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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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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之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G.C. 18 March 1915 Gallipoli Campaign Article.jpg
日期1915年2月19日 - 1916年1月9日
地點
結果 鄂圖曼帝國勝利
參戰方

 大英帝國

法國 法蘭西帝國

支援:
 俄羅斯帝國

 鄂圖曼帝國
支援:
 德意志帝國

 奧匈帝國
指揮官與領導者
英國 伊恩·漢密爾頓
英國 薩克維爾·卡登
英國 溫斯頓·丘吉爾
奧斯曼帝國 恩維爾帕夏
奧斯曼帝國 穆斯塔法·凱末爾
德意志帝國 奧托·馮·桑德斯
兵力
開始:5師
結束:14師
開始:6師
結束:14師
傷亡與損失
陣亡56,707,
受傷123,598人
陣亡56,643人,
受傷107,007人

加里波利之戰英文Battle of Gallipoli),又稱達達尼爾戰役Dardanelles Campaig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的一場攻堅戰役。它始於一個英國法國聯盟的海軍行動,戰略目標為突入達達尼爾海峽、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然後占領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在土耳其此戰稱為恰納卡萊之戰土耳其語Çanakkale Savaşlari)。

在此次戰役中,協約國方面先後有50萬士兵遠渡重洋登陸加里波利半島。近11個月的戰鬥後,約71,985人死亡,96,937人受傷。這場戰役是一戰中最著名的戰役之一,也是當時最大的海上登陸作戰。由於此戰役傷亡慘重,而傷亡將士絕大部分來自澳大利亞與及新西蘭,故此此兩國於戰後將登陸日期定為永久國定假期,是為澳紐軍團日

序幕[編輯]

在1914年的馬恩河戰役之後,協約國和同盟國在法國北方和比利時一角的戰線上陷入僵持狀態。此時,傳統與英國為盟的奧斯曼帝國逐漸倒向德國一方。

自英國在1907年與奧斯曼帝國傳統敵人俄羅斯修好及結盟,奧斯曼帝國便開始質疑過去百年來聯英抗俄的外交政策能否持續。而德國自協助建成柏林-巴格達鐵路後,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更積極拉攏奧斯曼帝國,以在近東牽制俄羅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英國在外交策略上的輕忽,德國將兩艘無法逃出地中海的新式戰艦格本號大巡洋艦布雷斯勞號小巡洋艦「贈與」奧斯曼帝國,將他們半拖半就加入同盟國的行列,結果導致當時西歐援助俄羅斯最重要的黑海航道遭到封鎖。只有少數封凍港可用的俄羅斯海運吞吐量因此萎縮到僅剩百分之五的地步,這對俄羅斯繼續戰鬥的影響很大,並可能導致協約國輸掉戰爭。

法國官員們首先推薦採取「外圍戰略」(在陷入僵局的西線以外尋找決定性戰場)的辦法打破僵局。1914年11月英國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提出憑藉英國海軍的實力打開達達尼爾海峽,然後在加里波利半島登陸,直取奧斯曼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把土耳其逐出戰爭。一方面又減輕俄羅斯高加索山戰線的壓力。得到君士坦丁堡控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就可直通黑海,支援血戰的俄國軍隊。並且,希望藉此開闢南線,攻打奧匈帝國。1915年1月2日英國政府接受了尼古拉二世的請求,決定在達達尼爾海峽開闢一條新戰線。

海戰[編輯]

無阻號英語HMS Irresistible被水雷炸沉,3月18日。

英法兩國投入戰役的共計有62艘軍艦,以及大量輔助船隻,並指定英國皇家海軍地中海艦隊司令薩克維爾·卡登上將負責指揮這次戰役。艦隊從1915年2月19日炮轟達達尼爾海峽。

在陸地上,奧斯曼軍隊在遭受突然襲擊的情況下,紛紛丟棄陣地向內陸退卻,英國突擊部隊在沒有遇到抵抗的情況下率先衝上海岸。至此,同盟軍實際的地區總指揮,德國軍事顧問奧托·馮·桑德斯中將已洞悉對方計劃中的加里波利登陸戰,火速調動軍隊至戰區,指示奧斯曼軍人掘壕堅守,依據半島複雜的地形建立了強大的防禦體系,又在該地集結土、奧炮兵部隊。在英法軍隊準備擴大戰果時,隱蔽在陣地中的奧斯曼士兵一起開火,把正在攀登懸崖的英軍打了個措手不及。3月3日,聯軍的首輪登陸行動宣告失敗,卡登上將也因病被當作「傷員」回國,由一代男爵約翰·德·羅貝克上將接任艦隊司令。

3月18日,聯軍以新入役不久的無畏艦「伊麗莎白女王號」英語HMS Queen Elizabeth(1913)(8門15英寸/381mm主炮)為旗艦,「不屈號」英語HMS Inflexible(1907)(8門12英寸/305mm主炮)戰列巡洋艦為副旗艦,帶領12艘和4艘吃水較淺的英、法前無畏戰列艦為主力艦(大多數裝有4門12英寸/305mm主炮);共18艘戰列艦,擁300門大、中口徑艦炮,在「皇家方舟號」水上飛機母艦提供偵察和艦炮校射及小規模轟炸掩護下,企圖強行闖入僅1.6公里寬的海峽通道。土軍則在海峽處築有幾處永久要塞(與清軍後期海防要塞配置幾近相同),當天與英國海軍直接對陣的只有3座要塞的22座克虜伯舊式要塞炮,全人力操作,最大口徑240mm,每門備彈約50枚,另有部分小口徑陸軍炮。

英方最初認為,憑藉強大的海軍火力即可摧毀土軍要塞,而未像曾經在中國大沽口那樣組織登陸部隊占領要塞。11時起英法海軍列隊在海峽中來回行駛抵近要塞開炮,數度壓制了土軍火力,卻因此增大了觸雷的概率,「無阻號」英語HMS Irresistible、「不屈號」、「海洋號」英語HMS Ocean (1898)、法艦「布韋號」4艘軍艦相繼觸發水雷,「無阻號」、「布韋號」當即沉沒,「海洋號」於夜間沉沒;土軍殘存要塞炮在硝煙的掩蔽下間隙回擊,從下午戰至晚上,「阿加曼農號」英語HMS Agamemnon (1906),「不屈號」,法艦「蘇弗朗號」「高盧人號」4艘被土軍要塞炮近距離直射命中,嚴重受損。

原本英國派出伊麗莎白女王號為震懾土軍目的,這艘大噸位的戰列艦在狹窄的海峽中行動不便位置靠後並不是作戰主力,當晚「羅貝克」上將認為需避免伊麗莎白女王號受損影響其震懾力,下令全艦隊撤退。事後證明,此撤退的決定很可能是一個決定性錯誤,因為奧斯曼軍隊一共只佈署了26枚水雷,且此時要塞炮彈經消耗和損失已所剩無幾,後備炮彈從德國進口暫存於伊斯坦布爾,途中耽擱當天並未及時運達,若英國海軍不執迷於摧毀海峽口的土軍要塞炮台繼續前進,則擊敗奧斯曼軍隊的勝算極高。

最後英法艦隊捲土重來還是取得了達達尼爾海峽口的控制權,但計劃在加里波利的登陸卻因此耽擱,最終演化成類似西線的塹壕戰。

陸戰[編輯]

奧斯曼第五集團軍的部署

在陸上,英國兵部大臣,第一代基奇納伯爵赫伯特·基奇納命有「詩人將軍」之稱的英國陸軍上將伊恩·漢密爾頓負責指揮。在「卡登」上將首輪登陸失敗後,協約軍判斷一定要以陸軍占領加里波利,才可得到達達尼爾海峽控制權。協約國埃及希臘群島倉促中,集結了一支近八萬人的遠征軍,其主力由當時駐埃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軍隊組成,即「澳紐軍團」(ANZAC)。

與其對陣的是同盟國奧托·馮·桑德斯率領的奧斯曼新編第五集團軍,有八萬四千人。當協約國遠征軍抵達時,兵力已被對方超過;協約軍被阻擋在灘頭,奧斯曼軍隊擁陸炮居高臨下;協約軍無法在鬆軟且充滿地下水的灘頭構建堅固工事,極度依賴海軍艦炮的支持。

土軍在德國炮兵顧問(直接參戰的低階德軍炮兵軍官)的指揮下擁有眾多且組織良好的炮兵。在3月,土軍在達達尼爾海峽兩岸總共布設有82門固定岸防炮,多於230門77mm至150mm移動陸軍炮,這些火炮對協約軍登陸部隊帶來很大損傷。隨着雙方陷入僵持,協約軍在灘頭構築工事據守,此時土軍即便最大的150毫米陸軍炮也威力不足無法造成大的傷害。後英法艦隊遭遇土軍魚雷艇和德軍潛艇夜間偷襲有所損失,撤出了戰場;而土軍獲得奧地利炮兵支援,1915年11月15日第一門奧匈帝國的240毫米「24 cm Mörser M 1898]」摩托化自行臼炮(每門由2部剛問世不久的內燃機動力拖車裝載機動,但仍需固定安裝後才能開火)抵達加里波利,名義上交付土軍第5軍團,因土軍尚未來得及接受操作訓練,實際由奧地利炮兵於11月25日直接操作參戰,較協約國登陸部隊火力占壓倒優勢;灘頭的簡易工事均無法抵禦其直擊,也因艦隊撤離無法召喚艦炮火力摧毀射程較短的奧軍火炮;只是這種臼炮射擊緩慢,加之奧炮兵派出的2門臼炮施行襲擾戰術,每小時只發射2-3枚並持續到每天夜晚,協約軍從指揮部到伙房的簡易工事均無法防禦,只能祈禱其炮彈不會落到自己頭上,這是促使協約軍在一個半月後即全部撤出的主因之一(The Austrian K.u.K. 24 cm. Motormörser-Batterie M 98 No. 9 arrived at Gallipoli on November 15th 1915. Its first bombardment opened on November 25th.)。戰中亨利·莫塞萊不幸殞難。

登陸[編輯]

根據計劃,英軍和澳紐軍團在同一天,分別從兩個不同登陸點上岸,英國軍隊從海麗絲岬(Cape Helles)登陸。在英軍登陸之前,澳紐軍團先在更北面近伽巴帖培(Gaba Tepe)的海灘登陸。

1915年4月25日夜,在掩護艦隊實施炮火準備後,協約國部隊同時展開登陸行動。由於澳紐軍團士兵大多沒有接受過夜間登陸訓練,再加上對半島地形一無所知,錯誤地登陸在目標以北的一個無名小灣(今澳紐軍團灣)。同一天,英國和印度部隊在海麗絲岬同樣遭到奧斯曼軍的猛烈火力。法軍在海峽對面,達達尼爾亞洲一邊登陸,但第二天撤退加入英軍。雖然建立了灘頭陣地,但登陸軍根本就無法把部隊有效展開,實際上陷入了不穩固的、難以防守的立足點。

奧斯曼軍隊在穆斯塔法·凱末爾上校(後來「土耳其之父」阿塔圖爾克)的指揮下,隨即進行了猛烈的還擊。經過一夜的混戰,雙方死傷慘重,已登陸在灘頭的1.6萬名澳紐軍團士兵在奧斯曼軍隊炮火的壓制下,被困在臨時掩體中動彈不得,接下來的幾天,雙方又陷入了僵持局面。

僵持[編輯]

5月1日,奧斯曼軍隊大舉反攻協約國部隊最南面的一個登陸場。在戰鬥中,英國戰列艦「霍萊伊特號/HMS Goliath」、「凱旋號/HMS Triumph」和「威嚴號/HMS Majestic」相繼被擊沉,後兩者為德國"SM U-21"潛艇戰果。結果英國撤離了大批艦隻。這樣一來,登陸部隊便失去了海軍的支援,也失去了火力優勢。

5月6日至8日,協約軍向克里希亞(Krithia)進攻,死傷慘重,最終失敗。19日奧斯曼軍沿着整個澳紐軍團前線又發起反攻。士兵在一連串的自殺式衝鋒中戰死。澳紐軍團無法占領預定的山頭目標,他們被困守在一條從海灘到前沿不過400米的單薄的陣地上。

隨着夏季的來臨,上坡上遍地屍體,帶來痢疾腹瀉腸熱疾病。半島上的澳紐軍團士兵因氣候不適,導致非戰鬥減員持續增加。但協約國為了贏得此次行動的勝利,又調配了3個師的英軍前往半島。與此同時,馮·贊德爾斯也在拼命集結奧斯曼軍隊,準備迎擊新一輪的進攻。

8月進攻[編輯]

1915年8月6日,新一輪的登陸戰在澳紐軍團登陸場西北面的蘇弗拉灣(Suvla Bay)拉開。配合這個計劃的兩場戰鬥在獨松(Lone Pine)和尼克山谷(The Nek)展開。這次行動由英國陸軍資深將領「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Frederick Stopford」將軍指揮,由於奧斯曼在蘇弗拉灣的防守比較薄弱,英軍在登陸時未遇到太多抵抗。可惜的是部隊上岸後未能及時擴大登陸場、鞏固灘頭陣地和向內陸推進占領制高點,寶貴的戰機再次被錯過了。奧托·馮·桑德斯緊急從其他防線抽調了近2萬奧斯曼軍隊抵達蘇弗拉灣,搶先在薩里巴依爾山脊設置了一道臨時防線。凱末爾親自率領奧斯曼軍成功遏制了協約國軍隊前進的步伐。9月戰事開始又陷入僵局。

撤退[編輯]

半島南岸W海灘,1月7日。

9月,漢密爾頓被召回並被解除了指揮權,察爾斯·門羅將軍接替了他,但協約國軍隊的傷亡人數仍與日俱增。初冬寒冷,許多兵士患病,嚴重凍傷迅速在部隊中蔓延,超過16,000人凍傷,有人甚至凍死。11月23日,國防大臣基欽納視察戰場後,不得不下令按階段撤退。9萬軍人秘密撤離加里波利,而土耳其人完全沒有發覺。整個戰役中,撤退是最成功的行動,傷亡不到10人。1916年1月9日,當最後一名澳紐軍團士兵離開海灘後,這次一戰中最大的登陸戰也就正式宣告徹底失敗。

史學家[誰?]分析此次作戰,計劃疏漏、指揮不當、配合不力,導致傷亡慘重。平心而論,一戰當時己陷入僵持不下,死傷慘重的壕塹戰中,而協約國擁有制海權,打擊相對戰力較弱的奧斯曼土耳其,是很合理的選擇。其中,失敗很大原因歸咎於指揮者的優柔寡斷,正如英國著名的軍事史家富勒所言:「這是一個正確、大膽而有遠見的計劃,但卻被在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英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錯誤給斷送了。」

餘波[編輯]

加里波利之戰有許多政治,軍事與文化上的後果。

  • 聯軍撤退時,有許多物資無法撤走,奧斯曼帝國花了近十個月的時間,才將大型物資清運完畢,而其餘物資及戰場復原,則是大戰結束時都還在進行。
  • 此役雙方皆死傷慘重,許多屍體皆是就地掩埋,甚至有更多是無人聞問,因此時至今日,當地農夫在耕種時,依舊可以挖到許多的遺骨。
  • 英國戰史學家約翰·富勒在其著作《西洋世界軍事史》中認為加里波利戰役在戰略上並無不可,但在戰術上卻是一大慘敗。更糟的是,由於戰役本身支援俄羅斯的目標並未達到,協約國的失敗甚至促使保加利亞投入同盟國陣營從而使得巴爾幹戰勢更加惡化,因為自此以後德國與土耳其之間有了直接連繫的通道;同時使得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土耳其而未用於提早打破西線局面。從長遠影響來看整個作戰計劃,應當為帝俄崩潰和俄國赤化負責。
  • 此次戰役奧斯曼帝國主要的將領之一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成為戰爭英雄。數年之後,他領導土耳其獨立戰爭贏得現代國家土耳其的誕生,並被稱為土耳其的國父。

傷亡[編輯]

  • 同盟國:56,707戰死,123,598負傷
  • 英國:34,072戰死,78,520負傷
  • 法國:9,798戰死,17,371負傷
  • 澳大利亞:8,709戰死,19,441 負傷
  • 新西蘭:2,779戰死,4,752負傷
  • 印度:1,358戰死,3,421負傷
  • 紐芬蘭:49戰死,93負傷
  • 奧斯曼帝國:56,643戰死,107,007負傷

紀念[編輯]

土耳其政府建立加里波利半島國立歷史公園以紀念加里波利之戰而死的5萬多士兵。公園裡建有紀念館、紀念碑和墓地。

今天,加里波利半島昔日戰場,許多已經變成了農場。惟獨澳紐軍團灣模樣基本沒變,成為了土耳其旅遊景點。

加里波利之戰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觀點中象徵了兩國英勇頑強和同袍情誼。因此4月25日,澳紐軍團登陸的日子,被定為澳紐軍團日,為紀念加里波利之戰犧牲的聯合軍團將士。今天,澳紐軍團節已成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參見[編輯]

參考書目[編輯]

  • Les Carlyon, Gallipoli (Macmillan, Sydney, 2001)
  • Kevin Fewster (ed.), Gallipoli Correspondent: The Frontline Diary of CEW Bea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Sydney, 1983)
  •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外部連結[編輯]