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Political slogan by Red Guards on the campus of Fudan University 1976.jpg
1976年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一面围墙上的红字标语:[1]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繁体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简化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通常简称
汉语
  1. 文化大革命
  2. 文革
  3. 十年动乱
  4. 十年浩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運動,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2][3][4] 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也被后世称为“十年动乱[5][6]或“十年浩劫[7][8][9]。文革是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发动的階級鬥爭[10]

一般认为,文革正式開始的标志是於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此前,三面紅旗的挫败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内数千万人的死亡,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文革初期毛以“反蘇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名義攻擊“走资派”,尝试重回黨核心。[11][12][13][14][15] 文革在此後的一兩年内達到高潮,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到达顶峰,中共右派人物的影響力則多遭到剥夺,而當權左派亦有內鬥,並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16][17][18]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19][20]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21]

据各方估计,文革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22][23][24][25][26],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27][28][29],亦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30][31]。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过激行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32]、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33]、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22][34],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损毁[35][36][37]。众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38][39][40][41]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而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42][43][44]

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45][46][47][48]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49]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50],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51][52]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53]国际上,文革影響了当时的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54][55];其中,受毛泽东和文革的影响并得到中方资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于1975-1979年初进行了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约200万人死亡、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56][57][58][59][60]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文革结束及一連串政治鬥爭后,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藉毛澤東的權勢推動文革的極左派多被整肅,逐渐消减毛泽东时代社會主義色彩[61][62][63]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并通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64][65]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66]文革遗毒残留,而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也一直饱受争议[67][68];中国官方和自由派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69][70],且自由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71][72][73]

历史背景[编辑]

1957年,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74]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滿懷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時,赫魯晓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斯大林模式[來源請求]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75][76]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77]

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78]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79]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80]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大跃进及其批评[编辑]

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于飢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81][82]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83]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84]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5]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86]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需要解释]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87]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罷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88]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中國大陸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89]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說。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90]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91]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註 1]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93]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94]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95]

以阶级斗争为纲[编辑]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96]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97]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中苏论战[编辑]

在中苏论战中,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编辑]

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左)与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右)出现矛盾

文革的舆论准备[编辑]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98]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99],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謂“四个存在”理论,[100]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01]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02]:583

发展过程[编辑]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03]

  •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結果是劉鄧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間林彪因企圖篡位而失勢。
  •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鄧再度被四人幫批鬥,華國鋒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逮捕失去毛保護的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文革爆发[编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04],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黨裡、政府裡、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05]《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106]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107]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108]林彪还开始倡導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109]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110]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111]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112]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113]。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來源請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114]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15]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16]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117]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118]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19]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120]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编辑]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121]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22]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裡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23]

1966年9月1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拥护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游行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124]

红卫兵与大串联[编辑]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紅衛兵們「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25]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26]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27]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于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

针对出现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28]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129]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130]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31]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编辑]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132]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33]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衞兵夺权。

文革时代藝術家並將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是“红、光滑、发光”的表現方式來顯示毛泽东本人是光的主要来源,無產階級專政的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識形態及口號之一,表現在數張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傳海報中,在1949年文盲率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為57%的歷史背景下,以海報圖文的方式去對大眾宣傳特定想法及口號,[134]

1967年4月,《人民画报》刊登贵州革命派造反情景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35]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36]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参阅六七暴动)。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全国进入内战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大规模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与清理阶级队伍[编辑]

1967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集会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137]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138]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139]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32]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140]

1967年,北京大学校园张贴大字报,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畫報》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热烈欢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指出:“当前,中国亿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阴险的《修养》——这本书被贩卖到全世界,取名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人是当前在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扛着修正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破旗的旗手,他的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纲领。”

1967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书写大字报批评刘少奇,刊于1967年11月《人民画报》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

1967年,北京二十三中“复课闹革命”,黑板上写有文字“控诉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刊于1968年2月《人民画报》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参考消息》转载的苏联“斯大林小组”《文化革命真相》的长篇文章指出:“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141]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林昭,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敢于和中共当局抗争的民间人士。她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遭到监禁,并于文革时期中的1968年遇害。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142]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1967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集会,打出“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罪恶流毒”标语

随后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143]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开宗明义写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粉碎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伟大斗争。这场政治大革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尖锐反复斗争的必然结果……就可以知道苏修这次的武装挑衅不是偶然的,正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144]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45]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146]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147]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為主,中國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148]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国家主席存废之争与九一三事件[编辑]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关系破裂。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149]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鬥、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150]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51]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152]。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153]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54]。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155]。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156]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因刘少奇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157]。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158]。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159]。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159]

文革初期,林彪一度获得毛泽东的极度信任,从而掌握大权和担当要职。圖為毛澤東與林彪關係密切時所生產的個人宣傳品。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國志》中,孫權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160]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161]。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161]林彪仅表示附和[161]

有学者认为[162],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162]。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163],“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164]

有学者认为[162],据中共承认[165],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166],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162]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167]。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153],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168])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153]

五七一工程纪要》影印本封面,可见其被定义为“反革命政变纲领”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153],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169],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170]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171]。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172]

四人帮及文革后期[编辑]

从1974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73]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174]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75]

当时苏联以“人性论”来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以和平主义来反对革命战争。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176]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177]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国民党都是尊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178]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179]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180]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而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时刻,一面大肆吹捧孔老二,一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供认,他要投靠苏修,找“保护伞”,并肯定他们的反革命“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指责“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81]《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182]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重新推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183]。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184]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文革结束[编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185]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10月2日,华国锋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186]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文革后续[编辑]

过渡时期[编辑]

华国锋上台[编辑]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87]

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選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88] 在此次会议上,华国锋还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189],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190]

華國鋒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1]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编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逐渐夺回在中共内的领导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192]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93]。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鄧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194]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195]

1980年2月,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被视为邓小平政敌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华国锋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有限清算文革[编辑]

对四人帮的审判[编辑]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拨乱反正[编辑]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譬如揭批查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196]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197]《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争议及局限性[编辑]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67][68]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继文革之后再次发生的左倾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198][199][200]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201][202][203][204]

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205][206][207]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3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208]

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209]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210][211][212]

后果及影响[编辑]

人道主义灾难[编辑]

死亡人数[编辑]

西藏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其妻子遭受严酷批斗(1966年8月)。1973年,才旺仁增将军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等;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22][23][24][25][26][34][213][214][215]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30][31]

  • 依据美国知名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219]
  • 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农村地区:75-15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224][225]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编辑]

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屠杀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226] 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226] 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227][228]

  • 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27][28][229]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28][229]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27][28]
  • 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230]
  • 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231][232]
  • 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33][234];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编辑]

重庆文革墓群,埋葬着众多的重庆文革武斗的死亡者。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中国大陆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235] 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新疆石河子事件喀什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24][213]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34][236] 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237] 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20万人自杀。[213]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24][213][227]

  •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238][239][240]
  •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241]
  • 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24][242][243]
  •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0万6百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244][245][246][242]

红卫兵暴乱[编辑]

文革时期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海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化大革命广泛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247][248]。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247][249]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233][250][251]。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233][251]。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233][251]

领导层动荡[编辑]

  • 划线代表死于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此外,四人帮成员被打倒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中央官员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林彪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政治局委员江青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叶群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
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 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主要地方官员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

行政区划[编辑]

1968年北京市地图,可见大量道路、街道名被更改为具有文革时期风格的名称,如“红卫”“反帝”“反修”等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速度之快,是相当惊人的。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三省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经济状况[编辑]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各界的估计和评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252][253][254][255] 文革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混乱,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对国民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和恢复作用。[252][256][257][258] 1977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计,“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亿元的国民收入损失,相当于建国30年内所有基建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259] 依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期间中国有5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不超过4%,还有3年为负增长:1967年为负5.7%,1968年为负4.1%,1976年为负1.6%。[259]对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间的经济发展,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道:“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59][260][261]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的数据,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156美元,81%的人口为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25%。[262][263][264] 而在一同时期,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为490美元。[262] 1966年-1976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经济建设口号,期间包括国防工业在内的国家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82.8%,远超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的投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252]

1966年的大庆油田

文革期间,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包括国防军事在内的生产性建设获得了一定的发展。[252]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其中,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255]生产方面,1966年-1976年,钢产量增长33.5%,原煤产量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255][265] 农业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65年-1977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国机井数增长935.89%。[255] 此外,文革期间,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255] 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255]

科学技术[编辑]

1967年,民众庆祝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贬低为“臭老九”。[46][47][48]文革期间,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中国科研发展受到了重大冲击,许多科研项目停滞、科研队伍解散,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处,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害和审查、310多人伤残、40多名职工自尽、5人遭到枪决。[52][266][267][268]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51][49][269][270][271] 此外,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氢弹之父”于敏在内的许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属受到政治迫害,钱三强和太太何泽慧一起被下放到陕西的五七干校[272],部分拥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污蔑为“间谍”或“特务”,只有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因为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名单而受到保护。[52][273][274][275]

截止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国范围内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276] 而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就牵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残酷迫害的科研人员和领导干部达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杀。[259] 数学家熊庆来1969年被迫害致死,华罗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陈景润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楼自杀未遂。[277][278][279] 包括数理经济学周华章、计算机学家周寿宪在内的至少8位曾留学美国的顶尖科学家被迫害而自杀[280],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熊十力田汉老舍翦伯赞傅雷吴晗等因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自杀或被迫害致死。[281][282][283][284][285]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员和科学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两弹一星”中的导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以及初期杂交水稻的出现。[255][286] 其中,第一艘核潜艇于1958年起就开始研制,期间经历了大跃进中苏交恶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数科研人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文革时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时间进行科研。[258][287] 而文革严重冲击了企业生产,导致送往核潜艇研究所的科研设备粗制滥造,可靠性差、达不到设计和使用不标准。[258][287]

社会影响[编辑]

文化教育[编辑]

身穿红军军装的芭蕾舞剧演员出演样板戏红色娘子军
  •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许多知名学者不堪羞辱,选择自杀。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许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233][234]
  •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288]

青年与知识分子[编辑]

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乡间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由于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20世纪中国大陆的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其農村建设也不如邻近的日韩和台湾。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茨基的”,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289]

中华文化传统[编辑]

1966年的市民婚礼场景,参与者簇拥着挂有毛泽东肖像的卡车

在此阶段,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七五宪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290]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人身攻擊。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

民族与宗教[编辑]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发起武装起义,但受到镇压,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区发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区,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291][292]

文物古迹损毁[编辑]

文革期间,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即使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293]。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份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遣軍隊保護,故宮、莫高窟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对外关系[编辑]

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亦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甚至认为“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导致与数十个国家关系紧张,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纳[294][295][296]。譬如,文革期间,中国通过各驻外使馆、领馆,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并向当地华侨和国民强行散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有外宾也被要求要面对毛泽东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进行“汇报”、“请示”[294][295][296]

1967年,日本受文革影响的学生游行
1967年香港工人举行“反对港英当局迫害斗争大会”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297]

改革开放[编辑]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不過為了確保共產黨治理的合法性,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308]

21世纪[编辑]

至今仍能在未進行拆除的农村看到的毛泽东语录粉刷。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更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309]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310]

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五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311][312][313][314][315][316][317]


历史评价[编辑]

中国共产党官方[编辑]

  • 1980年,意大利知名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在北京对邓小平进行了专访,当问到文革是否是一场内战时,邓小平认为[318][319]

    还能说不是吗?人民分裂成两派,互相杀戮,又因为老干部给打倒了,那些自称“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帮那一伙。啊,许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了。

    当问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时,邓小平指出[318][319]

    很难估计,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死因,况且中国又那样大。不过,请听着,这么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计当时发生的其他悲剧,单是死亡人数就足以说明文革的错误。......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

  •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相當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社會主義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與背叛[320]
  • 毛泽东时代后,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一种混乱、无序的比喻。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颁布戒严令时,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就使用了“文化大革命”一词来形容持续进行的学生示威运动,以此成功说服最高层动用军队进入北京城[321]
  • 2009年,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322]
  • 2018年,中国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大大淡化了文革对国家的负面影响和毛泽东的责任,引起外界关注中共对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变。[323]而2019年9月27日,新华社在一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回顧該國歷史的文章中繼續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內亂”[324]

负面[编辑]

  • 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描述文革期间的现状:“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汕头文革博物馆[325]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326]
  • 中国大陆官方的人民网、中华网、腾讯网等媒体转载《 中国青年报 》的文章,该文章认为,“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327][328][329]
  • 蒋中正:“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330]「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331][332]「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份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331][332]
  • 胡平認為是: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加上恐懼死後,因為經濟的慘烈失敗,如斯大林一樣被黨內同志清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333]
  • 文革确保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进一步领导,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也說明毛泽东政府之間常態性上下溝通不良,兩兩無法掌握底細,欺瞞誤報、訊息缺乏的現象頗為常見,引發錯誤政策而後又無法及時發現。[334][335][336]。而紅衛兵的動員,以群眾專政為口號對群眾的「思想再教育」及暴力也發揮作用[需要解释]
  • 大量文物遭到破坏而無法保存,許多被推倒的建築後來也只能所費不貲的重建。[337][338]
  • 在文革时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等内容,教育品質极低。同時造成中國此時科技開始嚴重落後。
  • 袁腾飞评价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代:“谁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人人都可以杀人,所以20世纪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国土上,并不遥远,结束了刚刚40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忘掉了。还有人山呼万岁,这是很可怕的。”[339]

正面[编辑]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340]
  • 1968年4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341]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报告:“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 文革參與者朱永嘉[342]:毛泽东经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苏联这种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让群众起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让群众来鉴定和检验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状态。但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是打倒一切,伤害了许多领导干部,文革结束以后势必出现反复,通过文革并没有达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监督各级领导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败,这个问题迄今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343]
  • 文革參與者黄廉[344]:“在我看来,毛主席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产党当权之后的种种阴暗面,是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无比的信任,否则绝对不敢发动群众对走资派进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产党掌权后的消极面和社会矛盾,特别是把当权派的真面目,统统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345]
  • 高默波:在精英们制造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却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文革”时也是卫生的最好时期之一,因为赤脚医生制度使农民看病方便且便宜。[346]

相关文艺作品[编辑]

文学[编辑]

  • 《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加拿大诺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宪源为著名“新毛派”人士。这一声称全面客观公正反映“被主流掩盖扭曲”之文革历史真相的60万字历史长篇小说,受到了汪晖、黄纪苏、陈子明等中国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领袖”的一致好评。
  •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著,描述文革时福建实况及全中国年轻红卫兵串联至北京动人描述之纪实长篇小说,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
  • 反修楼鼕鼕等十数篇文革中篇小说著作集 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
  • 牛棚杂忆季羡林著。
  •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写反右派、学者在文革时的种种。
  • 《白色的路》刘青著。内容概述:青年将自己的粮票和工资送给在学校认识的女同学,而使得自己顿失生活依靠,由于太过飢饿,他在无意间犯了抢夺罪,而被送到农场劳改。之后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经尝试回到正轨,却一次次地失败,最后他选择用偷窃等不正当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后,他以一种嘲弄却无奈的情绪,回想自己过去的经历。
  • 牛鬼蛇神錄》楊小凱著,紀錄了他在文革囚禁時期認識的社會各色人物。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记录了遍及全国的数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 三体刘慈欣著,书中描写大量文革情节,以叶哲泰的遭遇影射文革期间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 兄弟余华著,小说上部描写宋钢与李光头两个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 亮剑都梁著,小说后半本大量描写了文革运动。
  • 《芙蓉镇》古华著,描述了文革期间农村人的生活,曾获茅盾文学奖。
  • 尹縣長》陳若曦所著短篇小說集。
  •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所著短篇小說集,紀錄了夾邊溝勞改農場種種事情,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 将军吟》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纪实小说

电影[编辑]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电视剧[编辑]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注释[编辑]

  1. ^ 5年以后,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92]

参考文献[编辑]

  1. ^ 邓书杰、李 、吴晓莉、苏继红. 动荡年代(1960-1969)(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吉林: 青苹果数据中心. 2013-12-16: 全册 [2016-10-11]. ISBN 78070229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本书记录了中共中央上海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援越抗美斗争,“文化大革命”,二月抗争等发生在1960年—1969的重大历史事件。 
  2. ^ 马克思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2015-03-3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中国大陆)‎). 随着1962年9月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对政治思想领域控制的加强,大多数以讽喻形式进行的抨击中止了。毛在当时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嘲弄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继而正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3. ^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 2015-03-3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中文(中国大陆)‎).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币,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4. ^ 人民日报-李慎明. 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自己一生包括“文化大革命”?.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03-3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30) (中文(中国大陆)‎). 1976年6月13日,病重的毛泽东对华国锋等四位守护在自己身边的政治局委员交代后事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5. ^ 商传. “文革”十年动乱,你有没有听到赵匡胤的哭泣?. 人民网. 《历史学家茶座》.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6. ^ 人民日报-人民网. “十年动乱”中的胡耀邦. 苗伟东. 2015-03-3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中文(中国大陆)‎). 从1966年8月开始,到1968年10月之前,胡耀邦长期被批斗、劳动改造,要求其写检查,交待问题。胡耀邦有时被打得全身红肿,但对于红卫兵和专案组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仍坚持据理力争。 
  7. ^ 李乔. 文革: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很不妥当——析一个错误的提法.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2006-09-11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9) (中文(中国大陆)‎). 几年前,有位先生辩称,对“文革”不能称为“浩劫”,而应该称为“失误”。我写了一篇文章《错误就是错误》予以批评。几年过去了,近日又在报刊上看到同样的观点,说是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不对,应该称为“十年失误”。在网上,还看到一些为“文革”评功摆好的议论。更有甚者,有人竟提出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要再搞“文革”,而且“不是搞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要七八年一次地多次进行”。老问题又提出来了,看来一些“文革”爱好者还是不死心哪!按说,“文革”是不是浩劫,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不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历史决议》)里说得明白,经历过“文革”的人心里也都很清楚。那十年,人妖颠倒,天下大乱,是一段多么漫长的令人不堪回首的日子啊!那种民族灾难,罄南山之竹,能写清吗?小平同志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再细说它也便罢了,但偏偏有人借着许多没有“文革”亲身经历的人的幼稚,弄出一个什么“十年失误”的提法,岂不是荒谬之至。若是想证明“文革”是浩劫,历史资料是多得不得了的,我这篇小文是没法儿细摆了。只摆一摆《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提法吧。藉此不单可以看出所谓“十年失误”之说的荒谬性,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十年浩劫”所持的严肃、郑重和正确的态度。 
  8. ^ 赖诗逸.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9. ^ 联合早报-中国数字时代. 习近平称“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 联合早报. 2016-05-12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中国大陆)‎). 《人民日报》前天刊登了习近平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显示他不会背离35年前中共对文革的定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在对省部级以上高官讲话时,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称为“十年浩劫”,显示他不会背离35年前中共对文革的定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天刊登了习近平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工业化道路时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新华社等官媒1月18日报道了习近平在研讨班讲话的消息,但没有提及习近平谈到文革的部分。官媒近日公布了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更加完整的讲话内容,包括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等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了让中共党内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习近平的想法。 
  10. ^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七十七期. 從《解放軍報》(1956–1969)看“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 (PDF). 錢鋼. 2003-06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10-21) (中文(中国大陆)‎). 作為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支柱,「階級鬥爭學說」對中國影響至深。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革中的十餘年間,「階級鬥爭」一詞的傳播迅速升溫。筆者以《解放軍報》1為基本材料,參證相關背景,研究「階級鬥爭」一詞自1956年到1969年的傳播。中國媒體和西方媒體大相逕庭,二十世紀後半葉尤其如此。按西方新聞史的分類,這一時期中國既沒有「商業報」,也沒有「黨派報」。中國有一個結構嚴謹的宣傳系統,黨報是其主要構成部分。這個系統有獨特的政治詞典,近百個如「階級鬥爭」這樣的紅色政治詞語,曾經憑藉體制的力量而被廣泛傳播,不僅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更長期左右眾多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11. ^ 新华网. “文化大革命”.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12. ^ 国史网. 《五一六通知》. 出版者. 2009-08-20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 
  13. ^ 人民日报. 1966年5月16日 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人民网. 2003-08-01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中文(中国大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由彭真任组长及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钢”),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4. ^ 人民日报-贺吉元. “三面红旗”出台的内幕揭秘. 人民网.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1958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个时期。这里说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5. ^ 宋永毅 (编). 文革五十年: 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 明鏡出版社. 2016. ISBN 978-1-63032-898-6 (中文). 
  16. ^ 李莉. 韩德强: 毛主席就是一个神. BBC News 中文.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简体)‎). 
  17. ^ 造神比赛 习近平赶上毛泽东.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8-03-25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中文(简体)‎). 
  18. ^ 中时电子报. 十年浩劫!一探文化大革命旧照. 中时电子报. 2016-02-14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2) (中文(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產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共于1966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自上而下,动员数百万的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普及的批斗、抄家、告密等文化,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衝击,亦有数不清的古文物惨遭蹂躏。而儘管文革重点之一的教育普及,提高了识字率,但最终遭到官方公开否定,而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19. ^ 共和国辞典:“七五宪法”. 腾讯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2). 
  20. ^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21. ^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25). 
  22. ^ 22.0 22.1 22.2 22.3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怪事:"文革"之风仍在继续吹. 人民网.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3. ^ 23.0 23.1 嵇伟. 文革,中国仍然没有结束的一场革命?. BBC News 中文.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4) (中文(简体)‎). 
  24. ^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丁抒. 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为两百万人. 独立中文笔会.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25. ^ 25.0 25.1 Foundation, World Peace.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Mass Atrocity Endings. [2019-11-29] (美国英语). 
  26. ^ 26.0 26.1 Twentieth Century Atlas - Death Tolls. necrometrics.com. [2019-12-29]. 
  27. ^ 27.0 27.1 27.2 张鸣:不反思“文革”的社会,就是个食人部落. 人民网. 2013-03-05 [2020-03-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8. ^ 28.0 28.1 28.2 28.3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炎黄春秋.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9. ^ 宋永毅. 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PDF). 香港中文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5). 
  30. ^ 30.0 30.1 1975年那个黑色八月(上)(史海钩沉). 人民网. [2020-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06). 
  31. ^ 31.0 31.1 75·8板桥水库溃坝 20世纪最大人类技术灾难. 凤凰网. [2020-03-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32. ^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PDF). 《记忆》月刊 (《记忆》杂志编辑部). 2009-05-20, (總第13期)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08-26) (中文(中国大陆)‎).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完成了长达 600 万字的文革资料汇编,并于 2008 年底由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公开出版。这项成果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约 250 万字,以编年体方式逐日记载了文革前三年的重要事件。 
  33.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陈东林. 2015-12-25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2) (中文(中国大陆)‎).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34. ^ 34.0 34.1 34.2 34.3 《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PDF). 王友琴. 2015-05-04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10-12) (中文(中国大陆)‎).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的文革受难者,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而成为永远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35. ^ 新唐人電視台. 文革〝破四旧〞:世界史上最具灭绝性的文明浩劫. NTDTV. 2016-09-01 09:52 PM [纽约时间]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07) (中文(中国大陆)‎). 【新唐人2016年09月02日讯】今年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不少海内外学者纷纷反思这场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舆论普遍认为,文革十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旷古未闻。近日,网上再度刊登2008年第18期《杂文月刊》的文章,历数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对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从中揭开了那场浩劫的冰山一角。 
  36. ^ 史海钩沉:文革中被破坏珍贵文物不完全清单(1). 中华网. 2005-07-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37. ^ | 文革掘墳史:炎帝陵被刨孔子墓被挖岳飛遭焚骨(圖). 熱點爆文. 2019-01-14 [2019-0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38. ^ 东方历史评论-王海光. 四清运动:文革的预演,刘少奇厄运的开场. 搜狐新闻中心. 2015-12-26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中央具体指导“四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既对它的“左”倾错误的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又在企图抑制“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升级中与毛泽东发生重大分歧,成为以后被打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错误和正确的东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罩上了“左”的面纱。 
  39. ^ 法制晚报. 王光美谈文革期间的刘少奇. 凤凰资讯. 2015-11-18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69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40. ^ 人民网-文史频道. “文革”历史绕不开的戚本禹:打倒刘少奇的幕后推手. 人民网-文史频道. 2016-01-11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1967年8月份,一些过激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立即出来大骂王力、关锋是隐藏在中央文革的“变色龙”和“小爬虫”,宣扬他们一贯与王、关作斗争。 
  41. ^ 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会上,为彭德怀同志致悼词. 祁阳陶铸故乡网.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0). 
  42. ^ 纽约时报中文网. 毛泽东之后,掌管中国的权力之争. 纽约时报. 2016-08-13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文革爆发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点,让许多的注意力重新聚焦那个山雨欲来的年代,而10年之后文革的收场,却没有得到同样多的关注。那是中国大震荡的一年,以毛泽东捍卫其革命路线开始,以他的逝世告终。今天的人们大概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些什么,然而40年前,中国民众和外国记者却无法确知,伴随着文革的终结,中国将会怎样。“1976年的中国”特辑透过《纽约时报》的视角,回望那段历史。 
  43. ^ 澎湃新闻网(上海). 去世20年后,前副总理陆定一骨灰近日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网易新闻-财经频道. 2016-10-09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中文(中国大陆)‎). 据中红网报道,前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同志的骨灰,经中央批准,已于2016年9月29日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新墓地。 
  44. ^ 半文盲陈永贵为什么能连任两届副总理?(图). 凤凰网. [2019-1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45. ^ 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46. ^ 46.0 46.1 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科学网. [2019-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47. ^ 47.0 47.1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炎黄春秋. [2019-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48. ^ 48.0 48.1 季羡林:“文革”教训是亿金难买的. 独立中文笔会. [2019-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49. ^ 49.0 49.1 “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 凤凰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50. ^ 赵九章:最是那一抹东方红. 中国科学院.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2). 
  51. ^ 51.0 51.1 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纪念网. 人民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52. ^ 52.0 52.1 52.2 文革中的钱学森. 《二闲堂文库》.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22). 
  53. ^ 袁剑平.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炎黄春秋.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19). 
  54. ^ 金羊网. 日本“文化大革命”秘档(组图). 网易新闻中心. 2010-07-14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1960年代,日本也发生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颂扬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运动,在日本被称为左翼运动。 
  55. ^ 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研究. [2019-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25). 
  56. ^ 56.0 56.1 王友琴. 2016:张春桥幽灵 (PDF). 芝加哥大学. 2016-12-3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6-25) (中文). 
  57. ^ 57.0 57.1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炎黄春秋. [2019-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7). 
  58. ^ 58.0 58.1 面对红色高棉:周恩来与毛泽东态度迥异. 多维新闻.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1). 
  59. ^ 59.0 59.1 新书:中国以援助红色高棉为耻. 美国之音.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60. ^ 60.0 60.1 Dan Levin. 中国何时坦然面对自身历史污点?.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5-03-31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7) (中文). 
  61. ^ 《中国科学》杂志社.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Volume 13. 台湾: Science and state China Press. 2016-06-15: 全册(88). ISSN 1003-3572 (中文(中国大陆)‎). 报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因为等天津的教师到来,报告延迟到下午 5 时开始,至晚 9 时才结束。在长达 4 个多 ...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工作,周恩来在 1956 年 1 月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做了如下分析: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一年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直到“文革”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是不断扣在科学家的头上。 
  62. ^ 大公历史. 领导核心悄然变化 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大公报-大公网. 2013-10-21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63. ^ 环球人物. 1978年邓小平如何从党内排名第三成实际核心?. 环球网-军事. 2015-05-12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1) (中文(中国大陆)‎). 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 
  64. ^ 哈耶出版社. 《中共不想說的文革》: 習總面前的大坑. 台湾: 史步清. 2016-06-15: 全册(187) [2016-10-25]. ISBN 978168182058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5) (中文(台灣)‎).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规模的毛式文革已经不太可能再次来临,但是,中共体制内的文革基因并没有死亡,文革病毒还会周期性地发作。毛泽东死了之後,中共曾作出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灾难”和“内乱”。但这个党至今拒绝任何形式的文革反思。并没有就此承认这是党犯下的一个错误,也没有向全国百姓道歉,而且,1986年,中宣部发文严禁文革话题的讨论和研究。 中共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者,也极少没有推动、参与文革,而且他们被打倒时被揭露出的问题,例如生活腐败、丑陋历史,并非全是造反派构陷,以致他们每个人都难以经得住深究。他们至今仍将文革发动者奉为精神领袖,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今天当局运用的政治逻辑、价值和语言系统,与文革期间没有本质差别,政治体制的核心原则、构件没有改变,还是共产党领导一切、控制一切,仍然不接受任何监督。现在我们又听到了文革的脚步声。 
  65. ^ 文革40週年 中國官方低調以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公視新聞, 2006-05-15
  66. ^ VOA. 中国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和图片集. 丁力、莫雨. 2016-09-14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2) (中文(中国大陆)‎).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0周年忌日,也是中国文革发生50周年。那场始于1966年5月的政治运动,在之后的十年中让整个中国陷入动荡。40年前毛泽东病故,结束了中国文革和文革派的权力。本网更新了文革大事记和图片集,文字有增加,图片有增删,有的比较小的照片换成了高清照片。本文首发于今年5月16日,后来增加了不少图片和文字。 
  67. ^ 67.0 67.1 洪振快. 「新文革」使中國人不安.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6-08-16 [2019-1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繁體)‎). 
  68. ^ 68.0 68.1 港报社评:文革50年,中共左右为难--明报5月16日. Reuters. 2016-05-16 [2019-12-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英语). 
  69.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 任平. 2016-05-17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07) (中文(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70.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任 平. 2016-05-17 [2016-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25) (中文(中国大陆)‎).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71. ^ 李伟科. 二十一世纪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史料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J]. 历史教学问题, 1999(5).
  72. ^ 人民出版社. 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北京: 戴向青. 1985-06: 33–40 [2016-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29) (中文(中国大陆)‎). 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结束,长达十年零五个月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统一思想,纯洁组织,加…… 
  73. ^ 李隆庚. 编写初中中国历史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几点说明[J]. 课程.教材:教法, 1988(7):25-26.
  74. ^ 冷战国际史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1235063. 
  75. ^ 十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上) (3). 中国共产党新闻. [2018-04-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18). 
  76.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83. 
  77. ^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第196-197页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
  78. ^ 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中共党史研究》.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79. ^ 195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掌握理论武器 提高思想水平 五省干部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各项经济政策,江西、贵州、湖南、湖北和山西等省广大干部自7月起先后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他们所采用的课本是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各省委都很重视这一学习。”“为了保证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学好,各省各级党委都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特别在学习时间上作了严格的规定,不得随意侵占。有的地方还把干部理论学习成绩的好坏,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标准。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下,加上广大干部高涨的学习热情,这些省的理论学习正在迅速开展。”
  80. ^ 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957--1960)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4-09-03.
  81. ^ 此时的总书记如其名是从事书记处具体工作,并非文革结束后设立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位。
  82. ^ 文革前“一线二线”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83. ^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1-17.
  84. ^ 1960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一九六○年八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学习毛主席著作,更须注意同自我改造结合起来。有人问我,资产阶级分子能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我这样答复他:看他能不能同自我改造相结合,能不能同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相结合;如果能够努力学习,能够结合自己的改造,并且结合得比较好,就一定能够学而有得。所谓结合自己的改造,就是要有的放矢,言行一致。首先,如同前面讲过的,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同工农结合的方针,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第二,要学习毛主席阶级分析的方法,用来解剖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经历,破旧立新。没有这两条,要在世界观上来一个基本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目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要想长期共存,就要反右派之道而行,决心走根本改造的道路。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各民主党派实现根本改造,关键在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85. ^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1-17.
  86. ^ 长征战斗团《红春雷》编,八一红卫兵,徐州机械学校、徐州化工学校、徐州会计学校井冈山兵团翻印《打倒彭德怀、罗瑞卿宣传材料-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反党活动》. Wengewang.org. 2007-09-16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18). 
  87. ^ 徐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九州出版社
  88. ^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 Sz.tz.gov.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02). 
  89.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0. ^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History.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23). 
  91. ^ 2751. 1962年“七千人大会”人人检讨,唯林彪独树一帜. History.people.com.cn. 2011-09-08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2. ^ 质疑三面红旗 毛泽东刘少奇真正分歧产生. [2013-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93. ^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毛泽东与刘少奇》《文史博览》杂志2008年第4期. News.ifeng.com.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94. ^ 1962年:“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1-17.
  95. ^ 刘少奇回应毛泽东:人相食要上书的!. Stnn.cc.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96. ^ 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24-27日). Dangshi.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07). 
  97.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98. ^ 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013-10-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31). 
  99.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4). 
  100. ^ 十大党章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101.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1967年11月6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
  102.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073-3992-5. 
  103. ^ 文化大革命.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04.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57. 
  105. ^ 党史上的今天(5月16日)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2-10-16.
  106. ^ 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2-11-09.
  107. ^ Mao's Last Revolution, p.41.
  108. ^ 2751. 是什么扣动了“文革”扳机?. History.people.com.cn. 2011-09-21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5). 
  109. ^ 郭大钧. 中国当代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58. 
  1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大事记. Cnsaes.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11. ^ Mao's Last Revolution, p.55.
  112. ^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年.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9). 
  113. ^ 196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北京城里尽朝辉》“北京红卫兵战校(原清华附中)的小将们,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奋起造反,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懂得了“造反有理”。他们展望了学校内外的斗争形势,从心底里感到必须造反:资产阶级“权威”和学阀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高呼:“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万万岁!””
  114. ^ Mao's Last Revolution, p.65.
  115. ^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16.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7. ^ 毛泽东未公开的谈话 Archive.is存檔,存档日期2013-04-25
  118. ^ 1966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把政治思想教育摆在首位》。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是对群众最大政治关怀》:“广大军民热烈欢呼这一大喜事,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学得更好,用得更好,彻底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共中央决定加速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消息公布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奔走相告,热烈庆贺我国人民的这一大喜事,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纷纷表示,要更好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19. ^ Mao's Last Revolution, p.48.
  120. ^ Mao's Last Revolution, p.72.
  121. ^ 1012. 艰难曲折的抗争 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Cpc.people.com.cn. 2006-11-14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30). 
  122. ^ Mao's Last Revolution, p.92.
  123. ^ 中华人民共和学校德育大事记1962~1966年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2-14.
  124. ^ 1012. 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Cpc.people.com.cn. 2007-02-07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30). 
  125. ^ 佚名. 高考回眸:“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 人民日报. 1966-06-13 [2009-02-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9-28) (中文(简体)‎). 
  126.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07.
  127.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17.
  128.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28-130.
  129. ^ 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主席位置上跌落的. History.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1). 
  130. ^ 1967年 六十九岁.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31.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6-03-04.
  132. ^ 132.0 132.1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29). 
  133.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70-172.
  134. ^ Lincoln Cushing; Ann Tompkins. Chinese Posters: Art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Chronicle Books. 2007-09-27: 8 [2019-11-12]. ISBN 978-0-8118-5946-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135. ^ Mao's Last Revolution, p.189.
  136. ^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95-196.
  13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德育大事记. Cnsaes.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14). 
  138. ^ 1008.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04月. Cpc.people.com.cn. 2006-12-31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5). 
  139. ^ 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9-19.
  140. ^ 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965--1969)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4-02-21.
  141. ^ 苏联“斯大林小组”撰写长篇文章论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参考消息》1968.05.05). Wengewang.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1). 
  142. ^ 196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1版《全国革命人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吐故纳新,搞好整党建党工作革命已经把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叛徒、内奸、工贼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许多地方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吐故纳新”,就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斗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还强调说,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就要坚持在组织上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在思想上坚持把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等“六论”的流毒,把资产阶级“私”字的各种表现,彻底清除出去。同时,要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
  143. ^ 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这部由叛徒刘少奇自导自演,并通过他的老婆王╳╳出马督阵炮制出来的毒草影片——《访问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反面教材。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拚命鼓吹“议会道路”,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影片中的许多事实证明,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这时,叛徒刘少奇借“出访”印尼的机会,学着苏联赫鲁晓夫的腔调,恶毒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地攻击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充当了国际上反华合唱队的应声虫。在“访问”印尼期间,刘少奇打着“国家主席”的招牌,以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幌子,大肆攻击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144. ^ 一九六九年第三、四期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145.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78.
  146.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81.
  147. ^ Mao's Last Revolution, p.273.
  148. ^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整肃造反派 毛泽东再收权. 星岛环球网. 2006-05-11 [2010-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22). 
  149. ^ 辛史仁. 毛澤東與周恩來. 香港: 明鏡出版社. 2013-12-15. ISBN 9781630321017. 
  150. ^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3-13.
  151.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2-11-04.
  152. ^ 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4月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3-13.
  153. ^ 153.0 153.1 153.2 153.3 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2003年4月. ISBN 1-932138-07-2 (中文(繁體)‎). 
  154. ^ 郭玉振. 中共“九大” 轶事. 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 2008-06-08 [2009年2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7) (中文(简体)‎). 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 
  155. ^ 郭玉振. 中共“九大” 轶事. 人民网,原载《党史纵览》. 2008-06-08 [2009年2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7) (中文(简体)‎). 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156. ^ 回首文革(13):文革忠臣周恩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有意让周恩来也担任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一口谢绝,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157. ^ 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58. ^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0-06-29.
  159. ^ 159.0 159.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197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60. ^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 26页. ISBN 7-80092-606-0 (中文(简体)‎). 
  161. ^ 161.0 161.1 16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6—3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62. ^ 162.0 162.1 162.2 162.3 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0-06-29.
  163. ^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64. ^ 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65. ^ 参见,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166. ^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 92—93页. ISBN 7-80092-606-0 (中文(简体)‎).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167. ^ 该谈话可广泛见诸中共官方史书,例如人民出版社,中国历史,1992年,即叶群对吴法宪讲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168. ^ 参见,吴法宪回忆录
  169.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170. ^ 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27期,2005年4月6日
  171. ^ 陈晓宁,“质疑林彪出走事件”,载《重审林彪罪案》(上册),第332-385页
  172. ^ 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2007年第二期 ; 舒云(2007).《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明镜出版社.ISBN 978-1-932138-42-9
  173. ^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2-11-18.
  174. ^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4-26.
  175. ^ 中共十大党章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3-13.
  176. ^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哲学研究室,《苏修尊孔反华言论摘录》三联书店, 1973
  177. ^ 《五四以来反动派, 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人民出版社, 1974
  178. ^ 一九七四年《红旗》.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4). 
  179. ^ (1974.03.06) 《人民日报》苏修先生们为什么暴跳如雷
  180. ^ 《红旗》1974年1期《孔夫子在莫斯科》.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81. ^ 《人民日报》1974年2月2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History.sina.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16). 
  182. ^ 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Marxistphilosophy.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6-02). 
  183. ^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页
  184.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46页
  185. ^ “四人帮”下令反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Phtv.ifeng.com.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186. ^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08). 
  187.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88. ^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5-23.
  189.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华国锋
  190. ^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3-13.
  191. ^ 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
  192. ^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Cpc.people.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93. ^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 1978-1985. 红旗出版社. 1987年: 239页 (中文(简体)‎). 
  194. ^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4-12-02.
  195. ^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5-11-02.
  196.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11-17.
  197. ^ 中共上海党志. Shtong.gov.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7). 
  198. ^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革的回光返照. 凤凰网. [2019-12-07]. 
  199. ^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炎黄春秋. [2019-12-07]. 
  200. ^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郭罗基作品选编. 博讯. [2019-12-07]. 
  201. ^ 洪振快. 「新文革」使中國人不安.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12-08] (中文). 
  202. ^ 港报社评:文革50年,中共左右为难--明报5月16日. Reuters. 2016-05-16 [2019-12-08] (英语). 
  203. ^ 韩湘子. 北京之春---共产党为什么不肯彻底否定文革?. 北京之春. [2019-12-08]. 
  204. ^ 章立凡. 观点: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BBC News 中文. [2019-12-08] (中文). 
  205. ^ 民主墙运动四十年纪念(魏京生). Radio Free Asia. [2019-12-11] (中文(中国大陆)‎). 
  206. ^ 1979年魏京生徐文立等“民主墙”运动. 博讯. [2019-12-11]. 
  207. ^ 要民主还是新独裁,40年后,叩问犹在. 美国之音. [2019-12-11] (中文). 
  208. ^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209. ^ 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炎黄春秋. [2019-12-07]. 
  210. ^ 李辉. “文革博物馆”:巴金晚年的痛与梦. 中国网. 
  211. ^ 朱健国:文革博物馆筹建的现状与趋势——将“文革文化”视为“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 独立中文笔会. [2019-12-08]. 
  212. ^ 巴金的心愿:建立“文革”博物馆 铭记黑暗历史. 凤凰网. [2019-12-08]. 
  213. ^ 213.0 213.1 213.2 213.3 宋永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 纵览中国. [2019-12-30]. 
  214. ^ 214.0 214.1 Pye, Lucian W. Reasse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6, (108): 597–612. ISSN 0305-7410. 
  2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69年:纪念非正常逝去的生命. Radio Free Asia.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17) (中文(中国大陆)‎). 
  216. ^ 章立凡. 观点: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BBC News 中文. [2019-11-29] (中文). 
  217. ^ Remembering the dark day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valid date [2019-11-29] (英语). 
  218. ^ 马立诚; 凌志军.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怪事:“文革”之风仍在吹.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凤凰网. 2011年1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17). 
  219. ^ Rummel, R. J.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12-31. ISBN 978-1-4128-1400-3 (英语). 
  220. ^ 张 戎(Jung Chang) & 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PDF). 开放出版社. 2006年9月 [2019-11-17]. ISBN 962-7934-19-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10-26). 
  221. ^ 文革五十周年:必须再来一次反文革.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20-05-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22. ^ 1967:“革命样板戏”开始推行_大国脚印:网友心中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件事. 腾讯网. [2020-05-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23. ^ 建立文革博物馆之争和海外成果. 美国之音. [2019-11-29] (中文). 
  224. ^ 张炜. 点评中国:中国人需要认真反思文革. BBC News 中文.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13) (中文(简体)‎). 
  225. ^ Walder, Andrew G.; Su, Y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2003, (173): 74–99. ISSN 0305-7410. 
  226. ^ 226.0 226.1 苏阳.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 2006, (3). 
  227. ^ 227.0 227.1 杨继绳. 《天地翻覆-中国文革大革命史》.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28. ^ 宋永毅. 《文革大屠杀》. 开放杂志出版社. ISBN 9789627934097. 
  229. ^ 229.0 229.1 中共建国68周年,宋永毅揭露解放军屠杀人民历史(上). Radio Free Asia. [2019-11-29] (中文(中国大陆)‎). 
  230. ^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 Sciences Po Mass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 Research Network. chronology-mass-killings-during-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1966-1976.html. [2020-01-09] (英语). 
  231. ^ 蒋方舟.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11-09 [2019-12-05] (中文). 
  232. ^ 章成.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芝加哥大学. [2019-12-05]. 
  233. ^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王友琴. 文革受难者 ——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PDF). 芝加哥大学. 2004年.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6-10-12). 
  234. ^ 234.0 234.1 宋永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 ---- 读苏扬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 博讯. [2020-01-13]. 
  235. ^ (2)"文攻武卫". 人民网. [2020-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2). 
  236. ^ “史无前例”年代的创造:文革时的喷气式批斗. 凤凰网. [2020-03-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04). 
  237. ^ 杨继绳. 《天地翻覆-中国文革大革命史》.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38. ^ 周秉建的特殊家信:周总理得知“内人党”冤案(3). 中新网. [2019-1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39. ^ “内人党”冤案前后. 炎黄春秋. [2019-11-30]. 
  240. ^ 杨海英. 以“肉体的消灭”实现“民族的消亡” (PDF). 政大民族学报. 2009, (29). 
  241. ^ 王海光. 一个人的冤案和一个时代的冤案.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20-01-08]. 
  242. ^ 242.0 242.1 主编, 徐志高.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彙編 (3):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下). 世界华语出版社. 2016-05-16. ISBN 978-1-940266-15-2 (中文(台灣)‎). 
  243. ^ 易宗国. 文革中的杀戮. 香港中文大学. [2020-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44. ^ 枣庄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卷二 大事记 (1840-1985). 枣庄市人民政府. [2020-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15). 
  245. ^ 文革中枣庄市的夺权及革委会的成立. 枣庄党史网. [2020-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46. ^ 枣庄文革“七二五”事件始末. 中国期刊网. [2020-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中文). 
  247. ^ 247.0 247.1 红卫兵运动--中国共产党新闻. 人民网. [2019-11-29]. 
  248. ^ 红卫兵道歉为何如此艰难. 搜狐. [2019-11-29]. 
  249. ^ 红卫兵运动为何突然沈寂. History.news.163.com. 2008-12-03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250. ^ 李莉. 文革紅衛兵為當年惡行刊登道歉. BBC中文网. 2013-06-19 [2017-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08). 
  251. ^ 251.0 251.1 251.2 印红标. 红卫兵“破四旧”的文化与政治. 香港中文大学. [2020-07-15]. 
  252. ^ 252.0 252.1 252.2 252.3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 (PDF). 香港中文大学.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11-01). 
  253. ^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 新浪.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54. ^ 王戎. 毛泽东经济遗产:同一套数据的不同解读. BBC News 中文.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3) (中文(简体)‎). 
  255. ^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凤凰网.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29). 
  256. ^ “文革”时期周恩来坚持生产绝不能停--周恩来纪念网. 人民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57. ^ 邓小平1975年整顿为何从铁路开始. 搜狐.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58. ^ 258.0 258.1 258.2 黄旭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上海交通大学.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59. ^ 259.0 259.1 259.2 259.3 曹普.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60. ^ 邓小平沉重“问号”启动改革.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61. ^ 邓小平沉重"问号"启动改革:搞了20多年还穷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凤凰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1-26). 
  262. ^ 262.0 262.1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改革开放创40年经济增长奇迹. 新华网. [2019-10-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63. ^ 图 2.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8–2017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中文(简体)‎). 
  264. ^ 郑惠; 林蕴晖. 六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 2009-09-01. ISBN 9787543860278 (中文). 
  265. ^ 《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266. ^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五十周年所庆网.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04). 
  267. ^ 王大珩:邓小平口中的“扫厕所专家”. 搜狐新闻. [2019-10-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268. ^ 文革对中国核基地的损害:4000人被审查 40人自尽. news.ifeng.com. 凤凰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269. ^ 文革惨案之赵九章之死. 传奇人物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270. ^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国科大教授李佩先生逝世. 科学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9). 
  271. ^ 华新民. 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李佩文革经历考. 华新民文集.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10) (中文(中国大陆)‎). 
  272. ^ 钱三强的风雨人生--纪念钱三强诞辰100周年. 香港中文大学. [2019-11-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05). 
  273. ^ 文革时的遭遇—生平故事. 邓稼先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274. ^ 两弹一星元勋、九三学社成员邓稼先.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275. ^ 身为一叶无轻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 光明网. [2019-10-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4). 
  276. ^ 曹普. 文革中的中科院:131位科学家被打倒,229人遭迫害致死. 香港中文大学. [2019-11-01]. 
  277. ^ 华罗庚恩师因周恩来文革惨遭整死. 多维新闻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78. ^ 华罗庚一生经历的三次劫难!. 中国科普博览.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1). 
  279. ^ 数学家陈景润在文革中曾不堪造反派侮辱跳楼. 凤凰网. [2019-10-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280. ^ 文革时归国科学家被批“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凤凰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81. ^ 文革时期国学大师熊十力痛苦悲吟:中国文化亡了. 凤凰网. [2019-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282. ^ 国歌词作者文革中被逼死:生前被迫喝下自己小便. 凤凰网. [2019-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283. ^ 肖军. 老舍为什么投太平湖自杀?. 搜狐. [2019-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英语). 
  284. ^ 翦伯赞自杀之谜. 爱思想. [2019-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285. ^ 1966年,傅雷夫妇自杀,三个人的命运随之改变. 搜狐.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英语). 
  286. ^ 中国“文革”科研仅两弹一星核潜艇. 凤凰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87. ^ 287.0 287.1 人生,为祖国深潜——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新华网. [2019-11-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01). 
  288. ^ 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 Books.google.com.tw.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02). 
  289. ^ 王凡西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Marxists.org.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16). 
  290. ^ 這部憲法繼續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 在内容上有不少極「左」規定,諸如:「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政權. Books.google.com.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30). 
  291. ^ The Panchen Lama Is Dead at 50; Key Figure in China's Tibet Policy. 纽约时报. 1989-01-30 [2012-05-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5-30). 
  292. ^ 阿嘉仁波切自传中有关十世班禅喇嘛突然圆寂的记载. blogspot. 2014-01-28 [2015-1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 
  293. ^ 吴称谋 (主编). 红祸 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论文集. 世界华语出版社. 2016-05-16: 65–67. ISBN 978-1-940266-09-1. 
  294. ^ 294.0 294.1 黄华: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爱思想. [2020-03-23]. 
  295. ^ 295.0 295.1 惠风. 文革时期荒诞外交强迫非洲人接受红宝书. 多维新闻网. 2015-01-20 [2020-03-23] (中文(中国大陆)‎). 
  296. ^ 296.0 296.1 沉重的外交笑话:外国大使需挥舞《毛主席语录》. 凤凰网. [2020-03-23]. 
  297. ^ 文革的三个阶段、影响及启示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5-09-25.
  298. ^ 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中国报道周刊.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24). 
  299. ^ 人间正道:审判红色高棉. 凤凰网. [2019-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05). 
  300. ^ 金边的毛泽东大道. 美国之音.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3) (中文). 
  301. ^ 刘柠. 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的反应. 澎湃新闻. 2016-01-17 [2020-04-02]. 
  302. ^ 東大正門に毛主席の肖像 「造反有理」「帝大解体」東大学生、英雄的に猛反撃. 国際新報. 国際新報社. 1969-01-15. 
  303. ^ Le monde n’a plus été le même après 1968. Rfi.fr. 2008-04-29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6-04). 
  304. ^ 徐友渔:西方学生的1968和中国学生的1968(3). 共识网. 2014-04-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305. ^ 段若迪. Black Power in China: Mao’s Support for African American “Racial Struggle as Class Struggle”. medium.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2020-04-02]. 
  306. ^ 名稱 (必). 文化大革命. Iloveroc.wordpress.com.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1-12). 
  307. ^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中国“文化大革命”与东亚--【对朝鲜的影响】.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3. ISBN 978-7-5097-3933-4. 
  308. ^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改革開放三十年——國民教育講座文集 (PDF).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2008 [2016-10-1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7-01-12) (中文(中国大陆)‎).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教育、文藝等各方面持續高速發展,舉世矚目;而國家改革開放,對香港發展影響深遠,與本港青少年的未來亦息息相關。今年是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三十周年,正是香港學生加深認識國情,關心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種種轉變,並且思考自己角色和擔承的大好時機。 
  309. ^ 郭于華. 文革離我們有多遠?. 明報月刊. 2016-07-29 [2017-05-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08). 
  310. ^ 温家宝:政改不成功,文革可能重临
  311. ^ 赫海威. 习近平修宪点燃中国文革记忆,民众立场出现分裂.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8-03-01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01) (中文(简体)‎). 
  312. ^ 【胡少江评论】习近平带领中国向「文革2.0」加速狂奔.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26) (粵語). 
  313. ^ 中共重提“阶级”,复辟毛时代?. 美国之音.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1) (中文). 
  314. ^ 法《解放报》:习近平向个人崇拜再迈出一步.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9-09-20 [2019-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2) (中文(简体)‎). 
  315. ^ 傅才德. 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01-19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06) (中文(简体)‎). 
  316. ^ 著名报人李大同发公开信反对修宪 “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 英国广播公司. 2018-02-27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6-10) (英国英语). 
  317. ^ 《求是》刊习近平讲话 拒西方宪政及司法独立.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 [2019-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1) (中文(中国大陆)‎). 
  318. ^ 318.0 318.1 1980年邓小平接受外媒专访:坦率回应敏感话题. 新浪网.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5). 
  319. ^ 319.0 319.1 1980年:法拉奇对话邓小平. 凤凰网. [2019-11-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6). 
  320.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新华网.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23). 
  321. ^ AsiaNews.it
  322. ^ 共和国的足迹——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新华社. 2009年8月24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年12月11日) (中文(中国大陆)‎). 
  323. ^ 中國新教科書刪毛澤東「錯誤」 習近平尊毛引關注. 蘋果新聞. 2018-09-11 [2018-09-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11) (中文(台灣)‎). 
  324. ^ 新中国峥嵘岁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2019-09-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30). 
  325. ^ 文革纪念馆. Nanfangdaily.com.cn.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2-17). 
  326. ^ ÖйúÊ××ù¡°ÎĸﲩÎï¹Ý¡±Ôڹ㶫ÉÇÍ·µ®Éú(×éͼ)_ÍøÒ×ÐÂÎÅ. News.163.com. 2005-05-09 [2017-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4). 
  327. ^ 张鸣:不反思“文革”的社会,就是个食人部落. 人民网. 2013-03-05 [2020-03-21]. 
  328. ^ 学者:20世纪可与"文革"比拟的是德国纳粹时代. news.china.com. 中华网. [2020-03-21]. 
  329. ^ 张鸣:不反思“文革”的社会 就是个食人部落. 腾讯. 2013-05-01. 
  330. ^ 李敖; 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 商周文化. 1995: 22 [2019-11-12]. ISBN 978-957-9293-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2). 
  331. ^ 331.0 331.1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 黃花崗雜誌. 1966-10-09 [2015-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8-12). 
  332. ^ 332.0 332.1 蔣中正. 民國55年先總統蔣公國慶日前夕告中共黨人書. 中國廣播公司. 1966-10-09 [2015-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16). 
  333. ^ 胡平. 毛澤東爲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2006年8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14). 
  334. ^ 东吴政治社会学报. 第 4-5 卷. 东吴大学. 1980.
  335. ^ Jiaqi Yan. 第三共和: 未来中国的选择. 八方文化创作室. 1992: 49–. Special:网络书源/978-981-4327-24-4
  336. ^ 文藝復興, 第 59-79 期. 华冈学会. 1975.
  337. ^ Pierre Ryckmans.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t.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2013-1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2) (英语). 
  338. ^ Gary Sigley.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Southwest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October 2010, 1 (2): 533–534 [2013-1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12) (英语). 
  339. ^ YouTube上的【精彩推荐】袁腾飞讲毛泽东: 治国无方 扰民有术 (2小时18分完整版)
  340. ^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341. ^ 毛泽东. 毛主席最新指示. 人民日报. 1968-04-10.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引用了这一指示。
  342. ^ 彭小明:文革余孽朱永嘉现象. 獨立中文筆會. 2016-02-08 [2019-05-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5). 朱永嘉何许人也?四人帮集团在上海市政当局中的重要骨干之一。...,文革期间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相当于正常时期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时,朱永嘉主张武装反抗华国锋、叶剑英所代表的中共中央,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武装起义。嗣后被逮捕判处徒刑十四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88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释放。他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明史史料提供者。学界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史料基础,姚文元不可能完成该文的写作。 
  343. ^ 朱永嘉. 如何正确认识“文革”中的失误. 新浪历史. 2015-0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9-01). 
  344. ^ 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一](老田訪問整理). 2009-10-26. 黃廉被重慶市木材公司當權派以「一貫反黨」的罪名批鬥、關押,後來是在北京南下串聯學生從老保手上「搶」出來參與文革運動的。他於1966年9月最早參與組織重慶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造反軍,擔任總部勤務組長;最初重慶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觀點,他曾與周家喻一起籌畫成立重慶八一五派聯合指揮部,周家喻是總指揮,黃廉擔任政委... 
  345. ^ 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 [2019-05-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7-06). 
  346. ^ 质疑《高家村》. 南方周末.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5-03-29). 
  347. ^ 再见中国.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电影节目组. 2009 [2010-08-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8-13). 

延伸阅读[编辑]

  •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ISBN 978-988-17274-6-6;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圖書,2017)。
  •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 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 王紹光 著,王紅續 等 譯:《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 《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 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杀劫》,唯色 著,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1月21日初版,ISBN 978-986-7291-84-4
  • 《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杨克林 编,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 978-962-8102-02-0(上册)、ISBN 978-962-8102-03-7(下册)
  •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 著,开放杂志出版社
  • 《文革之子》,梁恒 著,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外部链接[编辑]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