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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巴比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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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
約翰·巴比羅利
John Barbirolli
1960年的約翰·巴比羅利
音樂家
國籍 英國
出生(1899-12-02)1899年12月2日
 英國倫敦
逝世1970年7月29日(1970歲—07—29)（70歲）
 英國倫敦
職業指揮家，大提琴演奏家
音樂類型古典音樂
演奏樂器大提琴
活躍年代1916 - 1970

約翰·巴比羅利爵士，CH（英語：Sir John Barbirolli，1899年12月2日—1970年7月29日），原名喬瓦尼·巴蒂斯塔·巴比羅利（英語：Giovanni Battista Barbirolli），英國指揮家，大提琴演奏家。

曾作為托斯卡尼尼的繼任者，於1937－1943年擔任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指導、常任指揮；1943年起擔任哈雷管弦樂團（英語：The Hallé）首席指揮，使其免遭解散；1961-1967年任休斯頓交響樂團（英語：Houston Symphony）的首席指揮。他還是多個樂團的客座指揮，包括BBC交響樂團、倫敦交響樂團，愛樂管弦樂團，柏林愛樂樂團和維也納愛樂樂團，且錄製了大量唱片。

巴比羅利為人熟知，因為他能在短時間的通知內準備，確保演出水準。1930年代，他與倫敦交響管弦樂團和愛樂管弦樂團錄製了很多作品，並和弗里茨·克萊斯勒、雅沙·海費茲和阿圖爾·魯賓斯坦等傑出獨奏家合作，指揮樂團伴奏協奏曲。他的很多演出錄音至今仍是經典。

無論是在音樂廳還是在唱片中，巴比羅利都與英國作曲家的音樂有着特別的聯繫，如艾爾加、戴流士和佛漢·威廉士。他對馬勒和西貝流士等其他晚期浪漫主義作曲家，及舒伯特等古典主義作曲家的詮釋，也受到推崇。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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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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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羅利出生在倫敦霍本南安普敦街（英語：Southampton Row）的音樂家庭，原名喬瓦尼·巴蒂斯塔·巴比羅利（Giovanni Battista Barbirolli）。他的父親洛倫佐·巴比羅利（Lorenzo Barbirolli，1864–1929）是一位威尼斯小提琴家，母親路易絲·瑪麗（Louise Marie，1870–1962）是法國人。[1]父親和叔叔都在萊斯特廣場帝國劇院（Leicester Square Empire）等歌劇院的交響樂團當小提琴手，也曾經由指揮托斯卡尼尼帶領在米蘭的斯卡拉劇院演出。年輕的巴比羅利，就這樣註定了要成為提琴手，英國音樂專家，和意大利歌劇愛好者。

巴比羅利從四歲開始拉小提琴，但很快就改成了大提琴。[2]他自1910年在聖克萊門特丹麥學校（英語：St Clement Danes School）學習，同時在三一音樂學院（英語：Trinity Laban Conservatoire of Music and Dance）學習。[1][3]他於1911年在女王音樂廳的一場大提琴音樂會上首次演出。[2]次年，他獲得皇家音樂學院的獎學金，並於1912年至1916年在此學習，隨J. B. McEwen學習和音、對位和音樂理論，隨赫伯特·瓦倫（德語：Herbert Walenn）學習大提琴。[1][4]1914年，他參加合奏演出獲得學院的查爾斯·魯布獎，[5]1916年，《音樂時報（英語：The Musical Times）》將他稱為「傑出的年輕大提琴演奏家喬瓦尼·巴比羅利先生」[6]當時，音樂學院院長亞歷山大·麥肯齊（英語：Alexander Mackenzie (composer)）認為拉威爾的室樂會帶來「有害的影響」，禁止學生演奏。巴比羅利對現代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還和三位同學在學院男廁所秘密排練了拉威爾的弦樂四重奏（英語：String Quartet (Ravel)）。[7]

從1916年到1918年，巴比羅利是倫敦的一名自由大提琴手。他回憶他第一次與管弦樂隊合作是與女王音樂廳管弦樂團合作，[8]巴比羅利還在比查姆（英語：Beecham Opera Company）和卡爾·羅莎（英語：Carl Rosa Opera Company）歌劇公司的戲台上演奏，在劇院、電影院、酒店和舞廳的管弦樂隊中演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巴比羅利應徵入伍，成為薩福克團（英語：Suffolk Regiment）的一名長槍下士。[4]在這裏的一個志願者管弦樂隊成立時，他有了第一次指揮的機會。

在軍隊中，為方便起見，巴比羅利採用了他名字的英文化形式。退伍後，他恢復了原來的名字，一直使用到1922年。[9]

退伍後，巴比羅利恢復了他的大提琴演奏生涯。他於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的聯繫始於1919年的首演，當時他是倫敦交響樂團的一名普通成員。[10]不久後他作獨奏進行了這部作品的第二場演出。他作為大提琴手加入過兩個新成立的弦樂四重奏：由他在三一時的同學塞繆爾·庫徹（Samuel Kutcher）領導的庫徹弦樂四重奏（英語：Kutcher String Quartet），[11]和由安德烈·曼吉奧（英語：André Mangeot）領導的音樂協會四重奏（後來稱為國際四重奏）。他還與曼吉奧的四重奏組進行了幾次早期廣播。[12]

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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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指揮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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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羅利志在指揮。他是1924年成立歌手和演奏家室樂團（Guild of Singers and Players Chamber Orchestra）的主要推動者，[13]並於1926年受邀在切爾西的雪尼爾畫廊（英語：Chenil Gallery）指揮一個新的樂團，[4][14]最初稱為雪尼爾室樂團（Chenil Chamber Orchestra），後來更名為約翰·巴比羅利室樂團（John Barbirolli's Chamber Orchestra）。[15]巴比羅利的音樂會給英國國家歌劇院（英語：British National Opera Company）的導演弗雷德里克·奧斯汀（英語：Frederic Austin）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同年邀請巴比羅利與歌劇院合作進行一些演出。巴比羅利從未指揮過合唱團或大型管弦樂隊，但他滿懷信心地接受了。[8]他在紐卡斯爾進行了首次歌劇指揮，指揮的是古諾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英語：Roméo et Juliette）》，幾天後又演出了《阿依達》和《蝴蝶夫人》。[16]在接下來的兩年裏，他頻繁地在英國國家歌劇院指揮，並於1928年在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指揮《蝴蝶夫人》首次亮相。[17]次年，他受邀在科文特花園的劇院國際樂季進行開幕演出，指揮了《唐·喬望尼》，演員包括馬里亞諾·斯塔比爾（英語：Mariano Stabile）、伊利沙伯·舒曼（英語：Elisabeth Schumann）和赫德爾·納什（英語：Heddle Nash）。[18]

1929年，在財務問題迫使英國國家歌劇院解散後，科文特花園管理層成立了一家巡迴演出公司來填補空缺，並任命巴比羅利為其音樂總監和指揮。在該公司的首次外出演出的歌劇包括《紐倫堡的名歌手》《羅恩格林》《波希米亞人》《蝴蝶夫人》《西維爾的理髮師》《托斯卡》《法斯塔夫》《浮士德》《鄉村騎士》《丑角》《遊唱詩人》，以及英語演出的第一場《杜蘭朵》。[19]在後來與公司的巡演中，巴比羅利有機會指揮更多的德國歌劇劇目，包括《玫瑰騎士》《崔斯坦與伊索德》和《女武神》。[20]在他與巡迴歌劇公司合作的歲月里，巴比羅利並沒有忽視音樂廳的演出。1927年，他臨時代替托馬斯·比徹姆指揮倫敦交響樂團演出艾爾加的第二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2 (Elgar)），贏得了作曲家的感謝。巴比羅利也得到了帕烏·卡薩爾斯的熱烈讚揚，他們在同一場音樂會上演出了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4][註 1]他指揮了一場皇家愛樂協會（英語：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的音樂會，音樂會上，雷夫·佛漢·威廉士獲得了協會的金牌，[22]以及另一場協會的音樂會，演出古斯塔夫·馬勒的音樂（在當時很少聽到）《悼亡兒之歌》，由埃琳娜·格哈特（英語：Elena Gerhardt）擔任獨唱。[23]儘管巴比羅利後來喜歡上了馬勒的音樂，但在1930年代他認為這聽起來很單薄。[24]

當哈雷管弦樂團（英語：The Hallé）於1932年宣佈其常任指揮漢密爾頓·哈蒂將花一些時間在海外進行指揮時，巴比羅利在哈蒂缺席的情況下被任命為樂團的四位客座指揮之一（另外三位是艾爾加、比查姆和皮埃爾·蒙特）。巴比羅利的曲目包括浦賽爾、戴流士、莫扎特和弗蘭克等作曲家的作品。[25]1932年6月，巴比羅利與英國國家歌劇院成員、歌手瑪喬麗·帕里（Marjorie Parry）結婚。[26]1933年，他受邀成為蘇格蘭管弦樂團（英語：Royal Scottish National Orchestra）的指揮。當時，它並不像後來的蘇格蘭國家管弦樂團那樣是一個永久性的樂團，而是每年有一個持續約六個月的演出季。[27]巴比羅利在蘇格蘭管弦樂團工作了三個樂季，「讓演奏和節目煥發活力，贏得了大多數人的好評」。[1]儘管巴比羅利在英國的名氣越來越大，但他的名字在國際上鮮為人知，1936年，當他受邀接替阿圖羅·托斯卡尼尼指揮紐約愛樂樂團時，音樂界大多數人都大吃一驚。[註 2]

紐約愛樂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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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6年春天，紐約愛樂樂團的管理面臨一個問題。托斯卡尼離開以去NBC交響樂團尋求更高的報酬。威廉·福特萬格勒接受了樂團的邀請來填補這個職位，但由於他繼續在納粹政府統治下的德國生活和工作，他在政治上無法讓一部分愛樂樂團的觀眾接受。在紐約舉行了抗議活動後，他感到無法接任這一任命。由於沒有任何名氣相媲美的指揮家可供選擇，樂團邀請了5位客座指揮來分擔演出季的工作。巴比羅利被分配到演出季的前十周，包括26場音樂會。[29]接着是伊戈爾·史特拉汶斯基、喬治·埃內斯庫和卡洛斯·查維斯，每人執導兩周，最後由克利夫蘭管弦樂團的阿圖爾·羅津斯基（英語：Artur Rodziński）執導八周。[30]

巴爾比羅利在紐約的首場音樂會於1936年11月5日舉行。曲目包括貝白遼士和阿諾德·巴克斯的短曲，以及莫扎特的第三十六號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36 (Mozart)）和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31]在他的十周時間裏，他編排了幾個美國的新曲目，包括查爾斯·馬丁·洛弗勒（英語：Charles Martin Loeffler）的交響詩《我的童年回憶》（Memories of My Childhood）、阿尼斯·弗萊漢（英語：Anis Fuleihan）的交響曲和菲利普·詹姆斯（英語：Philip James）的《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序曲。他還指揮謝爾蓋·庫塞維茲基的低音大提琴協奏曲。[32]樂手們告訴樂團管理層，他們很樂意任命巴爾比羅利擔任永久職位。[33]結果是他被邀請從1937-38樂季開始，擔任為期三年的音樂總監和永久指揮。[34]在職業生涯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巴比羅利的個人生活也發生改變。他的婚姻並未持續；在四年之內，他和瑪喬麗已經分開居住。1938年她以遺棄為由起訴離婚，並於12月准予離婚。[26]1939年，巴爾比羅利與英國雙簧管演奏家伊芙琳·羅斯威爾（英語：Evelyn Barbirolli）結婚。這段婚姻持續了巴比羅利的餘生。[註 3]

巴比羅利在紐約期間的特點之一是定期編排現代作品。他進行了威廉·華爾頓的第二《門面》組曲，[35]以及本傑明·布烈頓的安魂交響曲（英語：Sinfonia da Requiem）、小提琴協奏曲（英語：Violin Concerto (Britten)）的世界首演；他還引入了雅克·伊貝爾，尤金·古森斯（英語：Eugene Aynsley Goossens）和阿瑟·布利斯，以及一些美國作曲家，包括塞繆爾·巴伯，迪姆斯·泰勒（英語：Deems Taylor）和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英語：Daniel Gregory Mason）的作品。他演出的新作品並不前衛，但還是疏遠了保守的訂閱觀眾，在他早年的門票銷量初步增加後，銷量有所下降。[36]巴爾比羅利也不得不應付正如《留聲機》所描述的「在紐約有關方面的粗暴的新聞宣傳希望將他趕下台」。[37]有影響的評論家奧林·唐斯（英語：Olin Downes）從一開始就反對巴爾比羅利的任命，他堅持認為，儘管「我們憎惡沙文主義」，但應該優先考慮「本土指揮家」。[38]唐斯對愛樂樂團懷恨在心：在巴爾比羅利被任命前不久，唐斯被解僱，不再擔任樂團著名的周日廣播的評論員。[39]他和作曲家維吉爾·湯姆森不斷地寫下對巴爾比羅利的貶低，不愉快地將他與托斯卡尼尼進行比較。[40]但樂團管理層還是在1940年延長了巴爾比羅利的任命。1942年，當他的第二份合同即將到期時，他得到了1943-44樂季18場音樂會的邀請，洛杉磯愛樂樂團也邀請他成為其指揮，但他都沒有接受，因為他已經決定返回英國。[41]

巴比羅利離開的第一個原因是當地的音樂政治。他後來說：「那裏的音樂家聯盟……提出了一項新的規定，說每個人，甚至獨奏家和指揮家，都必須成為會員。賀路域兹、海菲茲和其他人對此感到震驚，但他們對此也無能為力。他們還說，指揮家必須成為美國公民。在戰爭期間，或者在任何時候，我都不能這樣做。」[42]他離開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強烈地感到英國需要他。1942年春天，他進行了一次危險的大西洋穿越：

戰爭爆發時我正在美國，擔任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時任第一海務大臣的亞歷山大[註 4]寫信給我說，與預期相反，音樂正在蓬勃發展，而人們想念我,我是否願意回來。我很想回來，只是如何處理的問題。亞歷山大去找丘吉爾，丘吉爾似乎說：「如果他夠傻，就讓他來吧」。我們花了23天時間乘坐水果商船過境，在我們75艘的船隊中，只有32艘船抵達利物浦。為了音樂家們的利益，我與倫敦交響樂團和倫敦愛樂樂團在這裏演奏了10個星期，然後乘坐一艘5000噸的費伊夫（英語：Fyffes Line）香蕉船回去了。我們一離開北愛爾蘭就被U型潛艇發現了，但這種事情從來不讓我擔心，因為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宿命論者。無論如何，能回來真是太好了，能看到英國最偉大的一面，還能看望我的老母親。[8]

巴比羅利回到紐約，完成了他對愛樂樂團的合同義務。[註 5]回國後不久，他收到了哈雷管弦樂團的邀請，希望成為該樂團的指揮。該樂團因缺乏演奏家而面臨解散，巴爾比羅利抓住了這個機會幫助了它。[8]

哈雷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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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巴比羅利再次橫渡大西洋，僥倖躲過一劫：巴比羅利與演員萊斯利·霍華德一起從里斯本轉機，而後者希望將自己的航班推遲幾天。[44]巴爾比羅利的飛機安全着陸，而霍華德的飛機（英語：BOAC Flight 777）則被擊落。[8]在曼徹斯特，巴爾比羅利立即着手恢復哈雷樂團的工作。樂團的演奏家數量減少到30人左右。大多數年輕的演奏家都在軍隊中服役，而且為了解決短缺問題，樂團管理層終止了許多樂手同時擔任BBC北部管弦樂團（英語：BBC Philharmonic）成員的安排。[45]哈雷樂團管理層決定，其樂團必須效仿利物浦愛樂樂團（英語：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的做法，哈雷樂團的前指揮馬爾科姆·薩金特已經將利物浦愛樂改造成一個全職的常設樂團。[2][46] 只有四位之前與BBC共用的樂手選擇加入哈雷。[47]

《泰晤士報》後來這樣描述巴爾比羅利為樂團採取的第一次行動：「在幾個月無休止的試演中，他重建了哈雷樂團，接受任何優秀的演奏者，無論其音樂背景如何——他找來了一個學生作第一長笛，一個女教師演奏圓號，以及從曼徹斯特地區的銅管樂隊和軍樂隊招募來的各種銅管演奏者……。重生後的哈雷樂團的首場音樂會不負哈雷樂團的盛名。」[2]《音樂時報》也指出：「從他最早與樂團合作的日子起，他的弦樂音色就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尊重。有一種熾熱的烈度和熾熱的溫暖，宣告他是天生的弦樂教練。」[48]巴比羅利保留了他在培訓樂團方面的聲譽：在他去世後，他之前的一位樂手評論說：「如果你想獲得管弦樂的經驗，從約翰·巴比羅利的哈雷樂團開始，你就會終身受益。」[49]在更遠的地方，歐洲和美國的評論家、觀眾和演奏家都對巴爾比羅利執掌樂團後的演奏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評價。[50]後來，他將自己的教學技能擴展到了皇家音樂學院，從1961年開始負責學生樂團的教學。[51]

巴比羅利拒絕了接受更有聲望和更有利可圖的指揮職位的邀請。[2]在他接管哈雷樂團後不久，他收到了贊助商的邀請，雄心勃勃地計劃讓他負責倫敦交響樂團，[52]並且在20世紀50年代初，BBC試圖招募他加入BBC交響樂團。[53]同樣在20世紀50年代初，皇家歌劇院院長大衛·韋伯斯特（英語：David Webster (opera manager)）希望他能成為那裏的音樂總監。1951-1953年，巴比羅利為韋伯斯特指揮了六部歌劇：《杜蘭朵》、《阿依達》、《奧菲歐與尤里狄斯（英語：Orfeo ed Euridice）》、《崔斯坦與伊索德》、《波希米亞人》和《蝴蝶夫人》，[54]但他拒絕了從哈雷離去的招攬。[55]他的傳記作者查爾斯·里德寫道：「他的曼徹斯特王國確實是一個王國。他在選擇節目時沒有被束縛，也沒有被牽着鼻子走。總的來講，他只指揮自己喜歡的東西……。他的王國近似於一個指揮家的天堂。」[56]然而，1958年，在把樂團建立了起來並不斷進行巡迴演出，每年指揮多達75場音樂會之後，他安排了一個不那麼繁重的時間表，使他有更多的時間作為客座指揮出現在其他樂團中。[57]他還出現在維也納國立歌劇院[58]和羅馬歌劇院，1969年他在那裏指揮了《阿依達》。[59]1960年，他接受邀請，接替利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擔任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交響樂團（英語：Houston Symphony）的首席指揮，他一直擔任這一職務到1967年，在哈雷樂團的演出間隙，每年的初春和深秋在那裏總共指揮12周。[60]1961年，他開始了與柏林愛樂樂團的定期合作，這種合作一直持續了他的餘生。[57]

從1953年起，巴爾比羅利和哈雷樂團定期出現在倫敦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亨利·伍德逍遙音樂會上。除了主流曲目外，他們每年還舉辦維也納作曲家音樂的音樂會，包括弗朗茲·萊哈爾和小約翰·史特勞斯，這與馬爾科姆·薩金特每年的吉爾伯特與薩利文之夜一樣，迅速成為逍遙音樂會的最愛。[61]在1958年的一場逍遙音樂會上，巴爾比羅利和哈雷樂團演奏了查爾斯·哈雷（英語：Charles Hallé）在1858年與樂團舉行的第一場音樂會的複製品。[62]

巴比羅利對新音樂的興趣在戰後幾年減弱，[63]但他和哈雷樂隊定期出現在切爾滕納姆音樂節（英語：Cheltenham Music Festival）上，在那裏他首演了威廉·阿爾文（英語：William Alwyn）、理查德·阿內爾（英語：Richard Arnell）、阿瑟·本傑明、彼得·拉辛·弗里克（英語：Peter Racine Fricker）、戈登·雅各布（英語：Gordon Jacob）、阿蘭·羅斯特霍恩（英語：Alan Rawsthorne）、肯尼斯·萊頓（英語：Kenneth Leighton）等人的大多為傳統風格的新作。[64]在1958年的一百周年紀念中，哈雷樂團委託了幾部新作品，並在英國首演了沃爾頓的炫技性套曲《帕提塔（英語：Partita for Orchestra）》。[65]巴比羅利越來越專注於他的核心曲目，包括標準的經典交響樂、英國作曲家的作品和晚期浪漫主義音樂，特別是馬勒的作品。[24]1960年代，他與愛樂樂團（拉丁美洲，1963年）、BBC交響樂團（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蘇聯，1967年）和哈雷樂團（拉丁美洲和西印度群島，1968年）進行了一系列的國際巡演。[57]令他長期失望的是，事實證明，他一直無法帶領哈雷樂團在美國進行巡演。[2]

1968年，在哈雷工作了25年後，巴爾比羅利從首席指揮的位置上退了下來；在他有生之年沒有任命繼任者。[註 6]他被任命為樂團的桂冠指揮。[1]雖然減少了與哈雷樂團合作的次數，但還是在1968年帶領樂團進行了另一次歐洲巡演，這次是在瑞士、奧地利和德國。[67]在他的最後幾年裏，他有一個明顯的傾向，那就是以犧牲作品的整體性為代價，專注於細節。他的忠實朋友和崇拜者、評論家內維爾·卡杜斯（英語：Neville Cardus）在1969年私下寫道：「他似乎非常喜歡一個樂句，以至於他在它上面徘徊，愛撫它；與此同時，總的勢頭也失去了。」[68]在最後一年，即1970年，他被心臟問題所困擾；他在4月、5月、6月和7月都出現了暈倒的情況。他的最後兩場音樂會是在1970年金斯林音樂節上與哈雷樂團合作舉行的。他對艾爾加的《第一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1 (Elgar)）》和《海景（英語：Sea Pictures）》進行了「啟發式」的演繹。[69]他在公開場合指揮的最後一部作品在他去世前的星期六指揮的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70]在他去世的那天，即1970年7月29日，他花了幾個小時為新愛樂樂團排練，準備參加他預定的日本巡演。[71]

巴比羅利在倫敦的家中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享年70歲。[72]火化後骨灰被安放在他父母在倫敦肯瑟格林公墓（英語：Kensal Green Cemetery）的墓地，不過後來被轉移到隔壁的聖瑪麗天主教墓地（St Mary's Catholic Cemetery）。因他去世而受阻的計劃包括在皇家歌劇院演出《奧泰羅》，這將是他近20年來在那裏的首次亮相，[73]並為EMI錄製歌劇，包括普契尼的《瑪儂·萊斯卡（英語：Manon Lescaut (Puccini)）》[24]和威爾第的《法斯塔夫》。[37]

獲獎、榮譽及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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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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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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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chaikovsky: the Great Symphonies (Nos. 4–6). HMV/Urania, 1957–9.
  • Elgar: Introduction and allegro for strings, Serenade for strings; Vaughan Williams: Tallis fantasia etc. HMV ASD 521.（企鵝三星帶花）[註 7]

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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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id, Charles "John Barbirolli: a biography" Taplinger Pub. Co (1971)ISBN 0800844084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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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羅利詮釋艾爾加、沃恩-威廉斯和馬勒很著名，另外他也詮釋了舒伯特、貝多芬、威爾第和普契尼的作品。他也堅定支持英國作曲家的新作品，他對此的提倡可以媲美阿德里安·鮑爾特和亨利·伍德。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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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泰晤士報》的評論家並沒有像艾爾加和卡薩爾斯那樣熱情，批評說："巴爾比羅利先生的方式過於生硬……演奏中缺乏流暢性……在艾爾加的交響曲中是災難性的。"[21]
  2. ^ 巴比羅利的傳記作者查爾斯·里德寫道："1936年4月7日，紐約愛樂協會的指揮委員會宣佈了巴比羅利的任命。音樂界揉搓着難以置信的眼睛。......在第二天的許多報紙評論中，驚訝近乎於困惑。沒有人聽說過約翰·巴爾比羅利。......把紐約愛樂樂團交給一個從未上過美國頭版的人，或者就目前而言，從未上過任何地方的頭版的人，這有什麼意義？"[28]
  3. ^ 巴比羅利和兩個妻子都沒有生育。[2]
  4. ^ 亞歷山大實際上是海軍部第一部長——負責皇家海軍的政府部長，而不是第一海務大臣，後者是海軍的高級現役軍官。
  5. ^ 巴爾比羅利作為紐約愛樂樂團指揮的最後一次音樂會是1943年3月7日。直到1959年他作為客座指揮出現，他才再次指揮樂團，之後他又進行了27場音樂會，最後一次是1968年4月4日。[43]
  6. ^ 他的繼任者詹姆斯·拉夫蘭（英語：James Loughran）直到巴爾比羅利去世後五個月才被任命。[66]
  7. ^ 此錄音由EMI收錄於「世紀偉大錄音」（Great Recordings of the Century）系列集當中。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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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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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Kennedy (1971), p. 43
  14. ^ "Our London Correspondence",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926-05-25, p. 6
  15. ^ "Wireless Notes and Programmes",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928-06-07,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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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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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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