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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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指在專制統治者對文人的一種迫由明太祖時期開始,《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1]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2]

文字獄之案件常是無中生有,小人造謠所為。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百多人受害。中國歷史上文字獄以明朝最漫長,由明初到明末都有,清朝为最慘烈,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粱谋。”[3]杨凤城等認為文字狱是“文化现象”[4]

五代十國及以前[编辑]

現時可知最早的文字獄,应该是公元前548年齐国史官大史兄弟秉笔直书“崔杼弑莊公”,而相继被权臣崔杼杀害的事件。《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持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5]

《汉书》上说,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五代十國,吳越王錢鏐為節度使時,有人向他獻上一首詩,詩中有「一條江水檻前流」的句子。「前流」與「錢鏐」同音,錢鏐認為獻詩人有意諷刺,就殺了獻詩人。[6]

宋朝[编辑]

後人經常以宋朝厚待讀書人而誤以為宋朝無文字獄,但事實上宋朝對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制,南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2中专门写了一则《唐诗无讳避》的笔记。他罗列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等等事例,结合北宋文字狱以来文人的恐惧心态,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金朝[编辑]

翰林学士張鈞金国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詔書,被萧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金史·熙宗本纪》:『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入上寝,烧帏幔,帝趋别殿避之。丁丑,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扬十数里,死伤者数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变,肆赦。命翰林学士張鈞草诏,参知政事萧肄擿其语以为诽谤,上怒,杀(張)鈞。』《金史·佞幸列传》:『萧肄,本奚人,有宠于熙宗,复谄事悼后,累官参知政事。皇统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风雨,雷电震坏寝殿鸱尾,有火自外入,烧内寝帏幔。帝徙别殿避之,欲下诏罪己。翰林学士張鈞视草。(張)鈞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張)鈞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赐肄通天犀带。』

明朝[编辑]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寒微,疑心極重,群臣往往因為一兩個字,而被認為訕笑他的過去,因而招致殺身之禍。後來明成祖靖難登位,大殺忠於建文帝的大臣,禁止這些大臣的著作流通,又懼群臣百姓疑其得國不正,焚燒被其認為有諷刺之意的書籍、戲曲劇本。明世宗時為明朝文字獄第二個高峰期,明世宗經常因詩句中有諷刺之意而杖打或囚禁大臣。明中後期奸臣當道,黨爭激烈,敵對大臣會找出政敵的文章詩句中有可疑之處彈劾對方,而往往皇帝亦同意這些是諷刺當朝的作品。

祝允明写《野记》称文人高启因写作了《上梁文》与苏州知府魏观同案处斩。[7]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称:“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下。”但事實上,徐一夔於建文二年尚在。

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賀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髮髡」(即光頭),「藻飾太平」当作「早失太平」,作笺者也被处死。

陳養吾案[编辑]

僉事陳養吾作詩曰:「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8]

高麗使者進表案[编辑]

明太祖即位之後,李成桂篡王氏高麗自立為朝鮮後,向明朝進貢,奉上文書中,太祖認為有冒犯,處罰使者,要其供出作者,使者供稱姓鄭名某,明太祖將所貢金鞍方物發還,要求朝鮮交出鄭某,及送至京師,太祖下令將其發配雲南。並一度禁止朝鮮人前來明朝,及明朝客商前往朝鮮。[9]

朱季友獻書案[编辑]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江西饒州府民朱季友向皇帝進獻書籍,明成祖以內容專詆周、程、張、朱之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下令杖之一百,焚毀所有藏書,亦不得教學。[10]

《剪燈新話》案[编辑]

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明英宗從國子祭酒李時勉之議,下令查禁國子助教瞿佑整理、編訂的內含大量違背封建禮教故事的民間小說集《剪燈新話》。[11]

張楷案[编辑]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張楷除夕作詩:“斯民何苦際斯時”“四山峰火照人紅”“亂離何處覽屠蘇”等,流傳京城,人多傳誦,禮科給事中王詔上書彈劾,張楷坐罪免職。[12]

順天府試題案[编辑]

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黃諫,主持順天府試,因出題犯宣宗諱,被彈劾,明代宗景泰皇帝諭令將兩人下錦衣衛獄治罪。[13]

富春謠案[编辑]

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作民歌《富春謠》一詩,諷刺宦官王堂等至浙江,強征富春江的魚產、富陽一帶的茶葉。王堂指控韓邦奇作歌怨謗。明武宗怒甚,下詔入獄,朝臣上書營救,最後被革職。[14]

吳廷舉案[编辑]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應天巡撫右都御史吳廷舉南京工部尚書,引白居易詩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引張詠詩云:「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又用嗚呼字眼,被皇帝認為有嘲謔意思,勒令退休。[15]

迎駕詩案[编辑]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迎駕詩中有「穆天八駿空飛電,湘行英皇淚不磨」,被明世宗認為詛咒當朝,被革職,杖四十。[16]

萬壽字案[编辑]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詔捕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人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賀表中萬壽字未抬。[17]

李默案[编辑]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默為吏部尚書,堅決抵制嚴嵩一夥推薦的官吏,並告戒部屬不與嚴嵩一夥交往。時工部侍郎趙文華企圖充任大司馬,求李默引薦被拒絕。於是,趙文華勾結嚴嵩,趁機同李默議論“選人策”(選人咸登資簿,厘其流品,平其銓注,而序遷之)。因李默發言有“漢武征西域而海內虛耗,唐憲复淮蔡而晚業不終”等語。嚴嵩等抓住這句話,誣奏他有意誹謗朝廷以及用人不當等罪名,皇帝聽信讒言,怒撤李默官職,定罪入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死於獄中。[18]

《皇明通紀》案[编辑]

隆慶五年,明穆宗從五科給事中李貴和之議,以「臧否時賢,熒惑眾聽」為由下令查禁嘉靖年間廣東人陳建(當時已故)所私修的編年體明代史書《皇明通紀》。[19]

高啓愚命題案[编辑]

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年),禮部侍郎高啟愚主持南京考試,出題當中有「舜亦以命禹」,時張居正當政。萬曆十二年(1584年)被告發指其所出試題暗勸張居正受禪做皇帝,被削職為民。[20]

李贄案[编辑]

明神宗萬曆年間,思想家李贄發表著作《焚書》等批評儒家思想。萬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及都察院禮科給事中張德允,上疏奏劾李贄,明神宗見疏即下詔,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逮捕李贄下獄,著作被通令燒毀。李贄被逼在獄中割喉自殺而死。[21]

詩扇案[编辑]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揚州知府劉鐸不滿魏忠賢,作詩於扇上贈寺僧,上有“陰霾國事非”字樣,被魏忠賢告發,審問時拷掠無完膚,斬棄市。[22]

清朝[编辑]

近人柳诒徵稱“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23]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五年毛重倬等坊刻制艺案。除此之外,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发生了“明史案”,于两年后结案。據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清代文字獄簡表》不完全統計,康熙朝文字獄約10起,雍正朝20幾起,乾隆朝130多起;直到嘉慶帝正式親政後,才下旨平反,將所有依然受刑人犯,全部釋放,並且明示,再不得有此案例。自此禍延百餘年,牽扯成千上萬人的清代文字獄,自此絕跡。

明史案[编辑]

浙江乌程(今吴兴)盲人莊廷鑨,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莊廷鑨死,其父莊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吴之荣敲诈不成,反去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莊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七十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康熙自14岁亲政后发生过一起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编辑]

方孝标曾到云南吴三桂幕府為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南山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结果被仇家御史趙申喬告发认为其著作中有“大逆”语。其实著作中并无真正詆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书说到南明永历政权未可称为伪朝,戴书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犯了清朝的大忌。结果此案也波及数百人,刑部原定将戴名世斩首,处死家族中十六岁以上男子,而将女眷等没收为奴婢。不过后来康熙下令只杀戴南山一人,其余原定处死的百余人改为流放宁古塔

雍正朝较著名的文字狱案件如“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

查嗣庭试题案[编辑]

1726年雍正年间发生了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查嗣庭试题案”。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中先有「正」,後有「止」字,有人說此時詛咒雍正,而後又有人查出查嗣庭的文集“维止錄”,有許多「狂妄悖逆」之語,雍正大怒,令斩首,後嗣庭病死獄中。

吕留良案[编辑]

湖南的曾静张熙两个书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的著作中“华夷之辨”等观点的影响,到处进行反清活动。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告发。雍正下令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但却将死去几十年的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其许多亲族、学生及刻书藏书者也受到牵连。同时,雍正帝将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一一进行了辩解和驳斥,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大员带领曾静到各地进行宣讲。

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诏停止文字狱。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国的“伪孙嘉淦疏稿”事件开始,文字狱开始重现。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而且非常严酷。乾隆年间共发生文字狱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过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诗案蔡显案字贯案尹嘉铨案沈德潜反诗案。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序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乾隆本人執政逐漸鬆懈,文字獄漸少[24]。嘉慶時文字獄正式結束,此時剛好亦為清朝由盛轉衰之時。

學者李祖陶評價道:“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5]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26]

相關人物[编辑]

汪景祺《西征隨筆》被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死。

陸生柟《通鑑論》,以「非議朝政」「狂肆逆惡」「天下所不容」,處死。

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夒著有〈一柱樓〉詩,徐和兒子懷祖戮屍,孫及校對人都處死。

馮王孫著《五經簡詠》,因「飛龍大人見,亢悔更何年?」之語,凌遲處死,子坐死,家屬發遣為奴。

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被殺,鄂爾泰之侄鄂昌被賜自盡,鄂爾泰牌位遭連坐從賢良祠撤出。

沈大綬刻《碩果錄》、《介壽辭》一書。結果大綬戮屍,子榮英被斬決,兄弟子侄坐斬者九人,家屬發遣為奴。

石卓槐著《芥園詩鈔》,因「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辭句,凌遲處死,家屬發遣為奴。

祝庭錚著《續三字經》,以「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句,開棺戮屍,孫五人坐斬。

王錫侯著《字貫》,引發字貫案,最後被判斬立決,子孫八人被處斬監候,秋後處決。

程明諲的壽文案,因替人寫的壽文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被判斬立決。

影響與評論[编辑]

史學界裡有文字狱政策使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一說。李祖陶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7]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28]

在清朝康熙年間,有些以「反滿」為內容的書籍多次在作者不用受到追究的情況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和顧炎武的詩文集。在康熙年間的思想界、學術界,都相當活躍。康熙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表現出比歷代封建統治者都較為開明和寬容的態度[29]

學者喻大華认为文字狱是会对士风日下有所影响,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並且認為「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30]喻大華亦認為實際上不應該將清朝查禁「反清」言论与「文字狱」混为一谈:「……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就不是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例如有的著作把曾静、张熙案定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便属不妥。」「虽无推翻清政权的确实言行,但是,故意地、公开地在文字作品中触讳,并且触的是统治者讳莫如深的大讳而被系狱者,不应认定为文字狱。」「个别大狱的认定不可“一刀切”,要具体分析。如清初庄氏明史狱就是一例。该书不奉清朝正朔,把“龙兴”说成“滋患”,把努尔哈赤及清兵称为“贼”,这是任何专制政府都要严厉制裁的,所以,庄氏被狱就不是文字狱。但此案株连甚广,校刻、发售、收藏者也被置之于法,对这些无辜者来说,又是文字狱了。」[31]

亦有學說認為,清朝的禁书和文字狱事實上對中國的文學發展影响不大,並稱漢朝和清朝兩代是中國中国传统语言学史上的两大高峰 [32]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33]

中華民國[编辑]

除了在被稱為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發生的大力水手事件雷震案、與被政府部門認定為叛亂、「為匪宣傳」等(通常是因肆意批評國民黨執政團隊而獲罪),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如下:

  • 東方廣告製作「信東音樂花園」節目中,在蔣介石生日前夕夜間播出電影《吊人樹》主題曲《死亡之歌》,被警總認為對元首不敬。[34]
  • 台灣廣告公司於1966年台視製作「比手畫腳」節目,由觀眾提供題目「一隻從大陸游到台灣的烏龜」,被懷疑暗諷蔣介石。 [34]
  • SONY彩色錄影機的報紙廣告標題「鴻毛細語,清晰可錄」被疑為《毛語錄》宣傳。[34]
  • 太平洋廣告在國慶日製作「榮冠可樂」半頁報紙第一版慶祝廣告手繪國旗畫面,國旗上青天白日畫13道光芒,遭到調查。[34]
  • 大同公司台北市中山北路牆面廣告橫寫「世界的國貨」,被檢舉自右往左讀是「禍國的介石」,因董事長林挺生是國民黨中常委,方逃過一劫。[34]
  • 童尚經蔣介石生日(10月31日萬聖夜)時刊登一篇名為〈鬼節〉的文章,視為犯大忌,成為處死的理由之一[35]
  • 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受《新名詞詞典》牽連而被處死[35]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2009年中共中央推動「和諧社會」政策,並在網際網路上建立了中國國家防火牆綠壩等國家級網路防護系統,不但屏蔽了許多境外入口網站社交網站視頻分享網站,甚至有些對中國官方列為敏感關鍵字的字眼也被屏蔽掉;而受此影響的大陸網民就以同音異字的方法隱晦地表達敏感字眼(譬如「和諧」改成「河蟹」等等,詳情參照網路語言列表#中国大陆段落),並將「河蟹」一詞引申為中國官方過濾不當內容與敏感關鍵字的作法。

2010年6月到7月,大陆各地的警察秘密警察突然统一发起了禁止非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大规模的“文字狱”:6月中旬西安关押一笔名“金牌民工”的青年网民,起因是其曾写奸相乱政的历史文章;7月6日北京作家余杰因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遭到北京国保传唤并威胁重刑坐牢[36] [37];7月3日福建省泰宁县作家廖祖笙因写作《温家宝有几条腿?》遭泰宁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传唤[38] [39];河北上海重庆等各地也出现一些民间人士因为写文章议论温家宝而遭到关押和殴打。海外人士认为可能是因为高层权力斗争加剧,温家宝派系出手导致。之後《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因為被大陸當局列為禁書的關係,故只能在香港出版。甚至因為中國國家防火牆的影響,正常情況下若輸入溫家寶三字會被河蟹掉,故以「影帝」代稱他;之後「影帝」一詞也被引申為總理溫家寶的統稱。

2012年5月1日南京市书商吴平因为出售《红太阳》、《看守所杂记》、《文革秘闻》等港版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禁书,被公安局缉拿,随后法院宣布“建议判处有期徒刑5年5个月至6年,并处罚金。”[40]

文学作品中的文字狱[编辑]

  • 水浒传》中,梁山泊的首领宋江在浔阳酒楼上醉酒题诗,写下了《西江月》一词和附诗一首,结果也被小吏告发,最终将宋江逼上梁山。(見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 金庸在小說《鹿鼎记》中,也在序幕部分介绍了「明史案」的历史背景。

参考文献[编辑]

  1.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香港:三聯出版社;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6冊1518頁
  2. ^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III》,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1222頁
  3. ^ 龔自珍:《已亥雜詩》中《詠史·金粉東南十五州》
  4. ^ 《千古文字狱·序言》
  5. ^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6. ^ 《舊五代史·卷133·世襲列傳二: 高季興 馬殷 劉言 錢鏐》
  7. ^ 祝允明写《野记》记载:“魏守(观)欲复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张度劾公,有‘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之语。盖以旧治先为伪周所处,而卧龙街西淤川,即旧所谓锦帆泾故也。上大怒,置公极典。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明代李贤《古穰杂录》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8. ^ 明·劉辰《國初事蹟》
  9. ^ 明·劉辰《國初事蹟》
  10. ^ 《明太宗實錄》
  11. ^ 《明英宗實錄》卷九十
  12. ^ 《明英宗實錄》
  13. ^ 《明英宗實錄·廢帝郕戾王附錄》
  14. ^ 《明武宗實錄》
  15. ^ 《明世宗實錄》
  16. ^ 《明世宗實錄》
  17. ^ 《明世宗實錄》
  18. ^ 《明世宗實錄》
  19. ^ 《明穆宗實錄》卷六十一
  20. ^ 《明神宗實錄》
  21. ^ 《明神宗實錄》
  22. ^ 《明熹宗實錄》
  23. ^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第731页
  24. ^ 張宏傑《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25. ^ 李问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
  26. ^ 《清名家词》卷七,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
  27. ^ 李问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
  28. ^ 《清名家词》卷七,宋翔凤《浮溪精舍词自序》。
  29. ^ 《清朝文字獄》:「寬文網之禁,成了對漢族知識分子新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自康熙清除鰲拜,到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勃發,這四十幾年中間,雖在二十一年(1682)發生過一起比較著名的朱方旦案,把一個以神仙家面目出現、卻極有真知灼見的朱方旦殺掉了,但對知識界似乎沒有什麼震動,懷柔和寬容知識分子的政策也仍在繼續貫徹之中。當時的思想界相當活躍,不少被稱道為“勝國(指明朝)遺民”的著作都陸續結集出版了,上面提到的僧函可《千山詩集》就是一例。此外,康熙年間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中所謂“違礙”之處可以說觸目皆是。顧炎武記了莊氏《明史》案,記了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更是對清初滿洲貴族暴行的無情鞭撻。王夫之的民族情緒較之顧炎武猶有甚者,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這簡直在公然號召漢族人起來造滿洲的反。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再看看清初以來十分敏感的學術領域——歷史吧:經過了函可《變紀》案和莊氏《明史》案,有志於著述故明歷史的人都屏息以待,到這時感到文禁已開,又重新活躍了起來。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書於康熙十年(1671),溫睿臨的《南疆逸史》成書於康熙四十年(1701)。為打消人們的顧慮,規定了十分明確的政策:“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由此可見,康熙帝的開明和寬容在清朝諸帝中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30. ^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且不是很主要的原因。士大夫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命运。在政治上,臣下的升迁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厌,于是士大夫必然丧失气节和人格去讨好皇帝,皇帝以犬马待臣下,臣下必然就以犬马自居,皇帝宠幸权臣和珅, 于是大臣们就奔走于和珅之门,甚至“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 而求拜门生”,甚至“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在经济上,士大夫的逐渐贫困化使他们不得不丧失人格去向上司“昏夜乞怜”、“人前长跪”,以谋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乾隆时,京师某石匠去世, 士大夫争去吊唁,为的不过是百十两银子的馈赠。由此可见,士风日下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文字狱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目前文字狱的研究还缺乏具体的量化分析,所以研究者还难以更精确地评估其影响。但有一个原则可以肯定:文字狱的影响既没有使清王朝的统治强化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扼杀学术和思想。无论如何,其作用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对人民来说,这是封建专制的暴政;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无建树的“败政”。」
  31. ^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载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01期,第72頁
  32. ^ 《也谈康乾盛世——文字狱、学者的待遇及其他》,载自《中华读书报》,2002/8/28:「不过总的看,禁书和文字狱对小学影响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仍能发达,构成汉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称两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史呈驼峰状,即,汉代和清代并为两大高峰)。」
  33. ^ 《清代学术概论》:「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语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林呈綠、黃振家、錢大慧. 《台灣廣告50年》. 臺灣: 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出版. 2009. ISBN 9789579960731 (中文(台灣)‎). 
  35. ^ 35.0 35.1 李禎祥. 〈稿費資助政治犯 童常主編被槍決〉. 《新台灣新聞週刊》 (台灣: 本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7-12-26, (第614期) (中文(台灣)‎).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E6.9D.8E.E7.A6.8E.E7.A5.A5”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36. ^ 《中國影帝溫家寶》作家被傳訊
  37. ^ 异议作家余杰:按原计划出版新书
  38. ^ 廖祖笙:国保送来了《传唤通知书》
  39. ^ 廖祖笙:温家宝有几条腿?
  40. ^ 南京一书贩因贩卖《红太阳》等港版禁书受审. 凤凰网. [2012年5月2日] (中文(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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