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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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政策積極不干預主義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

術語的提出[编辑]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1]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評價與質疑[编辑]

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香港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数码港辯護,稱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2][3]

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4]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殖民地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邨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5][6]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7],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8]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以平均價$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顯示對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參見[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1. ^ 任志剛:〈政府並沒有乖離積極不干預政策〉,載香港《信報財經新聞》,1998年8月24日。
  2. ^ 〈數碼港計劃京官潑冷水 陳太反駁應觀察最終效益再評論〉,載《香港經濟日報》A22版,1999年9月30日。
  3. ^ 〈積極不干預變成干預有理?〉,香港《蘋果日報·蘋論》,1999年9月30日。
  4. ^ 特首棄積極不干預〉,載香港《明報》,2006年9月12日。
  5. ^ 〈唐英年明貶「積極不干預」主張公開公正改善本港營商環境〉,載香港《大公報》,2002年6月30日。
  6. ^ 特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載《香港商報》,2003年8月13日。
  7. ^ Hong Kong Wrong 中文版〉,載香港《蘋果日報》蘋果批,2006年10月21日。
  8. ^ 佛利民:香港錯了 經濟學泰斗 哀悼「積極不干預」〉,載香港《明報》,2006年10月7日。

书籍[编辑]

  • 鄧樹雄 《香港公共財政史》 [1]
  • 曾澍基 《香港經濟:雙語導讀》2002年7月21日
  • 吴仲贤 《香港经济发展的批判理论》
  • 鍾寶倫 《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2]
  • 沈聯濤 《自由市場與産權基礎設施:香港的經驗》 2005年7月30日

报刊文章[编辑]

  • 曾澍基 《遲來的訃聞 ─「積極不干預主義」巳死》,明報,1992年2月14日
  • 劉迺強 《港府連「積極不干預」都不及格》,香港信報,2006年2月14日
  • 劉迺強 《實踐真正的「經濟一國」》,香港信報,200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