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寺灣政治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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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寺灣政治局會議是指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於1935年11月3日在陝北蘇區下寺灣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了長征勝利後在陝北的黨政軍組織形式與相應的策略。

歷史[編輯]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羅鎮會議決定將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1935年10月18日,中央紅軍(陝甘支隊)由陝西定邊縣白馬崾嶮鄉牛圈圪坨進入(今吳起縣鐵邊城西南的「後張戶岔」。18日下午,紅軍到達鐵邊城。18日晚,毛澤東隨同陝甘支隊第一縱隊住在鐵邊城張灣子村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進入陝西後的行動方針,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合的問題(當時還不知道紅二十五軍也已經到了陝北)。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第一縱隊從定邊城張灣子出發,下午16時到達陝北吳起鎮(當時鎮上僅有11戶人家),看到吳起鎮上有蘇維埃政府的牌子與紅色標語,才認定已經到了陝北蘇區[1]定邊縣革命委員會保衛隊隊長白鳳清定邊縣革命委員會(即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王玉海報告:我們在頭道川偵察時聽到槍聲,中午見到了中央紅軍的先頭部隊,他們詢問了劉志丹及當地蘇維埃政府的情況,並把陝甘支隊政治部的一封信轉交給王玉海。王玉海當即決定,到陝甘支隊地彭溝門,看一看情況再說。19日當晚,中央領導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楊尚昆等都住在洛河東岸的新窯院里,周恩來住在吳起鎮前街的宗灣子。10月20日,毛澤東接見了定邊縣革命委員會主席王玉海、三邊游擊營教導員龔逢春赤安縣六區游擊隊隊長兼指導員張明科,聽取了陝北與當地的工作匯報,佈置了王玉海等地方幹部連夜通知各區、鄉游擊隊、群眾送糧捐物,迎接中央紅軍。定邊縣革命委員會主席王玉海、糧食委員李天鵬中央紅軍積極籌集糧食[2]赤安縣六區一鄉(吳起鎮當時隸屬於赤安縣六區一鄉)蘇維埃政府主席劉景權、黨支部書記劉景瑞陝甘支隊政治部代理主任楊尚昆匯報了西北蘇區有關情況。時任陝北紅十五軍團政委的程子華後來回憶:「在消滅榆林橋東北軍以後,我仍在道佐鋪陝北蘇區洛河川特委書記李景林來說,有『馬回回』到了吳起鎮,穿的衣服什麼都有。他給了我一張佈告,我看落款是陝甘支隊,有彭德懷楊尚昆的簽名。這樣,我就清楚了,這是中央紅軍來了,趕快歡迎,慰勞他們。我給彭德懷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說了陝北敵人的形勢,紅軍的作戰方針,勞山榆林橋戰鬥。」[1]10月20日,彭德懷率領陝甘支隊第二、第三縱隊也進抵吳起鎮附近。10月21日,中央紅軍在吳起鎮以西地域發起打擊尾追而來的東北軍騎兵第6師白鳳翔部、寧夏馬鴻賓第35師騎兵團馬培清部,斃、傷和俘虜敵兵2050人,繳獲戰馬1600餘匹和大量騎兵裝備,中央紅軍犧牲了陝甘支隊第一縱隊第二大隊隊長李英華(原紅四團參謀長,犧牲後由梁興初繼任大隊長)以下200餘人。[3]此即紅軍長征吳起鎮「切尾巴」戰鬥[4]10月21日下午和10月22日,中央紅軍與當地游擊隊、赤衛軍、群眾舉行盛大的慶祝聯歡會。[5]

1935年10月22日在吳起鎮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關於目前行動的方針》報告。會議批准了政治局常委榜羅鎮會議關於紅軍落腳陝北的決策,明確提出了保衛和擴大西北根據地,以西北根據地來領導全國革命,把陝北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徵結束。

中共中央派陝北出身的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帶電台,作為先遣隊離開吳起鎮南下赴陝甘邊特委與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下寺灣去尋找陝北紅軍和劉志丹,定邊縣革命委員會糧食委員李天鵬奉命帶領20名游擊隊員護送,在甘泉縣下寺灣遇到了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得知陝北蘇區正在對陝甘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區黨組織肅反,劉志丹等眾多幹部已被拘捕,當即電告黨中央。赤安縣游擊隊隊長張明科紅二十六軍騎兵團原政委龔逢春吳起鎮也向毛澤東匯報了陝甘蘇區正在「肅反」的情況,希望黨中央予以正確處理。[6]中央與毛澤東得知陝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隨後,中央派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王首道、科長劉向三賈拓夫帶一部電台和一個排的兵力,先期到瓦窯堡接管西北保衛局

蔣介石企圖乘中央紅軍在陝北立足未穩,調集東北軍五個師兵力,分東西兩路進攻,企圖將紅軍圍殲在洛河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改變了「以吳起鎮為中心,第一期向西」的行動方針,確定中央紅軍南下與紅十五軍團會合。10月28日,駐守慶陽合水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董英斌部自西向東沿葫蘆河一線逼近,東部的東北軍第六十七軍王以哲洛河北上,形勢嚴峻。10月30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機關離開吳起鎮,沿洛河南下,於11月2日到達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甘泉縣下寺灣村。毛澤東住在村民白雲德家的石窯洞裏。

1935年11月3日上午,在下寺灣陝甘邊區特委(村民白雲德家的石窯洞裏),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7]。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凱豐林伯渠彭德懷李維漢李德。會議聽取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於陝北蘇區、陝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匯報。會後,中央政治局成員出席了當地群眾舉行的歡迎大會。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歡迎大會上發表了講話。當天下午繼續開會。毛澤東在會議上說:[7](中共中央)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較為適當,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後再定。作戰問題,應在這個月解決第三次「圍剿」問題,經過一個深冬讓敵人慢慢做堡壘是不好的。同紅十五軍團會合後,紅十五軍團應保存,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因歷史關係也不要合併。陝甘支隊可編成紅一軍團,並成立紅一方面軍。會議決定:[8]

  • 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
  • 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成員有王稼祥、林彪、程子華、徐海東、聶洪鈞、郭洪濤,並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於戰鬥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 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委任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林彪為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為政治委員;徐海東為第十五軍團軍團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
  •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出《關於成立西北辦事處的佈告》:「為着統一和加強中國西北各省蘇維埃運動的領導,使中國西北各省的蘇維埃運動在更鞏固的基礎上更猛烈的發展起來,茲決定在陝甘晉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以下列同志組織之:博古,主席;林伯渠,財政部長;鄧發,糧食部長;王觀瀾,土地部長;崔田民,國民經濟部長;徐特立,教育部長;蔡樹藩,司法內務部長;羅梓銘,工農檢查局長;鄧振詢,勞動部長。」1936年7月,西北辦事處增設外交部,負責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由博古兼任外交部長,下設交際處,處長伍修權;不久,交際處改為招待科,科長胡金魁
  • 中央決定分兩路於11月4日出發:由洛甫(張聞天)、博古、劉少奇、王稼祥、凱豐等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北上去陝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南下,於王坪村渡過洛河,取山路向道佐鋪紅十五軍團指揮部方向進發,與紅十五軍團會合。
  • 撤銷陝甘晉省委,成立陝甘省委和陝北省委,朱理治為陝甘省委書記,李富春為副書記;郭洪濤為陝北省委書記。

郭洪濤賈拓夫先行趕到瓦窯堡,佈置迎接黨中央、中革軍委到來的接待工作。1935年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領的中央機關到達進駐瓦窯堡。中共中央即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義在瓦窯堡開始工作,並宣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正式成立。

瓦窯堡,由董必武李維漢博古王首道劉向三5人負責審理劉志丹案,推倒了強加給劉志丹等人的莫須有罪名[9]。11月7日,中共中央機關在瓦窯堡舉行大會,大會由王首道主持,劉少奇講話,會上宣佈:釋放劉志丹、高崗習仲勛楊森楊琪張秀山劉景范任浪華高錦純高朗亭黃羅斌郭寶珊王聚德王家娃等18名受迫害的陝甘蘇區黨政軍領導人[4]

1935年11月初,毛澤東、周恩來率領陝甘支隊改編的紅一軍團南下到道佐鋪紅十五軍團會合。此時東北軍正進攻陝北,紅十五軍團在榆林橋(今富縣茶坊街道榆林橋村)一帶。因為中央紅軍即紅一軍團很疲勞,為粉碎東北軍的進攻,紅十五軍團調到張村驛、東村一帶掃清戰場。隨後紅十五軍團在直羅鎮南面,紅一軍團在直羅鎮北面,發起直羅鎮戰役,紅十五軍團擔任主力、主攻,在戰役第一天即割裂、包圍了東北軍第109師師部(在一個孤立的山包上),當夜發動進攻,東北軍突圍,次日師長牛元峰被擊斃。紅一軍團向西追到黑水寺(今屬富縣張家灣鎮黑水寺社區),又消滅東北軍第106師的一個團。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圍剿。毛澤東、周恩來參與總結了戰役經驗後,就去了瓦窯堡

1935年12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到達瓦窯堡。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會議做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成為國共內戰民族戰爭轉變、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起點。

紀念[編輯]

下寺灣毛澤東舊居位於陝西省延安市甘泉縣下寺灣鎮下寺灣村,原為村民白雲德家,毗鄰甘志公路,為獨立小院,南北長約55米,東西寬約30米,佔地面積約1650平方米。分前後兩院,均坐北向南,後院現有兩孔石窯洞,右邊為毛澤東舊居。毛澤東舊居南17米有通道可通往前院,前院為三明兩暗的石窯洞,過道中間兩側各有一間住的是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東側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室,西側為張聞天舊居。2008年9月16日被陝西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第五批陝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0]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宋金寿:“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第4-10页。. [2021-12-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2). 
  2. ^ 中共吳旗縣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辦公室. 吴旗县党史资料丛刊 第33期. 1982.06. : 2. 
  3. ^ 《吳旗縣誌》,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第688頁。
  4. ^ 4.0 4.1 吳起縣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 吳起縣軍事志 公元前445年-公元2005年.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9.05: 96–98. ISBN 978-7-80628-330-1.
  5. ^ 刘景权:《在吴起镇迎接中央红军》,来源: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0-08-01. [2021-12-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2). 
  6. ^ 郝明如主編;榆林市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 榆林市軍事志.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6.03: 245. ISBN 7-224-07214-1.
  7. ^ 7.0 7.1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525頁。
  8.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28页。. [2021-12-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2). 
  9. ^ 陳元等主編. 中国统一战线辞典.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2.01: 260. ISBN 7-80023-302-2. 
  10. ^ 《红旗漫卷——陕西革命旧址云上展:下寺湾毛泽东旧居》,来源:“[[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 2021-11-23. [2021-12-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