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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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John Stuart Mill
西方哲學
19世紀哲學
出生
學派 經驗主義功利主義
主要領域 政治哲學倫理學經濟學歸納法
著名思想 public/private sphere, hierarchy of pleasures in Utilitarianism, liberalism, early liberal feminism, first system of inductive logic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生平[编辑]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806年5月20日生於倫敦,也是著名功利主義哲學家傑姆斯·密爾(1773-1836)的長子,傑姆斯來自蘇格蘭的貧困家庭,苦學成功,17歲便為約翰·斯圖亞特爵士選為其女之家庭教師,並被送往愛丁堡大學就讀,1798年成為合格的傳教士,但終身未傳過教,並且視基督教為進步的最大障礙。1802年爵士在倫敦提供他一棟房子,從此就在倫敦以作家及編輯為業;1805年與哈莉耶特·布洛結婚,年餘產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

傑姆斯對於心靈的觀點深受約翰·洛克(1632-1704)之影響,認為心靈最初就如同一張白紙,而思想來自於感覺經驗的積累,而密爾就是傑姆斯的那張白紙,於是密爾從三歲就開始讀希臘文,八歲開始學拉丁文代數幾何,九歲遍讀希臘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階段結束時,他已經具備了比大學畢業生還要廣泛的知識。據密爾《自傳》表示,他認為人在成長的初期,只要經過適當的訓練,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數量遠超過常人所能想像,他表示自己並非上駟之才,但經過這樣的訓練,一樣能夠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

父親對密爾的教育以功利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源自於傑姆斯與邊沁的交情,事實上密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密爾有意無意成為功利主義學派的接班人。

在密爾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學的雄厚背景下,對政治經濟學與法學又下了一番苦工,並且開始在報刊文獻上發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場域是在哲學激進派的喉舌《西敏寺評論》,與之相抗衡的是輝格黨的《愛丁堡評論》以及托利黨的《季刊》,他並且組織了學社與年紀長他不少的人進行學術思辨,並且以讀書會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邏輯學與心理學的知識;1823年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此後便以公務生涯為職,直到東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為止,這樣的公務生涯,使得他成年這段時間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思想工作。

总结他的學習生涯,沒有玩伴、沒有嬉戲,只有書籍和父親的話語,這樣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問題,在那一年他進入了一種精神危機的狀態,在這段時間裡他不斷思索作為一個人的價值何在,並且渐渐從華滋華斯(1770-1850)的詩中得到一些啟發,五年後精神危機慢慢過去,他的思想也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並且開始大幅修正原來的功利主義觀。在生活方面的突出之處在於他開始大量閱讀具有不同觀點人士的著作,例如英國浪漫派的哲學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與聖西蒙(1760-1825)等等;在對民主政治的討論上,他受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很大的影響。當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哈莉特·泰勒(1852年之後成為哈莉耶特·泰勒·密爾)長達20年的相互愛戀以及6年的婚姻生活。在密爾人生的幾個階段裡,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都有一個對話者,從早期他的父親,1830年之後是哈莉特·泰勒,到1858年之則由海倫·泰勒(哈莉耶特之女)取代,這些人的思想與行動當然也影響密爾甚鉅。

密爾對於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哈莉耶特·泰勒的影響,特別是結婚之後,密爾的公開活動一度變得很少,在兩人思想的激盪下,密爾的重要著作有許多都在此時出現。泰勒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的前衛,即便是放在當今的時空下,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的女性主義者也不遑多讓。例如她反對愛情,因為愛情奴役了女性;對基督教的反對,因為它造成了個人解放的障礙,形成了社會專制;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密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密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其蹤跡(Hamburger, 1999:23-30)。也正由於她對於密爾的重大影響,當我們去檢視密爾著作中關於人的理想概念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她作為一個密爾的典範所產生的作用。

在這段戀愛與婚姻的前後,正是密爾著作發表的高峰期,包括了《邏輯體系》(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自由》(1859)、《論代議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1)、《女性的屈從地位》(1869)與《論社會主義》(1876)等等。

密爾晚年並且曾經擔任過一任的國會議員(1865-8),任內為改革法案與勞動階級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並且極力參與政治與社會改革工作。

主要思想[编辑]

论自由[编辑]

整个有关自由的立论是他基于功利主义的方法论的延续,密尔认为不涉及他人利害的行为,他人都无权加以干涉,亦即密尔提出的伤害原则在自由问题的适用: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地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人任何分子的行动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我防卫。” [2]

也即,只有在社会当中的某个成员的行动事实上上有可置信的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对他人的危害,集体才有理由对其行动进行干涉,除此之外任何人和任何团体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均无权干涉。在论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性方面,密尔认为:

一方面,欧洲文明受惠于“道路选择的多样性”,现实世界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人类社会本该追求的目标状态。他认为只有保证个人在其自由疆界内自由追求个人福利的状况,才能够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提供给人们功利意义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带来的福利。“让人类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好的方式生活,比强迫他们按别人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对人类更有益”。

对于极权主义国家或家长制的统治国家,密尔认为这样必然导致人的发育迟缓、思想狭隘和智力的萎缩,因此,密尔主张社会的信息应该集中,而对人施以限制或控制的权力则应该分散。

另一方面,密尔从知识增长和人类真理的发生机制上,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高效保证知识增长的必要保证。为了保证真理为大众所接受,密尔甚至认为保持一定的反面与错误意见也是必要的。“一旦战场上没有敵手,教师和学者就会在他们的职位上沉睡。”他认为正是在与异议的辩驳于争论过程当中,才能够更有力和充分地让真理脱颖而出。

论反对政府干涉[编辑]

密尔提出三条理由,具体有三种反对政府干涉的情况[3]

  • 由个人操办比政府操办在效率上更胜一筹
  • 有一些事情,虽然表面上由个人操办未必比得上政府官员操办的效果好,但是仍适合由个人而非政府操办。
  • 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带来极潜在的祸患。

在政府的权力限制方面,密尔主张应该不宜过量地将一般活动转入政府,以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

最大幸福原理[编辑]

密尔继承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出伦理学领域的终极问题解决完全可诉诸功利主义原则,综合前人理论密尔归纳总结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在密尔看来,幸福就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对于任何事物如果值得欲求,要么是因为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快乐,要么是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

影响和评价[编辑]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

密尔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密尔写《论自由》的目的是要在充斥着宗教不容忍与如影随形的伪善的维多利亚社会里,为个人抵御这些压迫势力提供一些保护。如果书中有哪一句话最能揭示《论自由》全书的宗旨,那这句话就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的,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原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即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因为密尔认为,由于人类难免犯错,自由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真理的途径,而对任何探究的封杀和排斥,都会对人类造成损失,因而都是不明智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让我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者不允许争辩,只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变得不堪一击。

以赛亚·伯林认为密尔的学说虽然不乏过时的心理学知识还有缺乏严密逻辑的说服,但在个人自由领域他仍然是最经典的陈述,密尔的理论核心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对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另外,伯林同时认为密尔没有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或发明,在逻辑学、哲学、经济与政治思想方面他没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因此更应该称作一个世代、民族的教师,而非创造者与革新者[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经济学领域方面认为密尔在认识论上除了能够“根据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进行因果判断外,再没有别的方式理解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所以事实上完全不能够领会边际效用理论,客观上拖延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出现。 在另一方面,哈耶克认为密尔坚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等信条使其赢得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圣人”的声望,但这种声望客观上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5]

著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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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引用[编辑]

  1. ^ Friedrich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Economica. 1941, 8 (31): 281–320. doi:10.2307/2549335. 
  2. ^ 密尔,康慨译,《论自由》,湖南文艺出版社,p9
  3. ^ 密尔,康慨译,《论自由》,湖南文艺出版社,p90-92
  4. ^ 自由论,以赛亚·伯林,p222-251,译林出版社
  5. ^ 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71-172

书目[编辑]

黃偉合:《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研究——從洛克、邊沁到密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