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It's gonna be awesome/台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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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時醫生跟我說，我兒子有可能是過動也有可能是學習障礙。醫生說如果吃藥後狀況有改善，就能排除是學障的概率。醫生還說他這邊開的劑量比較低，如果是在都會區學業競爭比較高的地方，劑量會開比較高。」「父母的工作壓力讓家庭很難擔負起改善小孩過動症狀的功能。」「不過能不能遇到可以溝通的老師，很看『緣份』。」...... 最後困境的解方則是讓流轉在期間的孩子只剩下蒼白的選項。 」 —— 端傳媒記者 呂苡榕

由於台灣社會缺乏終身學習的文化與具有實質意義的定期進修考核，加上各群體中容不下批判的聲音，導致許多成人在取得各個領域的執業證書後便衍生出「尸位素餐」、「知識跟不上時代」的問題。台灣教育體制僵化、政府資源分配不公、產業發展不均及社會「以考試成績作為單一評量標準」的風氣使然，讓學生從小被教育成盲目追求高薪和「穩定」生活，導致埋首書堆的學生追逐高分，以至於錄取高薪科系後發現志趣不符，終致缺乏熱忱或轉行醫學美容。再者，台灣的醫病比長期低於發達國家的標準，都使得台灣的精神醫學界一直缺乏足夠的人力與資源讓有需要的人獲得即時的醫療照護。

這樣偏好安逸（追求崇高的生活品質）與缺乏自我批判和「考試成績論斷一切」的風俗，反映在醫療現場即是：ADHD患者無法獲得來自醫護人員具備專業素養的對待；反映在教育現場則是：ADHD患者遭受在校教師的羞辱和親師溝通不良；反映在教學現場即是，醫學系教授無法以身作則，傳授給醫學系的學生正確的觀念與價值觀養成。日積月累，導致社會上許多群體之間充滿不信任，又因為台灣社會的言論自由，讓群體間開始針鋒相對。台灣成人害怕競爭與批判的思維，置入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的情境下，便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紛擾，例如：台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爭議，而在社會掌握資源的各方曠日廢時的「互踢皮球、互相指責」的過程中受害最深的莫過於那些單純、無知又無助卻需要協助的ADHD患童和他們的家庭。而這些小患童長大後表現出「小孩子的舉動」時又要遭受無知又不負責任的社會那排斥甚至道德審判與懲罰。

西元2000年後，台灣進入網絡時代，2010年起，網絡普及至台灣的各個角落，激起巨量資訊的產生與訊息的快速傳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網絡上屢屢傳出許多ADHD患者遭受醫療人士不專業對待的訊息。於是許多業餘 人士開始在網絡世界中找尋線索，試圖拼湊 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全貌，但最後卻呈現出見樹不見林、真假參雜的圖像。起初，台灣的精神醫學界專業 人士並未積極回應這股社會中的不滿浪潮，直到那股浪潮開始威脅到他們的工作生存，才完整發表已方觀點以回應來自業餘方的訴求。而一些奉行資本主義至上的商人，忘卻公民素養，試圖在這場紛爭中找尋商機，從求助無門的患者家屬中牟利。

紀實

師生關係

台灣的部分教育工作者缺乏應有的專業素養，讓一些患者在教育現場遭受來自教育工作者本身與同儕的直接誤解、偏差待遇與言語污辱等情事。

醫病關係

參見：醫病關係和醫學倫理

許多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醫師在門診時，所做的事不只是開藥，也包括心理治療及心理教育，甚至包括家庭相關的工作，常常因此造成門診的時間不夠用。 然而也有台灣精神醫學會認證的精神科或兒通青少年精神醫學科醫師沒有依照訓練課程所學下診斷。有心理師訴說：「我看着孩子飽受欺凌暴力的歷史，理解他在學校暴力的緣由，而他的醫師卻從不願知道孩子的受暴史，僅專心調整著藥物與爆衝的行為影響......。」表達對精神科醫師的不解。

醫院的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科的門診經常滿號，許多家長常常掛不到號，就診時間就此延誤，有時甚至得等三、四個月。有患者反映醫師告訴他們：「但那時醫師跟我說，我兒子有可能是過動也有可能是學習障礙。醫師說如果吃藥後狀況有改善，就能排除是學障的概率。醫師還說他這邊開的劑量比較低，如果是在都會區學業競爭比較高的地方，劑量會開比較高。」 但科學證據表明：「對於ADHD的藥物反應結果，無法就此確認診斷或排除診斷。」

參見：醫師誓詞及醫師法_(中華民國)

民間業餘人士

部分台灣的中醫師、非精神科專科的醫師、精神科專科醫師、社會學派學者、作家、協助轉達民眾心中疑惑的民意代表、山達基教及其附屬組織：新生活教育中心（那可拿）、無毒世界基金會、公民人權基金會和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等對於現有ADHD的治療策略（涵蓋藥物及非藥物治療）不以為然，認為西藥有毒又有副作用、『ADHD用藥診斷是藥廠醫療的利益』、「質疑『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存在性與真實性」、不符醫學實證比例地過度強調某些改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症狀的方式。立委林靜儀曾質疑中央政府放任山達基教及台灣無毒世界協會在參與毒品防制工作時，否定ADHD並宣傳其反精神醫學的宗教思想。也有機構將疾病現象的研討訴諸以情緒性、故事性的文字而非科學的、知識性的探討，使整個對話往往失去焦點。 坊間亦有商人等宣傳自費保健食品、花精皂、人造磁鐵、自然/天然療法 、營養食譜/處方、及「血液尿液檢測」等試驗者、提倡者、成分、短中長期之安全性、有效性、科學根據、官方認證等皆不明的療法。社會上有些人散播不具醫學實證的謠言，即便是出於善意，卻因為欠缺專業知識，而可能讓患者因此而延誤治療、應治療而未治療、或造成不少家庭誤信並因此付出許多不必要的代價。 也有人認為ADHD及其藥物在台灣有被過度診斷、過度治療與濫用之虞，然而，台灣兒童及青少年患有ADHD之盛行率約介於7%至7.5%，全世界的平均值約為7.2%（95% 信賴區間：6.7%至7.8%），兩者並無顯著差異。根據健保資料庫，小於18歲之ADHD患者求診率約2.3%至2.5%，用藥率約1.6%，約1%的患者接受足夠時間的完整治療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台灣其實反而有低度診斷的情形。

「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則是對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方式表達關切，然而過程中曾引發一些爭議。該聯盟的發起人指出：「『神經多元性』的醫學論點意指我們應該接納每個人生來就有不同的腦與不同的特質，有的發展（發育）快、有的慢，這當中有先天的因素，也可能是後天造成的，包括空氣污染、缺乏運動、過量的甜食與食品添加物、錯誤的教養方式等，都可能影響專注力或衝動控制的能力。」然而「神經多元性」實質上是一個「公民社會運動」 。而空氣污染、缺乏運動、過量的甜食與食品添加物、錯誤的教養方式等，都不會導致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類似症狀，它們並非「因果關係」 （編註：相關不蘊涵因果關係）。

天下文化曾經在官方臉書帳號發文轉述洪蘭教授的個人意見，引起專家學者強力批判而自行撤文。。

許多精神科醫師為了因應一股「因為對於疾病『片面』的了解」、「患者無法接受部分醫師缺乏專業素養的對待」、反智主義、或純粹「為反對而反對」所引起的反精神醫學浪潮而發文澄清 。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回應指出，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治療想法可以很多元，但介入方式必需要有科學證據及嚴謹的研究設計，包括對象治療多久，都應受到密切監督且應正視未經治療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可能衍生出的風險社團法人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創辦人陳錦宏醫師表示，過去資訊傳播認為「說孩子有ADHD」是一種「貼標籤」，而一般人的觀念也被塑造成「吃過動藥等於吸毒、吃藥小孩會變笨」，有些人以為用愛心就可以改變小孩子的問題，一直要求以輔導為主，卻忽略ADHD是一個生理疾病。孩子並非不想做到，而是真的做不到，不治療反而是一種壓制；ADHD也與「對孩子的標準太高」無關。

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並在其官方公告發佈數篇新聞稿，其內容除涵蓋對於當前治療策略的明確釋疑外，亦重申有科學根據、通過臨床試驗、獲得政府安全許可的把關才是一個療法對患者人生負責任的體現。

患者與其家庭的處境

在台灣，有ADHD患童出身清寒，又受到周遭環境不友善的對待，即便曾就醫尋求協助，仍遭不當管教而意外死亡的情事。 「在台灣，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成了孩子可以得到多少協助的關鍵因素。」

參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間接醫療協助_（社會資源協助）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病因學 § 社會因素

更多資訊：家庭暴力防治法_(中華民國)

台灣社會學家的觀點

參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治療方式的爭議

中華民國（台灣）有社會學學者從新聞媒體資料庫－聯合知識庫蒐集2001年起有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新聞報導，並從記者的報導中，利用內容分析方法分析出「兒童的過動問題一開始就以生物醫學模式來解釋，在處遇建議上則呈現從行為治療轉向藥物治療的明確趨勢」的結論。

美國有社會學家認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治療是一個把「不常見且不被廣泛接受的行為」（deviant behavior）醫療化的例子。抱持這種想法的社會學家認為ADHD的治療是把早期不屬於醫療範疇的學生在學表現的問題給醫療化（另有一說是指這是「特教醫療化」）。在中華民國，也有兩位學者附和這樣的論點。

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醫療人員相信ADHD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症」（genuine disorder），至少在症狀較明顯的人身上是這樣沒錯。美國醫療人員之間的爭議主要是圍繞在那些症狀輕微的病患的診斷及治療方式。（美國的ADHD流行率高於世界平均，詳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流行病學）

英國官方機構－英國傑出國家健康照護機構（NICE）在2009年發表聲明，聲明中有提及目前存在的爭議，但表示：當前的治療策略與診斷方法都是基於大量學術文獻所形成的學術界共識而得。

中華民國一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分析指出，台灣關於「西藥」的文化信念或成見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治療方式的爭議之中，扮演着催化劑的角色。

台灣精神醫學界的觀點

從學術研究的視角來探討，相較於鄰近國家對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自閉症的研究諸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自閉症、孩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之研究、臨床醫療、校園教育、家庭的實際整合評估介入、相關因素背後的成因機轉、危險因子、多元介入的成效、病程、預後等研究的支持（例如：挹注特別經費，成立自閉症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研究中心，以建立本土化之基礎研究、轉譯研究、臨床研究與服務之整合模式），台灣對上述研究的支持力道仍顯不足。 就臺灣的醫療層面探討：目前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相關專業人力（比如說：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等）資源仍相當缺乏，城鄉差距仍然頗大，以致許多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醫療需求（包括：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行為治療）無法被滿足。究因包括：健保結構/給付制度不夠合理、整體醫療規劃不足等問題。故合理調整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相關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並更進一步完善規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合理人力配置與專業人員之培育，是刻不容緩的要務。 由於一個個案的健保給付過低，使得醫師只能增加看診人數來提高收入。因此醫師分配給每個病患的時間有限，自然難以做詳細的評估。

教育層面而言，在校園與教育場所中，有心理衛生需求或是有嚴重行為情緒問題的學生，在校園常無法得到友善、妥善、合理的對待，究因包括：社會文化對於心理問題的負面標記、教師教學不良、心理輔導相關之執行人力與經費資源不足。故積極提升師生心理健康人權之正確認知與辨識能力、落實校園心理健康促進、充實校園心理輔導人力與增加相關教育經費，是迫切需要的。

除此之外，根據衛生福利部心理與口腔衛生司的資料，台灣在精神醫療照護上存在的盲點另有：

• 治療模式發展及處遇效能尚待精進。
• 社區居住與就學、就業服務需積極發展。
• 權益保障及去污名化待精進。
• 病人分級方式與連續性照護模式尚待改善。
• 精神病人的社區化照護仍需加強發展。

更多資訊：神智清楚主義、對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和勞資關係

參見

• 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