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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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語：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DDR），常簡稱為東德，是一個存在於1949年至1990年的國家。東德是冷戰體制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按照雅爾塔體制，英、美、法、蘇四國分區佔領德國。1948年3月，美、英、法三國決定將三國佔領區合併，建立一個新的德國政權。蘇聯對此表示反對，並開始著手將蘇佔區改建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1948年6月，英、美、法三國佔領區開始整合貨幣，發行西德馬克。而蘇佔區也和其對抗發行東德馬克，緊張局勢開始升溫。此後更爆發柏林封鎖危機。柏林封鎖危機解除後不久，西德在1949年5月宣布正式成立。東德也在1949年10月宣布成立，成為蘇東集團的一員。和其他蘇東集團成員國類似，東德也是一個一黨獨裁，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東德建立之後，東德人往西德流出的現象始終嚴重，使得東德在1961年開始修建柏林牆並封鎖和西德的國境。1973年，東德和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然而也就是在同一時期，東德經濟開始陷入停滯，生活水準被西德越甩越遠。1989年，隨著東歐革命的普及，東德也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東德隨之消失。
建立和社會主義的建設（1949-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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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戰敗，根據波茨坦會議中英、美、法、蘇四國的協議，決定在德國戰敗後將其一分為四，分別由四個戰勝國瓜分佔領，並合組一個最高管理單位盟國管制理事會來治理德國事務。由於理念上的差異，在戰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為主的共產陣營逐漸疏遠，1948年3月時，美、英、法三國在倫敦舉行會議，初步決議要將三國所分別管理的德國領土合併，組成一個德國西部的政權西德，針對這點蘇聯方面作出反制，首先是退出ACC，進而宣佈著手設立一個東德政權的計畫。
但直接導致東西德分離的導火線，則是發生在1948年6月20日，西方佔領區境內的貨幣重整計畫。當時西方三國佔領區內原本分別發行的貨幣進行了整合，卻排除蘇聯佔領區，發行了西德馬克，而蘇聯佔領區也在短短三日後發行了東德馬克，儼然象徵東西德正式分離。東西德分離後，東德方面曾在1948年中開始，對使用西德馬克的西柏林地區進行封鎖，為期11個月，希望透過此舉達到完全控制整個柏林地區的目的，但在西方國家持續以空運方式進行的柏林空運之支援下沒有實現。在柏林封鎖解除（1949年5月12日）後沒多久的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宣佈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這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正式生效。第二屆德國人民議會組成了臨時議會並任命奧托·格羅提渥為總理以組建政府。威廉·皮克則於10月11日被選舉為東德總統。東德被宣布為一個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除統一社會黨外，資產階級的政黨也被容忍，前提是需參加國家陣線。部長聯席會議組成了東德政府，但實際的權力中心在統一社會黨政治局。相對於英美法佔領區所組成的西德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德則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組織——華沙條約組織。
1952年7月統一社會黨決定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經濟上，對工業進行國有化；在農業上，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LPG）進行集體化。此時宣傳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就是學習如何取得勝利」。伴隨這一行動的是在思想領域的壓制，特別是針對教會。1952年5月德國內部邊境封鎖後邊境附近所有可疑的居民都被強制搬遷。儘管如此在1953年的頭三個月，仍然有大約20萬人離開東德，他們大部分是通過尚未封鎖的西柏林邊境。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新任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等高層和統一社會黨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從前對社會思想的壓迫。然而先前所指定的工作定額並未降低。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發生了工人的罷工和示威，隨後擴大到全國，被稱為六一七事件。最終導致駐紮在東德的蘇聯軍隊鎮壓，至少55人死亡。
通過蘇聯的財政支持和蘇聯產權企業改制為東德國有企業，減輕了東德的戰後賠償壓力。這些舉措緩解了消費品供給的壓力並且穩定了統一社會黨政權，儘管烏布利希的掌權頗受爭議。1956年11月蘇聯軍隊對匈牙利事件的鎮壓導致了對持反對意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新一輪壓迫。1959年統一社會黨發起了第二次「建設社會主義」運動。1960年第一季度40%的農業用地屬於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年之後則迅速增加到90%。[1]同時，離開東德的人數也迅速增加。
柏林牆的修建與緩和期（1961-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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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國的大規模移民潮使其生存受到威脅，特別是離開的人中大多是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人。基於蘇聯方面的支持，從1961年8月12日晚上開始至13日東德邊防警察和工人階級戰鬥隊圍繞西柏林的邊境設置了鐵絲網，並最終修築了柏林牆，成為了德國和歐洲分裂的象徵。東德方面宣傳其為「反法西斯防衛牆」。此外，之後設置了反車輛障礙、地雷區、自動機槍和邊防哨，進一步加強了越境難度。據西德國家司法檔案室記錄，約數百名難民在兩德邊境內死亡。[來源請求]
1961年10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發動去斯大林化，東柏林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公園和設施被重新命名，以減少個人崇拜。對潛在的逃亡人群，政府從單純的鎮壓轉變為對其進行思想勸說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和職業前景。這種政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緩和了人民與領導者之間的對立情緒。[2]對於年輕人來說，統一社會黨持開放的態度，特別在於對西方音樂舞蹈形式的引進。1963年中央政治局決定：「沒人應該限制青年只伴着華爾茲或探戈的節奏跳舞，他們應該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情緒，由他們自己選擇。」[3]自由德國青年團參與舉辦了一些流行舞蹈的活動，得到了青年的一致好評。
然而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和發生萊比錫青年騷亂後，開放時期結束了。一些諸如「流氓罪」、「流浪漢」、「長頭髮」和「遊手好閒的人」的名詞重新出現。創作「憤世嫉俗的歌詞」的歌手烏爾夫·比爾曼由於反對宵禁而被罰款。[4]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中，蘇聯通過華約將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扼殺在萌芽狀態。這導致東德內部希望對社會主義進行更多改革和自由的氣氛驟然下降，許多年輕人在東德主要城市進行了小規模的抗議，史塔西記錄在1968年11月有至少2,000宗「敵對行為」。[5]
1970年，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烏布利希和昂納克之間爆發了權力鬥爭。昂納克對東、西德的和解較為了解，計劃緩解消費品的缺乏並降低工人對於生產計劃的抱怨，並且在統一社會黨政治局批評烏布利希過於重視重工業的經濟戰略。雖然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最終持中立態度，但最終還是導致了烏布利希在1971年4月辭職。[6]
停滯期和轉變（1971-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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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納克取代烏布利希在1971年6月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成為總書記（最高領導人）。其後一個顯著的變化是「進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成為了統一社會黨的主要任務。工作重心是為工人提供體面的住房，同時增加了縮短工作時間、延長產假和完善托兒設施等鼓勵婦女就業的措施。東德家庭擁有冰箱、電視機等重要消費品的比例顯著增加。到1976年最低工資增加到400東德馬克，最低退休金增加到230東德馬克。然而，在刺激經濟和消費的同時也增加了東德在西方的債務。[7]
1971年12月昂納克推行了新的文化政策，起初意在進行一場文化解放運動，然而至1970年中期仍有諸多限制：[8]
| “ | 基於社會主義的牢固基礎，我認為在藝術和文學領域是沒有什麼禁忌的。這是指對於藝術創作的內容和形式而言，簡言之即藝術的主旨。 | ” |
同時，對年輕人的音樂進行了一次東德化的復興運動。在1972年4月一場被人稱作「舞曲會議」的會議上宣布「我們並不是排斥爵士樂、節奏音樂和民謠，只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們操縱大眾文化，其藝術主旨是建立在利潤最大化的基礎上的。[9]」1973年，以「為了我們集體的利益」為由，昂納克實行了限制收聽收看西方廣播和電視的運動。同時限制留長髮、穿短裙和藍色牛仔褲，並把鑲鑽牛仔褲認作是「西方頹廢文化」的象徵。[10]與此同時，昂納克進一步加強了與蘇聯的緊密聯繫並宣稱將「深深紮根於社會主義大家庭中」。1974年東德與蘇聯的關係趨向成熟，被稱為「在與蘇聯的友誼中已經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了」。[11]
作為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東方政策的一部分，1970年在埃爾福特舉行了首腦會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進行了談判和溝通。為解除武裝對立和重返國際社會達成了協議，並確立通過由東德改善道路狀況和簡化過境手續保障西德與西柏林之間交通通暢。1972年兩德簽署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關係基礎條約》，標誌兩國在和平和共存的基礎上認同彼此的存在。隨後在1973年，兩個德國同時加入聯合國，並於1974年時依據基礎條約第8條規定、在波恩和東柏林相互建立常駐代表處。
衰退和統一（1981-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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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到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引起了東德經濟加速衰退。彩電、冰箱和洗衣機和西方相比不僅相對昂貴，並且等待時間漫長：「一台洗衣機的交貨時間最長可達三年，一輛衛星轎車需要等待至少十年。」[12]
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籠罩歐洲44年之久的「鐵幕」；同年9月，1,300多個東德人透過匈牙利進入到了西德境內。與此同時，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東德的許多城市相繼爆發。儘管為了鞏固統治，德國統一社會黨在當年10月的東柏林進行了聲勢不小的閱兵，但東德首都柏林仍然爆發一連三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此後為了平息遊行，德國統一社會黨罷免了昂內克的黨總書記職務。
同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隨後幾天裡，大量東德人通過柏林牆輕易進入了西德境內。12月1日，東德議會廢除憲法賦予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地位。兩天後，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東德議會都宣布辭職。
儘管許多東德人想在東德領土上建立一個非社會主義的國家，但這種想法很快被支持兩德統一的聲浪所淹沒。示威的口號也從向國家權力挑戰的「我們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轉變為尋求將兩個德國統一的「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在與美國、蘇聯、法國和英國簡短的協商後，兩德重新統一的決定被認可。1990年10月2日，東德政府機關停止工作，西德接收了東德的駐外使領館，10月3日，兩德統一慶典在柏林舉行，兩德正式宣佈統一。原屬東德的5個州——勃蘭登堡、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和圖林根正式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法律上，東德併入西德，並以西德一方的國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作為存續政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至此不復存在。
1991年3月15日，《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生效，統一後的德國自此恢復全部主權。
參考來源
[編輯]- ^ Klaus Schroeder: Der SED-Staat. Partei,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949–1990 München 2000, S. 135–145 (Originalausgabe 1998).
- ^ Dies verhinderte jedoch nicht, dass Ulbricht zu seinem 70. Geburtstag 1963 wegen seiner „Einfachheit, Geradheit, Schlichtheit, Offenheit, Ehrlichkeit, Sauberkeit「 gefeiert und als „Staatsmann neuen Typus「 propagiert wurde, den der „Adel der Menschlichkeit「 auszeichne. (Hermann Weber: DDR.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1945–1990. 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nd ergänzte Neuauflage, Hannover 1991, S. 100 (Originalausgabe 1976).)
- ^ Zitiert nach Ulrich Mählert: Kleine Geschichte der DDR. 4. überarbeitete Aufl., München 2004, S. 105.
- ^ Ulrich Mählert: Kleine Geschichte der DDR. 4. überarbeitete Aufl., München 2004, S. 106–108.
- ^ Klaus Schroeder: Der SED-Staat. Partei,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949–1990 München 2000, S. 187 (Originalausgabe 1998).
- ^ Klaus Schroeder: Der SED-Staat. Partei,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949–1990 München 2000, S. 208–210 (Originalausgabe 1998).
- ^ Ulrich Mählert: Kleine Geschichte der DDR. 4. überarbeitete Aufl., München 2004, S. 117–119; Klaus Schroeder: Der SED-Staat. Partei, Staat und Gesellschaft 1949–1990 München 2000, S. 219 f. (Originalausgabe 1998).
- ^ Manfred Jäger: 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5, S. 140.
- ^ Zitiert nach Manfred Jäger: Kultur und Politik in der DDR 1945–1990. Köln 1995, S. 145.
- ^ Ulrich Mählert: Kleine Geschichte der DDR. 4. überarbeitete Aufl., München 2004, S. 119.
- ^ Hermann Weber: DDR. Grundriß der Geschichte 1945–1990. 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nd ergänzte Neuauflage, Hannover 1991, S. 147 (Originalausgabe 1976).
- ^ Ulrich Mählert: Kleine Geschichte der DDR. 4. überarbeitete Aufl., München 2004, S.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