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Icosohedral/荣格
| Icosohedral/荣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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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1875年7月26日 瑞士圖爾高州凯斯维尔 |
| 逝世 | 1961年6月6日（85歲） 瑞士苏黎世屈斯纳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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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于 | |
| 配偶 | 艾瑪·榮格 （1903年结婚—1955年结束） |
| 儿女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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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導師 | 尤金·布鲁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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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德語：Carl Gustav Jung，1875年7月26日—1961年6月6日）是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医师，分析心理学的创立者。他的作品在精神病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学、哲学、心理学[1]、宗教学等领域影响深远。他曾在苏黎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担任研究员，在精神病学家尤金·布鲁勒手下工作。荣格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亦被视为历史上最重要的心理学家。[2][3]
荣格与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有深厚友谊，并因对人类心理学的共同愿景而维持长久的通信。弗洛伊德不仅视他为自己所创精神分析“新科学”的继承者，也期望他能为自己的工作赋予合法性：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作为犹太人，面临当时欧洲反犹主义思潮威胁，而荣格并非犹太人，他是基督教徒。[4]因此，弗洛伊德暗中将新建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授予荣格。然而，因学术与个人观点分歧，荣格最终与旧友分道扬镳。他在个人层面因此次分离而蒙受痛苦，而他的分析心理学也由此被整理为一个独立于精神分析的综合体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哈伊姆·耶路沙米指出，从荣格晚年一些反犹言论中亦可窥探到他早前与精神分析学界的分离缘由。[5]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以个性化为中心观点，认为人终其一生的心理过程便是区分自身与其他个体的意识或潜意识元素，其亦为人类发展的主要任务。他创造了大量著名的心理学概念，包括：共时性、原型现象、集体潜意识、情结、外向性与内向性等。除心理学工作外，荣格也是位艺术家、工匠、建造师和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其死后才发表，部份作品时至今日仍未发表。[6]
生平[编辑]
童年[编辑]
1875年7月26日，卡尔·古斯塔夫·荣格[a]出生于瑞士图尔高州的凯斯维尔市镇，他的父亲保罗·阿基里斯·荣格（Paul Achilles Jung，1842–1896）是一位牧师，母亲名为埃米莉·普赖斯维克（Emilie Preiswerk，1848–1923）。[7]保罗·荣格的父亲，也就是卡尔·荣格的爷爷也叫做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Jung，1794–1864），其为瑞士巴塞尔的著名医学教授。[8]保罗·荣格从未有机会继承其父的遗产，并终身都为瑞士归正会的乡村贫苦牧师。荣格的母亲埃米莉·普赖斯维克亦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她是巴塞尔著名牧师和学者塞缪尔·普赖斯维克（1799–1871）的小女儿。普赖斯维克是希伯来语学家、作家和编辑，曾是保罗·荣格在巴塞尔大学的希伯来语教师。[9]（17-19）
荣格六岁时，父亲被指派至莱茵河瀑布边上的劳芬城堡担任牧师。也在这一时间，荣格父母之间开始心生嫌隙。荣格的母亲性格古怪、抑郁，常整日待在卧室，并称有幽灵夜访。[10]尽管在白天时表现正常，但根据荣格的说法，其母在晚上会变得十分神秘。有一晚他曾看见从母亲房间透出幽光，并注意到一个头和脖子分离的阴影从她房间出来。荣格和父亲的关系更好。[10]
荣格的母亲曾因不知名疾病在巴塞尔附近医院疗养数月，在此期间荣格被托给姨妈照料。母亲的离开在荣格童年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他后来回忆，童年的经历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将女人与“不可靠”相联系，而“父亲”则总是与可靠却无能为力联系在一起。[11]荣格描述这次事件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伤。不过上述影响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得到了改观：“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12]1879年，在劳芬居住三年后，荣格的父亲申请调任至巴塞尔旁的小惠宁根（Kleinhüningen），全家住在教堂附近的牧师住宅。[13]荣格九岁时有了一个妹妹，名为约翰娜·格特鲁德（Johanna Gertrud，1884-1935），家人昵称她为特鲁迪（Trudi）。她后来成为了荣格的秘书。[9]（349）
童年回忆[编辑]
童年时的荣格孤独内向，他认为自己同母亲一样[14]，拥有两个人格——其一为现代瑞士人，另一个则是属于18世纪的老派人物。[15]“第一种人格”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小学生形象，而“第二种人格”则是个来自过去的严肃、多疑、远离人世的老人形象。尽管他与父亲关系亲密，却失望于其对基督信仰的学院式态度。[16]
一些童年记忆在荣格心中留下了终身印记。当他还是个男孩时，曾雕刻一个木头玩偶，并放在铅笔盒中，藏在阁楼隐蔽处。他还为此找了一块属于小人的石头，图上水彩，分为上下两半，和它一起放在阁楼的铅笔盒里。荣格会不时地拜访这尊玩偶，有时带上写有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秘咒的纸条。[17]他后来回忆，这些经历为童年时的自己带去了平静与隐秘。在后续职业生涯中，他发现自己创造的玩偶类似土著居民的图腾，例如瑞士阿勒斯海姆附近的灵魂石，或是澳洲土著的朱林加。[18]荣格认为，儿时与玩偶举行的仪式是源自他的潜意识，而他后期关于象征、原型和集体潜意识的理论，部分源自儿时的这些行为。[19][20]
12岁时，就在巴塞尔的大学预科（Humanistisches Gymnasium）第一学年结束前，荣格在大教堂广场等待同学时被一个男孩推倒在地，头部重重的撞到路边石上，短暂失去知觉。当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头脑——“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21]自此，每当他走路上学或开始做作业时便会昏厥。他在家中呆了半年，直到一次偶然听到父亲向友人提起对自己未来可能无法自谋其生的担忧。父亲怀疑他可能患了癫痫。面对自身状况与现实的冲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振作起来。于是，荣格去到父亲的书房学习拉丁文语法，尽管仍有数次晕眩，但最后他发现自己克服了这个症状，此病从此不发作了。他后来表示，自己就是在此时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症。[22]
1895-1909：大学和事业初期[编辑]
最初荣格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牧师，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都从事神职工作，由此感到一种道德驱使。他也曾在一段时间里期望成为考古学家，但家庭无力送他至除巴塞尔大学以外的学校，而该校并未开设考古学专业。在学习哲学之后，荣格决定背离家族既定的宗教道路，转而学习医学与精神病学。[23]很快，他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感到痴迷：精神病学充斥着经验学方法，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而这正是他一直渴望寻求的东西。[24]1895年，荣格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医学。然而，仅仅一年后，他的父亲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依靠亲属的资助完成学业。[25]在大学期间，他常与同僚玩笑称自己的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不过，晚年时他收回了这一逸闻，只表示自己的曾祖母是歌德的侄女的朋友。[26]
1900年，荣格搬至苏黎世，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学家尤金·布鲁勒门下工作。[27]布鲁勒与奥地利精神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通讯往来。1903年，荣格的学位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Zur Psychologie und Pathologie sogenannter occulter Phänomene）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期刊。该文基于对荣格的表亲海伦·普赖斯维克（Hélène Preiswerk）的通灵分析，受到弗洛伊德的同僚西奥多·弗卢努瓦的影响。[28]1902年，荣格在巴黎跟随心理医师皮埃尔·雅纳学习[29]，并从雅纳的潜意识中的固定观念（idée fixe subconsciente）发展出了情结理论。[30]1905年，荣格被任命为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并获得了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编外讲师工作。[31]1904年，他与瑞士精神病学家弗朗茨·瑞克林一同发表了《诊断关联研究》（Diagnoistische Assoziationsstudien），弗洛伊德留有此文的副本。[32][33]1909年，荣格辞去医院工作，在位于苏黎世屈斯纳赫特的家中开设了私人心理诊所。[34]
随后，荣格与弗洛伊德逐渐发展出了深厚的职业友谊，两人有密切的通信往来，并往后六年中相互合作。然而，荣格于1912年发表的《无意识心理学》标志着两人之间的理论分歧。此后，他们的个人和职业关系受到打击，双方都表示对方犯了不自知的错误。1913年的彻底决裂后，荣格经历了一次艰难而关键的心理转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个过程。加拿大精神病学家亨利·埃伦伯格称荣格的剧烈转变经历为一次“创造性的疾病”，并将之与弗洛伊德自己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时期相比较。[35]:173
婚姻[编辑]
1903年，荣格与瑞士企业家约翰内斯·劳珍巴克-申克（Johannes Rauschenbach-Schenck）的长女，比自己小七岁的艾玛·劳珍巴克结婚。约翰内斯拥有瑞士奢侈钟表厂万国表。1905年约翰内斯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她们的丈夫成为了钟表厂的所有者。荣格的小舅子厄恩斯特·鸿伯格成为该厂主要的所有者，但荣格仍保留了自己的股份，并从中获得了维持家庭的经济保障。尽管艾玛的教育程度有限，但她对丈夫的研究十分感兴趣，因此在荣格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工作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后来，她也成为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师。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1955年艾玛去世[36]，两人共育有五个孩子：阿加特、格雷特、弗兰茨、玛丽安和海伦。
荣格在婚姻期间至少有过一段婚外情，他曾与病患（后来成为荣格的精神分析同僚）莎宾娜·史碧尔埃有过亲密关系。[37][38][39]此外，也有传闻称他与同事托尼·沃尔夫有过婚外情。[40]
1900-1912：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编辑]
会面与合作[编辑]
荣格和弗洛伊德深受对方思想影响。荣格最初对于精神病学的兴趣源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的作品《性精神病态》。1900年，荣格完成学业，进入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在医师尤金·布鲁勒门下实习。在布鲁勒的指导下，他撰写了一篇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的分析文章，这是他首次接触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在20世纪初，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仍处于早期阶段，但荣格却成为了弗洛伊德所推崇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弗洛伊德也急切地寻求一位合作伙伴与弟子，以增加自身理论的可信力。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享有盛誉，而荣格之前的研究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06年，荣格赠送给弗洛伊德了一份他的作品《词语联想研究》（Studies in Word Association），并在同一年发表了《诊断联想研究》（Diagnostic Association Studies）。两人频繁通信，最终在1907年3月3日首次在维也纳会面。荣格回忆，他们的第一次对话持续了整整13个小时。半年后，时年50岁的弗洛伊德将自己最新的作品集寄给位于苏黎世的荣格，这标志着他们六年的密切学术合作的起始。1908年，荣格被任命为新创立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Yearbook for Psychoanalytical and Psychopathological Research）的编辑。
1909年，荣格与弗洛伊德以及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萨德·费伦齐一同访问了美国，并在9月参加了马萨诸塞州克拉科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由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主持，与会者包括27位享有盛誉的精神病学家、神经医师和心理学家。这次会议标志着心理分析在北美洲学界的接受，并帮助荣格建立了与美国知名学者之间的联系。荣格于次年再次短暂访问美国。
1910年，弗洛伊德计划任命荣格为新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终身主席，将其视为自己的“收养的长子、皇位继承者”。然而，在维也纳同事的强烈反对下，会议同意了荣格的当选，但只批准了他两年的任期。
分歧与决裂[编辑]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始见于《无意识心理学：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and symbolisms of the libido）的创作，涉及到两人对力比多（性冲动）本质的不同看法。荣格在其理论中减少了对性发育的关注，而主要专注于集体无意识的研究，其中包括一系列荣格认为是继承自祖先的记忆与思想。荣格承认力比多在个体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认为仅仅依赖于力比多并不足以塑造核心人格。
1912年，弗洛伊德前往瑞士克罗伊茨林根拜访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却并未顺路拜访荣格，荣格为此感到不快，称此事件为“克罗伊茨林根姿态”，两人的不和因此达到了顶峰。不久后，荣格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在福坦莫大学举办了为期六周的讲座。这些讲座的内容于一年后整理并以《无意识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为题发表，随后又以《转化的象征》（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发表。尽管上述讲座内容包含了荣格对力比多的不同看法，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精神分析的荣格”，而非后续数十年内使他出名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此外，荣格声称上述作品的发表标志着自己与弗洛伊德友谊的破裂。
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另一分歧涉及到他们对无意识概念的不同看法。荣格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是不完整的，带有不必要的负面色彩。他认为弗洛伊德将无意识仅仅看作是情感和欲望的存储库。荣格将他和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重叠部分称为“个人无意识”。然而，荣格对无意识的看法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模型，而更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还提出了另一种超越个人层面的无意识，称为类精神状态（psychoid）[b]。“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不是特定地理群体的总和，而是跨越人类历史的，对原型角色的总结和归纳。
1912年11月，荣格和弗洛伊德在慕尼黑参加了一次精神分析杂志研讨会。在讨论关于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精神分析论文时，荣格表达了这篇文章与精神分析运动中实际冲突的关系的看法。在荣格演讲时，弗洛伊德突然晕倒，荣格将他扶到一张长椅上休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13年9月在慕尼黑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荣格在此次会议中谈论了心理类型，以及分析心理学中的外向和内向型。
1912-1920：中年孤立[编辑]
1912年，《无意识心理学》的出版标志着荣格与弗洛伊德友谊的最终破裂。往来信件显示，弗洛伊德甚至不愿考虑荣格在书中提出的想法。决裂之后，荣格原有的朋友相继离他而去。慕尼黑会议后，他处于自杀的边缘，写下了七卷个人日记。这些日记的一部分在2009年被合并整理为《红书》出版，后来完整地收录在2020年出版的《黑书》中。荣格声称他在1912年创作的《无意识心理学》是一种“部分成功的尝试”，并于1952年以《转化的象征》为题重新编辑出版。1913和1914年，荣格在伦敦心理医学协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尽管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断了原定的计划，但在康斯坦斯·朗（Constance Long）英文译作的帮助下，荣格的思想仍然在英国传播开来。
《红书》和《黑书》[编辑]
1913年，时年38岁的荣格经历了一次可怕的“与无意识的对峙”。他被虚幻的图像与声音包围，意识到精神疾病的威胁，几近精神分裂。而后，他认识到到这是一段有价值的经历，因此在私下用文字记录了所见的虚幻图景。他将这些经历记录在日记中，也即他所谓的“黑书”。他表示这本小小的日记包含了一切。这些日记部分手写，部分由打字机打出，此外还包含“第二层”文字，也即在编辑过程中对日记内容的心理学阐释。1915年前后，荣格开始使用一本红色皮革装订的笔记转写转写日记，并附上插图，这项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16年。荣格去世前并未对这本他所谓“红书”有任何指示，英国心理史学家索努·沙姆达萨尼说服荣格的后人将其出版。截至2008年9月，仅有20多个人曾见过这部作品。
2007年，荣格的日记手稿经高分辨率扫描，并于2009年10月7日出版。纽约魯賓藝術博物館在2009年10月7日至2010年2月15日期间展出了荣格《红书》的皮革装订，以及《黑书》原本。据这次展出的文本介绍所言，荣格在这两本书中发展出了他职业生涯中关于原型、集体无意识以及个性化过程的主要理论。作品的三分之二内容是他为文本创作的插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辑]
1914年，就在一战发生前，荣格频繁梦见世界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在晚年的传记中描述道：“我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正在发展之中。我看见了滔天的黄色巨浪，漂浮在水里的文明的残片及成千上万具被淹死的无数死尸……我感到迷惑不解和心里作呕，同时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惭愧。”尽管最初荣格只将这些幻想视为个人的精神危机，但随着当年8月一战的爆发，他开始意识到个人潜意识与人类集体体验的共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格作为医生应召入伍，并很快成为了接收英国士兵和军官的拘留营的指挥官。瑞士在一战期间保持中立，因此受到要求拘留来自战争双方越过边境逃离抓捕的人。担任拘留营指挥官期间，荣格致力于改善滞留在瑞士的士兵的生活条件，并鼓励他们参与大学课程。
1920-1953：旅行[编辑]
1910年代末，在陆续发表数篇期刊文章后，荣格逐渐走出孤立时期，并随后于1921年发表了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心理类型》。在随后数十年里，荣格持续撰写、出版作品，并开始于世界各地旅行。
英格兰[编辑]
1920年，康斯坦斯·朗邀请荣格前往英格兰康沃尔郡参加学术会议。随后，荣格又在1923参加了由他的英国门徒赫尔顿·戈德温·贝恩斯组织的会议，以及1925年的另一场会议。1935年，应同事兼好友H·G·贝恩斯、爱德华·贝纳特和休·克莱顿-米勒邀请，荣格前往伦敦Tavistock中心发表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后续被整理收录在荣格的作品集中。
1938年，荣格荣获牛津大学荣誉学位，并在同年7月29日至8月2日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心理治疗医学大会上发表主席致辞，随后前往拜访位于柴郡的露丝·贝利（Ruth Bailey）一家。1946年，荣格成为新建立的分析心理学会首任荣誉主席。
美国[编辑]
荣格曾在和弗洛伊德合作期间访问美国，1909年到马萨诸塞州访克拉克大学并举办讲座，在那里两人荣获该校颁发的荣誉学位。1912年，荣格在纽约福坦莫大学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后来这些讲座内容被整理出版为《无意识心理学》。1924至1925年冬季，荣格受福勒·麦考密克和乔治·波特资助前往美国西部旅行，期间他拜访了新墨西哥州的酋长山湖。1936年，他再次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并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为他的追随者们举办了讲座。次年，他还前往耶鲁大学主讲特里讲座，内容后续以《心理学与宗教》（Psychology and Religion）为题出版。
东非[编辑]
1925年10月，卡尔·荣格启程前往东非展开一次名为“布基苏心理学探险”（Bugishu Psychological Expedition）的探索之旅。同行者还有他的英国友人H·G·贝恩斯以及美国助理乔治·贝克威斯（George Beckwith）。他们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位名为露丝·贝利（Ruth Bailey）的英国女人，其在数周后加入了他们的旅程。一行人穿越肯尼亚和乌干达，一直到埃尔贡山。居住在埃尔贡山附近的当地居民长期与与世隔绝，因此荣格采用对话方式了解和探索当地文化，以期深入理解“原始心理学”。他后来总结认为，自己获得的多数见解源于自身经历以及所受的欧洲心理学教育。“血亲力比多”（kinship libido）是荣格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意为对某个群体或家族的本能归属感，荣格视其为人类体验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力比多在家庭层面的体现。这一概念与非洲班图语中的“乌班图”概念相似，乌班图哲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我存在，因为你存在”（I am because you are）。
印度[编辑]
1937年12月，荣格再次离开苏黎世，与福勒·麦考密克（Fowler McCormick）一同前往印度。他在印度时感到自己“直接处于一种异域文化的影响之中”。相比在非洲旅行时受到的语言制约，荣格在印度时可以更自由的与当地人交谈。而后，印度教哲学逐渐成为了他有关象征以及无意识生活的理解中重要的基础。尽管如此，荣格仍然避免了一次与印度教上师拉玛那·马哈希的会面，他称马哈希被吸收进了“自我”之中。荣格在旅程中拜访了维达吉里斯瓦拉寺，并在那里与一位当地专家探讨位于该寺庙瞿布罗（神庙塔门）中的符号与雕塑。这场对话后来被收录在他的作品《爱翁》（Aion）中。荣格在此次旅程中患上了严重疾病，随后在加尔各答一所医院呆了两周。1938年后，他的旅行开始局限于欧洲。
1953-1961：晚年[编辑]
1943年，卡尔·荣格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全职医学心理学教授。然而，在次年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后，他辞去了教职，开始过上更加隐居的生活。1945年，他开始与英国罗马天主教牧师维克多·怀特通信，而后与其成为了亲密好友，怀特定期访问荣格位于布林根的居所。他的身体状况在1952年后开始恶化。直到去世前，荣格持续发表作品，包括分析飞碟观测报告于人类心理意义的《飞碟：有关天空中事物的现代神话（1959）》（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61年创作的《接近无意识》（Approaching the Unconscious），这部作品在他去世后出版。
荣格的晚年一直受循环系统疾病的折磨。1961年6月6日，他在瑞士苏黎世州屈斯纳赫特去世，享年85岁。
学说[编辑]
荣格早期思想受其家庭影响，母系方面有着对神秘主义和改革派神学的浓厚兴趣，而在父亲一边，则是受到两位重要人物——他的祖父，医师和科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Jung），以及博学家、歌德的侄子洛特·凯斯特纳（Lotte Kestner）的影响。尽管荣格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临床医学、写作以及分析心理学，但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其他领域，例如量子物理学、活力论、东方和西方哲学（包括认识论、炼金术、占星术、社会学等）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探讨。他关于哲学和灵魂相关事物的兴趣将其观点引向神秘主义，尽管他仍偏向于称自己为科学学者。与弗洛伊德不同，荣格对于哲学概念有深入地理解，并致力于将现代心理理论与认识论分支相关联。
主要概念[编辑]
集体无意识[编辑]
原型[编辑]
阴影[编辑]
外向性与内向性[编辑]
人格面具[编辑]
灵性[编辑]
观点[编辑]
超自然现象观点[编辑]
对量子力学的阐释[编辑]
炼金术[编辑]
艺术治疗[编辑]
舞蹈/动作治疗[编辑]
政治观点[编辑]
对国家[编辑]
二战盟军服役[编辑]
纳粹与反犹主义[编辑]
反犹主义[编辑]
纳粹主义[编辑]
对同性恋观点[编辑]
迷幻药[编辑]
注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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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从德国新生命力论哲学家、生物学家杜里舒处借取的名词。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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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osef Hayim Yerushalmi. Freud's Mos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0. ISBN 0-300-05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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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编辑]
- 卡尔·荣格. 回忆、梦、思考. 由于玲娜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ISBN 978753278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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