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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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Wang Anshi.jpg
故宮南薰殿舊藏《歷代聖賢名人像冊》王安石像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任期
1075年-1076年
君主 宋神宗
任期
1070年-1074年
君主 宋神宗
參知政事
任期
1069年-1070年
君主 宋神宗
個人資料
出生 宋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9日)
逝世 宋元祐元年四月二六日(1086年5月21日)
配偶 吳氏
兒女 王雱
女 蓬萊縣君王氏 適吳安持
女 適蔡卞
父母 父 王益 母 吳氏
親屬 兄 王安仁
兄 王安道
王安國
弟 王安世
弟 王安禮
弟 王安上
妹 王文淑
妹 適朱明之
妹 適沈季長

王安石[註 1](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介甫半山,臨川鹽阜嶺(今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由於被封為荊國公,後人常稱他為「王荊公」。[1]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實官至司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鎮南軍節度使。他去世後被追贈為太傅,享年66歲。[2]

王安石文思敏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從當前的現實汲取實用的知識,從周禮荀子韓非子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古典經籍學習基本的知識。而王安石偏好老子,也很關心佛教,是一位胸襟開闊、學識淵博的思想家。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自慶曆二年中進士起,先後於江蘇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為官,這二十年中他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生活,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3]直至熙寧年間擔任宰相後發動改革,史稱「熙寧變法」或「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變法改革。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根植於不盲從一定的權威、不信奉一成不變的教條,進行改革時對現實具有正確的認識,以及正確的技術與計算。希望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4]。熙寧變法引起了朝廷內部新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史稱「新舊黨爭」,最終在各種原因的阻隔下王安石所實施的變法基本失敗。此次變法在歷史上多被評價為立意良善但王安石本人能力不足而失敗,宋史學家漆俠提出變法無論其成功或失敗的地方都值得垂鑒後世。[5]

生平[編輯]

仁宗朝[編輯]

王安石的父親為王益,官至都官員外郎[6][7]宋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三日[a],王益時任臨江軍判官,在臨江府任職時王安石降生。[9][10]王安石年少時喜好讀書,他看文章時過目不忘,寫文章時動筆如飛,看起來寫得漫不經心,但是寫完後見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非常精妙,於是曾鞏帶着王安石的文章入京展示給歐陽修,歐陽修看過後也向周圍傳播了王安石的才能。[11]

入仕[編輯]

慶曆二年三月,時年二十二的王安石進士及第,登楊寶榜進士甲科。在評卷時,本來王安石被評為第一,但是由於他所寫的「孺子其朋」犯了忌諱,降為第四。宋代學者王銍認為王安石儘管知道他本為狀元,在後生中卻不張揚,這是氣量高大的體現。[12]後王安石在四月二十三日以第四名的成績被賜為校書郎,出為簽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公事。在出發前王安石還特地致書好友王令,想要在揚州會面。[13]此時曾鞏正向歐陽修描述他所認為的當世之急,於書信最後提起王安石,說他對朝廷的用處很大,推薦給了歐陽修。[14]

慶曆五年,資政殿學士韓琦知揚州,成為王安石的上司。由於王安石當時經常通宵讀書,早晨前往官衙的時候十分疲倦,並蓬頭垢面、不加梳洗,這使得韓琦誤以為他夜夜笙歌。而後有一天韓琦遇到王安石後,勸誡王安石說:「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於是王安石在離開官衙和人討論時說:「韓公非知我者。」[15]

當時規定任職期滿後可以進獻文章以換取館閣職位,然而時為殿中丞的王安石在經歷多個任期後依舊沒有陳上任何文章,朝廷令他前去試職,也被他以家貧親老的理由辭官拒絕,遂於慶曆七年在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下被調任為鄞縣知縣。[16][17][18][19][20]

變法雛形[編輯]

鄞縣在明州治下,屬於現代浙江省寧波地區。在鄞縣任職期間,王安石依舊喜好讀書,並每三天都會過覽縣事,也在當地小範圍試驗他的新政。[21]他先觀察了當地的具體情況,他發現儘管鄞縣臨海,沒有洪澇的憂患,但是也有乾旱的憂慮。早在吳越國統治時期,因鄞縣跨負江海,當地設置了營田卒吏,負責修建疏浚水利設施並蓄藏山谷來水。後來營田官吏相繼被廢除,本來建造好的水利工程在此後的六七十年中漸漸壅塞,來自山川的水無法儲存,全部流入海中,若是遇到少雨的季節就會大旱。於是王安石於慶曆七年十月份上書兩浙轉運使杜杞,向他闡述了對鄞縣的水利工程進行改進的想法,並在最後得到了杜杞的同意。[22]十一月時王安石便再次視察了全縣的水利工程,實地觀察百姓的勞作。他在旅途期間察看禊工採石造閘,並因地制宜,令百姓修築長塘。王安石在確認了全縣的情況後回到了縣城並寫就《鄞縣經遊記》一篇記載他的所見所聞。[23]在接下來的三年中,王安石陸續完善了這些水利工程,還修建了多處堤堰並挖掘了很多陂塘[b]。在這些工程中,位於鄞縣東鄉的東錢湖受到了王安石的重視,在他的指導下,百姓沿着東錢湖周圍開墾了荒田,使得東錢湖可以用於灌溉莊稼。根據記載,東錢湖可以多滿足五十畝田的灌溉任務,並保證了莊稼在旱年的生存率。

王安石為了應付青黃不接的季節,向百姓貸出了存在官倉的谷糧,等到秋天田地收穫後再加上利息償還,這樣不但使得官倉內的陳糧可以換成新糧,當地的人也覺得十分便利;[24]後來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免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都被王安石在鄞縣得到了實施,也為他後來將新法推行天下打下了基礎。[25][26]

除去在經濟、農桑、水利上的各種新政策,王安石對當地的教育也付出了極大的關注,後在《慈谿縣學記》[27]中王安石詳細描述了他當時的治學理念。

慶曆九年,王安石即將離任,這時浙東轉運司下令要求每個縣多繳納不少錢,名為「購人捕鹽」,希望用這些錢懸賞、鼓勵百姓揭發那些違法私自販鹽的行為。王安石在接到命令後回書浙東轉運使,他在書中認為這種舉動十分不妥,他說就算現在用重利誘惑民眾抓人,當地的艚戶等人都會收到很大的影響;鄞縣的大戶最多也就百畝田地,他們要出錢必然會有賣了田地的人,這些錢給了無賴不是正確的做法;這樣一來會形成惡性循環,大家只為利而奔波,小民越加困苦,這不是處理政事的正途。[28]

經過三年的任期後,王安石回到臨川。儘管在此前的十年中王安石從未試圖投文章於貴人門下以求速進,皇祐三年三月,再次拜相的文彥博舉薦了他,以他淡泊名利為由請朝廷越級提拔,用以遏制當時為名利所奔走的官場風氣。[29]同一時間,王安石的同年陳襄也上書舉薦,於是朝廷召王安石試任館職。王安石在試後拒絕就職,並言明他拒絕是有原因的,但是淡泊名利並不是他的本意。[30][31][32][33]數年後,歐陽修想舉薦王安石為諫官,朝中大多異口同聲也都對王安石讚譽有加,卻被王安石以祖母歲數已高而拒絕。[34]後《宋史》記載王安石來自楚地[c],在朝中本就不知名,他為藉助韓、呂兩家的權勢與韓維呂公著形成很好的關係,三人一同被稱揚,王安石這才聲望更盛。[35]清代學者蔡上翔認為宋史所採納的這一說法是源自當時詆毀者的,並舉證說文彥博在皇祐三年一同舉薦王安石、韓維兩人;陳襄當時也是因為王安石在文學、政事方面的聲名已經流傳在外才舉薦的;他隨後總結說自皇祐到熙寧二十年間,王安石本就名滿天下,連范仲淹富弼都為其所稱道,韓維、呂公著應依靠他才能揚名。[36]

皇祐四年,王安石就任舒州通判[37]在得知范仲淹去世後為范仲淹寫了一篇祭文,在其中稱范仲淹為一世之師。[38][39]至和元年,王安石在歐陽修的推薦下為群牧判官,他依舊堅持拒絕試館職,被朝廷留在京師為差遣。時任館閣校勘沈康非常不滿,他面見陳執中,說王安石資歷淺薄,本人又不肯就任,他(沈康)願意替代王安石為群牧判官。陳執中聽後回答說朝廷優待王安石給了他差遣官,館閣官本就是為有才能的人所準備的,你(沈康)如此斤斤計較顏何厚也。沈康聽後知道無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沮喪的離去了。[40][41][42][43]至和二年,歐陽修上札子推薦了王安石和呂公著,說王安石品行端正,文才也很好,擁有豐富的經驗,多次不去試職館閣。[44]因此中書省下詔特授王安石為集賢校理,卻被他拒絕了。[45]

上萬言書[編輯]

嘉祐元年二月,王安石在開封和之前對他多有提拔的歐陽修相見,兩人分作《贈介甫》[46]、《奉酬永叔見贈》[47]二詩。這一次會面在時人及後世學者的眼中,多認為王安石的回詩是在對歐陽修表達不滿之情。

回家後,王安石又致書給歐陽修,在內表達了他這次會面還有很多話要講,並解釋了他多次拒絕就試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家庭有婚嫁葬送需要操辦,而萬一被選上,法理上一年內不得離開京師。緊接着在七月份,歐陽修便再次舉薦王安石,更是將他和呂公著、包拯張瓌並為「四賢」。[48]

於是在嘉祐二年初,王安石就被任為常州(今江蘇省常州市)知州[49][50]他上任後便上書浙西轉運使,想要學他在鄞縣的做法開鑿運河。當時他下令在當地開掘運河,從周邊縣治調集了很多民夫。時任宜興縣知縣的司馬旦知道後勸誡他說這次工程太大,民夫不一定有能力一次性解決,希望王安石下令讓諸縣每年修一些,雖然會緩慢一些,最後總會完成。王安石沒有聽勸,不想在秋天的時候一直在下雨,導致很多民夫工作太過勞苦,最後死了很多人,不得不停止挖掘運河。[51]後來王安石得與周敦頤相知,結為好友,間接的提高了他在士大夫群體中的聲譽。於嘉祐三年正月替代沈康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沈康則易為常州知州,[52][53][54]王安石還寫詩相贈。[55]

十月下旬,王安石被召回京師述職,他向仁宗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d]述職,在其中詳細分析了他在江南東路所見所聞,提出了他對當時政治的看法。[56][57]他在疏中說現在天下越來越窮困,世風日下,是因為現在的人不了解法規制度,不效法先王時政;而為了讓大家效法先王,是要效法其精神;效法其精神之後,他的改革就不會驚擾天下人;依靠天下的人力生產天下的財富,又徵收天下的財富來供給天下,自古以來的憂患根本是不懂得理財之道;因此希望陛下(仁宗)明察,改革朝廷。因此王安石被升為三司度支判官。[58][59][60][61]呂祖謙認為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就是按照這份萬言書為大綱而推行的。[62]

《晩笑堂竹荘畫傳》王安石畫像

嘉祐四年,呂公著被任命為天章閣侍講,被他以病為由辭去,推薦了司馬光和王安石來頂替,最終沒有報上。[63]三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升王安石為集賢校理,王安石沒隔幾日就上疏拒絕,在內說他資歷不夠,這次他被升官也是因為有人推薦而不是於館閣供職一年再通過考試才有的[64];四月五日,中書再下碟讓王安石立刻就職,不可辭免,王安石便再上第二疏拒絕,在疏內他繼續解釋說朝廷優待他,讓他免試就可以入職,這樣會使得很多人「立小異以近名,托虛名以邀利」,就算改進法律也無法阻止如此惡習。[65];僅僅四天後,中書第三次下通牒,王安石再次上疏,堅持說他不能因此就破壞考試的制度,更是用「匹夫不可奪志」為由拒絕;[66]等到四月二十四日,中書繼續下札子給王安石,於是王安石第四次上疏拒絕,提出儘管不能因為禮數就不斷的推讓,他依舊要遵守自己的義,希望中書把授官追還。[67]直到五月份,中書、門下以王安石多次拒絕試職為由,第五次下詔讓他供職於集賢院。當時很多士大夫都以為他無意仕途,恨不能認識他,而朝廷多次委任也是怕他不就任。王安石這次終於不再繼續拒絕,接受了這個職位。[68][69][70]

嘉祐五年四月,王安石便被命一同修撰起居注,[71]當門吏送敕命到他府上的時候,被他拒絕了。於是門吏向他下拜,請求他收下,不想他又躲到了廁所,等到門吏離去,將敕命留在桌上後,卻被他追上去將敕命交還給門吏。[72]次日他就上疏,說他去年才入館,時間尚短,才能又沒有異於常人,想要辭去這個職務。[73]第二天一早,他又上疏補充了他的觀點,說他的確是不要這個官,但不僅僅是因為他的私義,更是因為要遵守朝廷的用人法度。[74]緊接着同一天他再次上疏,強調了他的資歷短淺,又說了他這段時間所謂勤勉的工作其實都是寫虛文,不能接受新的職位。[75]後又連上三疏,仔細解釋了他不能違反道德觀念、不能當一個為了私利而放棄大義的人,堅決拒絕中書的命令。[76]次日王安石還是收到了中書的敕書,他便再上疏表明自己的心跡,希望「哀臣懇迫」,把任命收回。[77]然而中書省依舊沒有放棄,王安石不得不繼續上疏,又連續寫了五本本章,[78]最後無法拒絕,只能被朝廷任為同修起居注。在嘉祐六年六月升為知制誥,並糾察在京刑獄。[79][80][81][82][83]

王安石在任期間,開封府受理了一個案件:有一個少年擁有一隻善斗的鵪鶉,他的朋友找他要這隻鵪鶉卻被拒絕,朋友則仗着兩個人平時關係親密強行拿走了鵪鶉,最後反被少年追上去殺死了他。開封府的官員判決給這個少年死刑,王安石反駁他們說這個少年的朋友在他不給的情況下拿走鵪鶉是盜竊的行為,少年殺死他則是緝捕盜賊,儘管殺死了人,卻也不應該追究他的責任。接着王安石就上疏彈劾了開封府官員,說他們將不該判刑的人判了刑。開封府官員不服他的論斷,使得這個案件被皇帝下放給大理寺和審刑院繼續審判。然而最後的結果是他們也同意了開封府的判決,皇帝下詔免去王安石的罪過,被王安石以「我無罪」反駁並不肯去答謝。多位御史因此事彈劾王安石,皇帝也沒有繼續追究,對那些奏疏置之不理。[84][85]

這時有詔令規定說舍人院不能申請刪除、修改詔令的文字,王安石上疏爭辯。他說如果如同詔令所說的來,那麼舍人就無法履行到他們所應該有的指責,儘管不是大臣故意要侵奪舍人的權利,立法也不能這樣;軟弱的大臣不敢幫助陛下遵守法紀,強橫的卻可以假陛下的旨意下令,言官都沒有敢忤逆的,這樣的事情讓他感到害怕。這段言論都在針對當時的執政黨,使得王安石和他們更加的牴觸。在魏泰《東軒雜記》中記載此事其實是由於蕭注之事所導致的,王安石和韓琦本來就不合,後更是因此疏和韓琦的關係更加惡劣。[86][87][88]

仁宗駕崩[編輯]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王安石被升任為同勾當三班院。[89][90]不久之後仁宗便駕崩了,王安石因此辭官為仁宗服喪。直到治平二年,王安石才被單方面恢復工部郎中、知制誥等職。

嘉祐八年八月,王安石的母親吳氏卻去世了,他不得不退出朝政為母親服喪。[91]在王安石母親的喪禮時,諸多士大夫都在弔喪,唯獨蘇洵沒有參加,並寫了一篇《辨奸》敘述王安石的為人,認為他最後必將為禍天下。

辨奸論爭議[編輯]

早在嘉祐五年,蘇軾被授河南府福昌縣主薄,王安石親自題寫了制詞,他在內對蘇軾的才能多有誇讚。而當歐陽修勸說蘇軾的父親蘇詢同王安石交遊時,蘇洵拒絕了,他說王安石不近人情,很難不會禍害天下。他在後來寫的這篇《辨奸論》中斷定王安石為人陰險賊惡,更用王衍盧祀豎刁易牙開方等人為例,說天下將被其禍。[93]由於辨奸論文章本身來源不夠清晰,學界對辨奸論的真實性做過多次研究。《辨奸論》本被收入《邵氏聞見前錄》、通行本《嘉佑集》及《三朝名臣言行錄》等書,清代政治家、史學家李紱在他的《穆堂初稿》所收錄的評論《書<辨奸論) 後中》中指出《辨奸論》最早見於《邵氏聞見前錄》,張方平所作蘇詢墓表及蘇軾謝張方平撰墓表書被懷疑是以《辨奸論》為目的而寫出來的。在清代學者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書中同意了李紱,認為辨奸論等都是偽作。[94]現代的學術界對辨奸論依舊留存着極大的爭議,早在1979年,周本淳先生髮表論文說《辨奸論》並非偽作。在文中,周本淳認為蘇詢《辨奸論》被收入張方平《樂全集》蘇詢墓表, 胡仔《苔溪漁隱叢話後集》、[95]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96]均提及此事,因此可以斷定《辨奸論》確為蘇詢所作,李紱的考證被指不堪一駁。[97]劉乃昌先生借周本淳先生論文反駁說蘇詢寫《辨奸論》是不可能的,他認為蘇洵與王安石接觸都不多,不會一見面即咬定王安石的本性。在他的《蘇軾同王安石的交往》一文中,他提出王安石推行新法, 是蘇洵去世數年以後的事,無論依照《邵氏聞見前錄》定在嘉佑初, 或據《樂全集》定在嘉佑末, 距離王安石當政依舊有十數年。[98]其他學者在此問題上也多做過評論,在學界內一直沒有統一定論。

英宗朝[編輯]

由於母親去世的緣故,王安石住在了江寧府(今南京),英宗多次召王安石入朝為官,然而都被王安石拒絕了。這期間王安石在當地開始教授學生,李定、龔原、陸佃、蔡卞等人都是他在這一時期所收的學生,他們在後來也多為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99][100][101]

呂公著、韓維在朝中經常稱讚王安石的才情,韓維時任穎王記室,為穎王講解觀點時多次說這都是他的朋友王安石的言論,因此使得神宗後來登基後決定召見王安石。[102]學界對王安石為何直到治平四年才回朝任為翰林學士是因為韓琦當時是執政,王安石在揚州時與韓琦的矛盾加之韓琦在此後對王安石多篇奏疏的反對造就了這個情況。[103][104]

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除喪,復為工部郎中知制誥,[105][106]請赴闕的時候卻以疾病為由拒絕。神宗對此略有微詞,詢問輔臣他是否是真的病了,在旁的曾公亮回答說王安石才能很高,也有品德,肯定是病了;時任樞密副使的吳奎卻用王安石在開封處理刑獄的事開始反駁,並認為王安石會紊亂朝綱。[107][108][109]治平四年三月被任為江寧府知府,大家都以為他會再次拒絕詔令,然而他在收到詔書後立刻就前往江寧府視察,便逐漸有傳聞傳出說曾公亮如此着力推薦王安石就是為了抑制韓琦。[110][111][112][113][114]最後王安石於九月二十三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吳奎也同意了他的文學造詣高出常人,肯定了王安石成為翰林學士的資格,隨後王安石上表謝恩。[115][116][117]

神宗朝[編輯]

熙寧變法[編輯]

變法伊始[編輯]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神宗於邇英殿詢問對河北災變的應對情況。司馬光首先提出了要節省開支,王安石則反駁說現在最着急並非國用不足,而是沒有善於理財的人。而後王安石便提出了「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儘管後司馬光即刻用了桑弘羊舊事說明這個想法的不妥之處,王安石依舊以此為此後變法的核心主旨。

一開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曾公亮也大力推薦,時任御史中丞唐介卻認為王安石很難擔當大任。神宗反駁時說文學、經術或者政事都不能任用歪門邪道的人,唐介評論說王安石好學但是又拘泥古時,如果成為執政者,肯定有很多變更。他退朝後也對曾公亮警告說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當困擾。神宗後垂問侍讀孫固想知道王安石是否可以為相,孫固在回答時儘管認可了王安石在文學上的才能,但是認為王安石氣量太小,呂公著、司馬光等人才是賢相人選。神宗聽後不以為然,在熙寧二年二月拜王安石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並為安慰王安石告訴他說很多人都不了解他,誤解他只會經學而不會處理政務。王安石聽後解釋說其實經學就是用來處理政務的,只不過大多數儒者都是庸人,導致了世俗認為經學無用。在神宗問他的變法計劃時,以現在「變風俗,立法度」為當今要務的說法得到了神宗的贊同。[118][119][120][121][122]

王安石的變法動機[編輯]

據宋史學家王曾瑜先生所總結,王安石變法的動機有二。宋代賦稅收入相比唐代更多,卻因為冗官問題而導致了財政的積貧,因此王安石想要富國強兵;另一方面,他也想要摧制兼併,均濟貧弱,其中以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為重點。[123]後王曾瑜先生指出王安石傾向於富國但是又過度聚斂民眾的財富,因此對王安石的動機所造成的結果持否認態度;另一位學者漆俠先生和王曾瑜的老師鄧廣銘先生則在他們的文章中着重說明了王安石在此動機下,成功抑制了兼併風氣,因此值得肯定。[124][125]現代學界也多圍繞這兩個主題對王安石的動機及後果多有爭議。

變法過程[編輯]

王安石拜相後不久神宗便設立三司條例司,以王安石為首和陳昇之一同負責此機構。緊接着王安石便提舉了大量官員在全國範圍推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舉制度,不再注重詩詞歌賦;改革官制,加強尚書省實權,裁冗官;改軍制,進行火器開發,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練兵。[126][127]

在準備推行新法的時候,大多數士大夫都認為王安石是正確的人選,而接替唐介成為御史中丞的呂誨認為王安石不通時事,不適宜大用。於王安石參知政事四個月後,哪怕司馬光等人紛紛勸阻,呂誨堅持上《上神宗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狀共兩篇[128][129]呈於神宗。神宗見到兩篇奏疏後將呂誨貶為鄧州知府,呂公著在王安石的推薦下升任為御史中丞。[130][131][132][133]四個月後,時任侍御史的劉琦聯合錢顗、劉述等人上書延續呂誨的言論,認為王安石不利於國朝,卻也都被神宗貶官。[134]

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百官上門祝賀之時,王安石藉口還沒有向神宗謝恩為由閉門不見賓客,和其友魏泰共坐時題詩「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在窗上。[135]後人認為王安石此詩表明了他即使升任為宰相也想要歸隱的心態。[136]卻不想韓琦於二月便上奏反對青苗法的實施,他認為此法可以適用的對象包含了本就是富人的上三戶等,這樣是沒有辦法按王安石所說抑制兼併之風或接濟貧困戶口的。[137]神宗在閱覽後想法有所轉變,他把這份奏疏給王安石讀後說了他對韓琦說法的贊同之意。王安石十分憤怒,他逐條辯駁了韓琦所說的問題,曾公亮和陳昇之這時也認為那些富戶不應該得錢,卻和王安石辯論過久而不得不放棄勸說。[138][139]韓絳後又勸說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在入朝謝恩時再次為他自己申辯。他告訴神宗說現在的朝廷諸臣互相勾結,他們就是試圖阻止神宗新法的「流俗」之人,於是神宗被說服,讓王安石繼續執掌政事。[140]

熙寧四年,由於京東、河北兩路有不同尋常的颶風,神宗下詔令當地的募夫,王安石在接到詔書後將其扣住不發。[141]後來開封府內有百姓為不服保甲法而自殘,這些案例被開封府知府韓維報於朝廷。於是神宗召見王安石,詢問他對此事的看法。王安石回答說他對此不清楚,他認為現在士大夫對新法都「紛然驚異」,二十萬戶百姓里有幾個這樣被煽動的人也不足為奇。神宗聽後對此也贊成了王安石的想法,他指出聽取百姓的各種意見可以通向成功,但是也不能不畏懼他們的意見。[142]

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王安石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西夏戰爭轉守為攻。變法一開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強烈抵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行難度大,又急於求成,地方官員帶牴觸地執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舊黨首領司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末人倉促修《宋史》,遂謂:「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陣腳不穩。終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

熙寧七年,由於旱災不斷,有很多饑民流離失所,神宗在上朝時對此有所感嘆,建議要廢除所有不利的法令。王安石奏對時認為現在需要關注的是人為之事,神宗回覆說有很多人都因此多有哀嘆。接着多位大臣上疏請求罷免王安石,儘管神宗將鄭俠流放至嶺南,他在兩位太后的哭訴下免除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但依舊以他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升任為吏部尚書。[143][144]

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復相,被復官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另又兼任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並實封四百戶。[145]一開始的時候王安石多次推薦呂惠卿和韓絳為相,呂惠卿在得勢以後害怕王安石再上位,便試圖阻止,又多次和韓絳鬧矛盾,卻不想韓絳趁機自行向神宗請求恢復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本先照例拒絕他的任命狀,[146]後劉有方前往江寧府發下詔令,他沒有繼續辭免,即刻便上路赴闕了。[147][148]

王安石在任相期間多次因病請求去職,時值他的兒子王雱也去世,讓他更加悲痛,多次上疏請求解除他的宰相職務。而神宗最後也同意了他的請求,將他的官職改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加集禧觀使一職位,爵封舒國公。元豐二年,儘管王安石以前多次想要退還相印,他被重新拜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散特進並以舒國公改封荊國公。[149]

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首領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從此新舊黨爭不斷。變法失敗後,司馬光的行動對他打擊很大,王安石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儘管王安石已經不再掌控朝政,哲宗後特加王安石為司空。[150]

變法的歷史評價[編輯]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編輯]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151]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同朝的張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記:「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152],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153]

南宋至晚清[編輯]

王安石本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

南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罷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太廟的資格。南宋理宗時期蓋棺論定王安石為「萬世罪人」。編於南宗的話本小說《拗相公》稱「我宋元氣皆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宋朝之後官方定論。

明太祖朱元璋對王安石變法深惡痛絕:「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清康熙也認定王安石為亡國之臣、千古罪人。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稱王安石「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充分肯定了其私德,把變法失敗歸於用人不當、屬於典型的「好心辦壞事」。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楊慎對王安石的偏狹評價為「古今第一小人」。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154]。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155]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南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其中有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的傳統;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晚清到現代[編輯]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啓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啓超專門寫了《王安石傳》稱其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文革結束後,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因此對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評價趨向正面。

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認為當時北宋經濟發展水平高,「企圖作現代性的改革」,然而因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終沒有能完成轉變。[4]

國外[編輯]

1906年列寧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156]。不過又有說法稱,列寧稱讚王安石是斷章取義的誤讀,列寧並未對王安石提出正面評價 [157]

三不足之說[編輯]

二十世紀末期以前,學界公認王安石曾在變法時期提出三不足之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58]學者顧吉辰於1986年發表論文題稱王安石並非提出此言論者,他在內總結出四種記載王安石此說的史料[e]並指出最早的記載源於《神宗實錄》。天變不足畏,即人間不關天,帶唯物主義色彩。祖宗不足法,強調社會在變革發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王安石能得到神宗的顧眷,其實內因不外乎其曾外任二十餘載,所至咸以幹練聞。林天尉《考「三不足說」之偽》、黃復山《王安石三不足說考辯》、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等也認為王安石並無「三不足」之說。

逝世[編輯]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初六,王安石在江寧府秦淮河畔的半山園內逝世,享年六十六歲。當時司馬光致書呂公著,認為王安石因為不曉世事,使得忠直的臣子被疏遠,讒佞的人多敗壞其制度,現在那些牆頭草必然會對王安石多加詆毀,因此他想請求呂公著說服哲宗可以「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最終宋哲宗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給了七人的恩蔭名額,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161][162][163]清江縣為紀念王安石在那裡出生,取《詩經》「崧高維岳,峻極於天」[164],將王安石出生的屋子改名為「維崧」堂。[165]王安石的弟弟在半山園(後改稱半山寺)的後院選取了一塊墓地並將他下葬。由於當時司馬光正在清洗曾推行新法的官員,王安石的很多故舊不敢登門,張舜民在《哀王荊公》[166]一詩里描述了當時門可羅雀的場景。[167]

思想[編輯]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文學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思想多被人統稱為「荊公新學」。王安石將他的思想錄述在多種書籍及文章中,其代表性作品有《周官新義》及《字說》,這些著作也成為了後來新學學派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168]

傳統思想[編輯]

根據現代學者姜國柱和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王安石究其根本是儒家,並非法家。他的變法也是基於他的儒家思想為主體,吸取其他學說而形成的。[169]王安石在十六歲時隨父親到達了南京,便開始學習各類儒家典籍。王安石認為,董仲舒所提出來的天人感應是不對的,他在熙寧變法中反對「天人感應」的主張被總結為「三不足」之說中的「天變不足畏」[f]。而後王安石總結現在(宋代)讀書人,需要拋開漢儒的引導,通過自己發現經典的本意。在他的想法中,「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想要了解、通曉儒家典籍的意義,需要閱讀其他流派的文章以及其他學科的書籍,如《素問》、《本草綱目》等書。而他本人也根據這個理論進行了諸多學習,漆俠先生提出王安石自早年起就以「通經求理」為主旨讀書,並在其學術思想中體現了這一類的獨創性。[170]王安石除鼓勵閱讀其他學說的書籍外,對那些舊有的因循守舊的「俗儒」也進行了批判,在他的觀念中,儒家也是要根據時代而演變,從而達到他在《萬言書》中所說的「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在有人反對佛教思想時更是提出了「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的言論。[171]容肇祖先生通過王安石《答曾子固書》一文看出他治學的嚴密,收納了多家學說的思想,但是都有所取捨,拋棄了他眼中會使人走入歧途的「異學」。容肇祖先生又辯駁了現代以王安石尊崇法家「能令政必行」一說來判斷王安石是法家的斷言,他以王安石用禮義廉恥總結商鞅的失敗說明了王安石本質是儒家的結論。[172]王安石的這種思想被蘇軾所稱讚,他描述王安石單在學術上「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斯新人」。[173]當時,王安石作《淮南雜說》,人皆以為是見到了《孟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受到了孟子的很大影響。[174]在學術淵源上,梁啓超認為,王安石「其學術集九流之粹"[175],並且肯定王安石的思想源於傳統的經學。他認為,王安石在經學上的成就可以和董仲舒劉歆媲美。[176]同時,梁啓超還指出,王安石的學術思想與其政治實踐是一致的。[177]

唯物主義觀念[編輯]

王安石除在政治實踐上的各種概念,他對所在世界的認知被記載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如同他在政治上採納其他學說的要點,他對物質的解釋和傳統的儒家典籍多有出入。根據李宗桂先生的研究,王安石在《洪範傳》中描述的五行起源是明確的唯物主義解釋,這和尚書及董仲舒所說的五行起源有着極大的分歧。[178]王安石再針對董仲舒「天人感應」一說中的「天道」寫出他自己不同的理解,他在《洪範傳》內形容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179]漆俠先生利用這一段描述,結合王安石在前文所說「人道」的理解,說明了王安石以儒家的仁義思想為根本而堅持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並非董仲舒等人所崇尚的天與人的直接關係。[180]

王安石在區分了「天」與「人」後,進一步以人為中心,提出了人所創造出來的「四術」,即禮、樂、刑、政。王安石利用《傷仲永》指出學習對於人的重要性,他以此進一步在《禮樂論》內提出無論是日月星辰,還是山川丘陵,都是以物質為基礎而可以認識到的存在,所謂「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也不過是前人所創立的,他認為他們是在這些方面學習的比旁人更多、更精,聖人就是因為精通萬物中所存在的理才成為聖人的。[181]

另一方面,王安石在老子的影響下,[g]根據漆俠先生的說法,他的辯證法與素樸唯物主義有着很緊密的結合。他繼而提出「太古之人, 不與禽獸朋也幾何?」[182],認為歷史進程上社會的變化是不可阻止的,而法律也會跟着朝代的變更而改變,根據當世國情而有的改變則都是有益的,他的變法也是以此為核心宗旨,而由於具體情況的不同再有不同的制度。[183]

文學[編輯]

在王安石早年,時為文壇領袖的歐陽修就以《贈王介甫》一詩勉勵王安石在文學上繼續努力。王安石對此做出的回答是他更傾向於傳播道義,他惟恐因為他的文學作品而獲得那些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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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詩在宋朝別為一體,被稱為王荊公體。[184]據胡應麟《詩藪》:「六一雖洗削西崑,然體尚平正,特不甚當行耳。推轂梅堯臣詩,亦自具眼。至介甫始撰新奇,唐人格調,始一大變。蘇、黃繼起,古法蕩然。」王安石的詩在北宋詩壇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歐陽修、梅堯臣並奠定了宋詩的基調[185],使得他好議論,好用典,好矜奇的特質,成為宋詩的特質。[186]

王安石的詩以五十六歲為界限,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187][188]前期的詩注重反映社會現實,詠史也寫得非常出色[189]。王安石的詠史詩繼承了左思,杜甫的傳統,和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詠史詩比起來比較干硬,但一些詠史詩卻有些故意別出己見。[190]王安石在罷相退隱之後所作的詩句是他所寫詩的頂峰,受到了後世極高的評價,他的詩甚至自成一體,為「荊公體」。[191]多數認為這是由於王安石退出了政壇,其詩去除了政治因素而導致的。王安石早年的詩渾厚雄大,在退隱後則主要以含蓄深沉,意境空靈,清新脫俗的絕句為主。[192]從詩藝與詩境兩方面看,王安石的「半山體」工巧而有味的審美旨趣,是因姚合等人為代表的「晚唐體」所影響並形成的。[193]其中楊萬里認為的五七絕句非常少,又非常難寫,而晚唐諸公與王荊公卻最精於此,側面說明了王安石的極高造詣。[194]晚年王安石的文學觀相比早年更包容並濟,針對典故的運用更為精妙圓融,例如他的《書湖陰先生壁》「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一句中儘管利用了漢書的典故,對典故不熟悉的讀者依舊可以理解他的意思。[195]

詩學觀[編輯]

王安石沒有個人的詩話作品傳世,但他選了不少詩歌選集。王安石在歷代的詩話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關於杜甫的讚譽,認為他是「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196]。由於對杜甫十分看重並認為天下的好言語都被他說盡了,[197]王安石早年的詩學追求與杜甫的文學追求相一致,致力於讓其詩文有補於世。[198]罷相後,王安石的詩學觀更加包容,他評價張籍奇崛艱辛[199],他亦如此,好鍊字,偏重晚唐詩人[h],也承襲了晚唐詩人的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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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文學上主張載道和實用,因此寫的詞數量相比於他的詩非常少,全宋詞共收錄其所作詞僅二十九首。王安石的詞在體制上繼承了五代宋初的風氣,以小令為主,也包含了桂枝香,雨霖鈴,千秋歲引等中長調。其中《桂枝香》一詞歷來為人所稱道,據楊湜《古今詞話》評價:「金陵懷古,諸公寄詞於《桂枝香》,凡三十餘首,獨介甫最為絕唱。東坡見之,不覺嘆息曰: 此老乃野狐精也。」[200]另外,王安石大量製作集句體詞,雖當時為蘇東坡,黃山谷批評,但二者亦有效顰之作,對詞體的變革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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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上,與韓、柳、三蘇、歐陽、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201]王安石的文偏重於說理,而且言簡意賅,能夠直指要點。[202]例如,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僅僅只有八十八個字,卻能獨闢蹊徑,自有主張。[203]

作品[編輯]

  • 臨川集
  • 周官新義
  • 字說


  • 洪範傳
  • 桂枝香 金陵懷古
  • 題湖陰先生壁
  • 胡笳十八拍

軼事[編輯]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204],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205]。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206]蘇軾和王安石有不少過節,王安石喜好「語不驚人死不休」,蘇軾於其生時每逢佳時必定作文譏諷,奉司馬光之命寫的祭文倒全是溢美之辭,頗有水之皮相非骨相。劉貢父要王安石掘一八百里大坑把梁山泊顛過來。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如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難蘇學士」一篇,不像蘇東坡只會賣不存在的蘇小妹給秦觀。

王安石認為吃飯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吃。某次他的妻子煮了一道菜給他吃,他馬上就吃完了,妻吳氏(妻妹以王安石夫婦的主張嫁給苦吟詩人王令)以為他喜歡這道菜所以天天煮,王安石也天天吃從無怨言,某天王妻忍不住詢問王安石天天吃同一道菜不膩嗎,王安石竟回答「我只想趕快吃完飯去辦正事,從沒注意吃了什麼下肚。」可見王安石既無生活情趣[207]也不注重儀表又喜出狂言,是徹頭徹尾的怪人,對他而言普天之下除了讀書跟辦公之外沒有重要的事情。

有記載王安石非常喜歡讀書,甚至在飲宴會客的時候也會陷入沉思,不露笑容。他在常州任內的時候,有一次參加宴會,他在伶人表演時突然發笑,眾人以為是伶人引得王安石發笑是故賞賜了他很多錢。直到後來有人問王安石當時為何發笑,他解答說是他在思索《咸》、《恆》兩幅卦,適時有了領悟,不自覺就發笑了。[208]

家庭[編輯]

慶曆四年,王安石長子王雱出生。
慶曆七年,王安石尚在鄞縣任職時,他的女兒出生,但是剛一歲多便夭折了。[209]

影視形象[編輯]

演員 作品 年份 類型
單立文 東坡家事 2015 電視劇

參閱[編輯]

注釋[編輯]

  1. ^ 取自東晉名相謝安石
  1. ^ 據四庫全書收錄《能改齋漫錄》,記載王安石於十一月十二日生,武英殿聚珍本《能改齋漫錄》則稱十一月十三日生,劉成國先生在《王安石年譜長編》一書中利用《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王雱送其父王安石禮物,又宰執禮物應提前一日送,得出王安石實際為十一月十三日生。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先生也如此說法,他說:「記載王安石誕生的年月日時最詳確的則是南宋吳曾的《能改齋漫錄》。《漫錄》卷十《王公進退自安》條謂「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今查辛酉為宋真宗之天禧五年,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8]
  2. ^ 陂塘,可用於蓄水、幫助澆灌田地。
  3. ^ 先秦楚國的領土,江西當時也在其中。
  4. ^ 通稱「萬言書」,是王安石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份重要的奏疏
  5. ^ 一、《名臣碑傳琬琰集》記載:「至議變法, 上未嘗不疑, 在(而) 廷臣交執不可, 安石傳經義, 出己意, 辯論輒數百言, 眾不能汕。甚者謂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 一歸之流俗, 故二年間遍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 而安石不恤也。」[159]編撰者杜大圭在後文注釋他此記載引用自神宗實錄。
    二、《名臣碑傳琬琰集刪存》,語句同上。
    三、《東都事略》記載:「安石性強性, 遇事無可否, 自信所見, 執意不回。至議變法, 而在廷交執不可,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罷黝中外老成人兒盡, 多用門下攝慧少年。」[160]
    四、《宋史》記載源自東都事略。
  6. ^ 三不足之說有爭議之處,詳見上文
  7. ^ 王安石曾著有《老子注》
  8. ^ 王安石選《唐百家詩選》多選中晚唐詩人。

參考文獻[編輯]

書目[編輯]

史書[編輯]

別集[編輯]

詩話[編輯]

論著[編輯]

論文[編輯]

  • 姜國柱.論王安石[J].社會科學輯刊.1980(3).
  • 顧全芳.評王安石變法[J].晉陽學刊.1985(1).
  • 田玉芳.淺論王安石晚年詩[J].社科縱橫.2006(4).
  • 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J].中國社會科學.1980(3).
  •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的再思考[J].河北學刊.2008(5).
  • 周本淳.〈辨奸論〉並非偽作[J].南京大學學報.1979(1).
  • 王育濟.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親[J].東嶽論叢.2001(3).
  • 李宗桂.試論王安石的哲學思想[J].四川師院學報.1981(4).
  • 顧吉辰.王安石「三不足」說質疑[J].青海社會科學.1986(2).
  • 張白山.王安石晚期詩歌評價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1980(5).
  • 張滌雲.關於王安石使遼及使遼詩的考辨[J].文學遺產.2006(1).
  • 容肇祖.容肇祖同志給姜國柱同志的信[J].社會科學輯刊.1980(3).
  • 湯江浩.詞至熙豐體變新-王安石詞考論[J].中國韻文學刊.2001(1).
  • 漆俠.王安石的哲學思想[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3).
  • 壽涌.考王安石嘉祐三年冬入京為度支判官[J].開封大學學報.2008,22(3).
  • 薛磊.「半山體」及其晚唐淵源[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5).
  • 漆俠.再論王安石變法——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J].河北大學學報.1986(3).
  • 蔡罕.王安石治鄞及其四明情懷-從《鄞縣經遊記》談起[J].浙江學刊.2011(4).
  • 鄧廣銘.關於王安石的居里塋墓及其他諸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2).
  • 顧宏義.《邵氏聞見錄》有關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誤[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3).
  • 陳東根.歐陽修與王安石嘉祐元年詩歌互贈再議[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4(4).
  • 周本淳.略論王安石蘇軾友誼的基礎——金陵之會的思考[J].淮陰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1).
  • 王國巍,陳東根.歐陽修與王安石第一次詩歌互贈之辨正[J].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1(2).
  • 鄧廣銘.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02).

腳註[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唐宋八大家
韓愈 | 柳宗元 | 歐陽修 | 蘇洵 | 蘇軾 | 蘇轍 | 曾鞏 | 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