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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自由 (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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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自由
按出版日期排列的《四大自由》
藝術家諾曼·洛克威爾
年份1943
媒介油畫
尺寸每幅約116.2厘米×90.2厘米
收藏地美國麻省伯克夏縣斯托克布里奇諾曼·洛克威爾博物館

《四大自由》（英語：Four Freedoms）是美國畫家諾曼·洛克威爾1943年創作的四幅系列油畫，分別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每幅均為116.2×90.2厘米左右[1]，現存麻省伯克夏縣斯托克布里奇的諾曼·洛克威爾博物館。標題意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41年1月的「四大自由」國情咨文，提出四項應該得到普遍保護的關鍵人權[2][3]。四大自由後來納入《大西洋憲章》[4][5]，還寫入《聯合國憲章》[6]。四幅畫於1943年連續四周在《星期六晚郵報》刊登，並配有知名思想家的文章，之後又成為《郵報》和美國財政部巡展活動的亮點。展覽和伴隨的銷售活動共計售出價值超過1.32億美元的戰爭債券。[7]

洛克威爾是20世紀中期最廣為人知並且最受歡迎的商業藝術家，《四大自由》系列專業評價褒貶不一[2][8]，但一直是洛克威爾最有名的畫作[3]，也是他職業生涯回顧美術覽的核心作品[9][10]。另據部分來源記載，《四大自由》還是發行量最大的畫作[11]，在郵局、學校、俱樂部、火車站和各種公共或半公共場所都曾是十分常見的展品[11]。

與洛克威爾的大部分作品一樣，評論家對《四大自由》看法褒貶不一。他的地域主義畫作充滿田園詩般的懷舊風格，一方面讓他的插畫頗為流行，另一方面也導致他在世期間從未成為藝術界公認的美術大師[9][12][13]，這種觀點至今仍然盛行。不過，《免於匱乏的自由》在美國社會結構中創造出持久的利基市場，畫作本身也成為所謂「諾曼·洛克威爾式感恩節」的象徵。[2]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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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力求確保未來的安定，期望建立擁有四項人類基本自由的世界。
首先，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言論和表達自由。
其次，是世界上任何人都能自主決定如何崇拜神。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用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話來說，就是任何地方、任何國家的居民都能追求經濟富足，保障和平時期的健康生活。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用世界通用的話來說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徹底裁減軍備，要讓任何國家都沒有能力通過武力手段侵犯鄰國。
這不是千年之後的遙遠願景，而是世界的穩定根基，我們這一代人有生之年就能打好基礎。這個世界與暴政所謂的新秩序、與獨裁者企圖用炸彈轟出來的世界完全對立。」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4]
1941年1月6日國情咨文（四大自由）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41年1月6日的國情咨文演說，引出四大自由主題（從32分2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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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從政期間始終倡導人權事業[6]。1941年1月6日，他在納粹德國佔領大部分西歐之際向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說[15]，呼籲美國公民通過各種方式支持戰爭。他在演說中表達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認為這樣的未來需要四大自由為基礎：「我們力求確保未來的安定，期望建立擁有四項人類基本自由的世界」[2][16]，其中既有傳統權利，又有新自由，分別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14]

羅斯福在演說最後表示希望能在世界範圍推行四大自由為代表的美式個人自由，此次演講因此得名《四大自由演講》[6]。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演講不但明確美國投身二戰的目標，也表達總統對戰後世界的期望[3]。演說促使國會和全國人民清醒認識並投入這場可怕的戰爭，訴諸美國人民對自由的普遍信仰，闡明武裝鬥爭的必要和思想目標[15]。羅斯福無法單純通過立法在國內實現四大自由，但它們卻能成為美國軍隊參戰的主題[3]。四大自由中寫入《美國憲法》（修正案）的只有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17]。

洛克威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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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洛克威爾（攝於1923年前）

《星期六晚郵報》曾是美國讀者最多的雜誌[18][19]，洛克威爾從1916年開始為該雜誌創作封面，到1963年12月16日紀念約翰·甘迺迪總統的封面為止共計達322份之多[20][21]。進入電子時代前，量產雜誌彩色插圖是美國最流行的媒體形式，洛克威爾之名在國內家喻戶曉，到了20世紀50年代，視覺藝術家中僅禾特·迪斯尼的知名度能與他一較短長[22]。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喬治·霍拉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任《郵報》主編，他對洛克威爾的作品印象一般，多數情況下會選擇更有名插圖家的作品[23]。1937年洛里默去世後，洛克威爾不再受到制約，並將創作《四大自由》插畫視為千載難逢的機遇[23]。

洛克威爾繪製的封面強調美國參戰的人文意義[21]，畫中提倡購買戰爭債券，鼓勵女人走上工作崗位，男人參軍報國，所涉主題包括愛國主義、渴望、性別角色轉換、團聚、愛、工作、社區和家庭[24]。洛克威爾在戰爭期間為雜誌繪製插畫，部分來源把他和南北戰爭期間《哈珀斯周刊》（Harper's Weekly）的插畫師溫斯洛·霍默相比[25]。

四大自由成為勝利藝術家聯盟的重要主題[26]，該聯盟與其他多個藝術家團體一起向政府提供戰爭宣傳畫作[27]，並贊助全球和平主題展覽[28]。

洛克威爾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主張「求同存異、禮貌友善，以及羅斯福闡述的四大自由」[29]，堅信羅斯福主張的自由值得奮鬥[29]。除《四大自由》外，他還為支持戰爭創作許多畫作，其中虛構戰時人物威利·吉利斯（Willie Gillis）和鉚釘女工主題畫作最為著名，其他名作包括《戰爭新聞》（War News）和《返鄉軍人》（Homecoming Soldier）[30]。他的許多海報都推動平民自掏腰包支援戰爭，如1943年的《趕快回家》（Hasten the Homecoming）[31]。

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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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太過艱巨……應該交給米開朗基羅。」
——諾曼·洛克威爾[11]

洛克威爾的《四大自由》包含《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四幅畫作，分別於1943年2月20日和27日，3月6日和13日首發，各自搭配美國知名作家布斯·塔金頓、威爾·杜蘭特、卡洛斯·卜婁杉和史蒂芬·文森特·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的文章[32]。除《信仰自由》規格為116.8厘米×90.2厘米，另外三幅都是116.2厘米×90.2厘米[1]。洛克威爾所有圖作均採用真人模特兒[33]，他從1935年開始大量使用真人模特兒的黑白照片[34]，只是把這種做法一直保密到1940年才公佈[35]。洛克威爾要求的有些姿態模特兒只能維持很短時間，拍下照片後這就不成問題。照片還能擴展畫家的創作角度，以《四大自由》為例，《言論自由》採用低切入點，《信仰自由》變成特寫，《免於恐懼的自由》使用中距離視角，《免於匱乏的自由》換為廣角。[34]

1939年，洛克威爾從紐約州新羅謝爾移居佛蒙特州本寧頓縣阿靈頓（Arlington），這裏對藝術家十分友好，羅伯特·佛洛斯特、羅克韋爾·根德（Rockwell Kent）和多蘿西·坎菲爾德·費希爾（Dorothy Canfield Fisher）均在此定居[34]。洛克威爾表示，搬離新羅謝爾主要是因為生活過於疲累。他在新羅謝爾生活期間離婚，而且身邊的人放蕩不羈，讓他身不由己[36]。畫家約翰·卡爾頓·阿瑟頓（John Carlton Atherton）、米德·舍弗（Mead Schaeffer）和喬治·休斯（George Hughes）不久都步洛克威爾後塵來阿靈頓定居。洛克威爾和這裏的其他畫家相互幫襯，都願意聘請當地居民擔任業餘模特兒。[34]除聘請阿靈頓居民外，洛克威爾還使用照片創作，令畫中人物「看起來像人」。洛克威爾的模特兒大多是工薪階層，按小時計費，不像職業模特兒按天計算。[37]他向模特兒支付的報酬處在中等水平，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共三次參與照片攝製的羅絲·霍伊特（Rose Hoyt）共賺得15美元（相當於2023年的279.71美元[38]）[39]。

1941年美國參戰時，共有三個政府機構負責戰時政治宣傳：事實和數字辦公室、應急管理辦公室情報辦、政府報告辦公室[3]。事實和數字辦公室主要負責委聘藝術家創作藝術品，同時組建以國會圖書館館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為首的作家辦。美國戰時情報局在1942年中期認定，雖然事實和數字辦公室已採用宣傳冊、海報、展覽等各種媒體手段，但知悉羅斯福四大自由概念的公眾僅有三分之一，而且能列舉出四大自由最多只有兩個百分點。[3]考慮到四大自由是「教育美國人投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運動」，如此結果顯然無法讓政府滿意[40]。

1942年，洛克威爾在職業插畫領域已有30年工作經驗，職業道路正處穩定發展期[41]，他創作的虛構人物吉利斯已近家喻戶曉[42]。洛里默從1898年起擔任《星期六晚郵報》主編直至1936年，衛斯理·斯托特繼任後共任職五年[43]。1942年初，斯托特刊登文章《反猶起因》，導致部分廣告商撤資、讀者退訂[44]。同年流言稱《郵報》身陷財政泥潭[45]。不久，本·希本斯從斯托特手中接掌，並為雜誌改頭換面[44]。

勝利藝術家聯盟決定由洛克威爾負責為美國陸軍軍械部創作宣傳品，他於1942年5月24日來到五角大廈，為自己設計的海報尋求批准，美國戰爭部副部長羅伯特·帕特森提出修改建議。洛克威爾當天還到戰爭部事實和數字辦公室下屬製圖辦與前現代藝術博物館執行董事湯馬士·馬布裏面談，該辦主要負責協調戰爭主題海報和廣告牌。馬布里告訴洛克威爾，政府需要「四大自由」主題藝術品。[46]洛克威爾回到家後開始琢磨《大西洋憲章》，其中就有涉及四大自由的內容[47]。

洛克威爾參加地方小鎮會議時曾看到現場公民起身表達反對意見，雖然全場僅此一人反對，但眾人仍然讓他發言並以尊重的態度聆聽。洛克威爾覺得這一幕很適合畫成《言論自由》，決定就在阿靈頓邀請鄰里擔任模特兒，以羅斯福總統去年四大自由演講為主題創作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海報。[48]洛克威爾用三天時間繪製草圖，有來源認為是炭筆畫[49]，也有來源聲稱是彩色草圖[50]。洛克威爾親自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表示願意免費為政府創作《四大自由》畫作，此舉充分體現他的愛國主義情操[50][51]。六月中旬，他和舍弗一起把四幅草圖帶到首都併入住五月花酒店（Mayflower Hotel），希望能獲政府委聘設計戰時美術品[47]。在此期間，美國童軍出版負責人奧里恩·溫福德（Orion Winford）找上洛克威爾，希望他像往年一樣繼續為童軍年曆貢獻一幅新畫[47]。與帕特森的會談情況不是很理想[47]，洛克威爾於是前往新成立的美國戰時情報局，但工作人員表示：「上次打戰的時候是由你們這些插圖家畫海報，這回我們要找畫家，真正的畫家」[52][53]。

6月16日，洛克威爾和舍弗在返回佛蒙特州的路上先抵達費城，與《星期六晚郵報》主編希本斯見面[54]。許多來源認為洛克威爾沒有事先計劃此次會面，但實際情況已不可考[55]。希布斯很喜歡《四大自由》的草圖[49][51]，表示只要洛克威爾能在兩個月內完成，他願意買下畫作[54]。隨後《郵報》又在6月24日的信函中明確表示，可以出版洛克威爾和舍弗兩人創作的系列繪畫[55]。6月26日，該報美術編輯占士·耶茨（James Yates）已將畫作佈局以及與羅斯福總統隨筆共同發表的刊登方案通知洛克威爾[54]。

這年夏天，洛克威爾過得很不安穩，其間一度有曼克頓的腸胃病醫生準備為他手術，具體病因不明但最後沒有成行。此時他不但有其他雜誌的委聘任務要完成，還有事涉第二複製權的業務問題。[56]再加上此前已經答應為美國童軍提供畫作[57]，時間緊迫的洛克威爾不得不使用各種藉口避開其他會分散精力的任務[58]。《星期六晚郵報》於十月派美術編輯來阿靈頓核查洛克威爾的創作進程[59]，與此同時，戰時情報局似乎又有意聘請洛克威爾，只不過製圖辦主任法蘭西斯·布倫南深感憤怒並極力反對。政府委聘洛克威爾後，戰時情報局作家辦甚至全體辭職，[23]還在為此發佈的新聞稿中斷言，戰時情報局完全由「高壓宣傳派」主導，「只想採用油滑的銷售技巧，而非實事求是地傳達信息。在這幫宣傳派眼裏，美國公民不過是不情不願的愚蠢顧客。」[60]此外，支持本·沙恩作品的派系還在戰時情報局引發進一步動盪。沙恩的作品對普羅大眾缺乏整體吸引力，所以沒有在政治宣傳品中採用。[61]除洛克威爾外，還有多位藝術家獲聘製作戰時宣傳品，其中包括讓·卡魯、傑拉德·霍迪克、雨果·巴林、禾特·羅素[28]，羅素創作的四大自由紀念碑最終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落戶[62][63]。

洛克威爾共花費七個月才完成《四大自由》[58][64]，此時1942年已近尾聲[65]。據稱，洛克威爾為完成這項工作瘦下約4.5公斤[66]。盟軍前線受挫的消息為令創作更顯緊迫，為他的工作注入更多動力[67]。畫作模特兒包括《信仰自由》中虔誠的老太太哈靈頓夫人，以及四幅畫作中都有露面、並以《免於恐懼的自由》中父親形象最為著名的男子吉姆·馬丁[64]。這些畫的創作目的在於提醒美國公民為何而戰：為了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51]。朱紅色是洛克威爾以往作品的代表色，但《四大自由》例外，均採用較為柔和的色調而且完全沒有朱紅色[7]。

本·沙恩的海報《納粹暴行》未獲政府採納

洛克威爾去世後，部分文獻質疑政府是否真如他聲稱的那樣缺乏鼓舞人心的信息公佈。文中引述戰時情報局官員湯馬士·馬布里1943年4月23日發出的函件，其中內容就令人頗為振奮。[49]但是，負責政治宣傳的三個政府機構在美軍參戰後長期各自為政，直至1942年6月13日才經總統行政命令在戰時情報局領導下統一。此外，麥克利什領導的作家處一直面臨很大壓力，因為他們未能確保發佈的信息足夠明了，各種智商水平的人都能理解。[49]

《四大自由》完成後先在西阿靈頓農民協會短暫展出，然後再發給《星期六晚郵報》出版社[68]。畫作於1943年1月抵達費城[69]，並於2月初向羅斯福展示，《郵報》希望油畫和文章都能得到總統認可。2月10日，羅斯福向洛克威爾寄出私人信件，同時向《郵報》發出正式表彰信，[70]要求《郵報》將文章交由戰時情報局譯成其他語言，以便送給聯合國的各國領袖[71]。

四幅畫均用全彩全版發佈，每幅都附有標題相同的文章，出版順序遵從羅斯福演說中各項自由的順序[71]。首先是2月20日的《言論自由》，其後分別是2月27日的《信仰自由》，3月6日《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3月13日《免於恐懼的自由》。經常為《郵報》寫稿的作家很多，希布斯只需從中任選幾位就能完成畫作附文。[71]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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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自由》出版後，《星期六晚郵報》收到數以百萬計的再版請求[11]。報社共生產2.5萬套全彩畫作和配文，以25美分（相當於2023年的4.4美元[38]）成本價銷售[72]。據洛克威爾透露，戰時情報局直至大批公眾強烈要求後才製作250萬套《四大自由》海報[51][64]，截至二戰結束已印刷400萬套[7]。《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均在標題前增加「我們要為……而戰」字樣，《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則在標題前加上「保衛」，下方附有說明「購買戰爭債券」[73][74][75][76]。此外，1946年的石版畫上四幅畫作標題前都有「我們要為……而戰」字樣[77]。

除美國政府出版局發行的海報外，《四大自由》還被美國郵政署印成郵票[2]，戰爭債券演出時提供的郵票和戰爭債券紀念封面上都有它們的身影[78]。不過，1943年2月12日發行的一美分四大自由郵票是由其他畫家創作[79]1994年，郵政署值洛克威爾誕辰一百周年之際發行四枚50美分套裝郵票，分別採用他創作的《四大自由》圖案[80]。《免於匱乏的自由》是1946年圖書《插畫家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 Illustrator）的封面，該書創作期間，洛克威爾「正是美國最炙手可熱的插畫家」[81]。到了1972年，該書已六次再版[81]。畫作最初與羅斯福和美國參與二戰密切相關，但後來已發展成教科書中的獨立標誌，與領帶、文化和社會結構緊密相連[7]。20世紀接近尾聲時，已有2500萬人購買洛克威爾的《四大自由》畫作印刷品[12]。

洛克威爾聲稱，《四大自由》系列的創作令他精神上十分疲憊，四幅畫都需要嚴肅對待，「就像挖泥機一樣把身上的能量挖走，令我頭昏目弦，疲倦至極」。他接下來的任務是製作《郵報》1943年愚人節封面，與前作相比要輕鬆許多。[68]

《四大自由》出版後，洛克威爾迎來各種委聘請求。麻省聯邦眾議員伊迪絲·諾斯·羅傑斯（Edith Nourse Rogers）提出國會決議案，要求宣示第五種自由：「私營企業自由」。[82]布朗西斯跨種族議會主席羅德里克·史蒂芬斯（Roderick Stephens）要求洛克威爾創作強調改善族裔關係的系列畫作，補充原版《四大自由》的缺失。兩人為此溝通，洛克威爾後來在許多作品中涉足種族關係，但均非系列畫作。[83]

戰爭債券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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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宣傳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的海報

1941至1946年，美國財政部共開展八次戰爭貸款活動，推動戰爭債券銷售，為美軍參戰融資。政府採取包括航空母艦展在內的多種手段招標、宣傳和營銷，第七次活動還請來所有五星上將及其他軍方最高等級將領（喬治·卡特萊特·馬紹爾、懷特·艾森豪威爾、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積遜·多米尼克·阿諾德、恩斯特·金恩、切斯特·威廉·尼米茲和威廉·D·李海）現場呼籲，[84][85]第八次則在債券上採用羅斯福總統的紀念圖像[86]，而且每次戰爭貸款活動採用的營銷手段都不拘一格[87]。

戰爭債券銷售為公民支援戰爭提供機遇，是提升國民士氣的關鍵。債券不但能宣傳愛國主義，也是鼓舞民眾支持戰爭的良好手段。[88]社會名流願意為債券免費宣傳，各種媒體也投入大量時段和廣告位置[89]。首次戰爭貸款活動人稱「勝利貸款」，由羅斯福和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在1942年初發起，共籌得130億美元[90]，雖然數額可觀，但真正理解戰爭目標的美國民眾僅佔三成五[88]。

1943年1至4月，《星期六晚郵報》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計劃第二次戰爭債卷銷售活動，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赫希特百貨開始在全國各地巡迴展出《四大自由》[89]。成千上萬的市民志願為銷售活動出力，《郵報》利用自身資源為巡展宣傳[91]。同年，《郵報》把《四大自由》捐給第二次戰爭貸款活動[92]。債券營銷由戰時情報局牽頭，荷里活編劇動員會創作廣播劇《自由世界劇場》（Free World Theater），採用全明星陣營演出，於1943年3月推出。戰時情報局通過美國童軍向40萬家零售商提供《四大自由》海報，並且每天都收到兩千份海報購買申請。[93]

巡展於1943年4月26日從赫希特百貨開始[60]，洛克威爾出席並與政要及名流站在一起為提出要求的人簽名。此後幾天裏，他在白宮等候室用炭筆素描人像。[60]財政部長摩根索與《郵報》關係緊張，故未出席首次展覽[94]。首都的展覽共持續11天，包含各式各樣的慶祝活動[95]，如每小時的賓客和藝人精選，合唱表演和部隊展示等[96]。第二站適逢費城斯特布奇和卡洛瑞爾百貨（Strawbridge and Clothier）75周年，出場名流如鮑勃·霍普、冰·哥羅士比和威爾·杜蘭特[97]。6月4日，紐約洛克斐勒中心接棒並開展各種慶典，凱特·史密斯（Kate Smith）來到現場[97]。6月19日，波士頓法林百貨（Filene's）加入狂歡[98]。此後活動先後轉戰水牛城（6月12日）、羅徹斯特（8月2日）和匹茲堡（9月8日）[99]，然後又在中西部的底特律（9月27日）、克里夫蘭（10月25日）、芝加哥（11月11日）、聖路易斯（12月16日）和紐奧良遍地開花[100]，最後來到西部的達拉斯（1月27日）、洛杉磯（2月12日）、砵蘭（3月27日）和丹佛（5月1日）[101]。

購買債券者可以得到《四大自由》全彩複印套裝[96]，整個活動共行經16個城市，各界名流、公務員和藝人現場助興[11]，全美約有120萬人前來欣賞畫作，推動售出1.32億美元戰爭債券[78]。《紐約客》於1945年發文，稱《四大自由》很可能是美國美術史上公眾態度最熱情的畫作[7][30]。洛克威爾成為許多人眼中推動美國公民為戰爭貢獻力量的大功臣[11]。不過，這次巡展持續長達一年[95]，洛克威爾僅在能為其他事務提供方便時才會加入活動隊伍[102]。

專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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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凱利（Michael Kelly）認為，洛克威爾屬於「典型的中庸水平美國藝術家」[103]。與傳統的美術畫家相比，洛克威爾更接近插畫家。雖然大部分作品都採用繪畫風格，但創作目的基本是為後面的大量複製做準備，而且有意通過詳實的敘事風格向觀眾傳達中心思想。[9][12]此外，洛克威爾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通過複製品展示，與他同時代的觀眾幾乎都沒見過原作[9][22]。洛克威爾的紐英倫小鎮現實主義畫風相對小眾，人稱地域主義（Regionalism），部分評論認為這種風格與當時盛行的抽象現代藝術格格不入[12][13]。有觀點認為，他的現實主義風格過於直接，以至自認不該擁有藝術版權[12]。洛克威爾厭惡大城市生活，為此《紐約時報》美術評論員約翰·卡納迪（John Canaday）一度稱他是「鄉巴佬版倫勃朗」[104]。戴夫·希基（Dave Hickey）覺得洛克威爾的創作缺乏真情實感[12]，還有評論認為，面對大蕭條之類美國現實生活中的殘酷事實，他的感傷和懷舊視角仿若無病呻吟[9]。黛博拉·所羅門（Deborah Solomon）表示，洛克威爾的作品雖「以崇高的公民原則為基礎，」但卻刻意避開投身戰場的愛國者，聚焦「公民或家庭儀式」之類「象徵場面」來呈現主題[105]。

《星期六晚郵報》主編希布斯把《四大自由》同獨立廳上的鐘樓相提並論，自稱每天從辦公室窗戶看到鐘樓時都頗受鼓舞，洛克威爾的畫作也有同樣效果[69]。羅斯福在信中肯定畫家的高超技藝，稱讚他把四大自由背後樸素的日常真理傳達給千家萬戶，感謝洛克威爾與他人一起為建立更自由、更幸福的世界貢獻力量[70]。羅斯福還致信《郵報》，稱他還是首次從圖像上看到囊括四大自由的堅定美國價值觀[71]。總統在信中表揚畫作附文「能讓所有讀者深受鼓舞，並且更加深切地理解我們努力保護的生活方式」[71]。

《四大自由》很可能是洛克威爾最富盛名的作品[3]。部分評論認為四幅畫在藝術角度而言不夠成熟，另有評論指出，《信仰自由》會導致部分信仰人士心生不安[64]。評論員批評洛克威過分理想化美國生活，只憑記憶或期望描繪富足、健康和快樂，刻意逃避苦難、貧困和社會動盪，美式生活中的醜惡一面未獲體現[9]。作者本人對此表示：「我按期望描繪生活」[9]。洛克威爾曾毫不掩飾地表示，希望《四大自由》能夠成為世人眼中的傑作，但現實與理想終究劃不上等號[78]。不過，他對畫作贏得的公眾認可十分滿意，而且很高興《四大自由》能夠為如此崇高的愛國目標貢獻力量[102]。勞拉·克拉里奇（Laura Claridge）認為，洛克威爾後來以「安靜的小場面」聞名，如果能以同樣角度創作《四大自由》，那麼傑作的夢想或許就不再只是夢想[78]。

四幅畫作的創作目標都是在戰時促進愛國主義，但《免於匱乏的自由》的作用不僅於此。畫作充滿田園詩般的洛克威爾式感恩節氛圍，描繪老年夫婦將肥大火雞端上坐滿年輕後輩的餐桌，成為家庭和睦，和平，富足的重要象徵，可與聖誕節霍爾馬克卡片相提並論。[2]有評論認為，《四大自由》未能達到「尋常處見功力，細微處見真章」的高度，因為畫面傳達的信息太過繁瑣和嘈雜[78]。

《四大自由》在商業領域頗為成功，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每幅畫公眾都能理解[106]，同時也因為他在畫中沿用團結、尊敬等歷久彌新的美國文化價值觀，並利用象徵手法確保廣大受眾能夠理解畫作[40]。與同期美術作品相比，《四大自由》在藝術複雜程度上極其淺薄，與抽象藝術截然相反，同超現實主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107]。

1999年，高等藝術博物館（High Museum of Art）和諾曼·洛克威爾博物館合作推出首屆洛克威爾職業生涯全方位展覽，首先於11月6日在高等藝術博物館開幕，先後在芝加哥歷史學會（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科科倫藝術館、聖地牙哥藝術博物館（San Diego Museum of Art）、鳳凰城藝術博物館（Phoenix Art Museum）和諾曼·洛克威爾博物館展出，最後於2002年2月11日抵達所羅門·古根漢美術館[10][108]。雖然洛克威爾長年不獲評論界待見，但「諾曼·洛克威爾：美國人民的畫像」巡迴展覽的參觀人數仍然創下新紀錄，專業評論可謂青眼有加。畫作的懷舊風格似乎在美術界引發修正主義思潮，《紐約時報》對此表示：「奇怪的是，美術界熱烈歡迎此時展覽，仿佛致身修正主義泡沫，全面放下身段擁抱往日遭受譴責的內容，認可那位以插畫家之名自嘲的畫家舒適而又平易近人的創作視野。」[109]

大部分觀眾對《四大自由》感到滿意，但也有部分人士感覺內容有些敷衍。《紐約客》在畫作面世兩年後發文稱，《四大自由》「很可能是美國美術史上公眾態度最熱情的畫作」。[78]克拉里奇指出，《四大自由》是「總和大於部分」的典範，其激勵效果一定程度上源自各幅畫作的累積[78]。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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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至1944年的戰爭債券促銷活動結束後，《四大自由》又裝進特別設計的車廂，掛上火車週遊全美。20世紀50年代，《四大自由》一直掛在《星期六晚郵報》主編希布斯的辦公室。希布斯於1961年退休，《郵報》在1969年停辦，原作回到作者手中。[110]1973年，洛克威爾設立信託，決定把個人收藏品贈送諾曼·洛克威爾博物館，用於「推進美術鑑賞和美術教育」[111]。收藏品中包含《四大自由》[111]，在此持續展覽近四分之一個世紀[112]。1993年博物館搬遷後，《四大自由》在新址的中央畫廊展出[113]。截至2020年7月，《四大自由》仍在該博物館收藏[114][111]。2011年，威廉斯敦藝術保護中心（Williamstown Art Conservation Center）採用多種手段保護畫作，如縮減暴露部分，防止進一步磨損等[115]。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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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943年開始在16個城市大量展示，為第二次戰爭貸款活動搖旗吶喊外，《四大自由》後來還參與許多展覽[30]。「諾曼·洛克威爾：美國人民的畫像」巡迴展覽於1999年11月至2002年2月先後在七個城市舉行，全方位展示畫家的職業生涯，《四大自由》是展覽重要賣點[10][12]。接下來四幅畫又抵達科科倫藝術館，參加2004年國家二戰紀念碑開放展[116]。此外，美國童軍值畫作五十周年之際在1993年出版《四大自由》主題圖書，全書共有144頁[117]。

許多畫家圍繞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主題作畫，向洛克威爾的作品致敬。2008年，60位藝術家在佛羅里達國際大學沃爾夫森博物館（Wolfsonian-FIU）展出80幅作品，呈現他們眼中的《四大自由》[118]。洛克威爾的畫作對湯馬士·金卡德（Thomas Kinkade）影響顯著，後者在自家作品中採用不同符號表達類似主題[11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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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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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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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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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和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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