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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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学是对明朝(1368年—1644年)的文学状态的概括。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同时期也是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明朝是中国传统高雅文学衰落,通俗大众化文学兴盛的时期,其中以“长篇小说”最为辉煌夺目。[1][2][3][4]

背景[编辑]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背景,明朝文学也是如此。

政治[编辑]

明朝朱元璋开国初期,他极力巩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制度和三省制度,建立“吏、户、礼、兵、刑、工”内阁六部,各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建立“锦衣卫”(秘密警察制度),秘密逮捕反对者,监视朝中大臣,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5]:176

经济[编辑]

明朝初年,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朱元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陆续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使得商业手工业迅速崛起。[5]:176

思想文化[编辑]

明朝朱元璋上台以来,实行“愚民政策”,删除《孟子》一书中的部分“民主”思想章节,大力主张“程朱理学”,中后期,民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王阳明的“心学”大放光芒,王艮李贽的“左派王学”席卷时代潮流,与官方思想抗衡。[5]:176

明朝教育制度是“八股取士”,钳制知识分子思想,荼毒知识分子灵魂,打压民主进步思想。[5]:176

明朝继承了北宋以来的“文字狱”,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抗。[5]:176

社会[编辑]

明朝社会矛盾有两条主轴,一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党争”,尤其是“东林党”和“邪党”之争,后来又是“复社”和魏忠贤的“阉党”之争。[5]:176另一条主轴是民间的阶级斗争,贪官、宦官腐败导致了民间群众的日益不满和造反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这个没落王朝。[5]:176

各体裁[编辑]

小说[编辑]

中国各朝代的“小说”发展非常缓慢,直到明朝才壮大成为文学的主流,取代“诗歌”的霸主地位。[5][1][2][3]中国小说最早可于追溯到时期,宋元话本是小说的兴起的前奏,明朝长篇小说主要是“章回体小说”,与世界长篇小说不同,它即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丰富了世界文化。[5]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和秦汉史学、人物传记著作为明朝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2][3][4]魏晋志怪、志人小说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开端。[5]

唐朝“唐传奇”文学的开启,丰富了古典小说的形式,之前的小说都是片言只语,取材于神话传说,记录方式是“笔记”、“寓言”,其轮廓简单、体制短小、形象模糊,只是小说的雏形,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朝“传奇”文学的诞生,标志着小说开始成熟。宋元话本则实现了语言的革新,以前都是文言文,话本更多的是白话[5]

明朝和清朝长篇章回体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走向大繁荣和巅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白话文长篇小说兴起,则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没落。[5][1][2][3][4]

中国古典小说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通俗小说)。[5]明朝的白话小说空前繁荣,短篇小说集有冯梦龙的《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后世也称“拟话本小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5][1][2][3][4]

明朝长篇小说分为四大类:《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西游记》为代表的神话小说;《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其中,《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又被誉为“四大奇书”。[5][1][2][3][4]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只有一个体制,就是“章回体”,由讲史话本演变而来。[5]宋朝话本分为四大类:说经、小说、合生、讲史,只有讲史发扬光大了。[5]现存宋朝话本有《全相平话五种》、《七国春秋平话》,每次到结束的时候总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引起悬念,吊观众胃口。这种形式也被引入到了明朝的长篇小说里。[5]

明朝中期后,章回体小说更加成熟,内容更加扩大,艺术上更加细腻、文采,语言更加口语化、通俗化。[5][6]回目上也由最早的单句到参差不齐的双句再到对仗工整的双句,标志着章回体长篇小说的成熟,其创作特征主要是:

  • 题材奇巧深广,情节曲折完整。

题材具有传奇性、偶然性、纵向和横向范围很深,写奇特的事件、传奇的人物,讲述人生和命运。[5]明朝之前的小说一味地追求“离奇”,明朝之后,讲究“奇、巧”,把事物的偶然和必然联系起来,就更加能吸引观众和读者。[5]小说家也更加注重描写“社会生活”,小说体现了小说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无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隐含着明朝社会的方方面面。[5]

明朝小说情节的形式是:组织上以“人”或“事”为线索;情节结构上,有“单线平行”、“双线平行”或“多线平行”;情节过程更加完整,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5]

  • 动态人物刻画

“以动传神”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显著特征。人物的刻画必须要有“言”和“行”,才能生动活泼,即使不写其姓名,一阅读对他的言行描述,就可以看出其是“某人”。[5]明朝古典长篇小说的突破就是“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想法,如《金瓶梅》。[5]

  • 语言通俗

明朝长篇小说讲究语言通俗,重视口语化,具有明快、洗练、幽默、生动、传神的特征,这是文言不及的。其次,通俗化的语言更加能烘托氛围、建立意境。[5]明朝长篇小说并非完全丢掉文言的使用,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里,可以看到诗词或韵文的使用,它们典雅富丽,有文白相间、相映成趣的艺术魅力。[5]

  • 艺术手法

明朝长篇小说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并且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代表性作品是浪漫主义长篇小说《西游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金瓶梅》。[5]

戏剧[编辑]

明朝的戏剧分为“杂剧”和“传奇”。[5][1][2][3][4]明朝杂剧是元朝杂剧的余波,总体上是在走向衰落;传奇从宋元南戏上发展而来,到明朝中期进入全盛时期。明朝传奇代表了明朝戏剧的最高成就。[5][1][2][3][4]

杂剧[编辑]

杂剧的全盛时期是元朝,到了明朝是强弩之末,明朝杂剧虽然有剧目500多种,剧本家100多人,但是从数量上和艺术成就上,无法和元朝杂剧企及。[5]

明朝杂剧比元朝杂剧有突破,结构方面,它突破了元朝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明朝杂剧有五折、八折的、一折的等等、体制更加自由;剧目的题名上,有的在第一折之前,有的是“副末开扬”的南戏形式;音乐方面,元朝杂剧只用北方曲调,明朝兼用南、北曲调,演唱方面,元朝杂剧是一人主唱到底,明朝杂剧有对唱、轮唱、合唱。[5]

明朝杂剧分为二个时期,以明武宗正德年间作为分界线。[5]前期是统治阶级的附庸,没有现实内容,纯粹歌功颂德,充满了道德说教,代表性人物是:朱有燉贾仲明王子一刘东生,代表性作品有:《黑旋风仗义疏财》、《关云长义勇辞金》。第二个时期的明朝杂剧则非常优秀,代表性人物有:康海王九思徐渭,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借古讽今、鞭挞社会黑暗、抨击腐败当局。[5]徐渭的《四声猿》是明朝杂剧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明曲第一”,它由四个独立的剧目组成,《狂鼓吏》(祢衡)、《玉蝉师》(月明和尚度柳翠)、《雌木兰》(花木兰)、《女状元》(黄春桃)。《四声猿》取自古代巴蜀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有悲愤、轻礼法、疾世俗的精神,语言豪迈奔放。[5]

传奇[编辑]

明朝传奇是在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北曲杂剧的唱腔形成的,篇幅宏大、题材广阔、情节曲折、词采丰富、人物生动;结构上,明朝传奇分“出”,和杂剧的“折”相同,一般是四五十“出”,或者百多“出”,分上下“本”;音乐上,吸取了杂剧同宫曲子联套的方式,杂剧唱北曲,南戏唱南曲,但是明朝传奇是南北曲都唱,同时,传奇不受杂剧“一折一宫调”的限制,可以“借宫犯调”、“换韵”;表演上,传奇各种角色都可以唱,演唱方式也丰富。[5][1][2][3][4]

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剧的进步和成熟,它占据了明朝和清朝的戏剧舞台,被后人誉为“明清传奇”。[5][1][2][3][4]

明朝传奇的分界线是嘉靖时期,前期的传奇和杂剧一样,被统治阶级用来宣扬礼教、辅助朝纲、文辞典雅,但是脱离社会劳苦大众,嘉靖之后,传奇走入民间,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三大传奇”、“三大戏剧流派”。[5]三大传奇是《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5]三大戏剧流派是:以汤显祖为代表是“临川派”,强调内容、讲究文采、反对格律,又名“文采派”;以沈璟为代表的“格律派”,讲究格律,有“因律害文”的弊端;以梁辰鱼为代表的“昆山派”,讲究音韵和语言的通俗,有“词藻堆砌”的弊端。[5]汤显祖的传奇是明朝传奇的代表,《牡丹亭》是明朝传奇的最高成就。[5]

诗歌[编辑]

明朝的诗歌和文章一同进入了衰落时期,远比明朝小说、戏剧逊色。[5][1][2][3][4]

明朝初期的元朝遗民宋濂刘基(刘伯温)、高启等,讲究现实主义,追求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成就较高,三人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5]明朝中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台阁体”,诗歌追求歌功颂德、赞美太平盛世,只是富贵地主阶级玩弄文字风雅的工具,进入了“形式主义”。[5]明朝末年,于谦戚继光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诗歌,具有刚健之气,饱含民生疾苦、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光辉,含有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5]

文章[编辑]

明朝的文章成就不高,整个明朝一直陷入了“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毫无“时代创新精神”。[5][1][2][3][4]明朝的文章模来仿去,一直没有描写现实生活,同时缺乏创新精神,给后世文学带来不利影响,间接促成了清朝考据派”的兴起。[5]明朝的“小品文”发达,代表人物有张岱,同时明朝的山水游记值得一阅,尤其是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5]

明朝中期“复古派”盛行,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反对“台阁体”,提出复古来改变文风,“诗宗杜甫、文崇韩、柳(韩愈柳宗元)”,侧重形式、追求古雅。[5][7]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提出“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取代了“台阁体”的社会地位。[5]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则推崇唐朝和宋朝的古文,肯定了“唐宋八大家”的地位和贡献,但是也陷入了“形式主义”,对后世没有什么重大影响。[5][8]

明朝中后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贵古贱今”和“模仿古人”,提出文章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给了“复古派”沉重打击,具有时代进步意义,但是他们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只注重形式创新,描写个人游历感受、感情等,不去描述民间劳苦大众的疾苦,使得题材单薄,内容狭窄。[5]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继承了公安派的理论,提出“幽深孤峭”的文风观点,来纠正公安派的“浮浅轻率”弊端,但是矫枉过正,反而更加狭窄,更加没有时代创新精神。[5]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马积高,黄钧. 《中国古代文学史》. 北京市: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5-01. ISBN 9787020067534 (中文(简体)‎).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史》.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08-01. ISBN 9787303093915 (中文(简体)‎).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中国古代文学史(元明清及近代)》.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04-01. ISBN 9787300045788 (中文(简体)‎).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郭豫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 北京市: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08-01. ISBN 9787810398596 (中文(简体)‎).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刘廷乾、李桂奎、喻斌、张辉忠. 《新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册)》. 天津市: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5-07-01. ISBN 7-5309-2228-9 (中文(简体)‎). 
  6. ^ 明代后期文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 和讯网. [2013] (中文(简体)‎). 
  7. ^ 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光明网. [2008] (中文(简体)‎). 
  8. ^ 明代不自觉的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动力. 人民网. [2011] (中文(简体)‎). [失效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