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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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運動又稱保路風潮,為清朝末期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反對清朝政府將地方準備興建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進行國有化而發生的運動。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导火線[编辑]

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為商辦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1911年5月,清朝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發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撫順從民意致電朝廷,希望遵從民意,從長計議。盛宣懷本欲與各省一一談判,分化瓦解危機,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後導致保路運動發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萬縣)段於1909年底方才開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现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種損耗,川漢公司籌集到的款項至保路運動發生前就已經消耗損失近半。清廷宣布鐵路國有時,川漢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漢鐵路公司管理层為了轉移各界對集資款去向的質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發動以一般民眾為主要群體的中小股東抗爭,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與盛宣懷拒不答應條件,遂使矛盾激化。

过程[编辑]

四川保路同志会[编辑]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宣統三年(1911)六月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運動热潮。

罢市罢课[编辑]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抗捐抗税[编辑]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3]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成都血案[编辑]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4]9月7日,四川總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二人,制造“成都血案”。[5]赵尔丰致电内阁,说是匪徒数千进攻督署。[6]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同志军起义[编辑]

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端方入川[编辑]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7]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

荣县独立[编辑]

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独立[编辑]

10月10日,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事件影響[编辑]

保路運動發生以後,清廷調派湖北新軍前往鎮壓,造成武昌防務空虛,為武昌起義提供有利的契機。所造成的影響有二:一、清政府在四川、陝西、湖南南部的影響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義之後湖北、陝西等地的革命軍在四川幾乎是「兵不血刃,城門自開」,駐守在當地的清朝官吏大都被俘,或被迫化裝连夜潜逃。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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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清末川汉铁路高层借“国有化”掩盖资金流向--文史--人民网
  2. ^ 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5-06-03.
  3. ^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4. ^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5. ^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6. ^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
  7. ^ 《澄斋日记》七月二十六日记:“朝廷措置川事颇张皇,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大局如此,深切杞忧。”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