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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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法系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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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则 |
| 主体 |
| 自然人 · 法人 |
| －法人类型－ |
| 客体 |
| －物－ |
| －准物权－ 渔业权 |
| －无体财产权－ |
| 行为 |
| －法律行为－ |
| －事实行为－ |
| 人格 |
| －法律能力－ |
| 监护 |
| －人格法益－ |
| 家庭 |
| 结婚 · 离婚 血亲 · 收养 |
| 扶养 |
| 继承 · 遗嘱 · 应继分 · 特留分 |
| 物权 |
| 所有权 · 限制物权 登记 · 交付 |
| －所有权－ |
| －用益物权 · 役权－ 地上权 |
| －担保物权－ |
| －占有－ |
| 债权 |
| －债之发生－ |
| －债之消灭－ 清偿 · 提存 |
| －侵权－ |
| 实定法 |
|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 中华民国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权利能力（法语：la capacité de jouissance）是一个民法的法律术语，指可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是法律能力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能力者即为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得为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编辑]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如中华民国民法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第13条）。此条文规定，含有以下意义：
权利能力的始期[编辑]
法学上，出生又有五种学说：阵痛说、一部露出说、全部产生说、断带说（脐带剪断说）和独立呼吸说。世界各地的民法，各有不同，兹举大陆法系部分国家民法规定例示如下：
采取以完全出生，及胎儿完全自母体产出为标准的，如德国民法第1条规定“始于出生之完成”（Vollendung der Geburt），瑞士民法第31条规定“完全出生而活产”（mit dem Leben nach der vollendeten Geburt）为权利能力的始期[1]。
台湾法界大部分学者与法院采取独立呼吸说，亦即指与母体完全分离，而能独立呼吸保有生命者，即视其已出生[2]。中华民国最高法院20年上字1092号刑事判例[3]中表示：“过失致人死之罪，系以生存之人为被害客体，故未经产生之胎儿，固不在其列，即令一部产出尚不能独立呼吸，仍属母体之一部分，如有加害行为，亦祇对于怀胎妇女负相当罪责。”可见最高法院对出生的认定应该是采取独立呼吸说[来源请求]。采取不同见解的，则有郑玉波等人[4]。
胎儿的权利能力[编辑]
胎儿在出生之前，本不拥有权利能力，但胎儿为将来之人，非必不得享有权利，故许多国家多以法律拟制，以非死产者为限，视为既已出生。其中有“法定解除条件说”和“法定停止条件说”等两种说法。前者指胎儿于出生前，即取得权利能力，若将来死产，则溯及丧失其权利能力；后者指胎儿于出生前，并未取得权利能力，至出生后，方溯及取得权利能力。
目前台湾的通说采取“法定解除条件说”，盖如此使胎儿于出生前即得取的权利能力，而得主张其个人之利益，对于胎儿的保护较为周全[5]。又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166条规定“胎儿为继承人时，非保留其应继分，他继承人不得分割遗产”，是对胎儿权利的特别保护[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5条“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亦然。
权利能力的终期[编辑]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终于死亡，又可分为“自然死亡”和“死亡宣告”两种。
自然死亡[编辑]
就自然死亡而言，一般有心脏停止跳动说、呼吸停止说、瞳孔放大说和脑死说等四种认定标准。
在台湾，民事上，原则是以心脏停止跳动或呼吸停止为判断基准。自死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则须依法定程序判断为脑死[7]。但脑死主要系方便人体器官移植之用，学界尚不太承认脑死为民法上所认定之死亡。
死亡宣告[编辑]
死亡宣告是指在满足法定条件下，借由法院的宣告，来认定特定人死亡之状态。就死亡宣告有采拟制原则，亦有采推定原则，中华民国的民法采取推定原则，亦即受死亡宣告者，推定其为死亡，但得以反证证明其未死亡，声请法院撤销其死亡宣告。在台湾，依民法第8条之规定声请死亡宣告需要符合下列要件：
- 需为失踪之人
- 须生死不能的状态达法定期间
- 由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声请
而死亡宣告的效力除了推定特定人死亡外，亦推定其死亡期间，以决定该人被推定为死亡的时间，方便于其被推定死亡后之法律关系的运行（如继承）。
法人[编辑]
法人的成立虽然采行法人实在说，但其权利能力仍始于登记，终于清算终结。（中华民国民法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条）但是法人所享有的权利能力之范围依其性质，与自然人仍有所不同。在台湾，依据中华民国民法26条之规定，又下列的限制：
- 法令上的限制
- 目前台湾就法人权利能力在法令上的限制主要是在公司法第16条对于法人为保证的限制，另外司法院大法官释字59号解释[8]亦认为：“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编按：现行法第16条）之规定，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以保证为业务者外，不得为任何保证人。公司负责人如违反该条规定，以公司名义为人保证，既不能认为公司之行为，对于公司自不发生效力。”
- 性质上的限制
- 而就性质上的限制而言，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义务，法人亦不能享有，此有以自然生理为基础者，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和贞操权皆然。另外以一定自然人之身份为基础的身份权，如家长权、亲权等法人亦不能享有。不过就名誉权、信用权、姓名权、和秘密权而言法人依据其性质可以享有此等权利，其他人可能就此部分对其构成侵权行为。
非法人团体[编辑]
就非法人团体而言，目前台湾实务见解稳固的认为其并无权利能力，如最高法院68年台抗字82号判例[9]即认为：“...非法人之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固有当事人能力，但在实体法上并无权利能力。”另外依据最高法院65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总会议决议（三）[10]可知，过去最高法院亦认为祭祀公业并无权利能力可言。
参考来源[编辑]
- ^ 施启扬 2005，第71页.
- ^ 王泽鉴 2000，第111页；郑冠宇 2021，第96页.
- ^ 最高法院20年上字1092號判例. [2022-1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9）.，另外参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4148號刑事判決. [2022-10-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0-19）.
- ^ 郑玉波 & 黄宗乐 2009，第82页以下页.
- ^ 王泽鉴 2000，第115页.
- ^ 郑冠宇 2021，第97-98页.
- ^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4条
- ^ 釋字59號解釋. [2009-04-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21）.
- ^ 最高法院68年台抗字82号判例[永久失效链接]
- ^ 最高法院65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总会议决议（三）[永久失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