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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民意调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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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民意调查风波，通称港大民调风波，亦称锺庭耀事件，是香港的一宗政治争议，发生在2000年7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在报章撰文，指行政长官兼任香港大学校监的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有关行政长官及政府的民意调查。有关指称引起社会巨大回响，锺庭耀其后公开了传话人身份是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议成立一个三人独立调查小组，由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鲍伟华为主席，并在同年8月调查事件，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涉及事件也被要求作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9月1日发表，确定锺庭耀指控属实，认为路祥安在市民对政府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阻止不利政府的民调结果进一步打击港府声望。事件最后在9月6日，郑耀宗及黄绍伦宣布请辞告终。

事件涉及政府试图干预学术自由，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惊讶及批评，揭露了校长不仅没有肩负捍卫学术自由的责任，反而传递“中间人”施压的信息，企图干预校内学者进行研究的权利，对近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信誉造成影响。调查报告严厉批评路祥安作供“拙劣、不诚实”，然而董建华却公开指路祥安“可靠、诚实”，更表明会续用路祥安，对特区政府以至特首的诚信以至公信力都造成破坏。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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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香港大学成立隶属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当时黄绍伦是研究中心的首任主管，锺庭耀任助理研究主任。1991年6月，中心成立民意研究计划（Public Opinion Programme）收集民意数据，并研究和分析香港的民意发展，调查主题及项目均由中心自行釐定，锺庭耀任民意研究计划研究主任。研究中心由社会科学学院提供研究资源，研究亦接受外界委托的受资助调查。

1992年，港督彭定康上任不久随即引起中英政治争拗，刚创刊的《东周刊》开始委托民意研究计划进行民意调查，并刊登“市民对彭定康的评价”、“对立法局议员的评分”及“市民对政治团体的意见”等，及后报章更大篇幅刊登调查结果，整个特首民望的调查方法大致确立。

1996年9月，民意研究计划开始出版《民意快讯》，发表民意调查之主要发现，包括中心各项定期调查（tracking polls）的最新数据。同时，亦会就特定议题进行调查（ad-hoc polls），发表《民意快讯号外》（例如市民对特首施政报告的评价）。1997年，开始出版半年一期的《民意快讯合订本》，总结之前半年的结果。同年年初，锺庭耀亦曾以个人身份去信候任特首董建华，建议发展一套有利基层民主的议会制度。

1998年12月28日，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出版的《民意快讯合订本》显示，特区政府的满意度由1997年下半年的43%下降至1998年上半年的28%，然后再下降至1998年下半年的23%；同期特首声望评分由1997年12月的62.6分下降至1998年12月的57.7分。当时锺庭耀接受传媒访问时，分析结果显示“特区政府及特首的威信已响起红色警告”，很多报纸亦以“政府和特首的满意度跌至纪录低位”成为头条报导[1]，评论引起了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注意[2]。2000年5月，民意研究计划转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并成为全面自负盈亏项目[3]。

事件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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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7日，锺庭耀分别于《南华早报》和《信报财经新闻》撰文，指行政长官董建华过去一年多次透过特别渠道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政府及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意调查，其中《南华早报》同日更以头条〈Tung tried to warn me off, says pollster〉（民调学者：董告诫我停止）报导[4]。

2000年7月7日，锺庭耀在《南华早报》和《信报》的撰文择要：

Last year, more than once, I was given a clear message from Mr. Tung via a special channel that my polling activities were not welcomed. Mr. Tung did not like me polling his popularity, or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I was told that he did not like to see universities involved in such activities and that our polls should stop.

翻译：去年我不只一次收到董先生透过特别渠道传来的清晰讯息，指本人的民意调查工作不受欢迎。董先生不喜欢本人就其声望或政府的信誉进行民意调查，本人被告知他不喜欢见到大学涉及这些工作和我们要停止调查。

——Pressure to stop opinion polls not welcome（不欢迎叫停民调的压力），南华早报，2000年7月7日

在过去一年多，特首透过某些管道，不只一次向笔者传达信息，谓学界不宜就其本人及特区政府的表现进行民意调查。传话人更建议笔者停止有关工作。一时间，笔者变成了大学的负资产。那种感觉，非笔墨所能形容。

——信报：特首是否重视民意调查？，2000年7月7日[5]

事件公开后，特区政府随即否认有关指控。传媒、学者及公众不断要求锺庭耀公开第三者的身份。

政府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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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府反应强烈，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林瑞麟即日代表行政长官向传媒发表声明，指“行政长官绝对没有向锺庭耀发表任何讯息，要求停止他的民意调查工作，并指香港任何人士、大学或机构都可以自由地做他们的民意调查”[6]。其后，董建华在加拿大商会的午餐会上回应，断言否认“肯定没有要求香港大学停止进行民调”[7]。

同日，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则称，从未听过政府高层提及锺庭耀，又指董建华派人传话绝非其的性格[8]。翌日，行政长官特别顾问叶国华亦表示，“政府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指事件可能存在误会[9]。

翌日，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重申政府不会或幕后施压干扰学术自由，并以强硬措词指“锺博士的指责非常严重，批评此举损害了董建华形象及政府的公信力”[10]。 7月9日，陈方安生却一改日前语调，主动表示自己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以免日后影响其调查工作[11]。

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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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下午，当时政府已否认施压，锺庭耀召开记者会，拒绝公开第三者身分以及撰文所指的“特别渠道”。锺庭耀坚称有一名第三者清楚表达信息，他的理解为董建华不高兴学术机关做有关他声望的民意调查[7][12]。同时，锺庭耀表示特首既已说明继续重视学术机构进行民意调查，那追究谁是“第三者”便不重要。只希望有一个自由而安静的空间，继续进行独立的民意研究工作[13]。7月8日，锺庭耀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公开事件并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无意损害特区政府威信及特首的诚信，若最后发现是误会，会向特首道歉[9]。

港大发言人表示无从考究锺庭耀言论的真确性，大学一直尊重及鼓励学术及言论自由，政府过去并没有干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所做的任何一项民意调查，亦没有减少拨款，相信将来亦都不会[14][15]。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表示，从未曾听过下属锺庭耀受压，亦不知道事件来龙去脉，会要求他交代整件事情始末[16]。

传媒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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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当日所有报章都以显著篇幅报导事件，多份报章社论都认为指控严重，且牵涉学术自由及言论自由，政府单方面澄清并不足够，指锺庭耀有必要详细交待事件详情并公开第三者传话人的身份。

  • 星岛日报：要把传话人揪出来[17]
  • 明报：请锺庭耀清楚交代[18]
  • 经济日报：锺庭耀须给公众说个明白[19]
  • 新报：请第三者立即站出来[20]
  • 成报：披露第三者 判是非曲直[21]
  • 苹果日报：赤条条“国王”的确难看[22]
——2000年7月8日报章社评标题

《星岛日报》指自回归以来，曾出现过不止一次由“特首传话人”、“新华社传话人”传达讯息的模糊说法，显示一些无权无职的人作威作福，犹如麻省理工经济学者克鲁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资本家会利用裙带关系和政府结合，蚕食市场的公平运作。

《明报》、《新报》、《成报》认为事有蹊跷，指使大学停止民调，政治上和现实上都不可能。《明报》更指事件并非两人的私人纷争，传话者能使他承受“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压力，说明兹事体大事关公众利益，谜团不解开特首及政府的形象固然受损，锺庭耀的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经济日报》提及董建华没有只向锺庭耀施压的动机，故此没有合理动机和证据。不能因为董建华民望低或近日说八万五政策突然“不存在”，大家就可相信锺庭耀的版本。《苹果日报》指事件显示特首连无政治背景、客观的学术机构的民意调查也听不进，容不下异见。

此外，《大公报》的评论指，锺庭耀在没有提出证据的情况下诬蔑董建华，并指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快将举行，锺庭耀透过不负责任的指控，配合一些政客及政党制造“倒董”（反对董建华续任）舆论[23]。7月11日，《大公报》的社评提及此事更指“锺庭耀用‘第三者’为托词诬告特首阻止民意调查，形同诬告和毁谤，要被法律追究责任”[24]。

此外，事件亦受到国际传媒关注，美国的主要报纸及全球各大通讯社均有报道事件，对特区政府及行政长官之形象均造成影响[25]。

学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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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报章亦访问了其他有进行类似民调，并得到相近趋势本地大学机构，岭南大学意见调查研究部主任李彭广，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都表示自己没有遭受过锺庭耀所言的压力，王家英指凭逻辑推论董特首也不会如此愚蠢和不智[26][27]。然而，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后来证实曾在2000年2月应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要约举行私人饭局，期间谈及民意调查中有关特首评分，以及如何解读评分数字的问题[28][29]。

公开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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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锺庭耀在各方要求和压力下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情原委，公开第三者乃是当时身兼全国政协香港区委员的港大校长郑耀宗，透过副校长兼锺氏的博士论文老师黄绍伦教授（包括事件关键的两次会面）向他传达[30]，并交代过去一年多来受压的经过[31] 。

  • 1999年1月4日，锺庭耀指郑耀宗透过校长办公室，要求他提交民调计划资料，查问民调经费来源，锺庭耀遂在翌日提交有关资料。
  • 1999年1月29日，副校长黄绍伦邀请锺到其办公室，传递校长郑耀宗收到消息，“特首不喜欢他做有关政府及特首声望的民调”。
  • 1999年11月1日，黄绍伦再次对锺说校长非常不高兴，并明确问锺何时停止做政府及特首声望的民调。校长要求锺答复何时停止做民调，并警告若不停止调查，后果是会被“阴干”（经费会慢慢缩减）。其后，锺庭耀曾经向郑校长提交两份书面报告，解释“我们的工作受到特首误解”、“现时停止民调工作是不智的行为”，惟郑耀宗其后否认收过文件[32]。
  • 2000年1月《镜报月刊》发表文章，批评锺做的区议会选举票站调查不准确，质疑港大是“殖民地残馀、反共及反华堡垒”。1月5日，郑耀宗向校内高层发出通告，要求各人就《镜报月刊》的文章提出意见，1月9日，锺书面回复校长，知道自己成为了大学的负担[33]。

同日，港大外务处处长陈钧润代表校方发表声明，指鉴于事件严重，将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锺庭耀的指控，以确定其进行的民意调查有否受到政治压力[30][31]。

相关人物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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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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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港大副校长黄绍伦举行记者会澄清，表示1999年1月的会面只是转达多位外间人士的质疑，包括身兼调查员及政治评论员的角色冲突、调查方法，以及锺庭耀是否完全政治中立，仅属“同事之间的意见交流”，否认校长曾授意作出施压，要求锺停止他的研究。至于有否在同年11月，转达董建华“不喜欢锺庭耀所做的民意调查”的讯息，黄绍伦则表示事隔久远，记不清楚详情。记者一再追问，黄则改称“可能有说过”[32][34]。

郑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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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英国旅游的校长郑耀宗发表简短声明表示“极感震惊”，重申自己从未施压或试图阻止其民调，也从未授权任何人这样做[35] 。7月21日，郑耀宗回港大后召开记者会，称董建华从未与自己谈过锺庭耀的民意调查，也没有要求大学停止调查。首次披露了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于1999年1月主动约见，双方在校长办公室会晤约半个钟，讨论锺庭耀的民意调查，郑耀宗忆述讨论内容包括：

  • 民意调查是个人还是大学名义进行
  • 调查主题如何釐定
  • 大学有否监察其研究
  • 锺庭耀身兼调查员与评论员的角色冲突

郑耀宗称不感到路祥安的压力，否认曾透过黄绍伦逼使锺庭耀停止民调。只表示对民调计划“有意见”，但不代表不满其调查内容，而是关注研究质素，并不代表要施加干预。郑只承认自己转述特首办意见时，未在意可能引起猜测，“政治敏感和沟通工作不足”[36][37]。

郑耀宗亦承认曾在2000年1月的高级管理层会议内，与多位副校长讨论民意调查事宜。据香港大学副校长程介明忆述，将外界对个别学术研究的批评，纳入高级管理层会议议程范围讨论则属首次，而有关讨论是源自《镜报月刊》2000年1月号对锺庭耀民意调查的评论，矛头直指香港大学声誉，高层有必要讨论[38][39]。

路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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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发表声明，称自己“一向都以开放的态度和大家讨论各种观点。从来没有干预任何人的工作”[40]。 翌日，路祥安确认1999年1月曾与港大校长郑耀宗和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会晤，目的在于加深了解民意调查的工作。并称自己“以开放的态度请教，之后再没有与郑耀宗谈及这事，或采取任何跟进工作，也没有要求校方采取任何行动，亦绝对没有施加任何压力”[41]。同日，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会充分与独立调查委员会合作，希望有助委员会了解事情，向公众作出全面交代。其后，路祥安表示“以晚辈的身分向两校校长拜会是一般性拜访，没有向董建华汇报内容”[42][43]。

特首办约晤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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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亦公开表示，同期（1999年1月）曾应邀与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会面，期间讨论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关于如何选择题目，调查样本要多少等问题。其后，路祥安亦要约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举行私人饭局，期间谈及民意调查事宜[28]。

政府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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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没有透过香港大学任何人要求锺庭耀停止他的民意调查工作，亦没有指示任何人向香港大学传递这样的信息 [44] 。翌日，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言人重申上述立场，并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把调查结果公开[45]。

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非常欢迎香港大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希望委员会能够尽快展开工作。希望各界人士能够保持一个开放、冷静的态度，在未曾确认事实以前不应作出定论[46]。陈方安生其后一再呼吁各界要非常小心涉及学术自由的消息，以免影响本港学术自由的声誉[47]。

行政会议成员唐英年表示高兴锺庭耀说出第三者身份，但董建华已经清楚表明没有要求其他人施压，即使有人向他施压，也不是出自董建华的主意，锺庭耀的言论严重伤害特首诚信应该向董建华道歉[48][49]。

学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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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中文大学刘兆佳和王家英等多位大学学者表示，校长郑耀宗传递施压的信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的神圣责任，保护校内学者进行研究的，反而限制学术研究，指控若然属实便是犯上“严重的错误”。几位学者同时表示锺庭耀的民意调查方法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分别相若，同样符合学术原则，就算研究的内容存有个人偏见，其他学者也会予以批评，而非校长运用权力去命令他人终止研究，形同侮辱学者的学术修养和操守。郑宇硕指路祥安直接找锺庭耀的上司表达不满，做法显然有施压的意味[50]。王家英指从事民意调查的学者受到压力被质疑政治动机，不断被阴谋论怀疑他们在解读民意调查是别有用心，形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29][51]。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锺庭耀上司）指港大的学术自由并未受到干预，但指不满意校长郑耀宗的表现，并批评郑氏与路祥安在校长室会面谈民调，是干预校园的学术自由，“非常之错，绝对不能接受”[38]。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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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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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校务会主席杨铁梁“严正申明”校务委员会为捍卫学术自由及大学自主，根据《大学规章》(Arrangement of Statutes)第19条2a，委任一个独立调查小组，职权为：

  • 调查锺庭耀在7月7日及14日透过传媒作出的指控，并向校务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
  • 向校务委员会建议应采取之行动。

独立调查小组由3名人士组成，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鲍伟华为主席、资深大律师、前大律师公会主席王福鑫以及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陈黄穗为成员。聆讯有如法庭聆讯，可传召大学相关人士作证，证人可由律师代表[52]。

8月1日，行政长官董建华拒绝港大独立调查小组邀请，不会出席聆讯。董建华表示“很乐意提供资料协助调查”，并解释有责任维持行政长官一职的“尊严”，而且他亦再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提供，只表明路祥安会出席聆讯协助调查[53]。

聆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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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开始初步聆讯。8月7日开始正式聆讯，只在星期一至五进行，8月21日完成，长达11日，过程并透过电视直播。

锺庭耀与黄绍伦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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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庭耀重申了之前的指称，供称与副校长黄绍伦1999年1月29日首次会面时，黄氏称收到信息谓特首向校长表达不太喜欢港大做的调查，特别是有关特首本人的评分及特区政府表现的评价。锺庭耀又指与黄绍伦在1999年11月1日第二度会面时，黄绍伦清楚表达校长的讯息，要求答复何停止调查，并告知不遵从会被“阴干”[54]。

黄绍伦作供时重申与锺会面全出于自己的主意，指1999年1月21日的高层管理小组会议上透露了特首办访客对民调的意见，自己也听闻有同事质疑民调工作，遂安排在1月29日会面，期间指锺两年来共做了29个特首调查评分太频密，建议他减少次数，应运用资源做更高层次的政策研究。11月1日约见并告知锺庭耀“校长很不高兴”大学又卷入政治讨论，源于郑耀宗在1999年10月看到报道民主党主席李柱铭引用了锺庭耀的特首施政报告民意调查，来说明公众的不满增加。黄绍伦表示在11月12日曾向校长报告与锺庭耀的讨论，但并无转交两份锺庭耀的解释文件给校长[55]。黄绍伦亦质疑锺庭耀为何受到重压多时才公开，跟他在今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有关[56]。黄绍伦总结时指双方证供的出入只是误解，并非其中一方有意说谎[57]。

锺庭耀及黄绍伦就两次分别在1999年1月29日及11月1日的会面内容的口供异同：

锺庭耀 黄绍伦
相同
  • 校长表达不喜欢港大做的民意调查，外界人士认为调查并非政治中立，大学不断被人觉得政治不中立，会影响港大整体发展
  • 双方同意首次会面中没有要求锺庭耀停止民意调查[58]
差异
  • 特首董建华向校长表达不太喜欢港大做的调查，特别是有关特首本人的评分及特区政府表现的评价
  • 校长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做”有关调查
  • 黄绍伦的意见是指做一般民调没有大问题，但有关特首表现的就最好不要做
  • 继续做校长会“阴干”的研究计划
  • 校长要求交代说明何时停止做这些调查
  • 初时“记不清楚”有说过特首不高兴，后来指没说过“特首办不喜欢”，只说“特首办对民调有意见”
  • 没提及校长要求停止民调和转达指示，只说过“校长不喜欢”以大学名义进行的调查，被政治人物引用并卷入政治讨论
  • 劝告锺庭耀不要做太多特首评分这类“学术性不高”的民意调查
  • 坚决否认说过“阴干”这种粗俗用语，大学里根本无人可以做到
  • 不记得有否说过“你何时停止做这些调查”，有可能说过“你何时作转变，做多些深入研究”，后来指没有代校长要求交待何时停止民调

黄绍伦及后承认校长郑耀宗2000年1月与高层讨论《镜报月刊》评论锺庭耀民意调查文章时，曾表示担心港大继续被标签为“殖民地残馀、反共及反华堡垒”，导致“港大在内地问题上被边缘化”，对整体大学不公平。另一港大副校长周肇平在作供时亦表示郑耀宗有此关注[59]。

郑耀宗与路祥安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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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耀宗作供称自己在1999年1月6日与路祥安讨论民调是很寻常的事，路祥安并没有特别要求，自己亦没要求副校长黄绍伦代他转述。他强调自己只希望不要把锺庭耀的调查与大学名字联在一起引来混淆。路祥安也没有说过“特首不喜欢”，也没有说过锺庭耀在1998年12月28日发表有关政府和特首的调查结果。除了在高层会议谈及此事，没有其他跟进行动。郑耀宗指1999年3月13日、9月4日及2000年5月12日与董建华有三次私下会面，没有一次提及民意调查。

路祥安供称双方透过秘书要约会面，郑耀宗会面之前主动致电问他“有什么是特别想知”，期间“突然想起”报章时常提及港大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遂向校长提出。会面时郑耀宗简介了大学的发展和该中心，亦有提及民调计划主任锺庭耀的名字，得悉中心做很多民调再向郑查询，民调是港大校方还是研究员个人的工作，二人的对话是“很自然和连贯”。期间提出了调查员和政治评论员角色冲突的问题。

路祥安表示对锺庭耀留有很深刻印象，源于1997年初锺以中文很端正地书写一份很详细的政制改革书给董建华，“感觉到锺庭耀对政治有很强烈的意见”。不过，路祥安更改了书面供词称，向郑提出角色冲突的问题时，并无“指名道姓”，自己的问题就像“学生听了一课后向老师提问，没有批评的含意”。其后，调查委员会成员陈黄穗再问他当天确实说了些什么时，路就称“自己像一只鹦鹉，他说一个字，我也跟著说一个字。”

双方各自陈述的1999年1月6日会面版本要点：

郑耀宗 路祥安
  • 路祥安对民调的提问只是“礼貌查询”，连“关注”也谈不上
  • 路祥安问及大学是否有机制监察民调研究及由谁决定题目，郑耀宗回答校方尊重学术自由并没有监察机制，只有质素保证机制
  • 路祥安问及锺庭耀可能有角色冲突时，郑耀宗指自己为应用科学学者根本不认识有关问题，所以无法回答。
  • 透过秘书相约会面，有关民意调查的话题是对方主动提起。校长不问，自己不会主动提出
  • 初时表示无向郑耀宗提过，民意调查监察机制的问题；其后澄清为“校长提及学术自由时，为表示尊重其观点，他也跟著重复说出郑所说的话……自己像一只鹦鹉，他说一个字，我也跟著说一个字。”
  • 期间“温和及礼貌地”质疑(queried)当有人（无指名道姓）兼做调查员，又好像是政治评论员，会否有角色冲突

其他人物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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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办公室高级助理教务长关陈玉坤引述郑耀宗在会面后说，指路祥安问及大学监察民意调查的机制，及锺庭耀是否存在角色冲突两件事情。翌日的大学高层管理会议上，郑耀宗亦提及该次会晤。1999年3月副校长程介明更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并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提高调查学术的水平[60]。

港大精神医学系主任及新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麦列菲菲作供，曾在1999年5月11日与自己及程介明会面，指郑耀宗当时提及“与董建华直接会面时谈及三项‘政治事件’，董建华‘关注’锺庭耀民调的负面结果”（但没有指出其他两件事是甚么）。郑耀宗建议新成立的研究所或可给锺庭耀多点监察，当时麦列菲菲回应称大学不应有任何行动，明言施加压力只会有反效果。麦列菲菲表示校长并无示意要有行动，但她认为特首的“关注”会带来忧虑，令大学承受政治压力，她理解为“特首是想校长有所行动”[61]。

港大副校长程介明作供，指上述会面时郑耀宗谈及曾与董建华会面，董建华谈及三件事，其中一件是锺庭耀的民调。郑耀宗对董建华的意见表示忧虑，有关印象是从连串事件中产生的。2000年1月高层管理会议有讨论过锺庭耀的民调，在此之前的三、四次会议，他也听过类似的说法，并说最少一、两个场合听过校长说有特首或接近特首办的人不喜欢大学所做的调查，而锺庭耀民调则最少被提及过一、两次[62]。

对于两名下属同时指称他曾透露会见特首谈民调，郑耀宗初时只说“不太记得”、“并没有这记忆”，其后指从没向二人提及他与董建华的会面[63]。

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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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调查小组在8月26日完成长达74页的调查报告，校务委员会在9月1日公开报告内容。调查小组的采纳了刑事案件举证责任，即聆讯的证据应在“没有合理疑点”下（beyond reasonable doubt）被采纳成为结论[64]。报告指出，郑耀宗先在1999年1月4日要求锺庭耀提交民意调查计划资料，并在1月6日与路祥安会面。会面期间，路祥安在市民对政府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阻止不利的民调结果进一步打击港府声望，要求港大想办法停止属下的部门发表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郑耀宗及后3次在港大校内的高层会议上，表达过特首对民调的关注，并且嘱咐黄绍伦向锺庭耀表达；而黄则先后两次基于这政治考虑而向与锺会面，反映对民调工作的意见，并向对方要求不要再发表不利特首施政的消息，否则会逐渐收紧民意研究计划的发展[65]。

调查小组在考虑到所有路祥安与郑耀宗会面的证据后，和他们以警觉的举止就会面作供，认为证人并非真实和全面地说出当时的会面内容，路祥安是个“拙劣和不诚实”的证人，委员会认为他没有回忆和描述所有当时与校长会时曾谈过的事情。作供时只为力求与事件划清界线，对锺庭耀的批评保持距离，只就当日双方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经已过滤的版本。委员会不接受校长郑耀宗就是次会面所作的证供。虽然他所说的可能真有其事，但他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难以使人信服。委员会相信会面后，除了在高层管理会议上讨论，没采取任何行动[66]。

报告认为在1999年1月7日的郑耀宗在高层管理会议上，讨论过特首办人员来访并谈及民意调查计划一事。调查委员会肯定黄绍伦是喑中受郑耀宗的嘱咐，透过1999年1月29日的会面，向锺庭耀传达一个被视为压抑其学术自由的讯息；大多数成员亦认为透过1999年11月1日的会面，是受郑耀宗授意黄绍伦情况下，向锺庭耀传达相近的讯息，一名成员则在衡量各方的可能性下(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认为郑耀宗的授意下传达有关讯息[67]。[68][69]

报告认为锺庭耀是诚实的证人，他说出了两次与黄绍伦的会面时所作出相关指控的真相[70]。不过，调查报告并没有就董建华与此事的关连作出结论。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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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校务委员会公开调查报告后，路祥安、郑耀宗及黄绍伦均不接受对他们的指控，并表示不会辞职。校务委员会主席杨铁梁在当日会议开始前曾与董建华会面15分钟，董建华以港大校监身分，表示对事件关心，希望各委员“处理得好一点”[71]。

9月6日，即港大校务委员会讨论调查报告当日，郑耀宗及黄绍伦在社会舆论，以至校内教职员（包括多位学院院长、副院长等）、学生及旧生的强烈下台声下[72]，发表公开信作出请辞。郑耀宗坚持自己“问心无愧”，但处理事件时没有考虑到敏感性，其失误使大学在近月“饱受折磨”，已使大学群体出现两极化，问题的争议性已尖锐到可能严重伤害港大的地步，愿意负起道德上的责任[73]。黄绍伦亦发表书面声明，重申不接纳报告指他协助郑耀宗传递施压讯息的结论，并称“希望伤感的长篇故事会告终，大学的疗伤过程可以开始”[74]。

路祥安透过代表律师向校务委员会提交信件，指斥报告已造成极大的声誉损害，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接受”报告的批评，称报告没有实质证据支持，超出调查小组的职能，不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呼吁否决调查小组的报告[75]。

校务委员会其后在当日傍晚的讨论，未有表决接纳独立调查小组报告，只是“阅悉”该份报告，希望可以尽快平息有关纷争，重建港大声誉。董建华表示政府尊重学术自由，并形容路祥安为人“诚实可靠”，并认同其所作证是“完全可信”，适合继续当他的助理[76]。最终路祥安并没有因此事立即下台，并继续任职至将近董建华辞职之时，才被调回董建华的家族企业（东方海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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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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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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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资料
书籍
  • Currie, Jan; Petersen, Carole J.; Mok, Ka Ho. 3. The Robert Chung Affair. Academic Freedom in Hong Kong.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6: 65–88. ISBN 9780739110812 （英语）. 
报章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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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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