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主要在1966年至1970年之間，中國政壇上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所作出的任何論述、意見、指示，均為至高無上的，必須學習和絕對遵守的。曾以《毛主席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最新指示》、《最新最高指示》等名義於1967年至1969年在中國大陸出版或內部發行。從《人民日報》第49期—第97期的數據材料分析，從1965年出現至1970年後逐漸淡出（1965年出現4條、1966年出現256條、1967年出現91條、1968年出現58條、1969年出現19條、1970年出現3條），最高指示風靡了5年。

發起

196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在《中國人民解放軍1966年工作指示》中說道：「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1966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心是研究如何貫徹執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在會議前後，林彪、康生鼓吹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竭力宣揚對毛澤東的神化。

含義

「最高指示」的字面含義是具有歷史政治特殊性的。

• 1）強調指示發出者權力地位的至高無上。「文革」時期毛澤東已經不是國家主席，但仍然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位，掌握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實際最高權力以及最終決策權；
• 2）毛澤東思想地位的絕對化，強調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有文字描述：「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通過最高指示的稱謂形式把中國意識形態至尊的榮譽授予了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以意識形態名義為政治權力授勳，同時又倚仗政治權力強化意識形態權威，完成了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把毛澤東心儀法令、真理兩種身份完美地結合了起來。

最高指示與聖旨的含義大同小異。把毛澤東著作、指示稱作「最高指示」就是拿它比擬中國最高法律和憲法，以領袖意見否定了中國的法律、制度。

批鬥

在「文革」時期，肆意更改「最高指示」的內容都會成為批鬥的對象，對最高指示不能有絲毫非議，不管這種非議是多麼微不足道，甚至本來就是着意維護，都不允許。

• 羅瑞卿對《最高指示》提出不同的意見：「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最高，難道還有次高嗎？難道不能再高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啊！」，「你們對誰的話都可以懷疑，對毛主席的話也可以懷疑。」因此在文革中，成為批鬥對象。
• 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恰當，就給揪去開了一晚上批判會，稱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

應用

在1966年最高指示的應用範圍達到高潮，在說話、作報告、寫文章、寫檢討、寫家信、寫情書的時候，都引用《最高指示》中的內容。報紙、黑板報、信封、糧票、購貨券、商標、茶盅臉盆、包裝紙、公交車票、介紹信、結婚證書、紅寶書封面等都印有最高指示的內容，被當成了一種法令象徵、裝飾圖案。另外，當時中國大陸出版的報刊書籍，凡是引用「最高指示」之處，均會以加粗黑體表示（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文革」期間，學習和宣傳毛澤東詩詞被當作貫徹「最高指示」的政治任務，傳播毛澤東詩詞被視為「忠於毛主席」的神聖行為。

鄧小平之女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回憶：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指示是「一句頂一萬句」的，哪怕是有感而發的隨便的一句話，都會變成「最高指示」，都是至高無上的。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一定都記得，每當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的時候，立刻就會迅速地「傳遍祖國上下，大江南北」。不論是白天，還是深夜，只要有「最新指示」發表，人們立即就要擁上街頭，擁到天安門廣場，去歡呼，去遊行。「文革」中的許多「革命進程」，都是用這種方式來指導進行的。一個「最新指示」的發表，往往預示着一場新的「運動」或者「鬥爭」的爆發。

結束

1966年7月25日，毛澤東指示中宣部負責人「以後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要求降低頌揚的調子。

沿襲

2000年後，有對「最高指示」的戲仿用法，如最高行政當局對部屬、最高領導人的話，被稱作「最高指示」「響應總書記最高指示」，意含調侃暗帶諷刺。

參考文獻

• 1965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新華社社論《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指示全軍繼續突出政治》

參見

• 毛主席語錄
• 聖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