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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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也称井冈山战斗队,是“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学生建立的庞大“革命”造反派组织,于1966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此后至1968年全面覆盖了清华大学“文革”工作。该组织还联合北京其他四所高校(北大北航师大地院)引领了全国高校的“文革”浪潮。

井冈山兵团于成立四个月后分裂为“兵团总部”(简称“团派”)与“四一四串联会”(简称“四派”、“414派”),一个多月后“四派”成立“四一四总部”,双方展开激烈论战并逐步升级,并于1968年4月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巨大人员、财产损失,震动中央高层,从事实上扭转了高校文革群众运动方向。

经过[编辑]

自1966年年5月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但从9月起,当“文革”风暴冲击到中学生红卫兵的父辈们,中学生们开始有所保留。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插手,大学生和社会群众逐步成为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就是所谓的“新红卫兵”。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迅速成为清华乃至整个北京红卫兵的中心。[1]

萌发[编辑]

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与老师、校领导之间开展大规模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相互矛盾越来越深。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单位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1966年6月8日,新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周赤萍到清华大学,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6月13日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大会,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会上宣布,以叶林为组长、周赤萍杨天放为副组长的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权。(该工作组由刘少奇亲自过问,其夫人王光美于6月21日以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入该工作组并成为中坚力量)[2] 该工作组将从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师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帮爪牙,进行残酷批斗。12日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迫带上高帽上街游行。

另一方面,工作组同时对清华造反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打击。工程化学系902班蒯大富等激进造反学生受到工作组冲击,逐步开始激烈反抗。1966年6月,蒯大富提出“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宣称工作组同党委一样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并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工作组迅速对蒯大富进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两人死亡。[28][29]

7月,毛泽东回京,斥责工作组做法,要求周恩来亲自过问清华“文革”运动[30],事实上向红卫兵们表现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8月下旬,清华园中贴出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10月,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29]

7月21日,陈伯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声名鹊起。[28]

清华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最初多由高干子女主导。8月8日,唐伟汲鹏陈育延等人成立针对工作组的串联会,被称为“八八”派,8月22日正式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月9日,贺鹏飞(贺龙子)、刘涛(刘少奇女)、刘菊芬(刘宁一女)成立串联会,批黑帮、不批工作组,被称为“八九”派,8月19日组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此外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出现。7月底到11月,清华先后由“三临”(“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掌控。但未获得广泛支持。[31]

9月24日,以蒯大富为首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红卫兵组织逐渐由普通子弟领导。。9月2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自我罢官,部分人成立“造反兵团”转而支持蒯大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化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力量减弱。[31]

1966年11月,据称为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的《百丑图》(也称《群丑图》,也有称两者非同一作品),用漫画的形式,丑化当时国家、政府、军队的一百多位领导干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引起了毛泽东等高层的强烈关注,引发众多红卫兵组织模仿、制作、传播,掀起轩然大波。[28] 有称《百丑图》最初为中央美院国画系1966届女大学生翁如兰所绘,但注明为“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宣”,最早刊登在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东方红》上。[32]二月逆流”期间,谭震林在会上大发雷霆:“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33]

1966年12月19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授意,以打倒刘少奇等为出发点的清华最大红卫兵组织、一统清华“文革”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由“井冈山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而成。

不久,“清华大学红卫兵”因贴出反对文革、痛斥江青、怀疑林彪的大字报而被井冈山兵团借机瓦解。[31]

崛起[编辑]

清华主楼前的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

1966年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接见蒯大富)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师生进城开展“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28][29]

12月31日,兵团在其《井冈山》报上发表清华学生刘涛(刘少奇女儿)的长篇检查,揭露刘少奇王光美镇压文革的“内情”。1967年1月1日,在《井冈山》报上发表“炮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文章。[31]

为打倒刘少奇蒯大富组织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西门,向中南海内喊话“打倒刘少奇”,但刘少奇始终没有出现。于是蒯大富等人准备首先揪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1967年1月6日,为引出王光美,蒯大富等人想办法获取刘家保密电话号码,并打电话谎称刘少奇女儿刘平平遭遇车祸,刘少奇王光美夫妇乘车前往医院。两方面对面后,中央迅速派人将刘少奇解救回来,但王光美却被扣押回清华园。此事件被红卫兵自豪地宣传为“智擒王光美”。[28]

1967年4月10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意,清华井冈山兵团在清华主楼前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旨在揭露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凌晨6时,王光美来到主楼7层会议室。6时30分,接受第一次审讯,并被强迫穿上从其家中抄得的高跟鞋旗袍,带上用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审讯结束后被带至主楼前广场,会场人山人海,300多个造反派组织参加了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多名老干部在一侧陪鬥。批斗会结束后,下午和晚上又进行了两次小型审问批斗。[29][34]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说:“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扞卫党的领导,就是扞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31]

1967年3月至9月,井冈山兵团(包括后来分裂出的414派)共向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城市派出了80多个联络站、记者站,人数上千(一说六百)。7月后派出众多军事动态小组,前往军事要地收集机密情报,试图扰乱军队。充当北京各校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头者。组织或参加了4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月29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斗彭德怀罗瑞卿、8月22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等运动。[31]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左右,井冈山兵团严重干涉学校教学,学校学生在各类文革活动挤占下几乎没有正常学习时间。井冈山兵团改变招生制度,优先招收贫下中农子女,以推荐为主,不招收五类学生: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不参加文革的逍遥派、书呆子。[31]

分裂[编辑]

1967年初,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求进行全面夺权,按照“三结合”原则(解放军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1967年4月14日,因为内部对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分歧和论战,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或称“团派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串联队”(或称“四一四革命串联队”,简称“414派”或“四派”)。双方对于成立“革委会”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争执颇大。[1][35]

4月30日,团派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由一号人物蒯大富等11人组成。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林彪等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将清华井冈山兵团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也问及清华革委会何时成立。团派上下受到强烈鼓舞。[36]5月2日起,“革筹小组”开始于兵团总部共同行文并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即针对“414派”。[35]

同时,414派只有孙怒涛一人成为该小组成员,显然受到压制。孙怒涛贴出《孙怒涛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革筹小组。5月3日,414派召开第十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发表文章《彻底搞臭革筹小组》,贴出大字报《把现临筹小组一棒子打死》。5月5日,清华大学机械系率先成立“革筹小组”第一个系级分支,遭到414派严厉警告。[35]

5月12日,为促进妥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主持两派负责人开会,5月21日亲赴清华大学召集两派代表开会,最终蒯大富孙怒涛签署四项协议:[36]

  1. 立即停止内战!不准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的看法须协商解决。尤其不准把内战打到社会上去。
  2. 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渐实现班、系大联合。
  3. 调整和扩大革委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和总部实现我校革命的三结合。
  4. 井冈山兵团总部和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事实上协议第四条将“革筹小组”合法化,得到团派一致欢呼和四派的坚决抵制。

5月23日,谢富治秘书向蒯大富孙怒涛打电话称协议已报告毛主席,请两派坚决执行。之后,蒯大富在团派会议和革筹小组会议上传达,并增加小组人数为22人,增加414派人员。同日,谢富治蒯大富转达毛主席指示,毛泽东言辞委婉,被蒯大富理解为支持井冈山兵团总部,这消息让兵团上下十分欢腾,贴出大标语“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414上台不行”。414派人心浮动,不少“战斗组”转向兵团总部。[35]

5月24日,团派宣布要在5月30日前全力以赴成立清华革委会。同日,414派在化学馆召开大会,宣布不参加任何筹备活动,准备分裂出来以对抗团派。5月26日上午,414派下属“东方红战团”在圆明园遗址处开会,宣布与兵团总部分裂。下午,在清华主楼三区3楼召开“东方红战团”大会,通过了有关分裂的宣言。27日晚,在同地点召开“东方红总部”成立大会,与兵团总部分庭抗礼。此时“三七兵团”准备加入414派,于是次日在清华新水320室开会,决定于5月29日晚22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四一四总部”。5月29日凌晨,414广播台播出“414总部”成立消息,宣言指出“兵团总部已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了。”[35][37]

5月29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前一天,蒯大富等人前往人民大会堂邀请周恩来等人参加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因总理忙碌,写便条如下:

敬爱的总理,你好!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将于5月30日成立!
  您在5月1日和5月23日曾两次答应我们一定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我已经把这天大的好消息告诉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万分高兴,急切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即将第三次参加我们学校的大会,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井冈山人掌权后的大会!
  总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抽出一点时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总理参加我们的大会将对我校文化大革命和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理如果不去,我们没有办法向群众交待,明天的大会将无法开下去!
  急切盼总理回音!
  我们很想与您交谈几分钟,我们在门外等着!
  等!!一定要见!!!

— 蒯大富,5.29[38]

总理回复: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 周恩来,5.29[38]

蒯大富急切召开成立大会,谢富治让其起草“推迟信”并誊抄签名,作为蒯大富回清华的“交代”:

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对你们学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

— 谢富治,1967年5月30日[38]

5月30日凌晨2时许,蒯大富等人返回清华,通过团派广播台广播先前通知。5月31日,团派成立核心组织“六二四战团”,以1966年6月24日薛大夫等人同工作组论战日子命名。开始与414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35]

矛盾加深与百日大武斗[编辑]

1967年间,虽然清华红卫兵“团派”和“414派”出现部分冲突,但由于大多数人忙于社会上的“全面内战”活动,无暇顾及校内。1967年冬,中共中央为结束全国范围混乱局面,要求所有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返回学校,进行“复课闹革命”,于是两派矛盾开始突出。但当时中央要求“大办学习班”、“消除派性”,因此矛盾没有过度激化。[39]

由于上级政策,并且蒯大富希望尽快当清华革委会主席。9月21日两派成立“兵团联合总部”,11月8日迟迟正式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广播台、联合总部委员会(团派17人、414派16人)。两派在表面上暂时联合。但两派内部更加不和,团派有人组织“斗私批修联络站”,同时批斗蒯大富和414派。不久后,两派迅速再次分裂。[31]

1967年12月初,以414派将一首林彪语录改编为“四一四战歌”为理由,通缉414派6名委员,最终抓获1人。12月4日,团派秘密关押了414派推举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领导人吕应中。12月6日、9日、20日,对20多名支持414派清华中层干部进行抄家。期间发生数十起小规模武斗。[31]

12月25日,团派为纪念“一二·二五大行动”周年,进城宣传,号称要造反派进入中共中央;次日,414派进城宣传,痛斥蒯大富想当中央委员。1968年1月3日,两派为争夺12号楼的414派红尖兵广播室,发生首次数百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31]

1月31日,团派绑架414派总部宣传部罗征启,3月27日,罗征启逃离后,又绑架414派办公室干部贾春旺等人,并进行毒打。4月4日晚,团派抓走罗征启弟弟、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罗征敷,将其毒打后憋死在后车厢。

1968年3月下旬,“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文革鼓动全国再次开展“反右倾”斗争,提出“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从而使校园内派性间矛盾开始膨胀。[39]

最开始,“团派”和“414派”还只是相互辩论,逐渐升级为语言冲突、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初期蒯大富约束手下要“讲理”、“忍让”,但听到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要用“文”的方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如果对方不服,要用武力自卫。)后,开始意识到对立派系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从而决定开展武斗。[28]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动用各种冷兵器、热武器、燃烧瓶,针对大礼堂、东区浴室楼、科学馆进行抢占与争夺。共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28][29][39]

工宣队进驻[编辑]

7月27日,一支由3万多人(一说十万人,8月初减少至5147人)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8月下旬改名“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即“工宣队”、“军宣队”的合称)进入清华,由来自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副团长张荣温领导。[40]

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曾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此处“井冈山”狭指“团派”)。但得知工宣队在清华牺牲惨烈,才正式开始准备终止武斗。之后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体现出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已经让毛泽东对造反派失去信心。[41]

到8月初,这支工宣队中有军代表约105人,主要来自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海军,工宣队指挥部下设:政工组、秘书组、联络组、办事组、接待组。下辖八个团:直属团、一团~七团,分别驻扎清华本部、基础课和十二个系。[40]

8月5日,毛泽东巴基斯坦赠送的芒果转送清华工宣队表示慰问。8月15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工宣队代表。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其中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已到。”陆续向北京59所大专院校以及全国大中城市学校、教育部门、中科院、文化艺术单位、出版社、部分军事院校派驻了工宣队。[39]

8月25日,以姚文元署名发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将文革造反派群众及红卫兵学生列入“文革”的对象,不允许高校知识分子造反派扎堆搞“革命”。[29]

1968年8月16日,在工宣队领导下,清华井冈山两派合并为“清华井冈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并在之后工宣队的清理运动中迅速消失。

1968年底,大批红卫兵学生响应毛泽东“上山下乡”号召,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到1975年左右,工宣队仅剩下70余人,这些非清华人在1968年到1976年底实际掌控着清华的领导权,工宣队中的迟群谢静宜在1972年后成为清华第一、二号人物。[40]

派系[编辑]

清华井冈山兵团于成立后4个月即发生分裂,分为“团派”与“414派”。正如《四一四思潮必胜》[42] 所言:“清华大学四一四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清华两派的冲突代表了文革群众运动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矛盾。之后产生了众多全国性的“造反派”:河南“二七公社”、成都“八二六”、重庆“反到底”、长沙“湘江风雷”、哈尔滨“炮轰派”、武汉“工造总”等;众多全国性“保守派”:河南“河造总”、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四川“产业军”、长沙“高司”、哈尔滨“山上派”、武汉“百万雄师”等。[1][35]

两派均不可能提出独有理论,均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文革”理论加以应用和发挥。所以两派之间存在内部分化、交叉、重合等各种情况,并不完全对立,在很多方面甚至观点相同,但一旦涉及两派根本利益,他们就会立即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有人认为,两派对立主要表现为三点: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如何对待干部队伍?[1][35]

团派和414派的三个核心分歧
分歧点 团派观点 414派观点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即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42],他们认为“文革”同1949年前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的实质问题上”是相同的,文革是政治革命、政权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1]

走资派大量混杂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严重修正主义错误,各单位都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权,必须进行彻底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是为了部分改善和加强这一专政,因此不应否定、打倒一切。他们强调“文革”是共产党执政下的大革命,走资派“只是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并未占统治地位。“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是基本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四派认为,文革不应像“团派”那样进行全国性的武装夺权。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年? 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据点之一,十七年来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43] 因此要对就清华“大翻个儿”并在头脑中彻底砸烂,坚决反对旧清华“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坚决反对旧清华“上黑下红论”。[1] 清华大学十七年来虽然有一些缺点,但“十七年来,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清华”[44] 坚决反对旧清华“黑线上下连续论”,“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是占统治地位的,近几年来也是这样。”[45] 同时,“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46][1]
如何对待干部队伍? 清华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不能回避他们过去犯有的错误,他们绝不是左派,绝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而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大都是中间派,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充当了教育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清华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复辟旧清华的社会基础”。[47] 能否解放和大胆使用干部,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间题。没有大批革命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红卫兵小将夺的权就有可能丧失,因为小将自身有许多缺陷。大胆使用干部就必须使革命小将让权、放权。没有一大片干部的彻底解放,没有一大批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和中坚,而由“团派”来独揽大权,肯定是行不通的[48][1]

四派所提的“造反派只能夺权而不能掌权”,即“造反派不能坐江山论”在全国不少地方及群众派别中流行开来。[1]

兵团总部[编辑]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或称团派总部,简称“团派”,自诩正统“井冈山兵团”,因此“井冈山”可狭义代指团派。团派属于造反派,头目为蒯大富(人称“蒯司令”)。

以团派为代表的造反派是“文革”的骨干力量,主动应和文革发动者的意图进行造反、夺权行动。[1]

兵团总部建制[31][编辑]

  • 总部委员会(常委:蒯大富韩银山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育延陈继芳任传仲王良生孙怒涛曾任)
    • 常设机构
      • 总部办公室(秘书组、电话组、常务组、资料组)
      • 作战部(一部)
        • 对内作战部
          (部队办公室、发放组、保卫组、三办(专案)、斗兵团、大行动组、大批判组……)
        • 对外作战部
          • 办公室
          • 社会调查组(动态组)
            (一动“兵团动态”、二动“校内及四一四动态”、三动“首长讲话及北京动态”、四动“中学动态”、五动“运事动态”、六动“国际动态”)
          • 全国联络站
            (办公室、资料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
      • 政治部
        (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二办(干部办公室)、组织部)
      • 后勤部
        (办公室、科技组、财务组、生活组)
    • 应急机构
    • 下属建制(各系、处)
      • 〇一部队~十五部队(一度扩充到“二〇部队”)
        • 各部队下辖众多战斗组,如“指点江山”、“契卡”、“刺刀见红”等。
    • 群众性组织

兵团总部宣传[31][编辑]

宣传机构《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前哨广播台、井冈山通讯社、井冈山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宣传刊物《兵团战报》《井冈山》报、《文化大革命简报》、《井冈山》杂志、《井冈山通讯》、《学习资料》、《理论批判》、《大字报选》、《整风简讯》、《内部资料》、各动态组动态……

四一四总部[编辑]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或“414派”,1967年4月14日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革命)串联队”,5月29日正式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进行对立,属于造反派中的保守派,领导人包括沈如槐孙怒涛等。

以414派为代表的保守派是文革中所谓的“修正主义”力量,虽然他们也打着革命旗号,但并不完全接受“文革”理论,他们所掀起的“四一四思潮”从种种方面对“文革”产生疑虑、困惑、失望,从事实上动摇了“文革”正统权威。其观点主要体现在1967年8月出版的《四一四思潮必胜》[42] 一文。[1]


四一四总部建制[31][编辑]

  • 总部委员会(委员: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璋汲鹏宿长忠张雪梅蒋南峰李秀芙傅正泰谭浩强任彦申等54人)
    • 常设或应急机构
      • 总部办公室
      • 作战部
        • 第一作战部(负责北京及校内)
        • 第二作战部(负责大批判)
        • 第三作战部(负责全国,下辖办公室、资料组、军事组、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北组、西南组)
      • 干部办公室
      • 宣传部
        (动态组、简报组、广播台、报纸编辑部、发放组)
      • 组织部
      • 保卫部
      • 政治部
      • 干部参谋组、斗作战部、行政管理总勤务站、斗批改办公室……
      • 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 基层机构
      • 〇一部队~十二部队(或称支队)
    • 群众组织
      • 东方红战团(学生为主)
      • 二七战团(教工为主)

四一四总部宣传[31][编辑]

宣传刊物:《井冈山》报、《四一四战报》、《清华四一四通讯》、《情况简报》、《井冈山参考资料》、《大字报选》、《教革》、《联合风暴》、《满天红》、《重要文件》……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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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风雨岁月: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26页
  26. ^ 该系设有两个系主任
  27. ^ 清华大学志·上册,第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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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大字报选编——批判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集》(三),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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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编辑]

延伸阅读[编辑]

史料[编辑]

  • 王光美究竟是什么货色.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镇黑浪》. 1967年1月16日 (中文). 
  • “狂人”日记. 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 清华井冈山兵团 地院“东方红”公社 北医八·一八战斗兵团 革命造反联络站供稿,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宣传组编. 1967年2月 (中文). 
  • 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邓小平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 1967年3月 (中文). 
  • 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 1967年4月 (中文). 
  •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斗争生活片断.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杂志社. 1968年 (中文). 
  • 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聂元梓等同志传达. 1968年 (中文). 
  •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师生员工解决嫌疑分子问题的情况调查. 1969年 (中文). 
  •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小组成员 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迟群同志的报告. 1969年 (中文). 
  •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专辑.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1969年 (中文). 
  • 毛主席论对教育革命.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1969年 (中文). 
  • 毛主席论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工组. 1969年 (中文). 
  • 毛主席林副主席论团结 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工组. 1969年 (中文). 
  • 毛主席论对教育革命辑.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工组. 1969年 (中文). 
  • 学习资料·6, 教育革命文章选编.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 1969年 (中文). 
  • 学习资料·13, 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乘胜前进!.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 1969年 (中文). 

回忆录/史料整理[编辑]

  • 邱心伟原蜀育主编.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 香港: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2009年. ISBN 978-988-17894-5-7 (中文). 
  • 田炳信,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新快报2005年11月9日
  • 沈如槐.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香港: 时代艺术出版社. 2004年. ISBN 988-97331-5-3 (中文(香港)‎). 
  • 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文革博物馆通讯(四〇九),2007年5月22日出版
  • 陶德坚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未出版
  •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 周泉缨,回忆《414思潮必胜》的诞生过程
  • 周泉缨,回忆《414思潮必胜》之补充,2010.11.18
  • 周泉缨,对文革以来罗征启的总评判,2010.11.18
  • 孙维藩. 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 2008年. ISBN 978-988-17202-0-7 (中文(香港)‎). 
  •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 聂元梓,文革"五大领袖" 聂元梓回忆录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黄峥 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 刘冰. 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 ISBN 730-202-578-9 (中文). 
  • 刘冰.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年. ISBN 978-7-80170-685-0 (中文). 
  • 罗征启访谈录,炎黄春秋,2009年?(待查)
  • 叶志江,走出文革,未出版
  • 叶志江,互联网上的回忆,未出版
  • 万润南,清华岁月,未出版
  •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香港: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2009
    • 李自茂,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我所亲历的清华“5.30”
  • 魏义祥,我的日记中的清华文革初期大事,未刊稿
  • 曾昭奋,清华园随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史际平 杨嘉实 陶中源等编著,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记忆,2010年10月10日第18期(总第五十九期)
    • 王大定,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 叶志江,关于在清华武斗中当“俘虏”的一些经历—— 给《倒下的英才》作者唐金鹤的信
    • 陆小宝,流着眼泪剥洋葱—— 《倒下的英才》再版后记
    • 沈昆,陆小宝校友“剥洋葱”的误区
    • 唐少杰,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蒯大富现象”—— 要宝钟著《蒯大富》序言
    • 渔歌子辑录,毛泽东、周恩来、陶铸谈蒯大富
  •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二),记忆,2010年10月20日增刊(总第六十期)
    • 朗钧,浅析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
    • 周泉缨,对朗钧文章的几点看法
    • 杜钧福,对清华大学文革两派分歧的看法
    • 唐少杰辑,清华大学文革时期历届领导成员名单
    • 樵余,寻找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林岗
    • 黄葛云,寻找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的“董司令”
    • 董国强,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 唐少杰采访、整理,惠宪钧访谈录

研究[编辑]

  •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 唐少杰. 一叶知秋 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年. ISBN 962-996-126-1 (中文(香港)‎). 
  • 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 张化、苏采青 等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 程晋宽,"敎育革命"的历史考察: 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 31, Number 4, 463-519 (中文翻译版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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