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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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經濟是沿袭自明代的封建小农经济清兵入关康乾时期,国家政治逐步安定,经济發達,人口大增——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政府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參 1]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传统手工业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 2]。清朝初期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平定明鄭統治台灣後宣佈展界開海,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參 3]

嘉道中衰以后,外部世界巨变。在道光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亦是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开始产生本质变化的时代。面对现代化工业化西方列强的威胁,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发展现代工业,重振国家经济。虽未成功,却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肇始。

各类产业[编辑]

農業[编辑]

湖廣地區的中心洞庭湖於明清時期的围垦区

与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类似,农业是清朝社会的重点,尤其是清朝人口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最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来源于农业的田赋,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

土地制度[编辑]

可耕地是农业的根本。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關後,1644年順治帝頒布圈地令[參 4]。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於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參 5]。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了令民墾荒的政策[參 6]。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准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等省於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東北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准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參 7]

水利設施[编辑]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減少了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於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由於明末戰亂,耕地遭到破壞大為減少,清初的耕地面積雖然於康熙時期逐漸提升,然而仍少於晚明耕地,直到康熙晚期恢復到明代鼎盛水平,並逐漸反超[參 8]江南湖广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譽稱[參 9]

糧食作物[编辑]

該金罐製於清代,約為乾隆年間。現收藏於美國首都華盛頓之史密森尼博物館

由於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占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穫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穫,甚至三次收穫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乾旱的高原有賴玉米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參 1]

經濟作物[编辑]

清朝的經濟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漸擴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國,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參 7]

手工業[编辑]

清朝景德鎮瓷器商號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參 10],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興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場十分發達[參 11]。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參 12]

製瓷業與紡織業[编辑]

清朝瓷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參 13]。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參 13]。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參 13]。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質量極優[參 14]。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進。

勞雇關係[编辑]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參 15]。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論定工價[參 16]。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十分自由。工匠不但有辭雇的權利[參 17],而且還有罷工權與集體要求增加工資之舉動,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參 18]

商業[编辑]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於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了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於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於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了供應市場而生產的[參 19]

商業城市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吴江县的王江泾震泽镇等等[參 19]。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參 20]。”

商幫

與此同時,金融業與貿易業發達,商人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 2]。廣州的行商與揚州的鹽商都是最闊氣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國銀號

海外貿易[编辑]

上海租界的行政單位工部局大厦正门

清廷初年實行遷界令,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3年清朝平定明鄭,宣佈開海展界,1684年設置以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這四大海關機構管轄各自境內的數十個口岸,准許百姓對外貿易。1685年開始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參 19]

清廷放宽海禁後,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商馆制度[參 19]。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參 19]。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參 19]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粵海關提供給「西洋」商人作為通商地點。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參 19]

金融业[编辑]

传统金融业[编辑]

外国银行[编辑]

上海和囒银行10元钞票

1845年,丽如银行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其后又在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该行又称金宝银行和東藩滙理銀行。之后同样为英国银行的汇隆银行于1851年,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于1854年,麦加利银行于1858年进入中国。[2]:2-31860年,法国法兰西银行英语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在上海设立分行。接下来昙花一现的英商“小四行”汇川利生利华利升分别进入中国。1865年,汇丰银行香港成立,其投资人主要是英国洋行,还有美国、德国、印度、丹麦等国的洋行。1866年,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恐慌英语Panic of 1866,四小行和呵加剌银行、汇隆银行都随之倒闭。[2]:4[3]汇隆银行曾印制有上海地名券,但已发现的仅有试印票,可能从未正式发行。[3]利生银行曾发行有1000元港币样币。未见呵加剌银行发行货币的记载[2]:3

德国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英国德丰银行于1872年至1878年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等地设立了分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于1876年,日本的东京第一国民银行于1880年在上海设立机构。这些银行存在时间较短,没有在中国发行货币,没能改变英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2]:4

1889年,德国成立专门对华资本输出的德华银行。作为日本对外贸易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在1880年成立后在东北,特别是南满发展迅速。英国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分布于于1890年和1891年在中国成立。同时,先期进入中国的汇丰银行等英国银行则继续扩展分支机构。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于1894年在香港设立分行,之后又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设立分行。1895年,名义上中合办,实际上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中国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于1899年成立台湾银行,该行于1911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之后又在福州、汕头、厦门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主要面向两省。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负责经理“庚子赔款”事宜,并为美国对中国和菲律宾贸易提供服务。同年,比利时华比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3年,荷兰上海和囒银行在华设立机构。1909年,朝鮮銀行安东设立办事处。[2]:5-6

有清一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有数十家,随着一些银行的倒闭和清理,到清朝覆灭时仍有12家,分别是英国的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和荷兰的上海和囒银行。[2]:6

清代时期在华外资银行列表
银行名称 成立时间 总部所在地 香港分行
设立时间
上海分行
设立时间
其他信息 备注
中文名 外文名
丽如银行 Oriental Bank 1842年 孟买(1945年迁伦敦 1845年 1849年(1847年设代理处) 又称东方银行、东藩汇理银行、金宝银行 [4]
汇隆银行 Commercial Bank of India 1851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1年 1855年设代理处 1866年倒闭 [4]
呵加剌银行 Agra and United Service Bank 1833年 孟加拉(后迁伦敦) 1858年 1854年 1858年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行登记,1866年倒闭,1870年复业,1893年停办 [4]
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 185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57年 1860年
(1854年设代理处)
又称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 [4]
渣打银行 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 1853年 伦敦 1859年(1858年设代理处) 1858年 又称麦加利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 [4]
法兰西银行英语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 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 1848年 巴黎 1860年 1860年 该行法语名字应译为“巴黎贴现银行”,由于是法国在华的唯一金融机构,所以被称为“法兰西银行”。1889年改组,1894年东方汇理银行接收其中国的业务。Banque de France也称“法兰西银行 [4]
汇川银行 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 1861年 孟买 1861年 1861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华银行 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 1863年 孟买(后迁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生银行 Bank of Hindustan, China and Japan 1862年 伦敦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 [4]
利升银行 Bank of India 1864年 孟买 1864年 1864年 1866年倒闭,不是成立于1906年也称“Bank of India”的印度银行英语Bank of India [4]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mpany Limited 1865年 香港 1865年 1865年 通称“汇丰银行”,是第一家总部设于中国的外资银行 [4]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1870年 柏林 1872年设办事处 上海支行因银货交易损失于1875年清算 [5]
德丰银行 1875年 1883年撤出上海,业务由华记洋行代理
俄国对外贸易银行 1876年 1883年撤出上海 [6]
东京第一国民银行 东京 1880年
德华银行 Deutsch-Asiatische Bank 1889年 上海 1900年 1889年(总行) 1917年为中国政府接收 [7]
横滨正金银行 横浜正金銀行 1880年 横滨 1893年
惠通银行
中华汇理银行
东方汇理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台湾银行
花旗银行
华比银行 Banque Sino-Belge 1902年 布魯塞爾
上海和囒银行 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 1824年 阿姆斯特丹 这是一家荷兰的贸易公司,名字意为“荷兰贸易协会”,曾在华用“上海和囒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
朝鮮銀行 株式会社朝鮮銀行 1909年 汉城 1909年在安东设立办事处

政府财政[编辑]

貨幣制度[编辑]

清朝货币大体上採銀兩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豐帝又发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穩定清朝經濟[參 19]

税收[编辑]

清代税制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期、后期[1]。在前期,奉行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税收制度。田赋人头税矿税盐税、工商税是国家主要税种,亦是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强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完成了火耗歸公攤丁入地,亦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清朝的海禁和前期的矿禁,对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有严重影响。鸦片战争后,税收制度出现本质变化。田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五口通商后,各地陆续建立近代海关。海关的关税,成为新的、主要的国家财政收入。但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外籍人士撑控,直到清朝灭亡,中国海关的自主权丧失[1]

註釋[编辑]

  1. ^ 1.0 1.1 1.2 郑仲兵. 《税收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面聚焦镜——关于中国古代税收的历史思考:之一 中国古代税收历史脉络》. 中国民商 (北京市: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2013, (2013年第5期): 60–63. ISSN 2095-5286 (简体中文). 
  2. ^ 2.0 2.1 2.2 2.3 2.4 2.5 曲振涛;张新知. 外国货币侵华与掠夺史论:1845-1949.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9508060. 
  3. ^ 3.0 3.1 镇海·蔡小军. 1864年汇隆银行(中国最早的外商银行之一)股票25镑. 雅昌艺术网.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汇丰帝国》第一章 伟大企业的创业史(一). 财新网. 
  5. ^ 德意志银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6. ^ 洪葭管. 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0. ISBN 9787226025291. 
  7. ^ Hong Kong branch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09-01-05.. Bankgeschichte.de (1 November 1979). Retrieved on 11 January 2012.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姜公韜. 《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 : 第120頁. 
  2. ^ 2.0 2.1 杨涌泉. 《中国十大商帮探秘》. 企业管理出版社. 
  3. ^ 康熙皇帝,孟昭信 著.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4. ^ 《清世祖实录‧顺治元年十二月》:「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 
  5. ^ 王毓铨. 〈明代的王府庄田〉. 《历史论丛》第1辑. 
  6. ^ 《清史稿·食货志一》:「順治初元,令山西新墾田免租稅一歲;而河南北荒地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允巡撫羅綉錦言,俾兵課墾。二年,順天行計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畝,牛具、籽種官資之。又直隸、山東、江北、山西,凡駐滿兵,給無主地令種。」. 
  7. ^ 7.0 7.1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54-第166頁. 
  8. ^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末崇禎年間(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耕地為七八三、七五二、四○○畝,清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畝,康熙年間(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恢復到六、七億畝。雍正年間則超過八億畝,並不斷增加」. 1980年: 第10頁. 
  9. ^ 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第3册.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270—271頁. 
  10. ^ 《清文献通考·职役考一》:「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顺治二年)除之。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 
  11. ^ 《清史稿·食货志五》:“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 
  12. ^ 沈德潜. 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10:“(蘇州)城东之民多习机(织)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 : 第7頁. 
  13. ^ 13.0 13.1 13.2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67-169頁. 
  14. ^ 《广东新语》:「采葛藤必以女,一女之力,日采只得数两,丝缕以针不以手,细如毫芒,视若无有,卷其一端,可以出入笔管。以银条纱衬之,霏微荡漾,有如蜩蝉之翼。”」. 
  15.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例如在苏州民间丝织业中的情况是:“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 : 第6页. 
  16.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如苏州丝织业中的工匠“计工受值”,亦即“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在造纸业中,以刷蜡纸工为例,每日刷纸四刀为一工,如果一天多刷四刀,另加伙食工银五分。. : 第68页. 
  17. ^ 趙岡、陳仲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頁三八八,新星出版社,2006年
  18. ^ 江苏省博物馆编.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 第13页.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第六章 〈封建社会明清的经济〉. 复旦大学. 1982年: 第174-177頁. 
  20. ^ 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4.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第193页. 

参考书籍[编辑]

  • 《中國通史 明清史》,姜公韜,九州出版社,ISBN 978-7-5108-0062-7
  • 《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史景遷,時報文化出版社,ISBN 957-13-3370-0
  • 《中國歷史》,李國祁,三民出版社,ISBN 978-957-140-6
  • 《中國近代史》,李雲漢,三民出版社,ISBN 957-14-0669-4
  •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復旦大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0332-73
  • 《中國通史》,傅樂成,大中國出版社,ISBN 957-52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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