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倫·加馬利爾·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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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倫·加馬利爾·哈定 Warren Gamaliel Hard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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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1921年3月4日—1923年8月2日 | |
副總統 | 卡雲·古列茲 |
前任 | 伍德羅·威爾遜 |
繼任 | 卡雲·古列茲 |
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 | |
任期 1915年3月4日—1921年1月13日 | |
前任 | 西奧多·E·伯頓 |
繼任 | 弗蘭克·B·威利斯 |
第28任俄亥俄州副州長 | |
任期 1904年1月11日—1906年1月8日 | |
州長 | 邁倫·T·赫里克 |
前任 | 哈里·L·戈登 |
繼任 | 安德魯·L·哈里斯 |
俄亥俄州參議院議員 來自第13選區 | |
任期 1900年1月1日—1904年1月4日 | |
前任 | 亨利·梅 |
繼任 | 塞繆爾·H·韋斯特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1865年11月2日![]() |
逝世 | 1923年8月2日![]() | (57歲)
墓地 | 哈定墓 |
政黨 | ![]() |
配偶 | 弗洛倫斯·哈定 |
母校 | 俄亥俄中心學院 |
宗教信仰 | 浸信會 |
簽名 | ![]() |
禾倫·加馬利爾·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1865年11月2日—1923年8月2日),美國第29任總統。共和黨籍。
1920年當選總統,1923年因心臟病突發於任內病逝。俄亥俄州出身,知名報刊發行人。當選總統前曾先後擔任俄亥俄州議會參議員(1899-1903)、俄亥俄州副州長和聯邦參議員(1915-1921)等職。
因為在關稅等問題上立場保守、個性溫和、加上競選經理哈里·M·多爾蒂的「不樹敵」(make no enemies)策略,哈定在192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出現僵局時脫穎而出,作為各方代表的折衷成為黨候選人,競選搭檔卡雲·古列茲。因值一戰結束,哈定於競選中打出「回歸常態」(Return to Normalcy)旗號。二人最後大幅擊敗占士·米德爾頓·考克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黨組合贏得大選。雙方普選票得票率分別為60.36%和34.19%,是1824年開始統計普選票得票率以來勝敗雙方差距最大的一次。
哈定領導的內閣星光閃耀,人才濟濟: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財長安德魯·W·梅隆,商務部長夏拔·胡佛。但是,更多不當的人事任命導致執政期間醜聞迭出,以致令政府聲名掃地。因此,哈定在歷史學家和公眾對美國總統的排名中一向處於倒數位置。
早年生活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7/Warren_Harding_c1882_age_17.jpg)
1865年11月2日,禾倫·哈定生於俄亥俄州的科西嘉(今布魯明格魯弗)地區。父親老喬治·特賴恩·哈定(George Tryon Harding Sr.);母親菲比·伊利沙伯(Phoebe Elizabeth),舊姓迪肯森(Dickerson)。父親在莫羅縣基列山村(Mount Gilead)的一所鄉間學校教書。母親初為助產士,後取得從醫執照。哈定的某一位曾祖母可能是黑人。哈定十多歲的時候全家搬至臨近馬里恩縣的加多利亞村(Caledonia),在那裏他的父親獲得了一家名為《阿爾戈斯》(The Argus)的當地周報的運營權。從這份報紙上哈定學到了許多記者行業的基本知識。哈定後進入位於伊比利亞村(Iberia)的俄亥俄中央學院(Ohio Central College),繼續學習印刷和報業。上學時他還在基列山村一家名為《聯盟紀事》(Union Register)的報紙工作過。
畢業後哈定搬往馬里恩市(馬里恩縣縣治所在),和兩位朋友集資三百美元購買了日漸衰落的《馬里恩每日星報》(Marion Daily Star)。每日星報是馬里恩三家主要報紙中賣得最差的一份。哈定重新制定了每日星報的政治基調,使之傾向於共和黨,並由此獲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哈定的政治立場也使他與當地政界產生了分歧。因此,在哈定為擊敗《馬里恩獨立報》(Marion Independent)以奪取銷售頭名而努力時,他遭到了許多地方要人的激烈反對。馬里恩最富有的房地產投資商埃莫斯·豪爾·克林(Amos Hall Kling)即為哈定的反對者之一。
雖然哈定最終贏得了輿論戰,每日星報也成為了縣裏最流行的報紙,但這場艱巨的鬥爭令他身心疲憊,健康不堪重負。為恢復身體,哈定到戰鬥溪療養院(Battle Creek Sanitarium)住了幾周;而在此後的十四年裏他還要再來這裏四次[1]。離開療養院後,哈定繼續回到縣裏運營他的報紙。他白天通過報紙社論為社區打氣,晚上則和朋友打牌聊天。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f/fc/HardingFlorence.jpg/220px-HardingFlorence.jpg)
1891年7月8日,哈定迎娶了他的宿敵埃莫斯·豪爾·克林的女兒弗洛倫斯·克林·德沃爾夫。弗洛倫斯長哈定五歲,離過婚,還有一個兒子,名叫馬紹爾·尤金·德沃爾夫(Marshall Eugene DeWolfe)。她一直熱烈地追求哈定,直到哈定勉強答應向她求婚。克林為他女兒嫁給哈定的決定深感憤怒,不但不參加二人的婚禮,還禁止他妻子出席。婚後足有八年克林沒跟他的女兒和女婿說過一句話。
哈定夫婦在性格上頗為匹配。哈定為人和藹,而他的妻子則嚴肅認真。弗洛倫斯·克林還繼承了她父親的決斷力和商業頭腦,把每日星報打造成了一項盈利的買賣。有評價認為弗洛倫斯·克林幫助哈定實現了許多他一個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業;甚至有人揣測哈定的白宮之路也是弗洛倫斯·克林為他鋪就[2]。
哈定是共濟會成員,並於1920年8月27日獲得Master Mason稱號。
進軍政界
[編輯]作為有影響的報紙發行人,加上一定的演說天分,哈定於1899年競選成為俄亥俄州議會參議員,任期四年。1903年,哈定經競選獲任俄亥俄州副州長,並擔任至1905年。1910年哈定獲得共和黨內的競選州長提名,但輸給了在任的賈德森·哈蒙(Judson Harmon)。
1912年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哈定負責發表了提名總統威廉·塔虎脫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講話。
聯邦參議員
[編輯]1914年哈定當選聯邦參議員。他是憲法第十七修正案批准以來首位經直選產生的俄亥俄州參議員。哈定的參議員生涯一直持續到1921年3月4日他宣誓就職總統為止,這也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當選總統的在任參議員;他之後也僅有約翰·甘迺迪和巴拉克·奧巴馬是以參議員身份競選總統成功[3]。
1920年大選
[編輯]黨內初選
[編輯]192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在芝加哥體育中心(Chicago Coliseum)召開。由於三位領先候選人競爭激烈,大會早早陷入僵局。為打破僵持,共和黨主要領袖移師黑石飯店(Blackstone Hotel)的404房間,討論以哈定為折衷方案的可行性。坊間流傳最廣的故事稱黨領袖們在這間「充滿煙霧的客房」(smoke-filled room,美聯社語)敲定了哈定為最終人選;「smoke-filled room」一詞也由此引申為「密談室」之意。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404房間內的磋商實際上只是黨派大佬們為打破僵局而做出的多次嘗試中的一次,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在這次秘密會議中做出了任何實質性決定。由於三位領先者間的僵持,密談的主要目的在於從其他候選人中找出一個能夠儘可能號召大多數的人選,而領袖們首先就把目光聚集到哈定身上。哈定在此前的投票中排第十位,被視作「第二梯隊的領頭羊」。當被問及是否存在任何不雅的歷史檔案而可能為反對者所利用時,哈定斷然予以否認。實際上,哈定和一位名叫凱莉·富爾頓·菲利普斯(Carrie Fulton Phillips)的女人—也是他一位朋友的妻子有婚外情。但這件事直到哈定得到提名後才被發覺。
作為一位在俄亥俄州外幾乎沒什麼名氣的政客而贏得提名,哈定的確堪稱一匹黑馬。另外,黨大會還提名馬薩諸塞州州長卡雲·古列茲為他的競選夥伴,競選副總統一職。
大選
[編輯]哈定的大選對手是民主黨人和俄亥俄州州長占士·米德爾頓·考克斯,競選搭檔則為時任海軍助理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這場大選在很大程度上被視作兩種理念的競爭:民主黨要求繼承伍德羅·威爾遜的進步主義路線,而共和黨則倡導回歸威廉·麥金萊時代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
在競選中,哈定打出了「回歸常態」(Return to Normalcy)的旗號。應當注意,在英語中「常態」一詞一般作normality,而極少用normalcy。這個口號不但要求結束歐戰所帶來的「不正常年代」,也反映了當時的三個主要趨勢,即強化孤立主義、復活排斥主義以及弱化威爾遜時代的政府行動主義。
哈定在1920年夏秋之際發起的「前廊運動」(Front Porch Campaign)幾乎捕捉了全國的注意力。他的競選在美國歷史上可謂盛況空前。不但有爭相報道的各大媒體、層出不窮的新聞影片,而且還充分利用了荷里活和百老匯等娛樂界的力量。包括艾爾·喬森、莉莉安·拉塞爾、道格拉斯·范朋克以及瑪麗·畢克馥在內的眾多明星紛紛前往馬里恩哈定夫婦的家中與他們合影。商界巨頭如愛迪生、亨利·福特、哈維·凡士通等人也給哈定以支持。截至11月大選前夕,多達60萬人參與了這場奔赴馬里恩的「朝聖」活動。「門廊競選」在當時還有一層含義:哈丁在整個競選期間幾乎沒有離開自己的家鄉小鎮馬里恩。他的同黨國會參議員博伊斯·彭羅斯說:「不要讓禾倫離開家鄉,如果他到各地去旅行競選,肯定有人向他提問題,而禾倫恰恰是個開口就露餡的窩囊廢。」
弗洛倫斯·哈定對哈定的競選起了關鍵作用—她甚至可能是史上所有總統候選人妻子中最為活躍的一個。弗洛倫斯重點建立了競選團隊和媒體間的聯繫。作為每日星報的業務經理,她對記者和新聞行業了解頗深,知道怎樣迎合他們的需要。弗洛倫斯不但給記者們提供大量的提問和拍照機會,還親自下廚,並把做好的飯菜送到在哈定家後院搭建的新聞會客室供記者們享用。她甚至還教丈夫如何以正確的姿勢向電影攝影機揮手致意,從而最大程度利用鏡頭。
哈定的一個重要競選優勢是他得到了許多女性選民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可能來自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哈定在參議院一直支持婦女選舉權運動。
隨着1920年8月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過,1920年大選成為婦女在全國範圍內獲得選舉權後的首場大選,大批婦女前往馬里恩聆聽他的演說。另外,哈定的長相也是個優勢。在大部分人看來,和他的對手民主黨的考克斯相比哈定明顯要英俊一些。許多人,包括歷史學家和普通選民都認為哈定的勝利實際上就是歸功於他的相貌。英國記者和社會學家馬高姆·格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他2005年出版的《眨眨眼:無須思考的思考力量》(Blink: The Power of Thinking Without Thinking)一書中就附和了這種說法。格拉威爾認為哈定「長得就像一位總統」,以至於人們對他的第一印象已經註定了他們隨後對哈定堅定不移的支持—至少在其智力缺陷或能力不足開始特別顯現出來之前是如此。格拉威爾甚至由此引申,把人們基於有紕漏的過程而作決定的錯誤稱為「哈定錯誤」(Warren Harding Error)。
除婦女外,哈定還得到許多德裔和愛爾蘭裔選民的支持。傳統上,這兩個族群是民主黨的鐵票倉。但由於威爾遜總統頒佈的禁酒令憲法修正案,深深得罪了「華斯普家庭(WASP,意譯為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是今天構成美國上流社會的絕大部分)以外的愛爾蘭裔、意大利後裔、白俄裔、法蘭西裔等傳統的民主黨鐵票,在192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的基本面選票嚴重、深刻分裂。一戰期間,威爾遜政府嚴厲打擊反戰和支持敵對國的運動,而德裔和愛爾蘭裔美國人被其認為尤為危險:德國是美國的交戰國;愛爾蘭則和美國的一戰盟友英國長期敵對。
在競選中還出現了一些關於哈定具有十六分之一西印度群島黑人血統、並且在他的家譜中還有其他黑人的謠言。當時對黑人的定義採取的是所謂「一滴血規則」:只要某人祖上有任何黑人親屬,無論遠近,都意味着這個人算作黑人而非純種白人。由於當時黑人參政被嚴格禁止,哈定的這個「新身份」對他十分不利。對此,他的競選經理回應道:「在俄亥俄,沒有哪個家庭有着比哈定家更乾淨和更讓人尊重的記錄。哈定有着來自新英格蘭和賓夕法尼亞的碧眼血統,流淌着最好的先驅者的血液。[4]」雖然這種說法除了坊間流言外並無實質性根據,但為哈定的反對者、歷史學家威廉·E·錢斯勒(William E. Chancellor)大加利用,於大選期間寫了一篇探究其身世的文章,期望憑此改變選民態度[4]。不過,哈定本人似乎也得為流言的持久性負一定責任。這是因為,在接受報業經營者兼記者占士·W·福克納(James W. Faulkner)採訪時,哈定曾頗為鄙夷、半開玩笑地如此說道:「我怎麼知道呢,吉姆?也許我的一個祖先翻了籬笆吧。[5]」
大選最後以哈定/古列茲組合的完勝告終。共和黨一共獲得60%的普選票和404張選舉人票,重新執政。相比之下,民主黨僅獲得34%的普選票和127張選舉人票。此外,在監獄裏服刑的社會運動家尤金·V·德布斯也得到了3%的普選票。因被威爾遜政府以妨礙徵兵為由下獄,德布斯的競選是在監牢裏進行的。
總統任期
[編輯]內外政策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d/d6/USA_inauguration_1921.jpg/220px-USA_inauguration_1921.jpg)
哈定的施政基本上是按照192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所制定的綱領進行的。
哈定先是平息了1919年-1920年間因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而在美國國內引發的紅色恐慌。社會主義者、工會領導人尤金·V·德布斯因為反對威爾遜徵兵而被捕入獄,隨後又在1920年大選中作為獨立競選人於獄中參選。儘管哈定與德布斯的政治理念並不相同,但他還是在上台後釋放並赦免了德布斯。哈定還推動建立了退伍軍人事務局(後改組為退伍軍人事務部),是為永久性解決戰時服役人員安頓問題的第一次嘗試。他還組建了預算局,成為第一個直接參與制定聯邦預算的總統[6]。
1921年4月哈定於國會兩院聯合會議發表演講,闡述了他的一些政治目標。這些目標主要包括:對德奧和解;徵收緊急關稅;通過新移民法;加強無線電管制;減少政府內的電話通訊支出;減稅;撤銷戰時多餘盈利法案;降低鐵路運輸費用;關注農民利益;建立國家預算體制;組建更大規模的商船隊;以及新增公共福利部。哈定還呼籲廢止南方針對黑人的私刑處決,但由於不想在黨內樹敵或與民主黨再生過節,他並未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哈定是第一位把記者聚集起來舉行新聞發佈會並於會上接受記者提問的總統[7]。他還特別調整會議時間以便記者能在報紙上午付印前出稿。
醜聞迭起
[編輯]贏得大選後,哈定給許多以前的盟友安排了顯赫的政府職位。但是,在這個「俄亥俄幫」(此稱謂來自小查爾斯·米爾(Charles Mee, Jr.)的同名書)中,一些人利用職權中飽私囊。不過,並不清楚哈定是否了解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或者說他具體了解多少。
在眾多醜聞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可能是「茶壺堡事件」。該事件在哈定死後多年仍持續衝擊着美國社會。「茶壺堡」(Teapot Dome)係懷俄明州一處聯邦所屬油田,歸內政部管轄。1922年,內政部長阿爾伯特·福爾通過收受賄賂和獲得個人無息貸款將該油田租給私人企業(應注意政府向私人出租聯邦管轄土地這種交易本身是合法的),1931年被判處有罪,成為美國歷史上首名坐牢的總統內閣成員[8]。
此外,外籍財產辦公室(Office of Alien Property)主管湯馬士·W·米勒(Thomas W. Miller)因受賄被判刑;司法部長個人助理傑斯·史密斯(Jess Smith)因捲入販酒醜聞在銷毀文件後自殺;老兵事務局局長查爾斯·R·福布斯(Charles R. Forbes)瞞報獲利、牟取大量非法回扣並主導地下酒精和毒品交易。福布斯後來因為詐騙和受賄被判處兩年徒刑,其助理查爾斯·克雷默(Charles Cramer)自殺。
迄今為止,並無證據表明哈定本人從這些犯罪中漁利。但很明顯,哈定至少未能抑制住這些犯罪的蔓延。哈定曾在其任期晚些時候於接受記者威廉·艾倫·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採訪時說:「我和我的敵人沒什麼問題;是我那些該死的朋友讓我徹夜難眠![9]」
歷史學家維恩·克萊格·韋德(Wyn Craig Wade)在他的1987年著作《火紅的十字架》(The Fiery Cross)中認為哈定與三K黨有染—甚至有可能在白宮經秘密儀式加入了該組織。韋德提供的證據包括來自一位三K黨成員的錄音證詞。該成員曾參與主持哈定的入黨儀式。但是由於除此以外並無太多確實證據,這種說法最終也不再被提起[10]。
任內病逝
[編輯]![](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8/HardingFuneral.jpg/220px-HardingFuneral.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f/HardingMem.jpg/220px-HardingMem.jpg)
1923年6月,哈定開始了一次全國旅行。他把這次旅行命名為「理解之旅」(Voyage of Understanding),旨在與普通大眾接觸並解釋他的政策。在這次旅行中,哈定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阿拉斯加的美國總統[11]。
這個時候,關於哈定政府腐敗的各種謠言已開始在華盛頓流傳;在阿拉斯加逗留其間,哈定得到消息,了解到一些政府閣員所為的許多他先前並不知情的非法活動。哈定因此深受打擊。7月底,當哈定從阿拉斯加啟程經不列顛哥倫比亞返回美國本土時,他的一些疾病症狀開始發作。哈定的病情在當時被認為是嚴重食物中毒。但基於後續事件分析,這次發作更有可能是一次心肌梗塞[12]。在西雅圖,哈定於華盛頓大學的西雅圖體育場完成了他此生最後一次演講。訪問波特蘭的計劃被取消;總統專列直接南下前往三藩市。抵達三藩市皇宮酒店(Palace Hotel)後,哈定開始顯現呼吸道疾病症狀—當時被認為是肺炎,但實際上是心臟病引發的肺氣腫[13]。1923年8月2日晚7時35分,哈定在和妻子談話時突然停止心跳並死亡,享年57歲。總統私人醫生(也是哈定家的一位親密朋友)查爾斯·E·索耶(Charles E. Sawyer)認為哈定死於中風,並在新聞發佈會上做出了這樣的解釋。但哈定的真正直接死因是心律不齊而非中風。這是因為,首先,在之前數周,哈定確有一些症狀顯示其有心臟衰竭跡象[14];第二,哈定死前並無任何局部性神經缺陷(中風症狀)[15];此外,海軍醫療顧問在檢查哈定遺體後也做出了死於心臟病發作的結論。
由於哈定夫人拒絕屍檢,導致輿論界產生一些陰謀論猜測,甚至認為哈定直接死於其妻之手。業餘歷史學家加斯頓·B·米恩斯(Gaston B. Means)在他的《哈定總統的奇異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President Harding)一書中就認為圍繞哈定之死的種種外部狀況使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哈定是被毒死的。不過這一論調後來被推翻。
哈定死時,副總統卡雲·古列茲正在位於佛蒙特州的家中。在他父親—一位地方公證官的主持下,他宣誓就職為美國總統。
哈定死後,他的遺體被運回華盛頓,其靈柩被置於白宮東屋,等候將於國會大廈舉行的國葬。國葬後,靈柩於1923年8月下葬位於馬里恩的馬里恩公墓。1924年11月21日,哈定夫人也因腎衰竭病逝。她也被臨時安葬在其丈夫身旁。1927年,兩具棺柩被移至馬里恩新建成的哈定紀念堂(Harding Memorial)。受茶壺堡事件的影響,直到1931年胡佛總統才為紀念堂主持了落成典禮。
哈定是僅有的兩位先於其父死亡的美國總統之一。另一位是約翰·甘迺迪[16]。
內閣名單
[編輯]職位 | 姓名 | 任期 | ||||
總統 | 禾倫·加馬利爾·哈定 | 1921-1923 | ||||
副總統 | 卡雲·古列茲 | 1921-1923 | ||||
國務卿 |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 1921-1923 | ||||
財政部長 | 安德魯·W·梅隆 | 1921-1923 | ||||
戰爭部長 | 約翰·W·威克斯 | 1921-1923 | ||||
司法部長 | 哈里·M·多爾蒂 | 1921-1923 | ||||
郵政部長 | 威爾·H·海斯 | 1921-1922 | ||||
休伯特·沃克 | 1922-1923 | |||||
哈里·斯圖爾特·紐 | 1923 | |||||
海軍部長 | 埃德溫·登比 | 1921-1923 | ||||
內政部長 | 艾伯特·B·費爾 | 1921-1923 | ||||
休伯特·沃克 | 1923 | |||||
農業部長 | 亨利·坎特威爾·華萊士 | 1921-1923 | ||||
商務部長 | 夏拔·胡佛 | 1921-1923 | ||||
勞工部長 | 占士·J·戴維斯 | 1921-1923 |
任命最高法院法官
[編輯]胡佛任內任命了下列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 威廉·霍華德·塔虎脫(首席大法官)-1921
- 哈定是唯一一位任命前總統為聯邦法院最高法官的總統。
- 喬治·蘇瑟南-1922
- 皮爾斯·巴特勒-1923
- 愛德華·特里桑·福德-1923
其他軼事
[編輯]婚外情
[編輯]人們對哈定的婚外情問題存在一些爭議。一些主要文檔中記載他曾經和凱莉·富爾頓·菲利普斯有過關係。南·布里頓於1927年寫了一本書,題為《總統的女兒》(The President's Daughter),記述了她和哈定之間的情事,並聲稱兩人有一私生女名叫伊利沙伯·安。
哈定曾寫過一些婚外情書的謠言在馬里恩流傳多年,但直到1968年才得以證實。當時,佛朗西斯·拉塞爾(Francis Russell)為了寫他的書《布魯明格魯弗的陰影》(The Shadow of Blooming Grove)而在進行調查,並訪問了菲利普斯。這些情書就在菲利普斯的手上,並被鎖在她的衣櫥中。菲利普斯起初並不願給拉塞爾看這些信,但在拉塞爾的請求下還是最終妥協。這些情書為拉塞爾作出哈定涉嫌通姦這一結論提供了決定性證據。菲利普斯是哈定的朋友、地方百貨商店尤勒-菲利普斯公司(Uhler-Phillips Company)所有者占士·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的妻子,比哈定小8歲。到1915年,菲利普斯開始敦促哈定離婚。哈定拒絕了她的要求。隨後,菲利普斯和她的女兒伊莎貝爾搬往柏林居住。但由於後來美國參戰漸成定局,菲利普斯又搬回了美國,兩人亦戀情重燃。
此時,哈定已經是聯邦參議員,並打算投票支持對德宣戰。菲利普斯威脅哈定,如果他支持參戰,她就要把兩人的關係公開出去。但哈定並未理會菲利普斯的威脅,仍然投了支持票;菲利普斯也沒有公開戀情。1920年,當哈定贏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他沒有向黨內要員透露他的婚外戀。而當他們終於察知哈定和菲利普斯的不尋常關係時,已經來不及更換候選人了。為最大程度地防止醜聞泄漏,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把菲利普斯和她的女兒送到日本旅行,並支付給她們五萬美元。後來,菲利普斯每個月都能得到一筆補助金。這使她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已知的一個曾經成功敲詐美國主要政黨的人。哈定和菲利普斯的戀情前後一共維持了15年。
在哈定後人的要求下,哈定情書被有關當局沒收,拉塞爾也被禁止在他的書中援引情書的內容。對此,拉塞爾在他的書中應當引用情書的地方留下空白,以示抗議。哈定情書至今仍在俄亥俄州法院的保護之下。保護令要到2023年即哈定病逝100年後才到期。
除了菲利普斯,哈定還可能和他在馬里恩的朋友布里頓醫生的女兒南·布里頓有婚外戀。布里頓聲稱哈定是她孩子的父親,這個說法在哈定死後一段時間大為流傳。許多人對這一說法信以為真,但大部分歷史學家不能表示信服。1998年,羅伯特·H·法雷爾(Robert H. Ferrell)在他對哈定的再評估研究《禾倫·哈定的奇異死亡 》(The Strange Deaths of Warren G. Harding)中沒有發現有關私生女的任何證據。
南·布里頓早就為哈定所傾心。她曾在自己的臥室牆壁上貼滿參議院哈定的照片。根據她所寫的《總統的女兒》一書,兩人曾於1919年1月在哈定的參議員辦公室內發生過一次性關係,並因此使布里頓懷孕。同年10月22日,布里頓誕下一個女嬰,即伊利沙伯·安。哈定從未見過伊利沙伯,但為布里頓支付了大筆贍養費。根據一些未經證實的報道,兩人的關係在哈定當選總統後仍然繼續。這期間,他們主要利用橢圓形辦公室邊上的一個小房間幽會。哈定病逝以後,布里頓以伊利沙伯的名義對哈定的房產提出繼承請求。但哈定遺孀的律師、前國會成員格蘭特·穆澤(Grant Mouser)對布里頓進行了詳細詢問,發現她的證詞矛盾重重。布里頓也就沒能打贏官司。布里頓後來攜伊利沙伯另嫁他人。成年以後,伊利沙伯與亨利·布萊辛(Henry Blaesing)結婚,另組了新的家庭。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時光中,伊利沙伯始終厭惡媒體就她的出生問題所作的種種報道,在晚年甚至拒絕記者採訪。伊利沙伯於2005年11月17日病逝於俄勒岡州。
2015年8月最新的DNA鑑定結果證實了,伊利沙伯的生父就是哈定。[17]
演講風格
[編輯]雖然是一位頗具號召力的演說家,哈定各種頻繁的口誤、低級語法錯誤、自編新詞以及詞彙誤用也給他招致了不少惡名。社會批評家H·L·門肯(H. L. Mencken)甚至編了一個詞,叫「Gamaliese」(大致翻譯為「加馬利爾式措辭」),以形容哈定獨特的演說風格。一些比較著名的事例包括:
- I would like the government to do all it can to mitigate, then, ... mitigate是一個及物動詞,但哈定沒有加任何賓語,弄得整句話不知所云。
- We must proper America first. proper是形容詞;應該說成make America proper才對。
- 創造或改用各種新詞。自編詞如「re-revealment」;改頭換面的則有「bloviate」 等。bloviate本義為閒聊,哈定用作「(政治家)發表演說」之義。
- 極愛使用頭韻修辭,以至於讓人感覺在誇誇其談[18]。如一次講道:Progression is not proclamation nor palaver. It is not pretense nor play nor prejudice. It is not of personal pronouns, nor perennial pronouncement. It is not the perturbation of a people passion-wrought, nor a promise proposed.
- 著名的normalcy一詞也是在一次令人眼花繚亂的頭韻修辭中出現的。當時哈定說道:America's present need is not heroics but healing, not nostrums but normalcy, not surgery but serenity, not the dramatic but the dispassionate, not experiment but equipoise, not submergence in internationality but sustainment in triumphant nationality.
比口誤更糟的是,哈定始終堅持用他讓人不敢恭維的英語自寫講稿。門肯曾這樣評論哈定:
“ | 他寫的英語是我所遇到過的最糟的英語。它讓我想起了一團濕海綿;它讓我想起了晾衣繩上掛着的破衣爛衫;它讓我想起了發了霉的豆瓣湯、大學裏的吵嚷、一群瘋狗白痴般的徹夜狂吠。它是如此之壞,以至都滲透着一絲威嚴。它拖拖拉拉地爬出眾人唾罵的萬丈深淵,然後瘋瘋癲癲地爬向優雅華麗的最高峰頂。它咕咕噥噥、結結巴巴;它胡言亂語、烏七八糟;它單調無趣、破爛不堪。[19] | ” |
哈定病逝後,詩人E·E·卡明斯(E. E. Cummings)說:
“ | 所有的男人、女人、兒童中唯一一位寫一個簡單陳述句就要帶上七個語法錯誤的人死了。[20] | ”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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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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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哈定是否是第一位成為總統的聯邦參議員存在不同說法。2008年大選期間,喬治·威爾(George Will)在《新聞周刊》的評論中就把這一頭銜歸於哈定。但有人認為更早些時候的第20任總統占士·A·加菲也屬「參議員總統」,並把哈定排在時序上的第二位。但是加菲的情況略有不同。1880年1月13日,俄亥俄州參議院指派時為聯邦眾議員的加菲為代表州的聯邦參議員,任期自1881年3月4日開始。但同年11月2日加菲也贏得了總統大選,這樣在同一時間他成為了在任眾議員、當選參議員和當選總統。但加菲隨即接受總統大選結果並辭去其他所有職務,之後也從未擔任過一天聯邦參議員。見約瑟夫·內森·凱恩(Joseph Nathan Kane)所著之《總統事實》(Facts About the P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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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文:「He writes the worst English that I have ever encountered. It reminds me of a string of wet sponges; it reminds me of tattered washing on the line; it reminds me of stale bean soup, of college yells, of dogs barking idiotically through endless nights. It is so bad that a sort of grandeur creeps into it. It drags itself out of the dark abysm of pish, and crawls insanely up the topmost pinnacle of posh. It is rumble and bumble. It is flap and doodle. It is balder and dash.」
- ^ Stephen Pile, The Book of Heroic Failures (Futura, 1980) p.180. 原文:「The only man, woman or child who wrote a simple declarative sentence with seven grammatical errors is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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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伍德羅·威爾遜 |
![]() 1921年-1923年 |
繼任: 卡雲·古列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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