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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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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耀先
车耀先.jpg
个人资料
性别
出生 (1894-09-27)1894年9月27日
 大清四川大邑县
逝世 1946年8月18日(1946-08-18)(51歲)
中華民國重慶市松林坡
籍贯 四川大邑县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儿女 车崇英[1]

车耀先(1894年9月27日-1946年8月18日),四川大邑县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

车耀先早年参加川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期间从事餐饮经营,并设立努力餐。此外他还投身文字改革、创办期刊并推广世界语。1940年因卷入成都抢米事件而被军统逮捕,1946年被秘密處決。1957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松林坡设立“罗世杰、车耀先烈士墓”以纪念追悼。

生平[编辑]

早年生涯[编辑]

1908年,车耀先在崇庆县益盛荣”商号当学徒。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波及崇庆,经胡介人举荐,他参与了保路同志会活动。1912年,跟随胡介人到川军二师八团当兵[2]。1918年,升任连长。1919年,因军功,陸軍總長靳雲鵬呈核四川督軍請獎王翥、車耀先二人加銜[3]。1921年,车耀先在简阳美以美福音堂受洗,成为基督教徒[4]。1924年,收容兵工厂旧部编为二十二师,开回成都驻防。1925年,参加四川内战,随军从温江新津邛州峨眉直打到宜宾,任宜宾县城防司令。部队改由刘湘节制,改编为二十二师警卫二旅一团,车耀先任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同年12月川军刘湘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车耀先任四师十团团长兼国民党党代表,同时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到其中做兵运工作,车耀先深受影响,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刘湘与蒋介石合作,制造三·三一惨案,杀害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等,车耀先厌恶清党,愤而离开川军[5]。1928年2月,车耀先以四川基督教代表身份到达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协会”,在会上他发言道:“基督教本是好的,可是他的光辉已为外国的大炮军舰所遮蔽了”[6]。中国、朝鲜、日本代表提出的主张收回教权、教产意见,受到白人传教士反对而未能通过,车耀先愤而退出[7][8]。此后他东渡日本东京、朝鲜等地访问。同年冬,车耀先返川后,与好友饶惠民陶宗伯、马文卿等人在成都基督教教徒中開展統戰工作,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改进会[8][9],主張“收回教权、教产,华人自主教会”[4][10]

1929年,车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车耀先参加中共川西特委军委直属特别小组工作,并利用同乡关系进入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军事学校,发展中共地下组织,参加策动1930年广汉暴动,并在成都基督教徒中从事统战工作[11]

兴办努力餐[编辑]

2018年的四川成都努力餐餐厅

期间,车耀先以自己平日喜爱烹饪之特长,先后以老板的身份在成都的牌坊巷开了“新的面店”,人民公园大门左侧开了“庶几饭店”,1929年又在三桥南街开了“努力餐[12][13]。为满足低收入的广大劳动者,“努力餐”专门设有低价的套菜、合菜、价廉物美的大包、大饺等[14]。车耀先把餐馆命名为“努力餐”,意思是“为解决劳苦大众吃饭问题而努力不懈”[15]。车耀先曾在餐馆楼上雅座的壁上写题词:“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努力餐經營的大众蒸碗饭和大肉蒸饺在當時受到人力車伕、賣報的報童、学生,以及居於城中的贫民的歡迎[16]。除此之外,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人士只要報上「來一菜一湯」的暗號,餐廳就會爲他們提供免費飲食[17][18];它也成为成都走向延安的秘密中转站[19]

“努力餐”的知名度隨時間逐漸增長。除本地人外,逃難至蜀的外鄉人亦會光顧該店。车耀先在饭店经营期间还招收贫穷人家的青年子弟来店学徒,晚上关闭店门后,车耀先为其上文化课[14]。车耀先凭借他川军中的声望和影响,联络川军内部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宣传鼓励军人、青年学生和广大的民众参加民族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成都少城公园举行五·九国耻纪念会,遭到军警镇压,印刷工人邹泽滋邹趣涛)被捕[20]。车耀先以“基督教改进会”名义联络各团体组织“援邹大会”[21],准备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22]。三军军警联合处处长向传义准备逮捕,车耀先同乡刘文辉向其透露口风[23],由刘文辉的下属冷寅东师长派人护送到上海[24]。半年后,车耀先返回成都,但是营救决心未变。同年11月,四川军阀在成都巷战,中共四川省委安排营救一大批地下党人的计划,车耀先通过24军与29军支部的联系,弄到29军通行证、军装、胸章、臂章,派出24军军支部中共党员傅舒霖排长等数人,化装成29军长官佯作奉命提人,护送到中共四川省委的联络点,邹泽滋、梅子乾古长林赵谦益等人获救[25]。但不久中共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车耀先与中共地下党失去联系[26]

1933年,刘文辉任命车耀先为冷寅东师部上校、副官长、“互助中总社”秘书长、兼四川省卫戍司令部上校副官长[18]。1934年,调任二十八军第二路军司令部,担任上校副官长。1935年国民革命军改编,他改任二师六旅十二团团长,驻防崇庆县元通场。不久调任上校参军,返回成都[27]

投身办报[编辑]

1934年,在任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和女师校“国音”教员期間,车耀先为“世界大同”的理想所感动,热心学习世界语,他每周到卢剑波的住所去上课,并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世界语活动,车耀先和卢剑波张良卿结交,热衷于文字改革并一同创办了《语言》刊物,其为一本以宣传世界语、文字改革和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刊物。车耀先把他的餐馆作为刊物的大本营,宣传汉字改革,灌输抗日救国思想,帮助不少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10月,車耀先以“注音符号促进会”的名义,与成都四十餘个社会团体发起组织“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月,車耀先创办刊物《大声周刊》,並擔任社长兼主编,同時負責筹集经费和進行编辑工作[28];其他编辑还有胡绩伟周海文彭文龙熊复冯烈斯等人[26]。4月,报刊遭查禁。5月改名《大生周刊》。7月9日,《大生周刊》改名《图存周刊》,继续在成都出版。7月下旬,《图存周刊》又被查禁。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从延安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来四川。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重建成立,分批发展党员。11月《大声周刊》再次在成都复刊[29],复刊后的第二期,刊登了大量毛泽东林祖涵潘梓年等人的文章,因此于1938年8月13日遭當局勒令停刊[26]

被捕杀害[编辑]

车耀先在狱中写的自传

1937年七七事变后,车耀先当选为“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中国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出狱后抵达成都,车耀先特意在努力餐店二楼设宴。次天沈钧儒陪同邓颖超与车耀先会面[30]。同年12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车耀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组织关系,与工委书记罗世文单线联系[31]。1938年4月,他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32]。其中包括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欢迎冯玉祥到成都,也在努力餐店举行[33]。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随后国民政府宣称中共地下党策划饥民抢米[34]。中共川康特委认为局势严峻,布置一些地下党员撤退转移,但仍有一些坚持留守[31]。3月18日(一说16日深夜),车耀先在努力餐饭馆被军统逮捕[31][35][36]戴笠亲赴成都,用军用专机把罗世文、车耀先、郭秉彝汪导予送去重庆,先关在望龙门特五团看守所,后转押到白公馆监狱。半年后,二人转押到息烽集中营。在狱中,车耀先参与组织建立了狱中党支部[37]

1941年3月,周养浩接替何子桢任息烽集中营主任,提出“监狱学校化”之“狱政革新”。罗世文黄显声出面交涉,得到监狱当局同意“犯人有读书看报”等权利。经支部协商,由车耀先去管理图书室。车耀先在整理书中发现有一些毛泽东的书籍,他并将此类共产主义类书重新用纸包装封面,以通俗小说名称后上架;之后他和监狱方交涉,订阅一些报刊,包括《华西晚报》、《民主报》、《北方文化》等。车耀先受“狱中秘密支部”安排,将图书馆办成中共秘密联络点和了解外边时局的窗口[38]。车耀先在获得消息后,将新消息与动向等写成字条,夹在线装书夹层中传递其他中共关押人员,或者通过宋振中(“小萝卜头”)、孙达孟等传递消息给徐林侠张露萍[39]。1946年7月,国民党军统关闭息烽集中营,他与罗世文、黄显声许晓轩等七十二人由贵州息烽转往重庆渣滓洞[40]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提出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国民政府则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枪决[41]。1946年8月,张严佛接到由蒋介石批准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饬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召集军统重庆结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及保管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四人。决定在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由杨丘山、杨进兴、徐贵林三人具体执行。8月18日下午2点,囚车抵达地点,车耀先和罗世文下车后看情形不对,高喊两声“共产党万岁”,之后军统对两人射击杀害,然后各摄一单人照片,最后遗体被浇上汽油焚毁[42][43]。车耀先时年52岁[44]。事后丁敏之、郭文翰将拍摄的照片拿给张严佛,并备文报告给郑介民和毛人凤[45]

后世及纪念[编辑]

西南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1949年12月15日,重庆市举行了悼念红岩死难烈士大会;但各方调查都无法确定罗世文、车耀先的下落。公安机关开始从调查白公馆、息烽监狱的变迁人手,缩小寻觅范围。据西南公安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刘丕光介绍,他在白公馆看守所被关期间,未见过罗世文、车耀先。据白公馆看守所法官周铁生供述,他确没有审问过罗世文、车耀先。因此中共初步调查判明:罗世文、车耀先应在1946年8月前后被殺[45][40]

车耀先葬于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1950年9月24日,原白公馆看守所长张少云从贵阳被押解到西南公安部嘉陵大队时,在众多军统特务参加的坦白会上,供述了罗世文、车耀先被殺經過。1955年6月17日上午9时20分,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吴国成申俊章等四位侦察员,在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公所内,设计将杨进兴擒获[40]。18日上午,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设定预审杨进兴的方案,并经过7个小时审讯,杨进兴供认了杀死罗世文、车耀先和杨虎城宋绮云两家的具体经过[45]。而另外两个凶手,杨丘山已于1951年2月27日在雅安县被枪决;徐贵林于1950年6月18日在解放碑宣布执行枪决[45]

1955年7月31日,预审员押着杨进兴到松林坡戴笠停车房后的松林,经杨进兴指认,挖出罗世文、车耀先遗骸和两瓶水壶[40]。在法医确认后,1957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歌乐山烈士陵园松林坡修墓安葬两人[46]。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因国事活动途径重庆留宿,应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请求,亲笔题词“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47][48]

家庭[编辑]

车耀先家庭贫寒,早年家人曾定亲后因家道中败而被终止婚约。车耀先在益盛荣商店当学徒时,认识临街的杂货店黄三姑娘,在参加完护国战争后,他向对方求婚,两人在1918年结婚。车耀先主张夫妻平等,女子应有自己姓名,因此替妻子取名为黄体先,并支持妻子解除裹脚,并送她到妇女学习班学习文化[49]。车耀先被捕后,黄体先仍继续支撑努力餐的经营。1946年,黄体先收到车耀先在軍統集中营转来的《四川军事史》与自传手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将草稿转交给四川省博物馆保存[14]。1950年2月,在得知丈夫在重庆被杀后,黄体先身体一蹶不振患上食道癌,1954年去世[49]。两人一共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

参见[编辑]

参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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