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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喬蒂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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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喬蒂納
Murray Chotiner
出生(1909-10-04)1909年10月4日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匹茲堡
逝世1974年1月30日(1974歲—01—30)（64歲）
 美國華盛頓特區
死因車禍
墓地維珍尼亞州福爾斯徹奇國家紀念公園
母校
職業律師、政治顧問
活躍時期1930–1974
知名於李察·尼克遜的顧問和競選經理
政黨共和黨支部
信仰猶太教
配偶
  • 菲利斯·李·喬蒂納（Phyllis Lee Chotiner，1932至1955年），離婚
  • 露絲·阿諾德·喬蒂納（Ruth Arnold Chotiner，1956至1963年），離婚
  • 咪咪·喬蒂納（Mimi Chotiner，1965至1971年），離婚
  • 蘭茜·喬蒂納（Nancy Chotiner，1971至1974年），丈夫去世後成為寡婦

莫瑞·M·喬蒂納（英語：Murray M[1] Chotiner，1909年10月4日—1974年1月30日）是美國競選戰略家、律師、官員，也是第37任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大部分政治生涯期間的親密夥伴和好友。他於1950年和1952年擔任尼克遜的競選經理，分別幫助後者成功當選為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參議員和美國副總統，還有為加州其他共和黨政治家擔任競選經理。在尼克遜贏得的兩次總統大選中都有喬蒂納的參與，不過均是擔任比較低調的職位。

喬蒂納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堡，他的父親帶着全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州後拋棄了自己的妻兒子女。喬蒂納先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後又從西南法學院畢業。他在洛杉磯從事法律工作，並逐步進軍公關領域。涉足共和黨政治後，他在多場政治選舉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38年他參加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選舉，但沒有成功。

1946年尼克遜首次參選國會議員期間請來喬蒂納擔任政治顧問，由於當時美國國內將共產主義視為主要的潛在威脅，喬蒂納建議尼克遜把自由派對手、聯邦眾議員傑里·沃里斯與被認為由共產黨主控的組織聯繫起來。之後尼克遜成功當選，於是到1950年的參議員選舉時他再次請來喬蒂納主導競選對抗聯邦眾議員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喬蒂納使用類似戰術，強調道格拉斯的投票紀錄並印發粉紅傳單加以指責，暗示對方同情共產黨。尼克遜又以較大優勢擊敗道格拉斯，喬蒂納接下來在1952年的總統大選中擔任尼克遜的競選經理，幫助後者解決反猶太主義的不利指控，並在一起威脅到候選人資格的基金事件中向尼克遜提供了堅定的支持，鼓勵他通過電視講話解決危機。

1956年，國會對喬蒂納進行了調查，懷疑他利用與尼克遜的關係來為私人法律客戶謀求好處，之後兩人分道揚鑣。之後尼克遜又請喬蒂納為自己1962年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和1968年競選美國總統工作。1969年尼克遜就職後，喬蒂納獲得政府公職，並於1970年成為白宮幕僚的一員。一年後他辭職回歸法律事業，但又參與了尼克遜1972年的連任選舉。喬蒂納認為水門竊聽案是件「愚蠢」的事，面對報紙上聲稱自己是案件主謀的指控，他以誹謗罪名將其告上法庭，最終獲得了可觀的和解賠償金。之後他繼續擔任尼克遜的非正式顧問直至1974年1月因車禍去世。尼克遜稱喬蒂納是自己的朋友，也是個「有價值的顧問和值得信賴的同僚」。

早年生活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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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眾議員查爾斯·W·里昂在1938年初選中擊敗了莫瑞·喬蒂納和寫入候選人羅伯特·海萊因

莫瑞·喬蒂納於1909年10月4日生於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堡，他的父親叫阿爾伯特·海曼·喬蒂納（Albert Hyman Chotiner），母親叫莎拉·喬蒂納（Sarah Chotiner）。莫瑞出生後不久，全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哥倫布，並於1920年遷往加利福尼亞州[2]。阿爾伯特原本是位貿易雪茄製造商，到加州後找了份管理連鎖電影院的工作並很快拋棄了自己的妻兒子女[3]。

就讀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3]，莫瑞獲西南法學院錄取並在20歲時畢業，創下該校最年輕畢業生的新紀錄[4]，不過他還是必須要等到21歲時才能夠參加律師資格考試[2]。他起初與自己的哥哥傑克（Jack）一起從事法律工作，為多家博彩公司進行過辯護，不過最終兄弟倆解除了合作夥伴關係，莫瑞在洛杉磯開設了自己的法律事務所[5]。他之後曾表示自己的許多客戶「至少可以說是讓人討厭的」[6]。1940年代初，他開始跨足公關領域[4]。

莫瑞起初登記為民主黨選民，但很快就更換黨派加入了共和黨[7]。他投身到共和黨政治中，於1932年為夏拔·胡佛競選連任工作，但胡佛最終不敵民主黨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4]。1938年，莫瑞參選加州眾議員，他的對手是已經長時間擔任州眾議員的共和黨人查爾斯·W·里昂（Charles W. Lyon）。里昂成功地通過跨黨競選同時申請成為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初選候選人，並在兩黨初選中獲勝而輕易取得連任。他在共和黨初選中以較大優勢擊敗莫瑞，又在民主黨初選中以微弱多數戰勝羅伯特·海萊因，後者隨後改行開始撰寫科幻小說[8]。

1942年，厄爾·華倫成功當選為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喬蒂納擔任其競選團隊中的外勤主任[9]。但之後喬蒂納有一位客戶因涉嫌犯罪而需引渡到另一個州受審，於是他希望新上任的州長鑑於自己在1942年選舉中的支持來幫個忙，拒絕批准這一引渡申請[10]，將來會成為美國首席大法官的華倫因此解僱了喬蒂納[11]，並且禁止後者涉足自己1946年的連任選舉[4]。據尼克遜的傳記作者厄爾·梅佐（Earl Mazo）稱，喬蒂納曾表示，雖然人們會因「製造」了李察·尼克遜而記住他，但「厄爾·華倫才是我真正創造的人」[12]。

莫瑞在多個州委員會中擔任顧問，對電影業罷工、兒童寄宿家庭和敬老院中的暴力行為和生活條件進行調查[13]。1944年，他成為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議會主席，這是一個政黨活動的草根組織[14]，之前還曾擔任洛杉磯共和黨議會主席[15]。除了政治外，他還積極參與洛杉磯猶太人社區關係委員會的活動[2]。

李察·尼克遜的政壇崛起（1946至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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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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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1946年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選舉和1950年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參議員選舉

1946年，李察·尼克遜成為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共和黨候選人參選聯邦眾議員，他的對手是在任民主黨人傑里·沃里斯。競選經理羅伊·戴（Roy Day）請來喬蒂納擔任政治顧問，後者建議把沃里斯與產業工會聯合會下的附屬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聯繫起來，該委員會當時被認為受到共產黨的主控[4]。喬蒂納當時還在擔任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威廉·F·諾蘭（William F. Knowland）的南加州競選經理，並幫助後者成功取得連任，因此只能為尼克遜的競選活動投入比較有限的時間[16]。喬蒂納為諾蘭設計了競選口號「我們不會放棄」，意指民主黨對手小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 Jr.）會容許共產黨接手整個美國[4]。最終兩位共和黨候選人都擊敗了民主黨對手[17]。兩年後，喬蒂納出任紐約州州長湯馬士·杜威參選總統的南加州競選經理，但這次選舉沒有取得成功[2]。

1950年正在競選的尼克遜，喬蒂納是尼克遜右後方第二位身穿西裝的男子，眼睛看向自己的左下方

1949年9月，尼克遜聘請喬蒂納擔任自己的競選經理，為即將開始的1950年聯邦參議員選舉做準備[18]。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曼徹斯特·博迪（Manchester Boddy），導致民主黨嚴重分裂，而尼克遜比較容易地就獲得了共和黨提名。喬蒂納意識到，尼克遜不可能通過倡導更多的社會福利計劃來擊敗道格拉斯，因此他建議自己的候選人在共產主義議題上攻擊對手，當時這被視為是民主黨的一個弱點[19]。喬蒂納像初選中的博迪那樣，把道格拉斯和當時被認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美國勞工黨左翼聯邦眾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Vito Marcantonio）聯繫起來，聲稱兩人的投票立場幾乎完全相同，這些宣傳文章被印在粉紅色的紙張上，之後被稱為「粉紅傳單」，用來呼應之前博迪稱道格拉斯為「粉紅女郎」的說法[20][21]。不過，尼克遜在北加州的競選主席約翰·丁金斯皮爾和助手哈維·漢考克（Harvey Hancock）拒絕在他們的領地中派發這樣的傳單[22]。隨着韓戰的爆發，道格拉斯也在自己普選競選的首次演講中試圖把尼克遜描述寫一個對共產主義表現軟弱的候選人，但這樣的策略並不成功，喬蒂納指出：「她犯下了沒有堅持攻擊我們的弱點，反而攻擊我們強項的致命錯誤。」[20]

喬蒂納已經與州長華倫分道揚鑣，後者當時正為第二次連任競選，並且希望與尼克遜的競選「毫不相干」[23]。儘管如此，喬蒂納仍然設法操縱未來的首席大法官表態支持尼克遜[24]。他指示共和黨青年領袖，將來會成為聯邦眾議員的約瑟夫·F·霍爾特（Joseph F. Holt）一直跟着道格拉斯，在對方出現的每一個公共場合要求對方表明自己支持的州長人選[16]。道格拉斯一再迴避了這個問題，但到了距選舉日還剩四天時，激烈的競選已經讓她「接近崩潰」，面對霍爾特又一次提出的問題，她表示自己「希望並祈禱」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占士·羅斯福（James Roosevelt）能夠當選[25]。欣喜之下，喬蒂納又讓一位記者詢問華倫對道格拉斯回復的看法，這位很受歡迎的州長表示：「鑑於她的發言，我可能會問她對星期二聯邦參議員選舉投票時我這一票走向的看法。」[25]喬蒂納將這一回應宣傳為華倫對尼克遜的認可，對此華倫沒有否認[26]。最終華倫和尼克遜都在選舉日中以壓倒性優勢取勝[27]。

喬蒂納在尼克遜國會競選中使用的策略仍然存在爭議。前聯邦眾議員沃里斯認為自己是「尼克遜和喬蒂納政治成功公式上的第一名受害者」[28]。民主黨人則稱他為使用下三濫手段的大師，通過指稱道格拉斯對共產主義態度軟弱而無情摧毀了後者的政治前程[29]。喬蒂納的兒子之後表示：「我覺得他是真心相信（道格拉斯）是個壞人……他會把自由派和民主黨人都等同於共產黨員」[18]。而喬蒂納自己則這樣看待1950年的選舉：「我們只是陳述事實，如何詮釋這些事實是選民的特權。」[30]

1952年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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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跳棋演講

1952年，喬蒂納再度擔任諾蘭的競選經理。諾蘭通過跨黨選舉成功贏得了兩大主要政黨的初選，從事實上保證獲得連任[5]。喬蒂納還擔任了霍爾特在加利福尼亞州第二十二國會選區共和黨初選的競選經理。參議員尼克遜在霍爾特和州參議員傑克·坦尼（Jack Tenney）之間選擇支持前者，喬蒂納於是提議向尼克遜提供坦尼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文件——州參議員曾有過共產主義傾向，不過他早已宣佈放棄了這一理念。尼克遜安排喬蒂納去取這些本應只在國會中使用的文件，不過他顯然沒有在競選活動中公開使用過。之後霍爾特在初選中擊敗坦尼，並在接下來的普選中獲勝。[31]

初選結束後，喬蒂納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在芝加哥召開的1952年共和黨全國大會上。雖然包括尼克遜在內的加利福尼亞州與會代表都曾承諾支持州長華倫贏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但喬蒂納意識到尼克遜要想在政壇更進一步，最好的機會就是獲得懷特·艾森豪威爾上將提名為競選搭檔，後者當時正與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羅伯特·塔虎脫進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激烈爭奪。[32]

喬蒂納悄悄為大會制訂了一個原有人選放棄後的備用人選方案，州長華倫得知此事後「憤怒地爆發了」[33]。喬蒂納曾自願為加利福尼亞州代表安排會議行程，其中包括在康拉德希爾頓酒店的華倫競選總部。尼克遜向華倫保證，喬蒂納只是到酒店處理實際的工作安排[34]，州長也不希望在這個時候與參議員鬧翻[35]，因此勉強同意讓喬蒂納繼續為大會工作[35]。當加州代表團的火車到達芝加哥後，華倫的競選團隊發現喬蒂納安排運送代表前往酒店的客車上都附有「選艾森豪威爾當總統」的橫幅，州長的支持者匆忙地將其換成了支持華倫的標誌[36]。喬蒂納還在華倫競選總部暗中安裝了一部電話，以便自己悄悄地向尼克遜告知最新進展[37]。他還與艾森豪威爾的助手，將來會成為美國司法部長的小夏拔·布勞內爾（Herbert Brownell, Jr.）保持着密切聯繫。華倫對艾森豪威爾進行了一次禮節性的拜訪，他之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想像一下，當發現將軍套房的看門人竟然是莫瑞·喬蒂納時，我有多麼吃驚。」[38]艾森豪威爾在大會上的首輪投票中戰勝塔虎脫和華倫贏得共和黨提名[39]，而華倫還受到了最後的侮辱，喬蒂納超支了預算，迫使州長等人自掏腰包支持酒店費用[40]。

雖然有喬蒂納從中捍旋，但尼克遜對於是否應該接受可能得到的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有些打不定主意，他的夫人帕特就希望丈夫婉拒。喬蒂納認為，如果共和黨在大選中落敗，尼克遜仍然可以擔任聯邦參議員，如果成功當選副總統後再回歸平民生活，他仍將擁有一份利潤豐厚的法律職業生涯。但是，如果他不接受這個成為副總統的機會，由於參議員諾蘭身體健康而且還很年輕，尼克遜今後多年都可能不過是一位來自加州的小輩參議員[41]。尼克遜被說服了，他接受了艾森豪威爾的提名，同時諾蘭的連任已成定局，喬蒂納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尼克遜的競選經理[5]。

尼克遜接受提名後不久，他於1951年簽訂限制性契諾購買一套房屋之舉爆發了爭議，這一限制性契諾中禁止買家再把房子轉售或出租給猶太人。身位猶太人的喬蒂納成功地向反誹謗聯盟和猶太人媒體表明了對尼克遜的支持，向他們提供了一份尼克遜對猶太人有利的主張名單。尼克遜的幕僚指出，這份房產契約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無效的，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已在1948年的雪萊訴克雷默案（Shelley v. Kraemer）中裁定，法院不能執行存在種族歧視的不動產契約。這一爭議沒有對尼克遜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但有在他後來的競選中一再浮現。[42]

華倫的支持者對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的變數耿耿於懷，相信這其中也有尼克遜從中作梗，於是把後者接受一個私人團體所設基金來給自己政治開支報銷的事情泄露給了媒體[43]。事件的發展很快變得對尼克遜極為不利，甚至直接威脅到了他的候選人資格[3]。喬蒂納告訴參議員，如果後者被強迫退出選舉，自己會召開一場大型新聞發佈會把所有迫使尼克遜退出的內幕全部抖出來，喬蒂納還補充道，由此產生的轟動對兩人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反正他們從此都將與政治絕緣[1]。這樣的話讓參議員大受鼓舞，於9月23日在洛杉磯通過電視和廣播向全國發表了跳棋演講，尼克遜在演講中為自己辯護，並動情地表示無論別人怎麼說，他都打算留下支持者送的其中一件禮物：一隻黑白色的美卡犬，他的女兒給其取名為「跳棋」（Checkers），這也正是此次演講被稱為跳棋的原因。這場演講為他贏得了如泉涌般的公眾支持，但由於艾森豪威爾遲遲不願發表支持競選搭檔的聲明，尼克遜的擔憂變成了憤怒，他指示秘書羅斯·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發電報給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宣佈退出選舉，但喬蒂納及時阻止了電報的發出[29]。尼克遜之後這樣稱讚喬蒂納的忠誠和支持：「這整個基金事件中，喬蒂納就像石頭一樣，是我最強大的後盾。」[44]艾森豪威爾最終支持了尼克遜，兩位共和黨候選人也在11月的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勝出[45]。

「有影響力的人」，國會調查（1953至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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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喬蒂納寄給尼克遜的信封

尼克遜成為副總統後，「熱愛政治，並且討厭自己在比佛利山所經營的保釋擔保法律業務[46]」的喬蒂納把自己的部分法律業務遷至哥倫比亞特區[29]。他受到了許多律師、記者和政客的歡迎，顯示出一種敏捷而帶有嘲諷意味的幽默感[6]。1955年11月，他的首任夫人菲利斯·李選擇了離婚，稱丈夫經常因業務往來而一連幾個星期不回家[47]。1956年11月17日，喬蒂納娶了曾長期擔任他助理的露絲·阿諾德為妻[48]。

儘管喬蒂納成功推動了尼克遜的事業，但副總統的眾多支持者雖然尊重他，但並不是都認同他。例如早在1946年選舉中就支持尼克遜對抗沃里斯的弗蘭克·約根森這樣形容喬蒂納：「據我所說，莫瑞對那些沒有他那麼聰明的人非常不耐煩。他習慣於在這些人身上踩過去，繼續前進。他不會理睬身後造成的一片廢墟，但他能夠完成任務。」[49]尼克遜一家的朋友，惠提爾學院董事赫爾曼·佩里（Herman Perry）表示：「每當莫瑞想出更多的公關技巧時，我都會是最早認識到這一點，並最早給他記下功勞其中一人……（但）我唯一不希望他去做的事情就是擔任四分衛，在球隊裏指揮其他球員，（因為）這是我的工作。」[50]

1955年，喬蒂納在共和黨全國競選學校發表演講[5]。他這樣形容自己的競選哲學：

我真誠地相信，如果你不在開始競選前就給對手猛烈打擊，那麼你就註定要失敗。我相信，在一個與選舉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宜上攻擊某一個人屬於抹黑……但是指出你對手的紀錄並不屬於抹黑。[1]

喬蒂納預定要在艾森豪威爾和尼克遜的連任競選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之前代理過的官司引來了麻煩，大西洋城服裝廠商克拉維茨兄弟因涉嫌政府合同欺詐而被罰款和關閉[6]，1956年4月25日，一個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下屬小組委員會在對軍購進行調查期間傳喚喬蒂納到委員會前作證。參議院想要知道，為什麼一家已經有了六名律師的新澤西州公司會再聘請一個加州律師，特別還是這樣一個與副總統尼克遜關係密切的人[51]。

羅伯特·F·甘迺迪是當時參議院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5月2日，喬蒂納來到小組委員會前作證，他在證詞中表示，該公司當時正打算擴張到加利福尼亞州。對於司法部律師有關刑事指控的問題，他表示客戶沒有要求過，並且自己也沒有提供過特殊關照[51]。之後將成為美國總統的約翰·F·甘迺迪是委員會成員之一，他的弟弟羅伯特·F·甘迺迪則是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後者的追問下，喬蒂納還透露自己也是新澤西州黑幫分子馬可·瑞吉里尼（Marco Regnelli）試圖延緩一份驅逐令時所請的律師之一。他在作證期間表示，自己從來沒有與尼克遜談論過自己的任何客戶，也從未利用副總統的職權謀求任何商業利益[9]。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喬蒂納回敬甘迺迪稱自己完全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傳喚。他否定任何權錢交易的指控，反問對方能否解釋清自己成為這個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與他的哥哥就是委員會成員之間是否存在聯繫[52]。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領袖帕特里克·墨菲·穆林（Patrick Murphy Malin）也同意，要求喬蒂納前來作證之舉的確有「政治騷擾色彩」[52]。《時代》雜誌這樣總結這些聽證會：「這個星期結束時，有兩點已經得到明確：1、莫瑞·喬蒂納曾工作過的一些客戶顯然把他視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2、根據已經援引的證據來看，顯然沒有任何客戶成功地利用他的影響力來受益。」[9]

1956年6月2日，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宣佈，喬蒂納不會在即將展開的大選中扮演任何角色[53]。6月6日，一個眾議員小組委員會透露，喬蒂納曾給艾森豪威爾寫信，請求總統在民用航空委員會（Civil Aeronautics Board）前給斯坦利·韋斯（Stanley Weiss）的北美航空公司低成本包機線路說情。喬蒂納承認有向白宮幕僚詢問有關該案的情況，但否認有動用任何關係來為任何客戶謀利。白宮官員表示他們只是問過民用航空委員會大概會在什麼時候作出決定，而北美航空公司最終也受到了不利的裁決。[54]

1956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國會都在繼續對喬蒂納進行調查，並推遲到大選結束後再繼續進行[55]。參議院小組委員會最終於1957年9月5日發佈了報告，認為喬蒂納沒有什麼問題需要負責[56]。眾議院的調查一直拖到了1958年，到了這個時候，調查的重點已經轉移到白宮幕僚長謝爾曼·亞當斯（Sherman Adams）身上，他曾就航空公司包機線路一事給喬蒂納寫過兩封信[57]。在參議院作證後，尼克遜與喬蒂納分道揚鑣，稱後者的困境是「一齣悲劇」[3]，但到了1959年，兩人再次成為了朋友[58]。參議員諾蘭於1958年參選加州州長，他曾考慮聘請喬蒂納擔任競選經理但最終沒有實施，最終也在選舉中敗給了埃德蒙·G.「帕特」布朗（Edmund G. "Pat" Brown）[58]。喬蒂納沒有在尼克遜1960年參選總統的競選中發揮任何顯著作用，後者也以微弱差距輸掉了這場選舉[3]。之後雖然尼克遜在政壇節節失利，但喬蒂納一直對他忠心耿耿，相信尼克遜有朝一日必定能當上總統[6]。

政治在野和回歸（1960至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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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喬蒂納參選聯邦眾議員，聲稱參議院的報告中沒有任何事項對他不利，自己已經得到了平反[59]。喬蒂納在競選期間宣稱擁有尼克遜的支持，但後者否認了這點[60]，他最後在共和黨初選中不敵阿爾方佐·E·貝爾（Alphonzo E. Bell）[61]。

1962年初，喬蒂納擔任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參議員候選人勞埃德·賴特（Loyd Wright）的初選競選經理，後者在共和黨初選中以較大差距被在任參議員湯馬士·庫切爾（Thomas H. Kuchel）擊敗。1962年8月，他又作為志願者加入尼克遜競選加州州長的工作團隊，對手是在任民主黨州長帕特·布朗[61]。競選期間，喬蒂納和尼克遜出現了一項重大分歧，後者決定對保守派組織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進行譴責，但喬蒂納對此表示反對[29]。在競選的最後幾周里，布朗和尼克遜的爭鬥變成了一場「巷戰」，雙方都有發佈「抹黑」傳單並由此引發了司法大戰[62]。喬蒂納的參與也成為競選活動中的一個問題，有傳言稱他又使用了下三濫的手段[63]，一位共和黨人苦澀地描述喬蒂納是「纏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62]。最終布朗以五個百分比的優勢戰勝尼克遜[62]。

這場選舉五天後，喬蒂納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的一欄名為《李察·M·尼克遜的政治訃告》（The Political Obituary of Richard M. Nixon）的新聞評論節目上，由霍華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主持。出場嘉賓除喬蒂納外，還有傑里·沃里斯、密芝根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傑拉爾德·福特和前國務院官員阿爾傑·希斯，其中沃里斯和希斯旨在對尼克遜作出負面評價，而喬蒂納和福特則為前副總統辯護。希斯的參與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市民認為，讓一個已經被法院定過罪的重罪犯上電視對前副總統進行攻擊是一件有欠體面的事。這個節目很快停播，1963年春，史密斯的這個新聞評論節目也被停播。[64]

喬蒂納繼續從事法律工作。1962年，他的第二任太太露絲提出離婚[65]，喬蒂納於1965年再婚[66]。1966年1月，律師兼土地開發商查爾斯·W·辛曼被捕並受到陰謀謀殺喬蒂納的指控。後者曾在辛曼夫婦的爭議性離婚案件中代表辛曼夫人，辛曼還因未能支付其費用而蹲了11天監獄[67]。辛曼並沒有就謀殺採取實際行動，他被判入獄服刑一到五年[68]。1957年，喬蒂納的一位客戶及其女兒在他位於比佛利山的辦公室被分居的丈夫所殺[69]。

喬蒂納參與了尼克遜1968年的競選，但為了避開公眾視線，他的職位是競選經理約翰·N·米切爾的特別助理[70]，負責擔任競選團隊和14個州級共和黨組織間的聯絡員[29]。他成功地在漢弗萊的競選團隊中安插了一個臥底[71]，後者幾乎每天都會發回民主黨候選人及其助手們私下或未經報告的意見報告，並對其士氣加以評估[71]。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這樣評價尼克遜1968年的競選：

（米切爾）和莫瑞·喬蒂納才是這場選舉中真正的功臣，而不是那些稱尼克遜為「產品」，仿佛他是某種腋下除臭劑的做作公關偽君子。[72]

總統顧問（1969至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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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律師（1969至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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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11月的大選中勝出的尼克遜次日就問起喬蒂納想要份什麼樣的工作，後者表示自己希望能成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但這是不可能的[73]。與此同時，將喬蒂納視為競爭對手的米切爾和即將成為白宮幕僚長的H·R·霍爾德曼希望他不要在白宮工作，於是提議讓喬蒂納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執行董事，與有名無實的主席相比，這個位置才真正擁有實權。尼克遜擔心喬蒂納的打手聲譽會產生不利影響，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於是喬蒂納也就結束了自己在加州的事務[73]。

喬蒂納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有了間辦公室，名義上是負責總統就職典禮的門票事宜[3]。委員會主席雷·布利斯（Ray Bliss）及其助手對他的出現感到不安，並得知他在1月20日尼克遜正式就職後就會離開這裏。與此同時，尼克遜和他的助手選擇了馬利蘭州聯邦眾議員羅傑·莫頓（Roger Morton）做新任委員會主席，後者也同意在布利斯離任後立即繼任，不過，莫頓並不知道總統對喬蒂納的安排。1969年1月10日，尼克遜與布利斯見面，但他不忍心當面告訴對方已被解僱，於是一方面布利斯繼續擔任主席，另一方面莫頓無法上任，喬蒂納也就在總統就職典禮後整整在辦公室里待了一個月無所做為，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則對他在那裏的工作感到奇怪。[73]

尼克遜、霍爾德曼和米切爾都沒有告訴布利斯喬蒂納將掌握實權，最終喬蒂納只好自己直接告訴了後者。布利斯震驚之下聯繫了霍爾德曼，後者表示喬蒂納所言確是實情，於是布利斯立即就辭職了。布利斯的助手公開了他辭職的原因，一位叫大衛·S·布羅德（David S. Broder）的記者聯繫了喬蒂納，後者確認了消息。莫頓拒絕作喬蒂納的傀儡，並向媒體表示自己不願意讓喬蒂納以任何身份留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米切爾派下屬約翰·西爾斯（John Sears）告訴喬蒂納，他不能再在委員會呆下去。面對這樣的壞消息喬蒂納表示，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受到糟糕的對待了，他那分居的妻子就曾預言尼克遜終有一天會整到他的頭上。[73]

喬蒂納的加州的生意已經荒廢，房子也賣了，所以還是需要找份工作。霍爾德曼不願讓他去白宮，尼克遜的一眾助手也認為由民主黨主控的參議院不大可能會批准喬蒂納出任任何職位[73]。1969年4月10日，代理貿易談判特別代表狄奧多·R·蓋茨（Theodore R. Gates）任命喬蒂納擔任自己的首席法律顧問，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白宮宣佈由蓋茨接替卡爾·J·吉爾伯特（Carl J. Gilbert）的職位[70]。4月1日，尼克遜發佈第11463號行政命令，令該首席法律顧問職位成為政治任命，大幅提升了其薪金標準[72]。尼克遜的新聞發言人羅納德·澤格勒表示，這一報酬提升是因為新的在職人選與以前相比預計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74]。

喬蒂納寫給霍爾德曼的一份建議尼克遜請約翰尼·卡什保持中立的備忘錄。

1970年1月13，尼克遜任命喬蒂納擔任自己的特別顧問，向白宮幕僚長霍爾德曼匯報工作[75]，後者在日記中形容此舉讓他感到「喜憂參半」[76]。澤格勒表示，新顧問將負責處理「各種特別項目」，《紐約時報》估計，考慮到喬蒂納的過去，他的任務很可能會是政治性的工作[75]。霍爾德曼在自己的日記中指出，這位新下屬的工作是「白宮內的政治選舉負責人」[76]。喬蒂納擔任着白宮與31個州的共和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員[1]。1970年3月，喬蒂納在共和黨青年組織領袖研討會上授課，他建議共和黨人在與聯邦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競選期間只要有機會，就要提及查帕奎迪克事件（Chappaquiddick incident），同時又要堅稱這一事件並不是競選中的問題。喬蒂納表示：「只要他說的次數夠多，我想麻省的選民就都會知道發生在查帕奎迪克的事了。」[77]

1970年選舉期間，喬蒂納參與了共和黨候選人的物色工作，旨在讓共和黨獲得聯邦參議院的多數席位，但這最終沒能成功[78]。喬蒂納的一些朋友表示，尼克遜在新聞報道指稱他拋棄了自己的前任競選經理後也參與進來[6]，但喬蒂納本人否認這一說法，稱白宮中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可用之材，因此他得以擔任特別顧問[72]。他還負責協調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的競選，與包括紐約州共和黨參議員查爾斯·古德爾（Charles Goodell）在內的自由主義激進派參議員候選人對抗[3]，後者隨後敗給了保守黨候選人占士·L·巴克利（James L. Buckley）[79]。喬蒂納表示，自己與尼克遜20年來的合作讓他得以在無須任何事情都區細無遺地同總統商議後再採取行動[80]。

晚年（1971至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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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月，喬蒂納與結婚五年的第三任夫人咪咪因「無法調和的分歧」而離婚，兩人還經過了一場苦澀且存在爭議的法庭審判。咪咪作證時稱，兩人的婚姻困境是在丈夫離開加州去為尼克遜的競選工作時開始的，莫瑞則反駁稱，咪咪曾表示自己對他在尼克遜政府的工作地位「不夠滿意」[66]。她還曾拒絕陪同丈夫前往哥倫比亞特區，並在法庭上表示這是因為自己的孩子們都在加州的學校念書[66]。兩人離婚後，莫瑞於5月30日再婚[81]。

1971年3月，喬蒂納辭去了在白宮的工作，開始繼續從事法律工作[82]。他代理了前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主席占美·霍法（Jimmy Hoffa）的案件，後者曾得到過提前假釋的承諾。1971年11月，喬蒂納給霍爾德曼寫信，指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霍法即將獲得假釋，總統尼克遜於是在當月晚些時候對霍法給予赦免。這一過程於1973年曝光後，喬蒂納表示他對自己在霍法案中的作法感到自豪[83]。喬蒂納還有為牛奶生產商向白宮進行遊說，他們是共和黨的主要捐助者，希望能夠提升牛奶價格[29]。

1972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喬蒂納擔任尼克遜競選的選票保安特別工作組負責人[84]，《華盛頓郵報》形容這「很大程度上屬象徵性」的職位[6]。1971年3月，根據米切爾的指示，喬蒂納聘請了失業記者西摩爾·弗里汀（Seymour Friedin）以在職記者身份陪同多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一起旅行。弗里汀將報告發給喬蒂納，後者加以修改後再由秘書打出來轉交米切爾和霍爾德曼，其中米切爾於1972年辭去了聯邦司法部長職務開始負責尼克遜的競選連任工作。1972年8月，弗里汀找到了別的工作，喬蒂納於是又找來盧西安·戈德堡（Lucianne Goldberg）代替，後者在餘下的總統競選期間一直從事着這份工作。兩位記者均被冠以代號「查普曼的朋友」（Chapman's Friend），周薪1000美元外加各項開支，由喬蒂納的法律辦公室賬戶支付，這個賬戶又由總統連任委員會報銷[85]。委員會將呈報他的開支並予以報銷，聯邦政府審計總署認為這違反了聯邦選舉法[84]。不過喬蒂納則表示，這其中的安排「沒有任何秘密或非法之處」[12]，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之後也決定不因這些報銷行為對總統連任委員會成員提出起訴，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無法證實其中存在犯罪意圖[86]。

1973年4月，紐罕布什爾州的一家報紙指控喬蒂納是水門竊聽案的組織者，後者以誹謗罪名將該報及其首席調查員告上法庭。1973年12月，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喬蒂納獲得了一筆未公開但數額巨大的賠償，該報還在1973年12月31日以頭版登出道歉聲明並收回其指控[87]。1973年1月，喬蒂納形容水門事件是「一起由那些看了太多電視節目，特別是看了太多集《虎膽妙算》的人所進行的愚蠢、無用、空洞的實驗」[6]。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喬蒂納與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及其他大部分白宮和總統連任委員會成員都關係平平[6]。在一盤討論水門竊聽案餘波的白宮錄音帶中，霍爾德曼告訴尼克遜，他的前任競選經理還沒有牽扯進來，而總統表示強烈反對把喬蒂納與白宮聯繫起來[88]。面對請喬蒂納為自己辯護的建議，尼克遜擔心後者可能不會願意這麼做[14]。

1973年10月，喬蒂納建議尼克遜解僱特別檢查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此事後來被稱為「星期六之夜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喬蒂納當時表示：「這個叫考克斯的傢伙會無所不用其極，必須得把他趕走。」[89]據喬蒂納的朋友，尼克遜的傳記作者厄爾·梅佐稱，喬蒂納深信總統與水門竊聽案毫不相干，還相信總統到了1974年春時就會忘掉這場醜聞[6]。喬蒂納的哥哥傑克也說：「他總是覺得尼克遜是個天才。」[18]

逝世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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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維珍尼亞州福爾斯徹奇的莫瑞·M·喬蒂納之墓

1974年1月23日，喬蒂納在維珍尼亞州123號公路的費爾法克斯縣境內路段上發生車禍，事發地點距麻省聯邦參議員愛德華·M·甘迺迪的家不遠，後者馬上叫了救護車。喬蒂納斷了一條腿，不過看起來有恢復跡象。就在安排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他開始無法控制地喘氣，經X光檢查發現他的肺部附近存在血塊。醫院進行了搶救，但無濟於事，最終喬蒂納因肺栓塞而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醫療中心逝世。尼克遜的助理新聞發言人傑拉爾德·R·華倫（Gerald R. Warren）表示總統對此事「深感痛心」。[3]

尼克遜稱讚喬蒂納是「有價值的顧問和值得信賴的同僚，但最重要的是，莫瑞·喬蒂納是我的朋友」[12]。喬蒂納去世後留下了自己的第四任妻子蘭茜[90]，還有首次婚姻的兒子肯尼斯（Kenneth），兩位繼女蕾妮（Renee）和朱莉（Julie），以及哥哥傑克[3]。總統出席了他的葬禮，並傷感地告訴蘭茜·喬蒂納，她的丈夫是個「了不起的人」[90]。

喬蒂納葬在維珍尼亞州福爾斯徹奇的國家紀念公園[91]，「喬蒂納定律」就是以他命名，其大意為：如果一位現任官員在初選中就受到了嚴峻挑戰，那麼他將無法在普選中恢復，並最終落敗。自喬蒂納去世到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時止，這一定律還從未出過錯[92]。

喬蒂納的朋友認為他擁有「完美的政治技巧」，仇敵則把他視為「徹底的政治打手」[1]，但也經常表示喬蒂納對自己在政治中的一切作為都感到自豪[3]。羅蘭·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對他做出這樣的總結：

從許多方面來看，喬蒂納都是尼克遜政治陣營中最有意思的一個人：積極進取，以自我為中心，業餘選手中的專業人士，高明、霸道、冷酷無情，有魅力，習慣性地矯枉過正，不斷擴大自己的操作範圍。媒體給他塗上邪惡的色彩，對於尼克遜來說，他既是公關難題，又是寶貴的競選戰略家。[73]

註釋

[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Madden & 1970-10-12.
  2. ^ 2.0 2.1 2.2 2.3 Gellman 1999，第286頁.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Lydon & 1974-01-31.
  4. ^ 4.0 4.1 4.2 4.3 4.4 4.5 Morris 1990，第292–293頁.
  5. ^ 5.0 5.1 5.2 5.3 The New York Times & 1956-05-04.
  6. ^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Cannon & 1974-01-31.
  7. ^ Becker & 1956-05-16.
  8. ^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38-09-01.
  9. ^ 9.0 9.1 9.2 Time & 1956-05-14.
  10. ^ Cray 1997，第208頁.
  11. ^ Morris 1990，第270頁.
  12. ^ 12.0 12.1 12.2 Feever & 1974-01-31.
  13. ^ Bonafede & 1970-05-30，第1,131頁.
  14. ^ 14.0 14.1 Maisel 2001，第321頁.
  15. ^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43-08-22.
  16. ^ 16.0 16.1 Katcher 1967，第257頁.
  17. ^ Morris 1990，第334頁.
  18. ^ 18.0 18.1 18.2 Morris 1990，第532頁.
  19. ^ Pitney 2001，第48–49頁.
  20. ^ 20.0 20.1 Ambrose 1988，第215–217頁.
  21. ^ Gellman 1999，第299頁.
  22. ^ Fry 1980.
  23. ^ Katcher 1967，第260頁.
  24. ^ Katcher 1967，第256–257頁.
  25. ^ 25.0 25.1 Katcher 1967，第261頁.
  26. ^ Katcher 1967，第261–262頁.
  27. ^ Gellman 1999，第335頁.
  28. ^ Voorhis 1973，第9頁.
  29. ^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74-01-31.
  30. ^ Bochin 1990，第31頁.
  31. ^ Gellman 1999，第407–408頁.
  32. ^ Morris 1990，第672頁.
  33. ^ Morris 1990，第702頁.
  34. ^ Cray 1997，第231頁.
  35. ^ 35.0 35.1 Morris 1990，第703頁.
  36. ^ Cray 1997，第235頁.
  37. ^ Morris 1990，第714頁.
  38. ^ Cray 1997，第238頁.
  39. ^ Morris 1990，第729頁.
  40. ^ Black 2007，第209頁.
  41. ^ Morris 1990，第727–728頁.
  42. ^ Greenberg 2004，第48–49頁.
  43. ^ Black 2007，第216–217頁.
  44. ^ Morris 1990，第824頁.
  45. ^ Morris 1990，第848, 863頁.
  46. ^ Lungren 2003，第46頁.
  47. ^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55-11-09.
  48. ^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56-11-20.
  49. ^ Parmet 1990，第192頁.
  50. ^ Parmet 1990，第193頁.
  51. ^ 51.0 51.1 Trussell & 1956-05-03.
  52. ^ 52.0 52.1 Parmet 1990，第271頁.
  53. ^ The New York Times & 1956-06-03.
  54. ^ The New York Times & 1956-06-07.
  55. ^ The New York Times & 1956-09-23.
  56. ^ Trussell & 1957-09-26.
  57. ^ Walz & 1958-02-18.
  58. ^ 58.0 58.1 Mazo 1959，第73頁.
  59. ^ Hill & 1960-03-27.
  60. ^ Davies & 1960-06-08.
  61. ^ 61.0 61.1 Becker & 1962-08-12.
  62. ^ 62.0 62.1 62.2 Davies & 1962-11-08.
  63. ^ Schuparra 1998，第69頁.
  64. ^ The Museum of Broadcast Communications.
  65. ^ Greenberg & 1963-02-25.
  66. ^ 66.0 66.1 66.2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71-01-15.
  67. ^ The New York Times & 1966-01-20.
  68. ^ The New York Times & 1966-05-13.
  69. ^ Los Angeles Daily Mirror & 1957-07-19.
  70. ^ 70.0 70.1 Dale & 1969-04-11.
  71. ^ 71.0 71.1 Spragens 1988，第511頁.
  72. ^ 72.0 72.1 72.2 Bonafede & 1970-05-30，第1,132頁.
  73. ^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Evans & Novak 1971，第70–74頁.
  74. ^ The New York Times & 1969-04-12.
  75. ^ 75.0 75.1 Semple & 1970-01-14.
  76. ^ 76.0 76.1 Haldeman 1994，第119頁.
  77. ^ Walters & 1970-03-15.
  78. ^ Apple & 1970-04-06.
  79. ^ The New York Times & 1970-11-04.
  80. ^ The New York Times & 1970-06-11.
  81. ^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71-06-11.
  82. ^ The New York Times & 1971-03-05.
  83. ^ The New York Times & 1973-05-04.
  84. ^ 84.0 84.1 The New York Times & 1973-12-19.
  85. ^ The Ervin Committee 2005，第300–301頁.
  86. ^ The Washington Post & 1998-02-04.
  87. ^ The New York Times & 1974-01-01.
  88. ^ Kutler 2000，第280頁.
  89. ^ Kutler 1992，第401頁.
  90. ^ 90.0 90.1 The Los Angeles Times & 1974-02-05.
  91. ^ Bright-Sagnier & 1974-02-05.
  92. ^ The New York Times & 1992-02-22.

參考書目

[編輯]
《洛杉磯時報》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其它報紙
  • Becker, Bill. Chotiner becomes national figure. The Evening Outlook (Santa Monica, CA). 1956-05-16: 3. 
  • Mother and daughter, 15, slain in lawyer's office. Los Angeles Daily Mirror, repeated in Los Angeles Times news blog. 1957-07-19 [2013-12-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0）. 
  • Walters, Robert. Campaigner Chotiner back. The Washington Star. 1970-03-15. 
刊物
  • Bonafede, Dan. Men behind Nixon/Murray Chotiner: early tutor, political counselor. National Journal. 1970-05-30, 2. 
  • The friend from California. Time. 1956-05-14 [2013-12-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31）. 
在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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