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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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

背景[编辑]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大批党内元老感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同时亦自发的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而此时受毛泽东信任的江青,并不能被这些元老认可。刚刚被毛泽东推向权力斗争中心的林彪,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和党内失势元老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事件过程[编辑]

大闹怀仁堂[编辑]

1967年1月中旬,毛泽东指使陈伯达教唆红卫兵开始批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之后周恩来出面辟谣[1]:321[2]:822。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内部是否展开文革运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执起来[2]:823。此时叶群突然拿出发言稿批判萧华,当晚红卫兵抄了萧华的家[2]:824。次日上午,京西宾馆继续开会,萧华讲述被抄家经过,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萧华[3]。徐向前与叶剑英气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亦因此拍伤手骨[4]:344。该事情被四人帮诬陷为“京西宾馆事件”,为“二月逆流案”之始[1]:322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红卫兵开始批斗杨勇,中央军委工作开始陷入混乱[2]:827。情急之下,徐向前于1月24日晚,独闯林彪住处毛家湾,并开门见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稳定,并要求制定规则[1]:323。随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请叶剑英、聂荣臻赶到毛家湾,共同商议出七条意见[5][2]:828。之后叶、聂、徐三位元帅赶赴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七条意见[2]:828。后经各军区领导讨论,改成八条意见[2]:829。1月28日,林彪与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泽东审批该八条命令[2]:829-830。此后该命令得到贯彻,各大军区秩序得以恢复[2]:831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1]:324。会上,徐向前同陈伯达就刘志坚问题发生严重争执[1]:325。2月11日,叶剑英和徐向前等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就军队稳定问题发生争执[6][2]:832

2月16日,谭震林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7]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余秋里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中共文革小组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表态,文革小组开始制造“二月逆流案”[2]:834

大闹京西宾馆[编辑]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八届十二中全会[编辑]

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泽东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啰。

1968年底,周恩来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后续[编辑]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8]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徐向前传》编写组. 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092-058-5.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 ISBN 7-5065-0126-0. 
  3. ^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5. ISBN 0804735298. 
  4. ^ 《叶剑英传》编写组. 叶剑英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 ISBN 978-7-80092-299-2. 
  5. ^ 王年一. 大动乱的年代.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2. ISBN 978-7-01-007863-2. 
  6. ^ 唐少傑. 一葉知秋: 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年: 55. ISBN 978-9-6299-6126-8. 
  7. ^ 《吳法憲回憶錄》
  8. ^ 《聂荣臻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