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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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始於公元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前後以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可分為以社會主義轉型及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毛澤東時代(1949年1978年)、與以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鄧小平及後鄧時代(1978年至今)。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唯一的執政黨,並堅持對全国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歷史影響巨大。

中國社會經歷一次由中央至地方、有其特色的巨大變革,從貧窮、落後轉變為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現在的中國貧民階層大幅度下降至12%,而大多數人民享有食品、住房、醫療等生活必需品,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參 1]。1949年以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至今下降至約3.58%[參 2]。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至今達到73歲,比較第三世界國家平均為高約10歲,部分沿海都市人均壽命更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參 3]。中國的城鄉醫療保健系統主要集中在疾病的預防上。中國於1950年代末基本消滅血吸蟲病,但是近年又有死灰復燃趨勢[參 4]。於1994年基本杜絕絲蟲病[參 5],於1995年杜絕脊髓灰質炎[參 6]。中國政府正在計劃在短期內根治麻風病,在來年杜絕碘缺乏症。雖然人口的壽命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由於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增長率正在穩步下降[參 7]。因此,中國很大程度的解決了人口過剩和營養不良的問題。在外交上,1949年後的中國變得更為獨立自主,雖然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遭受到美國及蘇聯兩大國的封鎖,卻依然被視為冷戰中少數幾個獨立於兩陣營外的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個;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也日漸成為全球受矚目的大國之一,區域與全球影響力不斷上升。軍事上中國也取得長足發展,國防安全不再是重大威脅。

目前西藏新疆的獨立運動已经大大受到控制。台灣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岸分治已久,台灣有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值觀制度,新一代台灣人经过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的教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極低,更不覺得有「內戰遺留問題」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必要。台灣民調顯示多數不願與中國「統一」[參 8]。西方主流媒體與部分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利用對媒體、學術、教育、資訊的控制,掩蓋歷史事實[參 9][參 10][參 11][參 12][參 13][參 14][參 15]中共官方則將「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國史的主張稱為「歷史虛無主義」。[參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辑]

国共内战[编辑]

1946年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展开争夺中国政权的国共内战,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參 17][參 18]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中国国民党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在渡江战役中占领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市及经济中心上海市[參 19],在中国大陆取得绝对优势。

建國會議[编辑]

旨在建立中国新的联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于1949年6月15日6月20日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別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第一小組在筹备会成立会闭幕前,即拟定完成“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获通过[參 20][參 21]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的名字起初普遍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经反复讨论,得以采纳[參 22][參 23]。此外,最后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括号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周恩来受命于毛泽东,于9月26日中午,紧急宴请二十多位元老,讨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9月27日在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正式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此后,新中国的名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參 24][參 25][參 26]

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北平召開。9月27日,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9月28日,會議休會一天[參 27] 。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並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參 28]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檢票期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議舉行簡單的閉幕式[參 29]

稳固政权[编辑]

毛泽东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參 30][參 3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歷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後,一個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便迅速建立起來。在195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政府根據黨的政策靈活應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中下層勞工、婦女以及其它群眾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支持中華民國的部隊到處與解放军和新建的地方政权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3月开展全国性的“剿匪行动”,动员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的军队。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数年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大陆地区的残余武装被消灭殆尽。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動朝鲜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幾乎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但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战争形势逆转,联合国军逼近朝中边境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朝鲜若被联合国军占领,将威胁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在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后,双方进入胶着状态。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的昌都戰役消滅藏軍主力後,1951年同西藏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西藏取得控制權。至此,除台灣香港澳門、少數沿海島嶼及其他與鄰國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以外,中國大陆領土已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1953年的東山島戰役后,国军未再组织成建制的反击。至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相继攻占浙东沿海还被国军控制的全部岛屿。至此,中国大陆沿海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还被国军控制[參 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编辑]

社会制度确立[编辑]

1953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合称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方面)在中国基本建立。1953年到1957年中国实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个五年計劃。培養了大量的技術專家,產業工人,提高了國民收入,並且通過蘇聯和東歐技術的引進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水平。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共4章106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陆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參 33]:61-62。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參 34],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參 33]:62

大跃进[编辑]

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悬挂的毛澤東像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內超过英国、十五年內赶美國(所謂「超英趕美」),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社会上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參 35]。同年,还出版发行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參 36]

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其後,全國興起大煉鋼鐵運動,宣稱要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面對有人對冒進的指責,有人發起反冒進,故毛澤東為了反反冒進,提出「大躍進」以阻冒進的指責,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農業產值。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農業上,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错误的认为,合作社规模越大,越能发展生产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将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參 37]

三年困难时期[编辑]

大跃进导致原有正常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其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1960年開始的三年經濟困難更為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農村大批人口面臨饑荒。同时,在思想上“左”的错误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对于大跃进的评价,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人民迫切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其教训是惨痛的[參 38] 。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3000万至6000萬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饿死。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修正主義的爭論,最終在1959年尖銳化。蘇聯撤走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參 39][參 40] 。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參 41]

文化大革命时期[编辑]

社会动荡[编辑]

1960年代初,劉、鄧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這種務實的政策不滿,共產主義遠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終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決裂。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攻擊[參 42]1966年春天,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毛澤東派第一次試圖利用民意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從此整個中國都陷入十年的動亂。

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全國的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的當權者。大批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對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則自殺身亡。在一些地區情況失控,不同派系之間的紅衛兵發生武裝內鬥,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來平息這些過激的衝突。毛澤東發現學生失控之後,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重要變化,因與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發生衝突在內鬥中失敗的中共第二把手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周恩來等穩健派暫時控制局勢,在他們的協助下,鄧小平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1975年,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1976年,周恩來逝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任命華國鋒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同年9月,毛澤東逝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取得。其後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成功逮捕四人幫,鞏固其在黨內地位,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繼任最高領導人

1974年1月18日至6月,经毛泽东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一次批判林彪孔子兩個人为主题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的「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題發揮,打倒周恩來,這是由於批孔運動本來是直接劍指「批周公」。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現代歷史打上深深的毛澤東印記。他統一了中國絕大部分地區,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同時在其任內也有許多人遭到迫害,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巨大的損失。

发展建设[编辑]

中國政府稱,194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80%,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到毛澤東去世時,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參 43]平均壽命則提升到70歲[參 44]。毛澤東沒有控制人口增長,反而鼓勵生育。1949年中國有5.4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5億人。批評者認為造成災難性的結果,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計劃生育政策

外交突围[编辑]

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失敗,1969年中苏爆发連續的邊境衝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成為聯合國中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首度訪華,並會見毛澤東本人。1973年中美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此后中國與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也明顯改善。

拨乱反正时期[编辑]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接管职务,逮捕四人帮。「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1977年中共十一大,华国锋正式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从1976年-1978年底,华国锋操控中共政局两年多,实行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被共产党官方史料称为“过渡时期”[參 45]。在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由乱到治[參 46] ,经济开始复苏,同时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从而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並在黨內安排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1980年,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總書記職務則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雖然他後期握有的頭銜只是中央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

撥亂反正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有轉折意義的時期,這個時期里,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進入了現代化建設時代。

改革開放之初[编辑]

外交变化[编辑]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鄧小平上台後出訪多個西方國家,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尋求與蘇聯的和解。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中,美国宣布断绝与中華民國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国再次重申上海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则表示同意美国人民继续与台湾人民保持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来。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则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以鼓励台美之间的非官方往来。中美建交也对中華民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党召开11届3中全会应对此次冲击,决定与中共誓不两立、反共复国到底[參 47]。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自1979年初开始两国就在《科学技术合作条约》的框架下进行了数百个合作研究项目。

中越战争于1979年2月17日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进入八十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中国政府方面声称“越南种种举动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但实质上是为支持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运动就是中国支持的)而发动“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后从越南撤军,而越南仍通过傀儡政权维持对柬占领,长期拒不撤军)。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自越南撤军。越南于1989年1月宣布将于在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

解放思想[编辑]

深圳的巨型標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1979年以後,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到1980年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認定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認為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爾巴喬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

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鄧小平在中國建立多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新經濟政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民主运动[编辑]

邓小平

在中国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时的东欧民主化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一場政治爭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消极应对而升級。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改革带来的問題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开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主張武力鎮壓。5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實行戒嚴,并于次日颁布戒嚴令6月3日,中共调集20万戒严部队,同日晚,官方宣称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進入北京城區,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參 48][參 49]六四事件後,赵紫阳被撤销职务,中国政治局勢恢复穩定。出于对中国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不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各项制裁。事件后,中國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起初,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在中共十四大中,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在南方考察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威權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在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保持年均8%的經濟成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參 50]。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參 51]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理想化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占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黨制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參 52]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上億的人口。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並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參 53] ,獲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章程[參 54]

江泽民执政时期[编辑]

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紫陽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候選人有兩個:江澤民和李瑞環。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九十年代開始,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集體是以江澤民為核心來運作的[參 55]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參 56]

内政[编辑]

1990年代,中國經濟保持然使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著9.7%的平均增長率。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巡视,重申改革開放[參 57][參 58]。雖然經受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洪災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保持7%的增長。這主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直接投資來實現的。另外政府也試圖用各種辦法來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顯。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也導致財政赤字的增加。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日益嚴重:貧富分化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參 59]。處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同時引發大量失業工人,但是相應的金融保障體系剛剛建立,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老工業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貧困狀態。

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镇压法轮功互聯網的興起給政府的言論與思想審查提出新的挑戰。2000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政治理论。

外交[编辑]

19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形势嚴峻。冷戰的結束與蘇聯解体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間原本存在著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礎的喪失;六四之後的中美關係也很難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雖然江澤民與克林頓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美在整個1990年代實際上處於一種非敵非友的狀態之中,兩國之間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卻又能夠溝通合作。江澤民任內極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包括1997年1998年兩國元首的互訪,以及朱鎔基總理的訪美等。但是美國國內始終有一股強大的抗拒與中國保持親密接觸的力量,這些被稱為「藍隊」的人認為在中國改善其自身人權民主等方面的紀錄之前,美國應盡量疏遠甚至孤立中國[參 60]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事件2001年南海危機等令中美关系紧张;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缓和。此时,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大部分國際政治學家都已經預見到,中美關係將是新世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1年底,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顯著改善,兩國彼此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著相近的立場與利益。2001年,江泽民與俄罗斯总统普京簽訂有效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確定了中俄兩國合作的原则[參 61]中俄边界谈判取得突破,消除了两国之间的障碍。然而由於兩國國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聯手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正面衝突。

1993年汪辜會談後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工作指示,作為具體落實兩岸政策的指導。然而1994年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美觸怒大陸當局,之後又在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前夕高調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事態曾一度升級至迫使美國兩個航空母艦群進駐海峽,引发台海飛彈危機。1998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僅破壞汪道涵的原定訪台規劃,更進一步惡化兩岸局勢[參 62] 。北京方面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稱作「麻煩製造者」,並將希望寄托於他的繼任者:然而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陳水扁執政之后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上任後極力與大陸修好,目前兩岸局勢正走向緩和,此路線也造成台灣內部的爭論[參 63]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香港恢复行使主權[參 64]1999年12月20日,開始對澳門恢复行使主權[參 65]

胡锦涛执政时期[编辑]

胡錦濤訪問美國

江澤民等人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不过,江澤民依然在發揮影響力。胡錦濤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期望,「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

突发事件[编辑]

新領導層上任後所面對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在2002年11月開始在中國廣東省蔓延,但是當地政府沒有及時公佈疫情,雖然當時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恐慌,官方媒體卻鮮有報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擴大,當時該病蔓延到香港東南亞北美等地,越來越多媒體開始懷疑廣東、北京等中國內地城市的疫情比官方報道的要嚴重,但是中國官方開始時不願承認。2003年4月(兩會結束後),由於蔣彥永醫生公開披露疫情,中國政府改變先前的做法,公開承認SARS確實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造成嚴重危害,胡錦濤並將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孟學農撤職,然後積極在全國範圍展開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新領導層的做法得到國際媒體的普遍好評。中國政府也允許世衛專家進入中國瞭解疫情,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造成6万9千人死亡,1万8千人失踪。

维权运动[编辑]

Template:See also香港基本法第23條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佈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受命於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該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佈擱置立法計劃。

七一大遊行後,更多香港人開始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爭議在民主派立法會成員李柱銘訪美要求美國協助香港民主化後達到白熱化,中央政府提出「愛國者」的討論,點名批評李柱銘賣國。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立即民主化會給香港帶來不穩定,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而李柱銘要求美國協助的行為更加激怒中央,因為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無需外人,特別是美國人插手。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全國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2005年全国“兩會”期間,董建華以健康原因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的職務,由於《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補選開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香港特區政府再度要求全國人大釋法,期間曾蔭權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然後,再由中央指定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特首。

經濟科技[编辑]

雖然经历了SARS帶來的衝擊,2003年中国經濟成長還是達到近幾年來最高的9.1%。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胡温政府提出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關注弱勢群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中國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的指責。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了很多。2003年末,中國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保證三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意讓步,批評布什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鉤,曾經有中國媒體報道過,將會在2004年年內使到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即日昇值2%。

在此期間,中國的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甚至成為一些城市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商品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這引發房地產泡沫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過熱。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巨額呆壞賬增加了金融風險。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導致非法佔地、拆遷糾紛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央政府試圖進行調控,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從中作梗,這些調控措施並沒有受到預期效果。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飞船,载送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在随后几年中,中国陆续将数位航天员送人太空。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开幕,东道主中国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综合性世博会,共有256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2010年10月2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持不同政见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 。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自由传播对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构成挑战,为了应对来自网络发展形成的影响。中国建立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审查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内容,封锁服务器位于境外的相关网站,以达到其控制舆论的目的。

民族问题[编辑]

2008年3月,西藏拉萨爆发藏人抗议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暴力事件,造成18名无辜平民死亡。2009年2月起,发生在西藏四川青海等地部分传统藏区内的一系列僧侣自焚事件。2012年初开始,由川西藏区喇嘛自焚和示威游行酿成的军警与藏人冲突事件,此事件目前仍在发展中。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发动游行示威活动,随后演变成维吾尔族、汉族和警方的大规模暴力冲突,持续数日。共造成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2009年9月2日至4日,针对汉族平民的500余起针扎事件引发汉族民众上街游行,并发生零星暴力事件,导致5人死亡及14人受伤。

2005年、2010年、2012年全国多个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2005年3月至4月其间在中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大型游行和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对历史教科书和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2010年10月,因中日撞船事件西安成都郑州宁波等地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2012年8月中旬开始,为抗议日本于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钓人士和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陆钓鱼岛。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民众发起第二轮游行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暴力民众对日系商家、私家车的烧抢打砸。

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事件明显增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多次发生恐怖性质的袭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袭击事件库车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此外,也发生针对民航班机的恐怖事件,如南航班机三·七爆炸未遂案(2008年)和天津航空7554号班机劫机事件(2012年)。大多恐怖事件发生在中国大型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期,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反响,如2008年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和在新疆发生的数起事件。

习近平执政时期[编辑]

习近平(左)和李克强(右)

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退出中央領導層,由習近平按现有接班体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克強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是第一位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认为重视改革,其谈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提倡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调整或裁减国务院的部门。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习近平上台伊始,多次阐述其中国梦的设想。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反腐败措施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一職後,在處理貪污腐敗方面採取積極的態度,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共计有18万官员被查处,其中有五十多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国家级高官,表明中央反腐工作有一定的成效。

香港政權移交中国后,很大部分香港人不满意中央政府香港选举的干涉,要求“真”普选,即有“公民提名”的选举。2014发起佔领中环运动(雨傘革命)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回决议。佔領行動於2014年12月15日結束,歷時79日。

第26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年度会议于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举行。该次峰会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北京纲领(宣言)》)[參 66],提出并通过致力于旨在打击跨国腐败的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參 67],中国开始显露其全球影响力。[參 68]

相关著作[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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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