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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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发生于宣统三年,为清朝末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国有化而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和平抗议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此次运动因使清廷调派湖北官军前往四川地方镇压,导致守备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导火线
[编辑]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
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 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盛宣怀本欲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发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于1909年底方才开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款项至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经消耗损失近半。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川汉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发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与盛宣怀拒不答应条件,遂使矛盾激化。[来源请求]
过程
[编辑]四川保路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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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罢市罢课
[编辑]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和平抗议”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抗捐抗税
[编辑]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3]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成都血案
[编辑]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4]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二人,由力主武力镇压的巡防军统领田征葵率先下令对民众开枪[5],制造“成都血案”[6]。之后,赵尔丰致电内阁,说是匪徒数千进攻督署[7]。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同志军起义
[编辑]在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在成都秘密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暴动于省城之中”,外围则“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端方入川
[编辑]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8]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
荣县独立
[编辑]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独立
[编辑]10月10日,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的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事件影响
[编辑]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清廷调派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造成武昌防务空虚,为武昌起义提供有利的契机。所造成的影响有二:一、清政府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大都被俘,或被迫化装连夜潜逃。
参考文献
[编辑]- ^ 清末川汉铁路高层借“国有化”掩盖资金流向--文史--人民网. history.people.com.cn. [2020-02-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21).
- ^ 萧功秦. 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2020-02-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6-03).
- ^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 ^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69页。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辛亥革命回憶錄》. 中华书局. : 91页.
- ^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 ^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
- ^ 《澄斋日记》七月二十六日记:“朝廷措置川事颇张皇,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大局如此,深切杞忧。”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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