，最終他決定不競選連任。1952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只想儘可能和在任總統保持距離，[197]但最終不敵共和黨候選人、五星上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198]。艾森豪威爾上台後以常規轟炸和重啟核威脅向志願軍施壓，再加上1953年約瑟夫·斯大林去世後更加有利的國際政治氛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北韓同意停火協議。美國人普遍認為，核威脅對達成停火作用很大，所以20世紀50年代又多次用來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199]

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支持杜魯門之舉成為各自的政治污點。參議員塔夫脫認為「棄亞保歐」的布雷德利嫌疑很大，促請艾森豪威爾儘快更換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第一個是患有晚期癌症，已經宣佈退休計劃的范登堡，總統於1953年5月7日宣佈由內森·特溫寧（Nathan Twining）空軍上將取代他的位置。不久，艾森豪威爾又用太平洋司令部總司令亞瑟·雷德福海軍上將代替布雷德利；李奇威後來取代科林斯，羅伯特·卡尼（Robert B. Carney）海軍上將替換1951年7月謝爾曼去世後繼任海軍作戰部長的威廉·費赫特爾勒（William Fechteler）海軍上將。[200]

解職事件的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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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職麥克阿瑟令美國政軍關係長期蒙上陰影。1966年林登·強生在檀香山與威廉·威斯特摩蘭上將會晤時稱：「將軍，我對你期望很大，你可千萬別跟我搞麥克阿瑟那套」[201]。威斯特摩蘭及其他高級將領也竭力避免任何挑戰或異議總統權威的舉止甚至暗示。這種如履薄冰的心態代價高昂。H·R·麥克馬斯特中將1998年的著作《失職》（Dereliction of Duty）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不敢遵守職責，向總統、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國會提供坦誠無畏的專業建議[202]。麥克馬斯特的書影響很大，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休·謝爾頓（Hugh Shelton）上將送給美軍所有四星將領人手一本[203]。

杜魯門解職麥克阿瑟為後世立下先例，軍隊高級將領可能因對政府政策的公開或私下分歧而被開除。1977年，約翰·辛格勞布（John K. Singlaub）少將公開批評削減駐韓美軍規模的計劃，吉米·卡特總統立即解除他的職務，理由是發表「與已宣佈國家安全政策不一致」的聲明。[204]1990年波斯灣戰爭期間，國防部長迪克·切尼開除到訪沙特阿拉伯期間多次向媒體發佈聲明的空軍參謀長米高·杜根（Michael Dugan）空軍上將，稱他「在非常敏感的時刻判斷失誤」[205]。2010年，貝拉克·奧巴馬總統解職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上將，理由是《滾石》雜誌刊登包含麥克里斯特爾及其幕僚貶低高級民選政府官員言論的文章[206]。媒體將麥克里斯特爾和麥克阿瑟相比，因為阿富汗戰爭同樣缺乏進展[207]。不過，2015年詹姆斯·波斯特三世（James N. Post III）空軍少將的情況和以上幾位不同，他是因勸阻手下將士不要當「叛徒」與國會溝通而解職，國防部還向他發出譴責信[208]。

解職麥克阿瑟「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留下曠日持久的民意傾向：軍人最明智」，這種哲學人稱「麥克阿瑟主義」[209]。2012年2月，丹尼爾·戴維斯（Daniel L. Davis）中校出版報告《失職II》（Dereliction of Duty II），批評軍方高級將領在阿富汗戰爭問題上誤導國會[210]，特別是大衛·霍威爾·彼得雷烏斯上將：

我國政治領導人、絕大多數制服軍人和廣大民眾都知道：大衛·彼得雷烏斯是真正的戰爭英雄——甚至可與巴頓、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比肩。但對大家而言最寶貴的教訓在於：永遠都不要質疑彼得雷烏斯將軍，否則你就要出大醜。接下來幾年裏，「彼得雷烏斯傳奇」就像同類神話一樣大肆傳播擴散，他的功勞也越傳越大。[211]

1992年總統大選期間，比爾·克林頓獲得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威廉·克勞（William J. Crowe）海軍上將和其他21名退役將領及其他高級軍官公開表態支持，反擊外界對他能否勝任三軍統帥的質疑[209]，這種背書成為後來總統大選標杆。2004年總統大選期間，12名退休將領為參議員約翰·克里背書，其中包括克勞和前空軍參謀長梅里爾·麥匹克（Merrill McPeak）空軍上將，麥匹克還在電視廣告上維護克里，駁斥快艇老兵尋求真相組織（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212]。競選期間，四星上將湯米·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講話，約翰·沙里卡什維利（John Shalikashvili）上將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演說[213]。

2006年，美國發生所謂「將軍起義」事件[203]，約翰·巴蒂斯特（John Batiste）少將、保羅·伊頓（Paul D. Eaton）少將、格雷戈里·紐伯爾德（Gregory S. Newbold）海軍陸戰隊中將、約翰·里格斯（John M. Riggs）少將、小查爾斯·斯旺納克（Charles H. Swannack Jr.）少將和安東尼·辛尼（Anthony Zinni）海軍陸戰隊上將共六名退休將領呼籲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辭職[214]，指責他在軍事計劃和戰略方面的無能表現[215][216]。現有道德體系迫使還在服役的將領公開支持政府政策，哪怕他們內心認為這些政策可能對國家造成重大後果並導致軍人喪生[217]。如此體系和政策逃不過公眾批評，政治諷刺作家斯蒂芬·科拜爾在喬治·沃克·布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彼得·佩斯海軍陸戰隊上將參加的白宮晚宴大加嘲諷[203]。拉姆斯菲爾德於2006年11月辭職[218]。2008年，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高·馬倫海軍上將在良知推動下發表公開信，提醒所有軍人「美國軍隊必須始終與政治分離」[219]。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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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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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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