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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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來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1]。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2]。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歷史[编辑]

明代成化、弘治時確立「運司納銀開中制」,此後鹽商大半集中在兩淮、兩浙,徽商遂以鹽商為中心,增強勢力(169),萬曆年間與山陝商人成為商界兩大勢力,明末清初徽商活動擴大到整個中國[3],在較先進的蘇、浙尤其活躍,尤以揚州儀真為中心。在浙江,徽商特多經營典當及其他金融業;在臨清,明末徽商佔絕對優勢,到清中期則為當地人及晉商取代。徽商幾乎從事所有商品的買賣,以販鹽、金融,以及竹木、陶瓷、鐵器、五穀、茶葉、木棉、絲綢、飲食等等,有時一人而兼營數種商業,或兼營客商、坐賈、牙行[4]。鹽商和米商往往二為一體,如兩淮鹽商運鹽入湖廣,回程時則載湖廣米運到長江下游販賣[5]。明代徽商也在浙江、福建、廣東從事海上貿易(184),入清後衰落,由福建和廣東商人掌握海外貿易[6]

徽商萌芽於东晋[7],成长于唐宋,徽州人外出,多四處經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8],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9]。徽商亦不乏飽學之士,或科舉出仕,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又有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明《神宗實錄》載:“徽商開當鋪遍于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這顯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10]。這種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資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備的素質[11],無疑是一種優勢,它使徽商在經營活動中更勝一籌,是徽商興起和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徽州商人還設立“族學”[12],為宗族子弟提供正規的學校教育,有時亦惠及鄉民子弟,所謂“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13]朱熹戴震胡適等著名學者都是徽商之後,“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4]

徽商以壟斷兩淮鹽業發跡

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嘉慶道光之際,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每況愈下,徽商卻迅速發展[15]。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開中法(納糧開中)變為折色法(直接用白銀換鹽引),當時晉商多在北疆納糧換鹽引,因此受到打擊,再也無法控制鹽引,這時徽商挾其在兩淮的優勢迅速發展起來,“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16],“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7],“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18]。徽商足跡已遍及松江、吴淞、嘉定和浦东了。嘉慶道光以後,徽商漸走向衰微,落後於廣東、浙江兩地新興的財閥[19]

經營[编辑]

徽商的經營,通常結合宗族和鄉黨。家監或掌計多由同族人出任,同鄉或其他人則稱為客或門下客,奴隸則叫世僕或伴當。掌計即是經理,代主人營運資金,每事匯報。門下客各自在不同地方經營[20],世僕亦可當店長,脫離主人的直接監視,自主經營。徽州鹽商推舉其中一人為「鹽筴祭酒」,擔當調解人,並得官府的認可和任命,與鹽運使共同擬定鹽業政策,官府則通過祭酒來統轄鹽商,使徵稅工作順利進行[21]。徽商因賦役繁重,一般不願投資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稅減稅,則亦會購買田地[22]。客商往來鄉村,習慣在春初貸款給農民生活,秋收時以收穫實物本利歸還,利息一般是每月約一成七分。清代兩淮,徽商不僅是運商,還是場商,經營鹽場[23]

明清商人往往協助宗族和同鄉進入仕途,而徽商對宗族鄉黨情誼尤其濃厚,多處保護,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視從商,反而不熱衷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後,可為子孫棄賈為儒奠定經濟基礎。家中如有人成為士大夫,則更有利營商。經商成功的徽商資助宗族鄉黨應考科舉,成為其義務之一[24]。徽商往往通過捐納,使自己成為官員。他們往往不會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們取得官位,在於豁免稅役和享受特權。明代捐納之路未廣,獲得的官職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朝隆以來,捐納之風大盛,商人借此獲得實權,甚至居於高位。兩淮鹽商亦與淮安、揚州二府出身的官僚互相結託,淮揚官員由於賄賂,亦致鉅富。鹽筴祭酒在清代稱為總商,官員借助總商連結其他商人,在軍需、賑災、河工等事情上,要求鹽商捐輸,把鹽商資金吸納到國庫[25]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賈而好儒”,兼具喜愛藏書,程晉芳鮑士恭馬裕汪啟淑皆興建藏書樓[26],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稱。中國稱“儒商”,實際上始於徽商,可以說是徽商創造了儒商,並形成了儒商精神,並融入傳統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27],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28]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29],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30]。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張舜徵曾言:“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31]

名人[编辑]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應庚汪廷璋多在兩淮從事業。歙縣江姓鄉紳江春更領導兩淮鹽業近五十年,自乾隆中葉後,兩淮鹽業幾為徽商所壟斷。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由於晉商無人能在朝廷擔任要職,自然無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則是積極交結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壟斷市場。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巖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注釋[编辑]

  1. ^ 藤井宏著,傅衣凌等譯:〈新安商人的研究〉,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138。
  2. ^ 《江南通志》稱徽州“咸有溪山之勝,然嶺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
  3.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169-170。
  4.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181-184。
  5.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57。
  6.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189。
  7. ^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
  8. ^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
  9. ^ 张履祥《言行见闻录》
  10. ^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
  11. ^ 清代《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的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12. ^ 〈光祿寺少卿汪公事實〉,卷一,《汪氏譜乘》。
  13. ^ 馬步蟾夏鑾,道光《徽州府志》
  14. ^ 王世贞《增程君五十寿序》
  15. ^ 汪喜孫,〈姚司馬德政圖敘〉:“天下鹽賦,淮南居其半,歲額百三十萬引,向來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數十戶,蓄貲以七、八千萬計,轉運歲三周焉。”,《從政錄》
  16. ^ 陳去病:《五石脂》
  17. ^ 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四
  18. ^ 《上海宁思恭堂缘起碑》
  19.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46。
  20.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00-204。
  21.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07、210-211。
  22.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13、215。
  23.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27、231。
  24.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32-234。
  25. ^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頁243-245。
  26. ^ 劉尚恒,〈安徽私家藏書述略〉,《安徽史學》,1987年 1期,頁17。
  27. ^ 《旌阳程氏宗谱》
  28. ^ 《济阳江氏族谱》
  29. ^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
  30. ^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
  31. ^ 張舜徽,〈敘論〉,《清代揚州學記

研究書目[编辑]

  • 劉淼編:《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88)。

相关条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